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巾帼
——冰心、丁玲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文学意义的阶段文学，虽然只有仅仅三十二年（1917-1949），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且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它是一座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无可比拟的里程碑。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阶段，连接着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巨大转折点。这就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的深深“裂痕”，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纵横交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质，是中国任何一段文学史难以比及的。
继1918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四首，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短短几年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白话文为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以启蒙为精神核心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新文学作品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治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并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居于文坛正宗的文学形态。 就是在“人的发现”这一指导思想下，有了对封建制度、思想、礼教的否定与批判，才有了对束缚妇女思想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和非常重要的“妇女解放”的提出。让在封建社会压迫下无奈沉睡太久的女性觉醒，让五四的女作家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同时给文坛注入了一股女性文学的新鲜血液。在五四这个年轻的时代产生了一批年轻的新女性作家，她们通过文字来反抗封建传统、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用笔来表现新女性的冲决和痛苦。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细腻温婉的文字，抒发内心对封建社会强烈的反抗的声音，对男女平等的迫切渴求，以及对打破男权压迫实现婚姻自由的向往。
五四女作家往往被人们归为两类，一类是闺秀派作家，另一类是新女性派作家。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毅真的长篇论文《几位当代女小说作家》中，“毅真讲五四至30年代的女作家分成‘在礼教的范围来写爱’的闺秀派作家（冰心、绿漪）、徘徊于‘新’与‘旧’之间的‘新闺秀派作家’（凌淑华），以及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派作家（冯沅君、丁玲）三类来评述”。她们都是在五四自由之风下成长的女性，都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她们有着和其他女性不一样的思维和想法，她们的创作主旨都是争取女性权利、自由，打破封建礼加在妇女身上的城中枷锁，同时唤醒女性意识。不过相比闺秀派作家，新女性派作家更加激进和反叛，她们是追求妇女解放也更加彻底。冰心和丁玲，是其中较为优秀，也较为突出的女作家，是当时文坛不让须眉的巾帼之星。
一、冰心——爱如繁星 情似春水
在新文学史上，冰心可以说是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以一颗仁爱的心关怀着人类的痛苦，探求着困扰生命的根本问题，她用女性的似水柔情浸润着读者的心灵，涤荡着尘世的污垢。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同时也成为了小读者的知心朋友，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尽管从创作来看，冰心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散文而不在小说，但是冰心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出现却是和问题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创作之初，她就表现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她1919年至1925年发表的三十来篇问题小说中，妇女家庭小说共8篇，约占三分之一。在抗战期间，冰心的小说散文集《关于女人》写了14个女人的故事，探索“五四”到抗战期间妇女地位和命运，表现出中国女性为抗战服务的热忱，在这些作品中均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尤其看重和钟爱女性的性别特征。认为妇女应该将“为人”
与“为女”统一起来。她在著名的《关于女人》后记中专门颂扬女人的美质，视女人为真善美的象征，“我对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反映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尖端„„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至少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在冰心看来，女人的“真”与男性平分秋色，而“善”、“美”却超出了男性。这石破天惊的话语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对女性作了高度的赞美。
冰心的作品一是对夹缝中悲剧女性的哀矜。冰心在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方面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对子女的不幸命运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悲悯，同时也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争取受教育与婚姻自由的权利。《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主人公英云受过了新式的教育，是觉醒了的女性，有较高的人生追求。可她虽然她不满于包办婚姻，却未做丝毫的反抗；虽有宏图大志，却缺乏实现理想的信心和勇气，从中也流露出她性格软弱的一面。冰心正是借着这些“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她之所以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家庭的不良现状，描写悲剧主人公，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注意，只有引起了注意，才能对现实有所变革。
