匍匐前进的台湾环保运动
“找回公民社会”是了解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板块移动之下，社会运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而集体行动又如何受到政治转型的制约?本文分析台湾环境运动长达20余年的发展，借此了解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运动的发展。
简单地说，环境运动是一种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集体行动。然而，这样的定义却忽略了环境主义的各种多样性。台湾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而且也位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陲地位，因此同时出现两种环境运动的类型。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探讨台湾“生计维持”类型的环境运动，有助于我们厘清社会运动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保卫家园行动的萌芽阶段（1970-1986）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以农业培养工业，扶植外销导向的经济体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面对环境的恶化和政府的漠视，台湾各地民众争相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的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像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随着抗争的漫延，早期相对孤立的地方性组织，逐渐汇合成县市级的组织，例如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等，使民众的邻避意识(NIMBY 即反对在我家後园污染) 慢慢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环境价值和集体行动。
第二阶段：保卫家园行动的颠峰阶段（1987-1991）
1987年反杜邦运动的成功，刚好接上蒋经国宣布终止动员戡亂时期，解除报禁、党禁，战后二二八事件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以迄备受压制的社会力，终于井喷式总爆发，台湾民主政治急速发展，妇女运动、工会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公民全面参与社会改革的大潮，环保运动乃其中的中流砥柱。
新兴的政治力量民进党，亦开始积极参与介入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兴起，亦加强了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面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党国资本主义，环境运动当时与反对党发现了共同敌人，自然地形成了同盟军，在许多的议题上合作无间，但也种下日后政治力量吸纳社会运动的开端。
第三阶段：保卫家园运动的转型阶段（1992-1999）
1992年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高峰会，多国签定了多项多边国际环境条约，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森林保护、荒漠化等诸多问题。环境议题的全球化，使得”地球村”的概念得以普及，地方性的反污染，逐渐连结到保护地球、守卫人类家园等普世论述，并从而得到更高的社会正当性。
台湾环保团体也开始专业化、职业化，展现出更强的调查与分析能力，成熟地运用媒体策略和政治游说，开展更深入的环保教育和更有效的环保动员。环境运动亦开始与其他运动结盟合作，与妇女运动的联合，就催生了主妇联盟这样的女性主义环保组织，以消费者共同购买为核心，推动妇女参与环保；与劳工运动的合流，则影响了许多青年环境运动者，环绕在当年民进党内左派的”群众”杂志社以及台湾环保联盟台北分会，形成一鼓红绿合流的左翼力量，在反核、反焚化炉等议题上影深远。不过，与反对政治的靠近，则难免影响环保运动本应持有的独立自主性格；另一边厢，以台湾独立、群众运动路线以及社会民主为纲领的民进党新潮流系，积极吸纳收编环保运动等社会力量，为其执政铺路。此其时的台湾环境运动，成为亚洲地区中最具政治穿透力和社会支持度的运动之一，与印度、南韩的环境运动成三角之势。
第四阶段：社区营造运动的崛起 (2000至今)
2000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正式消解了国民党战后在台的威权统治。不过，借助环境运动等社会力量登上权力高峰的民进党，上台后并未有贯彻落实其环保政策，原本主张“非核家园”立场，在政治现实下软弱无力，“存在决定意识”，当政后的民进党亦越发向资本倾斜，毫不掩饰其增长至上式发展主义信仰，与前朝无异，使许多人环保人士寄望落空，理想幻灭。
环保运动在九十年代全盛期时其实亦未有把握机遇，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扎根民间社会，向市民措募资金，建立与民众的资源收集和双向反馈机制。民进党入主政府，也卷走了一整代的环保运动干部进入各级机关工作，使环保组织人材更形凋零。二千年后，环境运动陷入低迷困惑。此起彼落，取而代之的正是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启的社区营造运动。
千禧年前后，朝野两党为了极建立自身的社区基础，让政权从基层开始建立，不约而同地支持社区营造运动，从文化、教育、治安、福利、卫生和环境等六方面营造美好杜区，促进公民社会，提高市民生活质素。1998年文山社区大学成立，成为第一所属于平民大众的社区大学，揭开社大运动序幕，至今全台共有近百所提供成人教育和社区营造的社区大学。环保意识高涨的公民，开始反对台湾各地的垃圾堆埋场和焚化炉计划，环境团体积极参与垃圾大战，在政策层面上促使台北市政府开征垃圾费随袋征收；然而，作为解决方案的垃圾减量和社区资源回收，推动了环境运动的社区化，为社区营造运动推波助澜。
迈向下一个十年
