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2008-12-18 1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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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确实值得好好纪念。40年的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之前，网上有关改革开放的辩论。我细看了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是歌颂文革和文革前的观点。近年社会上歌颂文革有蔓延之势。如南街村复制文革那一套；中学音乐课课本京剧都是样板戏；把文革深情地叫“激情岁月”、“红色浪漫”、“红色经典”；四川有人穿红卫兵服装迎接奥运火炬……。人有不同思想的权力，这正是当今和文革的重大区别，但可怕的是上述现象背后都有官方的影子，而他们是和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看到这些现象集郁胸中，不吐不快。报上一篇文章很深刻，题目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文章针对一些人面对当前官场腐败严重，并导致社会两极化不断发展，而怀念文革及文革前的状态进行分析，很有说服力。对于上层有的是极左余孽，他们借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毫不奇怪，他们从来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主张文革一直进行下去。而大多数人面对腐败和两极分化无可奈何，由于无知而开错了药方。他们唯一的参照对象是文革和文革前，他们认为非此即彼，要改革开放就腐败，不腐败，就回文革或文革前。不是的。首先文革和文革前不是没有腐败，四清之一就是清经济，批林批孔三箭齐发其一就是批走后门。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人人自危，腐败没有这样严重。而政治高压，人人自危决不是社会常态，也侵犯了人民的政治权力，而且也不是解决腐败的好办法。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实草也没能阻止明朝腐败灭亡。腐败不是不可治，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都腐败严重。我们政治廉洁在世界排名靠后，而同属中国的香港在世界政治廉洁排名名列前茅。历史上有个周期率：腐败－民不聊生－大起义社会动荡－新生力量崛起取得政权－开始腐败。毛泽东说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民主。可惜解放后他没有实现诺言，他选择的办法却是搞运动，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治理腐败未必一定要搞得腥风血雨，千百万人挨斗，冤案遍地，莫须有地整一些人，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腐败也很严重，后来成立反贪局，直属总督，解决了腐败问题。我们学香港也成立反贪局，让它从属地方政府，结果毫无作用，不少反贪局长成了大贪污犯。同一件事，江南为桔江北为枳了。所谓腐败，就是权力没有制衡，没有限制，用权谋私利。权力天生喜欢为所欲为，自私自利。自觉是靠不住的。这已形成共识。至于怎样制约权力，国内外榜样众
多，大人比我们知道的多多了。我们经济步子比较大，所以经济发展快，速度位列世界前茅。而政治改革滞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腐败越来越严重，导致两极分化。广大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好处。致使收入低，负担重。国内市场消费不旺。不仅有违执政为民，也正影响经济的发展。所谓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所以解决腐败，两极分化严重，不是倒退到文革和文革前，而是要靠政治改革，像香港那样建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倒退是没出路的。历史的周期率不是证明了吗？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已把制约权力提上日程。
80年代改革在人们的心中是那样神圣。它给人们那样多的实惠，一个包产到户，人们终于离开了用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粮本。一个特区、市场经济，人们告别了几十年商品短缺的日子，那时弄个自行车票、电视票不容易。结婚还要去批点木材做家俱，家家做家俱，男人都是半个木匠。那时有个亲戚在商店工作是很引以为自豪的事。现在进商店，卖东西的恨不得把东西塞到你怀里。可近十多年改革声誉每况愈下，甚至一提新改革老百姓心里就打鼓。教育改革：教育产业化，上大学没个十万八万读不下来。考大学怕考不上，万幸考上了，又怕读不起；七借八借读完了，又愁找工作；工作找到了，工资低，又愁还不了帐。读书无用论开始出现。我们的全民医疗体系曾被联合国当作样板的，由于国家投入占不足，让医院医生创收，潘朵拉匣子一经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小病成百上千元，一个手术一百多万的新闻也不稀奇了。现在房价直线上升，大城市动不动就上百万，对工薪阶层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的北京亲戚两个儿子结婚都结在家里。一个民谣说：房改把你兜掏空，教改把你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现在兜掏空也解决不了买房问题。更让人不平的是，一边工人下岗，农民工超常的工作时间，工资却在最底线徘徊，还经常拖欠。而高官工资动不动上百万，几百万，上千万。我们这里前几年就传出领导年终奖金一百万。这几年保密了，不得而知。但五大银行高管年薪120万是上了报的。平安保险高管年薪竟6千6百多万。而我的几个亲戚在工行上班，前几年还几百元，现在才一千多一点。官员、公务员待遇比工人农民高得太多。这不是改革的错，而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必然恶果。老百姓对涉及自身的决策无权参与，任那些大权在握者把自己的工资、福利提得高高的。我们政府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世界倒数，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列世界前茅。这个后果很早就有人预见到了，今天不过是不幸成为事实。这些不是改革的错，而是不改革的错，政治改革滞后的错。当然政
治改革滞后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涉及一些掌权者的利益。几十年来改革一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就进行不下去，积重难返，愈演愈烈。
附录：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回顾这次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们可以一发现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以思想僵化的过气精英为代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没落贵族，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每当人们跟着他们走时，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着旧的封建徽章；今天，这种人臀部露出的旧时代徽章便是“计划经济”，甚至有斯大林时代的思想印记。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乃至“文革”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人民公社”的崩溃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和反华势力策动的，而是种“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建设违背人性的必然结局。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历史不再排徊》为题，写过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衰史的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解体，是中国农民、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领袖反复博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一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展史，还不如说是讲50多年来我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一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20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和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一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改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谁能把那1700万知青退回乡下，退回他们娘肚子里去？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