二是对理想女性人格的建构。《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就是最早出现在冰心笔下的理想女性。这些女性的构建集中体现了冰心的理想：她们不仅具有东方女性的沉静、淡雅、大方、朴素之美，而且具有女性的温柔、端庄、聪慧、勇敢之美。与第一类女性不同的是当她们遇到挫折时，理想幻灭时，不是怨天尤人，不是萎靡颓唐，而是更为深沉，更为坚韧，更为勇敢。她们已经突破男权思想的藩篱，以自尊、自立、自强的人生姿态“浮出历史的地表”，她们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温柔、明慧的传统美德，也具备时代女性的聪敏、开朗、独立与热情，并且对生活和理想有着执着追求。他们以知识和才能获得了女性的尊严，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使生活艺术化，并且变得更加美好。
三是对劳动妇女的关注和赞美。冰心除了在小说中刻画了以上二类女性形象外，还塑造了较为生动鲜活的下层社会女性形象。她们是《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六一姊》的六一姊，《冬儿姑娘》中的冬儿姑娘，《我的奶娘》中的奶娘，《张嫂》中的张嫂。作者不是孤立地赞扬劳动妇女的勤劳，而是肯定她们在抗战中的地位，从这一高度挖掘其身上的美质，正是从她们身上作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冰心的小说反映了我国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新文学发展的特点，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新文学殿堂里有着重要的地位。她适应我国民族的审美习惯和传统心理，熔炼中西文学语言与一炉，铸造出华彩辞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以白话为主，杂糅古今中外，创造了自己婉丽清秀、典雅秀逸的语言风格。冰心的小说，富有我国传统文学的审美特征，揭示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尤其对女性的自下而上生存状态进行了展示，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并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丁玲——巾帼须眉 战地黄花
正如毅真所分，丁玲相较冰心是更激进更加反叛的新女性派作家作家，她始终坚持女性立场，极具时代的鲜明印记。她高扬女性主义旗帜在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作总结的同时，又拓宽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选择。虽然“她的文学创作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狭小格局”，但总的说来，“最能发挥和体现作家艺术个性的是一批充满疑虑、苦闷，而又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孤傲和倔强的女性形象”。从这些形象身上表明她对男权文化秩序大胆彻底的颠覆，其中包括唯我独尊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悲剧意识、鲜明的时代性。
丁玲的作品中，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在丁玲的作品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
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丁玲的小说，其女性人物形象除了美之外，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们骨子里有股潜在的傲气，其核心是不甘沉沦，对旧时代、旧制度的叛逆。这股傲气和叛逆精神在作品中俯拾即得。《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她弟弟十分爱她，但她却看不起苇弟，认为苇弟不了解她，并且百般捉弄他。对于她深爱的凌吉士，她又看不起他美丽外表下隐藏的卑劣的灵魂，最后痛苦地离开了他。苇弟、凌吉士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物，而莎菲或多或少有点看不起，这恰恰证明莎菲有股“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傲气。《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姑娘出嫁后，虽然没有出格的言辞，但是后来她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小二，对于小二与婆婆的打骂，她“快乐的承受着”，厌倦了一般人的生活。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对于村人的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抗，而是以一种卓然的傲气不予理睬，傲气的背面是女性对时代的叛逆。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她笔下的女性多是美的，把美的女性的挣扎与毁灭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她们越是美丽，越让人们感到悲哀。丁玲笔下的美的女性，其命运多是悲的。悲剧正是女性命运的深刻体现。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美的、悲的，但是她们在痛苦中高歌：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莎菲、阿毛没有向命运低头，以爱的追寻作为她们最明显的抗争手段，在自己幸福的希望破灭时，选择了轻生之路，我们可以说她们是勇敢的，具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
“美、傲、悲、勇”是 丁玲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鲜明特征，构成了丁玲女性小说的独特视角。文学即人学。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地写出女性深层心理的作家，也是女性对男权的“反抗者”。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当时的“历史风云”的笼罩下，存在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即使是在那些“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也透者男性的性别优越感，女性放置于边缘、陪衬的地位。丁玲是最早认识到女性命运，树立自觉性别眼光的作家。
冰心，她“爱如繁星，情似春水”。她的文章着重突显女性的美质，以其温柔典雅、含蓄秀逸的风格书写女，呼唤着女性的觉醒和抗争。而丁玲，她堪为“巾帼须眉，战地黄花”。她以其激进的写作风格对腐朽的男权文化秩序予以颠覆，从更深层次呼唤女性对自身价值的内省，倡导女性价值的重构。她以独到而磅礴的审美品格创造出史诗化的灵魂艺术。她们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从空间的宽度和时间广度书写着女性，创造着女性文学的高峰，树立起女性化的时代旗帜，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不愧为文坛的巾帼英雄。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巾帼