假如说2000年前，也就是政党轮替前，台湾环境运动的主题是保护家园，那么千禧年后其主调则是社区营造。保护家园建基于被污染者受害意识，以自力救济对抗公害污染，争取迁厂赔偿，是消极的、防御性的的运动阶段；社区营造则以环境意识为出发点，进取地建构新的社区身份认同，倡导绿色价值，让环境运动迈向全民动员、积极建设的新阶段。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何明修2006年出版的专着《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 ，以“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为分析切入点，提出过去二十年台湾环境运动的发展与岛内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政治动员的诸多机会，前者则反过来推动了后者的深化发展。
2005年起，因兴建台北捷运而面临折迁的乐生疗养院，意外地引发了大批青年投身保育运动，自发组织青年乐生联盟，加入抢救古迹。这些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社运青年，近年又发起了保卫集会权利的野草梅运动、反对兴建苏花高(苏澳至花莲高速公路)、以及提出土地正义的台湾农村阵线等多场运动，以创新的文化艺术行动、社交纲络动员、以及超越蓝绿的新世代姿态，为环运补充了面向未来的新血。
就这样，台湾环运重新上路。李根政人等老干部和八零后生力军联手推动的反国光石化（苏贞昌与蔡英文担任“正、副阁揆”时，“国光石化”（八轻）列入“大温暖大投资旗舰计划”，是全力推动的重点项目，“国光石化原”规划设在云林，因环评未能通过，才改设在彰化。预定投资9336亿元，2010年施工，国光石化”环评始终无法过关，反建人越来越多，除社运团体、环保团体、在地居民外，学界、医界、艺文界和青年学生都加入反建行列。）之胜利，被视为近年台湾环境政治博弈的转戾点。马英九表态不支持国光石化，打败国光石化具有划时代意义，意味环保运动终可力挽狂澜，使主导发展的政府也要臣服于民间的环保呼声，而永续台湾的论述，将日渐成为新的朝野共识，一些资深运动组织者甚至嗅到，环保运动正在跨越停滞的门槛，反守为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台湾环境运动再次走在亚洲之先，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台湾环境信息协会、台湾妈祖鱼保育联盟、荒野保护协会、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中华民国野鸟学会、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多个环保组织发起”全民来认股守护浊水溪”信托行动，组织民众认股，组成民间财团，以人民财力”买起”大城湿地，阻止国光石化开发，至今已有7万多人响应，贯彻台湾环保运动多年来取信民间、自力救济的传统。
（本文2011年首发于《南风窗》）
台湾的环境运动不仅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同时也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匍匐前进的台湾环保运动
“找回公民社会”是了解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板块移动之下，社会运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而集体行动又如何受到政治转型的制约?本文分析台湾环境运动长达20余年的发展，借此了解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运动的发展。
简单地说，环境运动是一种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集体行动。然而，这样的定义却忽略了环境主义的各种多样性。台湾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而且也位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陲地位，因此同时出现两种环境运动的类型。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探讨台湾“生计维持”类型的环境运动，有助于我们厘清社会运动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保卫家园行动的萌芽阶段（1970-1986）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以农业培养工业，扶植外销导向的经济体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面对环境的恶化和政府的漠视，台湾各地民众争相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的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像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随着抗争的漫延，早期相对孤立的地方性组织，逐渐汇合成县市级的组织，例如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等，使民众的邻避意识(NIMBY 即反对在我家後园污染) 慢慢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环境价值和集体行动。
第二阶段：保卫家园行动的颠峰阶段（1987-1991）
1987年反杜邦运动的成功，刚好接上蒋经国宣布终止动员戡亂时期，解除报禁、党禁，战后二二八事件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以迄备受压制的社会力，终于井喷式总爆发，台湾民主政治急速发展，妇女运动、工会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公民全面参与社会改革的大潮，环保运动乃其中的中流砥柱。
新兴的政治力量民进党，亦开始积极参与介入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兴起，亦加强了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面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党国资本主义，环境运动当时与反对党发现了共同敌人，自然地形成了同盟军，在许多的议题上合作无间，但也种下日后政治力量吸纳社会运动的开端。