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知道，那时候，普通中学和大学是培养极少数精英的，那时出于“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的教育发展战略，国家对极少数未来精英的财政投资，根本不能跟今天大众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论；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这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总之使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产物，而是顺应民心、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其实，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汲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中共中央都有明确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讲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若仍坚持神化毛泽东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我们只大讲特讲毛泽东知何“过五关斩六将”（如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领》、《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那样），而讳言“败走麦城”（如“大跃进”、“三年困难”、“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们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近有件事使我深有感。有篇写我的文章，一开篇讲我生于1952年某某公社某某大队。1952年哪来的“公社”和“大队”？编辑将我讲的妻子当时不能招工回城的原因、她父亲的所谓“特（务）嫌（疑）问题”，自以为是地改写成莫明其妙的“特殊问题”。由此不难推定，年轻人不要说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这些“文革”中的具体事件了，就是对“三面红旗”、“四清运动”、“五一六通知”这些改革开放前的重要历史脉络也不会有清晰的印象。—这样的历史认知水平，怎么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政治合理性？
《大突破》中有一段历史教训讲得很有警示意义：1952年的“五反”在当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即运动揭发的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行贿、偷枕漏税、盗骗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盘窃国家经济情报）激起了全社会的一道德义愤，这种“舆论”（这种发动的“群众运动”大造声势说过头话、斗争时“扩大化”是惯例）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早结束容许资本主又发展时期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快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中论证了“改造”的实质是“消灭”）。今天，也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2008-12-18 1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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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确实值得好好纪念。40年的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之前，网上有关改革开放的辩论。我细看了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是歌颂文革和文革前的观点。近年社会上歌颂文革有蔓延之势。如南街村复制文革那一套；中学音乐课课本京剧都是样板戏；把文革深情地叫“激情岁月”、“红色浪漫”、“红色经典”；四川有人穿红卫兵服装迎接奥运火炬……。人有不同思想的权力，这正是当今和文革的重大区别，但可怕的是上述现象背后都有官方的影子，而他们是和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看到这些现象集郁胸中，不吐不快。报上一篇文章很深刻，题目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文章针对一些人面对当前官场腐败严重，并导致社会两极化不断发展，而怀念文革及文革前的状态进行分析，很有说服力。对于上层有的是极左余孽，他们借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毫不奇怪，他们从来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主张文革一直进行下去。而大多数人面对腐败和两极分化无可奈何，由于无知而开错了药方。他们唯一的参照对象是文革和文革前，他们认为非此即彼，要改革开放就腐败，不腐败，就回文革或文革前。不是的。首先文革和文革前不是没有腐败，四清之一就是清经济，批林批孔三箭齐发其一就是批走后门。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人人自危，腐败没有这样严重。而政治高压，人人自危决不是社会常态，也侵犯了人民的政治权力，而且也不是解决腐败的好办法。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实草也没能阻止明朝腐败灭亡。腐败不是不可治，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都腐败严重。我们政治廉洁在世界排名靠后，而同属中国的香港在世界政治廉洁排名名列前茅。历史上有个周期率：腐败－民不聊生－大起义社会动荡－新生力量崛起取得政权－开始腐败。毛泽东说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民主。可惜解放后他没有实现诺言，他选择的办法却是搞运动，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治理腐败未必一定要搞得腥风血雨，千百万人挨斗，冤案遍地，莫须有地整一些人，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腐败也很严重，后来成立反贪局，直属总督，解决了腐败问题。我们学香港也成立反贪局，让它从属地方政府，结果毫无作用，不少反贪局长成了大贪污犯。同一件事，江南为桔江北为枳了。所谓腐败，就是权力没有制衡，没有限制，用权谋私利。权力天生喜欢为所欲为，自私自利。自觉是靠不住的。这已形成共识。至于怎样制约权力，国内外榜样众
多，大人比我们知道的多多了。我们经济步子比较大，所以经济发展快，速度位列世界前茅。而政治改革滞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腐败越来越严重，导致两极分化。广大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好处。致使收入低，负担重。国内市场消费不旺。不仅有违执政为民，也正影响经济的发展。所谓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所以解决腐败，两极分化严重，不是倒退到文革和文革前，而是要靠政治改革，像香港那样建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倒退是没出路的。历史的周期率不是证明了吗？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已把制约权力提上日程。