——冰心、丁玲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文学意义的阶段文学，虽然只有仅仅三十二年（1917-1949），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且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它是一座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无可比拟的里程碑。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阶段，连接着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巨大转折点。这就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的深深“裂痕”，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纵横交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质，是中国任何一段文学史难以比及的。
继1918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四首，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短短几年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白话文为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以启蒙为精神核心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新文学作品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治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并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居于文坛正宗的文学形态。 就是在“人的发现”这一指导思想下，有了对封建制度、思想、礼教的否定与批判，才有了对束缚妇女思想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和非常重要的“妇女解放”的提出。让在封建社会压迫下无奈沉睡太久的女性觉醒，让五四的女作家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同时给文坛注入了一股女性文学的新鲜血液。在五四这个年轻的时代产生了一批年轻的新女性作家，她们通过文字来反抗封建传统、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用笔来表现新女性的冲决和痛苦。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细腻温婉的文字，抒发内心对封建社会强烈的反抗的声音，对男女平等的迫切渴求，以及对打破男权压迫实现婚姻自由的向往。
五四女作家往往被人们归为两类，一类是闺秀派作家，另一类是新女性派作家。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毅真的长篇论文《几位当代女小说作家》中，“毅真讲五四至30年代的女作家分成‘在礼教的范围来写爱’的闺秀派作家（冰心、绿漪）、徘徊于‘新’与‘旧’之间的‘新闺秀派作家’（凌淑华），以及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派作家（冯沅君、丁玲）三类来评述”。她们都是在五四自由之风下成长的女性，都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她们有着和其他女性不一样的思维和想法，她们的创作主旨都是争取女性权利、自由，打破封建礼加在妇女身上的城中枷锁，同时唤醒女性意识。不过相比闺秀派作家，新女性派作家更加激进和反叛，她们是追求妇女解放也更加彻底。冰心和丁玲，是其中较为优秀，也较为突出的女作家，是当时文坛不让须眉的巾帼之星。
一、冰心——爱如繁星 情似春水
在新文学史上，冰心可以说是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以一颗仁爱的心关怀着人类的痛苦，探求着困扰生命的根本问题，她用女性的似水柔情浸润着读者的心灵，涤荡着尘世的污垢。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同时也成为了小读者的知心朋友，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尽管从创作来看，冰心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散文而不在小说，但是冰心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出现却是和问题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创作之初，她就表现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她1919年至1925年发表的三十来篇问题小说中，妇女家庭小说共8篇，约占三分之一。在抗战期间，冰心的小说散文集《关于女人》写了14个女人的故事，探索“五四”到抗战期间妇女地位和命运，表现出中国女性为抗战服务的热忱，在这些作品中均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尤其看重和钟爱女性的性别特征。认为妇女应该将“为人”
与“为女”统一起来。她在著名的《关于女人》后记中专门颂扬女人的美质，视女人为真善美的象征，“我对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反映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尖端„„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至少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在冰心看来，女人的“真”与男性平分秋色，而“善”、“美”却超出了男性。这石破天惊的话语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对女性作了高度的赞美。
冰心的作品一是对夹缝中悲剧女性的哀矜。冰心在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方面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对子女的不幸命运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悲悯，同时也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争取受教育与婚姻自由的权利。《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主人公英云受过了新式的教育，是觉醒了的女性，有较高的人生追求。可她虽然她不满于包办婚姻，却未做丝毫的反抗；虽有宏图大志，却缺乏实现理想的信心和勇气，从中也流露出她性格软弱的一面。冰心正是借着这些“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她之所以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家庭的不良现状，描写悲剧主人公，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注意，只有引起了注意，才能对现实有所变革。
