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尹倩（1973- ），女，山西大同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时间上，“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中国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关键词：“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4-04
“中国模式”是近些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和政要在媒体上经常使用的新概念，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有些学者甚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解释受到其使用动机的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些偏颇。但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在充分认识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对于“中国模式”概念解释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和语境加以内化，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真正提出客观而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概念解释。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的概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模式”并非“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7日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在他那里，“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中国模式”只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而“北京共识”的范围则更广一些。“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1］。然而，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国际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更多的时候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使用。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笔者肯定提出“北京共识”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赞同“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对于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似乎更为贴切。理由如下：
首先，“共识”一词存在被滥用的现象，容易引起歧义，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意欲表达的内容不符。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在“华盛顿共识”一词提出后，又先后出现了蒙特雷共识、哥本哈根共识、墨西哥共识。美国的“耶鲁全球化”网站有篇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了太多的“共识”，这表明，“共识”已成为时髦的词语，因此，也不再是有任何意义的可以信赖的标识。作者挖苦道：“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非常有市场，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这表明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的理论。”最近两年，随着“北京共识”一词得到传播，许多与北京有关的事情都被冠以“北京共识”之名，甚至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组织大会和工会论坛所通过的决议也被称为北京共识。［2］因此，应慎用“共识”一词。
其次，“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两个概念是有明确区别的。“中国模式”既可以是实践经验，也可以是发展理念，参照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所谓“北京共识”只是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它与“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都属于发展理念的范畴。因此，相比之下，“北京共识”概念的视角过于狭窄。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虽意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雷默对拉美研究颇有造诣，由于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其产生了提出“北京共识”的理论冲动。同时，雷默用“共识”一词也与其新闻记者的出身有很大关系，是为了广大读者能够关注其文章。但联想到“华盛顿共识”向拉美地区和前苏东国家强行推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北京共识”也就变得政治味十足。如同“华盛顿共识”一样，西方学者使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时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即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中国力求避免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发展模式是多样的，没有一种模式是普遍适用和永远不变的，中国从来就无意于向其他国家推销自己的发展经验，因此，我们并不主张采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郑永年认为，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和敌视，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3］
可见，“北京共识”歧义太多，太容易引起争论，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它毕竟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种新概念看待中国。当然，我们不应以“北京共识”而沾沾自喜，而应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加以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为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新概念。“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蕴涵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等丰富的内容，故而更宜用于中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第二，“中国模式”在时间维度上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从鸦片战争后各界精英所追寻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产业救国”道路到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代中国人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无不彰显着中国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都应是“中国模式”所涵盖的内容。但严格地讲，它们又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模式”，而仅仅是考察“中国模式”时的历史背景。惟有划清这一边界，才能凸现出“中国模式”的时代意义。
因此，当前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中国模式”概念，并不是笼统地指中国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点的。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原则、途径、程序以及结果，都属于“中国模式”的范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内容，则不应归入“中国模式”概念之下。也就是说，就时间坐标而言，“中国模式”仅仅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经验。“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凸现出来的，而在此之前的探索，仅仅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准备，它不构成今天“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
第三，“中国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
由于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发展模式简化为经济发展模式，在今天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或感受到这一习惯性思维的广泛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习惯性思维，否则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与把握就只能是片面甚至扭曲的。如前所述，雷默在区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时，也把“中国模式”看做是“北京共识”中关于经济的那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并不赞同。
一般而言，社会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包含着多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模式”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其内容理应是相当丰富的。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中国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能够成功应对各种经济难题，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模式”的最初动因。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绝不是经济一个方面所能概括的。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涉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涉及政治体制的完善、社会结构的转变、思想文化的更新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诸多内容。显然，我们今天所运用的“中国模式”概念，实际上理应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将“中国模式”仅仅限定在经济领域肯定是不恰当的。［4］
第四，“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既出现过成功的模式，譬如亚洲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日本模式”、“四小龙”模式；也有失败的模式，譬如前苏联模式、拉美执政官模式等。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且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例如，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和丹麦等，都实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拥有超强的实力，但却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想建立这样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四个欧洲传统强国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国情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别。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资源小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层次多、不平衡；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乡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特殊的国情，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特殊时代条件，决定了中国发展既不能照搬美英模式，也不能盲目模仿德日模式，必须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新模式，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例如，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
总之，“中国模式”既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了营养，又始终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发展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价值，是自主创新和开放学习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模式”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大同世界”理想，又融合了源自欧洲的马列主义的精髓，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智慧，萃取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
第五，“中国模式”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的概念。