80年代改革在人们的心中是那样神圣。它给人们那样多的实惠，一个包产到户，人们终于离开了用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粮本。一个特区、市场经济，人们告别了几十年商品短缺的日子，那时弄个自行车票、电视票不容易。结婚还要去批点木材做家俱，家家做家俱，男人都是半个木匠。那时有个亲戚在商店工作是很引以为自豪的事。现在进商店，卖东西的恨不得把东西塞到你怀里。可近十多年改革声誉每况愈下，甚至一提新改革老百姓心里就打鼓。教育改革：教育产业化，上大学没个十万八万读不下来。考大学怕考不上，万幸考上了，又怕读不起；七借八借读完了，又愁找工作；工作找到了，工资低，又愁还不了帐。读书无用论开始出现。我们的全民医疗体系曾被联合国当作样板的，由于国家投入占不足，让医院医生创收，潘朵拉匣子一经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小病成百上千元，一个手术一百多万的新闻也不稀奇了。现在房价直线上升，大城市动不动就上百万，对工薪阶层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的北京亲戚两个儿子结婚都结在家里。一个民谣说：房改把你兜掏空，教改把你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现在兜掏空也解决不了买房问题。更让人不平的是，一边工人下岗，农民工超常的工作时间，工资却在最底线徘徊，还经常拖欠。而高官工资动不动上百万，几百万，上千万。我们这里前几年就传出领导年终奖金一百万。这几年保密了，不得而知。但五大银行高管年薪120万是上了报的。平安保险高管年薪竟6千6百多万。而我的几个亲戚在工行上班，前几年还几百元，现在才一千多一点。官员、公务员待遇比工人农民高得太多。这不是改革的错，而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必然恶果。老百姓对涉及自身的决策无权参与，任那些大权在握者把自己的工资、福利提得高高的。我们政府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世界倒数，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列世界前茅。这个后果很早就有人预见到了，今天不过是不幸成为事实。这些不是改革的错，而是不改革的错，政治改革滞后的错。当然政
治改革滞后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涉及一些掌权者的利益。几十年来改革一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就进行不下去，积重难返，愈演愈烈。
附录：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回顾这次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们可以一发现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以思想僵化的过气精英为代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没落贵族，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每当人们跟着他们走时，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着旧的封建徽章；今天，这种人臀部露出的旧时代徽章便是“计划经济”，甚至有斯大林时代的思想印记。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乃至“文革”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人民公社”的崩溃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和反华势力策动的，而是种“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建设违背人性的必然结局。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历史不再排徊》为题，写过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衰史的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解体，是中国农民、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领袖反复博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一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展史，还不如说是讲50多年来我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一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20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和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一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改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谁能把那1700万知青退回乡下，退回他们娘肚子里去？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
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知道，那时候，普通中学和大学是培养极少数精英的，那时出于“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的教育发展战略，国家对极少数未来精英的财政投资，根本不能跟今天大众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论；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这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总之使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产物，而是顺应民心、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其实，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汲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中共中央都有明确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讲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若仍坚持神化毛泽东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我们只大讲特讲毛泽东知何“过五关斩六将”（如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领》、《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那样），而讳言“败走麦城”（如“大跃进”、“三年困难”、“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们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近有件事使我深有感。有篇写我的文章，一开篇讲我生于1952年某某公社某某大队。1952年哪来的“公社”和“大队”？编辑将我讲的妻子当时不能招工回城的原因、她父亲的所谓“特（务）嫌（疑）问题”，自以为是地改写成莫明其妙的“特殊问题”。由此不难推定，年轻人不要说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这些“文革”中的具体事件了，就是对“三面红旗”、“四清运动”、“五一六通知”这些改革开放前的重要历史脉络也不会有清晰的印象。—这样的历史认知水平，怎么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政治合理性？
《大突破》中有一段历史教训讲得很有警示意义：1952年的“五反”在当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即运动揭发的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行贿、偷枕漏税、盗骗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盘窃国家经济情报）激起了全社会的一道德义愤，这种“舆论”（这种发动的“群众运动”大造声势说过头话、斗争时“扩大化”是惯例）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早结束容许资本主又发展时期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快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中论证了“改造”的实质是“消灭”）。今天，也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