二是对理想女性人格的建构。《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就是最早出现在冰心笔下的理想女性。这些女性的构建集中体现了冰心的理想：她们不仅具有东方女性的沉静、淡雅、大方、朴素之美，而且具有女性的温柔、端庄、聪慧、勇敢之美。与第一类女性不同的是当她们遇到挫折时，理想幻灭时，不是怨天尤人，不是萎靡颓唐，而是更为深沉，更为坚韧，更为勇敢。她们已经突破男权思想的藩篱，以自尊、自立、自强的人生姿态“浮出历史的地表”，她们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温柔、明慧的传统美德，也具备时代女性的聪敏、开朗、独立与热情，并且对生活和理想有着执着追求。他们以知识和才能获得了女性的尊严，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使生活艺术化，并且变得更加美好。
三是对劳动妇女的关注和赞美。冰心除了在小说中刻画了以上二类女性形象外，还塑造了较为生动鲜活的下层社会女性形象。她们是《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六一姊》的六一姊，《冬儿姑娘》中的冬儿姑娘，《我的奶娘》中的奶娘，《张嫂》中的张嫂。作者不是孤立地赞扬劳动妇女的勤劳，而是肯定她们在抗战中的地位，从这一高度挖掘其身上的美质，正是从她们身上作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冰心的小说反映了我国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新文学发展的特点，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新文学殿堂里有着重要的地位。她适应我国民族的审美习惯和传统心理，熔炼中西文学语言与一炉，铸造出华彩辞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以白话为主，杂糅古今中外，创造了自己婉丽清秀、典雅秀逸的语言风格。冰心的小说，富有我国传统文学的审美特征，揭示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尤其对女性的自下而上生存状态进行了展示，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并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丁玲——巾帼须眉 战地黄花
正如毅真所分，丁玲相较冰心是更激进更加反叛的新女性派作家作家，她始终坚持女性立场，极具时代的鲜明印记。她高扬女性主义旗帜在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作总结的同时，又拓宽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选择。虽然“她的文学创作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狭小格局”，但总的说来，“最能发挥和体现作家艺术个性的是一批充满疑虑、苦闷，而又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孤傲和倔强的女性形象”。从这些形象身上表明她对男权文化秩序大胆彻底的颠覆，其中包括唯我独尊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悲剧意识、鲜明的时代性。
丁玲的作品中，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在丁玲的作品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
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丁玲的小说，其女性人物形象除了美之外，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们骨子里有股潜在的傲气，其核心是不甘沉沦，对旧时代、旧制度的叛逆。这股傲气和叛逆精神在作品中俯拾即得。《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她弟弟十分爱她，但她却看不起苇弟，认为苇弟不了解她，并且百般捉弄他。对于她深爱的凌吉士，她又看不起他美丽外表下隐藏的卑劣的灵魂，最后痛苦地离开了他。苇弟、凌吉士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物，而莎菲或多或少有点看不起，这恰恰证明莎菲有股“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傲气。《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姑娘出嫁后，虽然没有出格的言辞，但是后来她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小二，对于小二与婆婆的打骂，她“快乐的承受着”，厌倦了一般人的生活。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对于村人的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抗，而是以一种卓然的傲气不予理睬，傲气的背面是女性对时代的叛逆。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她笔下的女性多是美的，把美的女性的挣扎与毁灭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她们越是美丽，越让人们感到悲哀。丁玲笔下的美的女性，其命运多是悲的。悲剧正是女性命运的深刻体现。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美的、悲的，但是她们在痛苦中高歌：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莎菲、阿毛没有向命运低头，以爱的追寻作为她们最明显的抗争手段，在自己幸福的希望破灭时，选择了轻生之路，我们可以说她们是勇敢的，具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
“美、傲、悲、勇”是 丁玲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鲜明特征，构成了丁玲女性小说的独特视角。文学即人学。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地写出女性深层心理的作家，也是女性对男权的“反抗者”。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当时的“历史风云”的笼罩下，存在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即使是在那些“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也透者男性的性别优越感，女性放置于边缘、陪衬的地位。丁玲是最早认识到女性命运，树立自觉性别眼光的作家。
冰心，她“爱如繁星，情似春水”。她的文章着重突显女性的美质，以其温柔典雅、含蓄秀逸的风格书写女，呼唤着女性的觉醒和抗争。而丁玲，她堪为“巾帼须眉，战地黄花”。她以其激进的写作风格对腐朽的男权文化秩序予以颠覆，从更深层次呼唤女性对自身价值的内省，倡导女性价值的重构。她以独到而磅礴的审美品格创造出史诗化的灵魂艺术。她们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从空间的宽度和时间广度书写着女性，创造着女性文学的高峰，树立起女性化的时代旗帜，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不愧为文坛的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