任何社会都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固定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实践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客观来源，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推进，为社会发展模式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素材。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其发展模式也必然不断调整和更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对现实社会发展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总结的“中国模式”，也必然处于不断发展中。雷默在2004年6月10日接受《参考消息》专访时指出：“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解决方案，这是它与传统发展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些内容，如重视创新、重视人力资本和重视运用‘不对称力量’等，仍然十分有效。但‘中国模式’一直在变化，由于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它不可能静止不变。”［5］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中国模式”同样存在一个不断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它还远未成熟。
“中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尚未获得稳定的形态，而“中国模式”的魅力也不能仅仅靠增长速度来提升。一个只是创造出了速度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有了真正的进步。对于中国来说，尤其要提防“速度陷阱”。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任重而道远，预示着“中国模式”尚需根本性的创新。如果说北京存在着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中国改革尚未完成的共识。因此，就成熟性而言，“中国模式”显然还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的模式，远未成型，也未得到世界公认，它正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挑战。只有对这些质疑和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与解答，“中国模式”才能确立并得到发展。这就提示我们，在理解“中国模式”时，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成型的发展模式，而应当坚持发展的观点，将其看做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第六，“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学习能力的民族。“中国模式”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了营养，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智慧。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学习和效法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是借鉴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后又学习苏联的经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多赴法国、德国和苏联寻求革命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按苏联模式来设计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和信息化实践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参照。“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发展模式批判借鉴的结果，“中国模式”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首先，“中国模式”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苏联模式带有明显的备战性、封闭性，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在新技术革命挑战面前，这一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造成经济不断滑坡。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端，虽然我们很早就有所认识，但并没有解决好，从而使这一模式在我国沿袭了20余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探索一个符合自己国情的新的发展模式，才能走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低谷，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模式”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其次，“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借鉴的结果。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浪潮直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的面貌。世界范围的竞争，已从过去的军事转向以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从目前看，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成功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三种模式尽管有各自的特点，但本质上均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上述几个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从中汲取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实际上，“中国模式”的发展过程，就是学习和融合世界先进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的不少理念与举措，虽然表述的语言是中国的，做法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但核心价值取向反映的却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的发展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内与国际的局限，从整体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1］“The Beijing Consensus, lik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before it,contains many ideas that are not about economics. They are about politic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省略.uk/fsblob/244.pdf.
［2］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3］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4］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9）.
［5］“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
责任编辑：王清明
作者简介：�尹倩（1973- ），女，山西大同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时间上，“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中国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关键词：“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4-04
“中国模式”是近些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和政要在媒体上经常使用的新概念，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有些学者甚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解释受到其使用动机的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些偏颇。但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在充分认识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对于“中国模式”概念解释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和语境加以内化，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真正提出客观而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概念解释。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的概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模式”并非“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7日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在他那里，“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中国模式”只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而“北京共识”的范围则更广一些。“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1］。然而，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国际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更多的时候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使用。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笔者肯定提出“北京共识”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赞同“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对于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似乎更为贴切。理由如下：
首先，“共识”一词存在被滥用的现象，容易引起歧义，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意欲表达的内容不符。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在“华盛顿共识”一词提出后，又先后出现了蒙特雷共识、哥本哈根共识、墨西哥共识。美国的“耶鲁全球化”网站有篇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了太多的“共识”，这表明，“共识”已成为时髦的词语，因此，也不再是有任何意义的可以信赖的标识。作者挖苦道：“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非常有市场，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这表明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的理论。”最近两年，随着“北京共识”一词得到传播，许多与北京有关的事情都被冠以“北京共识”之名，甚至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组织大会和工会论坛所通过的决议也被称为北京共识。［2］因此，应慎用“共识”一词。
其次，“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两个概念是有明确区别的。“中国模式”既可以是实践经验，也可以是发展理念，参照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所谓“北京共识”只是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它与“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都属于发展理念的范畴。因此，相比之下，“北京共识”概念的视角过于狭窄。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虽意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雷默对拉美研究颇有造诣，由于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其产生了提出“北京共识”的理论冲动。同时，雷默用“共识”一词也与其新闻记者的出身有很大关系，是为了广大读者能够关注其文章。但联想到“华盛顿共识”向拉美地区和前苏东国家强行推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北京共识”也就变得政治味十足。如同“华盛顿共识”一样，西方学者使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时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即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中国力求避免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发展模式是多样的，没有一种模式是普遍适用和永远不变的，中国从来就无意于向其他国家推销自己的发展经验，因此，我们并不主张采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郑永年认为，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和敌视，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3］