第三阶段：保卫家园运动的转型阶段（1992-1999）
1992年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高峰会，多国签定了多项多边国际环境条约，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森林保护、荒漠化等诸多问题。环境议题的全球化，使得”地球村”的概念得以普及，地方性的反污染，逐渐连结到保护地球、守卫人类家园等普世论述，并从而得到更高的社会正当性。
台湾环保团体也开始专业化、职业化，展现出更强的调查与分析能力，成熟地运用媒体策略和政治游说，开展更深入的环保教育和更有效的环保动员。环境运动亦开始与其他运动结盟合作，与妇女运动的联合，就催生了主妇联盟这样的女性主义环保组织，以消费者共同购买为核心，推动妇女参与环保；与劳工运动的合流，则影响了许多青年环境运动者，环绕在当年民进党内左派的”群众”杂志社以及台湾环保联盟台北分会，形成一鼓红绿合流的左翼力量，在反核、反焚化炉等议题上影深远。不过，与反对政治的靠近，则难免影响环保运动本应持有的独立自主性格；另一边厢，以台湾独立、群众运动路线以及社会民主为纲领的民进党新潮流系，积极吸纳收编环保运动等社会力量，为其执政铺路。此其时的台湾环境运动，成为亚洲地区中最具政治穿透力和社会支持度的运动之一，与印度、南韩的环境运动成三角之势。
第四阶段：社区营造运动的崛起 (2000至今)
2000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正式消解了国民党战后在台的威权统治。不过，借助环境运动等社会力量登上权力高峰的民进党，上台后并未有贯彻落实其环保政策，原本主张“非核家园”立场，在政治现实下软弱无力，“存在决定意识”，当政后的民进党亦越发向资本倾斜，毫不掩饰其增长至上式发展主义信仰，与前朝无异，使许多人环保人士寄望落空，理想幻灭。
环保运动在九十年代全盛期时其实亦未有把握机遇，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扎根民间社会，向市民措募资金，建立与民众的资源收集和双向反馈机制。民进党入主政府，也卷走了一整代的环保运动干部进入各级机关工作，使环保组织人材更形凋零。二千年后，环境运动陷入低迷困惑。此起彼落，取而代之的正是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启的社区营造运动。
千禧年前后，朝野两党为了极建立自身的社区基础，让政权从基层开始建立，不约而同地支持社区营造运动，从文化、教育、治安、福利、卫生和环境等六方面营造美好杜区，促进公民社会，提高市民生活质素。1998年文山社区大学成立，成为第一所属于平民大众的社区大学，揭开社大运动序幕，至今全台共有近百所提供成人教育和社区营造的社区大学。环保意识高涨的公民，开始反对台湾各地的垃圾堆埋场和焚化炉计划，环境团体积极参与垃圾大战，在政策层面上促使台北市政府开征垃圾费随袋征收；然而，作为解决方案的垃圾减量和社区资源回收，推动了环境运动的社区化，为社区营造运动推波助澜。
迈向下一个十年
假如说2000年前，也就是政党轮替前，台湾环境运动的主题是保护家园，那么千禧年后其主调则是社区营造。保护家园建基于被污染者受害意识，以自力救济对抗公害污染，争取迁厂赔偿，是消极的、防御性的的运动阶段；社区营造则以环境意识为出发点，进取地建构新的社区身份认同，倡导绿色价值，让环境运动迈向全民动员、积极建设的新阶段。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何明修2006年出版的专着《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 ，以“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为分析切入点，提出过去二十年台湾环境运动的发展与岛内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政治动员的诸多机会，前者则反过来推动了后者的深化发展。
2005年起，因兴建台北捷运而面临折迁的乐生疗养院，意外地引发了大批青年投身保育运动，自发组织青年乐生联盟，加入抢救古迹。这些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社运青年，近年又发起了保卫集会权利的野草梅运动、反对兴建苏花高(苏澳至花莲高速公路)、以及提出土地正义的台湾农村阵线等多场运动，以创新的文化艺术行动、社交纲络动员、以及超越蓝绿的新世代姿态，为环运补充了面向未来的新血。
就这样，台湾环运重新上路。李根政人等老干部和八零后生力军联手推动的反国光石化（苏贞昌与蔡英文担任“正、副阁揆”时，“国光石化”（八轻）列入“大温暖大投资旗舰计划”，是全力推动的重点项目，“国光石化原”规划设在云林，因环评未能通过，才改设在彰化。预定投资9336亿元，2010年施工，国光石化”环评始终无法过关，反建人越来越多，除社运团体、环保团体、在地居民外，学界、医界、艺文界和青年学生都加入反建行列。）之胜利，被视为近年台湾环境政治博弈的转戾点。马英九表态不支持国光石化，打败国光石化具有划时代意义，意味环保运动终可力挽狂澜，使主导发展的政府也要臣服于民间的环保呼声，而永续台湾的论述，将日渐成为新的朝野共识，一些资深运动组织者甚至嗅到，环保运动正在跨越停滞的门槛，反守为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台湾环境运动再次走在亚洲之先，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台湾环境信息协会、台湾妈祖鱼保育联盟、荒野保护协会、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中华民国野鸟学会、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多个环保组织发起”全民来认股守护浊水溪”信托行动，组织民众认股，组成民间财团，以人民财力”买起”大城湿地，阻止国光石化开发，至今已有7万多人响应，贯彻台湾环保运动多年来取信民间、自力救济的传统。
（本文2011年首发于《南风窗》）
台湾的环境运动不仅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同时也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