可见，“北京共识”歧义太多，太容易引起争论，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它毕竟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种新概念看待中国。当然，我们不应以“北京共识”而沾沾自喜，而应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加以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为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新概念。“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蕴涵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等丰富的内容，故而更宜用于中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第二，“中国模式”在时间维度上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从鸦片战争后各界精英所追寻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产业救国”道路到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代中国人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无不彰显着中国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都应是“中国模式”所涵盖的内容。但严格地讲，它们又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模式”，而仅仅是考察“中国模式”时的历史背景。惟有划清这一边界，才能凸现出“中国模式”的时代意义。
因此，当前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中国模式”概念，并不是笼统地指中国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点的。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原则、途径、程序以及结果，都属于“中国模式”的范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内容，则不应归入“中国模式”概念之下。也就是说，就时间坐标而言，“中国模式”仅仅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经验。“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凸现出来的，而在此之前的探索，仅仅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准备，它不构成今天“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
第三，“中国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
由于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发展模式简化为经济发展模式，在今天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或感受到这一习惯性思维的广泛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习惯性思维，否则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与把握就只能是片面甚至扭曲的。如前所述，雷默在区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时，也把“中国模式”看做是“北京共识”中关于经济的那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并不赞同。
一般而言，社会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包含着多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模式”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其内容理应是相当丰富的。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中国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能够成功应对各种经济难题，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模式”的最初动因。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绝不是经济一个方面所能概括的。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涉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涉及政治体制的完善、社会结构的转变、思想文化的更新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诸多内容。显然，我们今天所运用的“中国模式”概念，实际上理应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将“中国模式”仅仅限定在经济领域肯定是不恰当的。［4］
第四，“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既出现过成功的模式，譬如亚洲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日本模式”、“四小龙”模式；也有失败的模式，譬如前苏联模式、拉美执政官模式等。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且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例如，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和丹麦等，都实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拥有超强的实力，但却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想建立这样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四个欧洲传统强国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国情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别。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资源小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层次多、不平衡；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乡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特殊的国情，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特殊时代条件，决定了中国发展既不能照搬美英模式，也不能盲目模仿德日模式，必须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新模式，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例如，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
总之，“中国模式”既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了营养，又始终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发展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价值，是自主创新和开放学习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模式”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大同世界”理想，又融合了源自欧洲的马列主义的精髓，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智慧，萃取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
第五，“中国模式”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的概念。
任何社会都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固定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实践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客观来源，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推进，为社会发展模式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素材。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其发展模式也必然不断调整和更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对现实社会发展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总结的“中国模式”，也必然处于不断发展中。雷默在2004年6月10日接受《参考消息》专访时指出：“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解决方案，这是它与传统发展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些内容，如重视创新、重视人力资本和重视运用‘不对称力量’等，仍然十分有效。但‘中国模式’一直在变化，由于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它不可能静止不变。”［5］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中国模式”同样存在一个不断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它还远未成熟。
“中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尚未获得稳定的形态，而“中国模式”的魅力也不能仅仅靠增长速度来提升。一个只是创造出了速度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有了真正的进步。对于中国来说，尤其要提防“速度陷阱”。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任重而道远，预示着“中国模式”尚需根本性的创新。如果说北京存在着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中国改革尚未完成的共识。因此，就成熟性而言，“中国模式”显然还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的模式，远未成型，也未得到世界公认，它正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挑战。只有对这些质疑和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与解答，“中国模式”才能确立并得到发展。这就提示我们，在理解“中国模式”时，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成型的发展模式，而应当坚持发展的观点，将其看做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第六，“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学习能力的民族。“中国模式”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了营养，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智慧。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学习和效法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是借鉴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后又学习苏联的经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多赴法国、德国和苏联寻求革命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按苏联模式来设计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和信息化实践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参照。“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发展模式批判借鉴的结果，“中国模式”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首先，“中国模式”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苏联模式带有明显的备战性、封闭性，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在新技术革命挑战面前，这一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造成经济不断滑坡。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端，虽然我们很早就有所认识，但并没有解决好，从而使这一模式在我国沿袭了20余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探索一个符合自己国情的新的发展模式，才能走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低谷，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模式”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其次，“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借鉴的结果。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浪潮直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的面貌。世界范围的竞争，已从过去的军事转向以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从目前看，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成功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三种模式尽管有各自的特点，但本质上均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上述几个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从中汲取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实际上，“中国模式”的发展过程，就是学习和融合世界先进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的不少理念与举措，虽然表述的语言是中国的，做法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但核心价值取向反映的却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的发展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内与国际的局限，从整体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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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3］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4］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9）.
［5］“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