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在《三角态势：美国空军全球存在新框架》这篇报告中认为，当前的美国全球态势，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许多美军海外基地可追溯到数十年前的武装冲突。未来，新兴威胁发生地域多变、技术含量更高，美国需要对海外基地的需求进行重新评估。 战略锚点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美国在关键地区和存在重大军事威胁的地区需要有亲密的安全伙伴国。2013年的大中东和东亚就在上述地区之列。而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为美军在更遥远地区实施合作行动提供支持。例如，美国与西欧安全伙伴之间数十年的安全合作关系，在美军近几年来数次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数年里，美国将进一步加强与欧洲伙伴国的安全合作，遏制恐怖组织在北非的扩散。简言之，战略锚点的价值不仅限于所在地域，而是有着广阔的潜在延伸空间和广泛的安全利益。 持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美国亲密的安全合作伙伴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7国可被视为顶级战略锚点。自20世纪50年代（或者更早时期）以来，美国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关键的永久性军事设施，这些国家还参加了美军近期实施的作战行动。美军数十年的持久性军事存在，是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特征。美国的军事存在，为美与相关国家开展定期交往、情报共享和联合训练与演习提供了机会，从而为应急事件中有效实施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如果美军从某个国家完全撤出，双方的安全合作关系可能会延续，但不会达到过去的深度和持久性。例如，美军在20世纪60年代撤出法国之后，美法安全合作关系就明显下滑。 从长远看，美国对长期军事存在进行调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适应安全挑战和东道国的政治限制。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全球态势的范围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仍将继续演变，以适应安全需求的发展。未来美国军事存在的规模会缩小，但长期军事存在仍将是美国与驻在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诚实、持久的合作与信任，是美国与战略锚点国家关系的核心。美国不能以损害这种伙伴关系为代价，换取任何军事设施的使用权。 共同防御合作伙伴 在波斯湾地区，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地区安全关切，为美国在该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提供了条件。不过，美军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因素的限制。这些国家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国和战略锚点，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为美军作战和部署提供了大量支援，但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与英国等7国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以轮换力量的方式保持军事存在，这种做法将越来越普遍。例如，目前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希望美国能扩大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但又不想美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为此，美国海军将新型近海战斗舰部署在新加坡，轮换期为10个月。美军还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附近的罗伯森军营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同样将采取轮换形式。菲律宾官员则公开表示，美国近期将在苏比克湾以轮换的形式部署海军和空军部队。 前方行动基地 战略锚点有时可作为前方行动基地，但数量太少，地理分布也过于集中，难以满足美国应对众多应急事件的需要。前方行动基地的特征取决于作战方案和具体任务，但大多数作战平台与作战区域之间的距离需要在1500海里之内。 美国空军在建立前方行动基地时，还需考虑到机场跑道的长度和宽度、停机坪的大小以及油料储量。对于应急性前方行动基地，美国空军并不需要保持前沿存在或者和平时期的定期准入权。在大规模应急作战行动中，美国空军通常是在前方行动基地之外开始行动。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空军在冲突期间需要保持迅速扩充机场的能力，但更好的办法应该是与伙伴国合作，在和平时期确定和改进潜在的前方行动基地。 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空军需要建立前方行动基地的区域，兰德公司报告对28个作战想定的需求进行了评估。如图5所示，这些作战想定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南太平洋、南美洲、欧洲北极、非洲、中东、西南亚、印度洋、东南亚和东北亚。 作战想定因任务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涉及6类应急行动： *自然灾害； *国内冲突； *反暴乱/反恐/反海盗； *有限冲突/危机； *大规模作战行动； *核扩散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项研究对可能作为前方行动基地的机场的相对效用进行了评估，包括机场容量和距离作战地点的远近。兰德报告以具有代表性的作战任务为例，对备选机场所需的部队结构进行估量，并得出结论――美军并不缺少潜在的前方行动基地。如图6所示，在南中国海附近有100多座机场能够为F-16战机的作战行动提供保障。实施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需要10～20座机场，但大多数作战行动仅需几座机场作保障，从而使美军能够灵活选择作战地点。 事实上，在某一地区范围内，各机场在相关作战想定中的职能基本类似。这些机场可称为“基地集群”。扩大对这些基地集群的准入权，对于美军有效实施作战行动而言非常必要。 图7展示了美军11个基地集群： 1.南美（保障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应急行动） 2.西非（保障在尼日利亚的应急行动） 3.非洲之角（保障在肯尼亚和西南亚的应急行动） 4.南欧/东欧（保障在伊朗的应急行动） 5.北欧（保障在北冰洋的应急行动） 6.波斯湾（保障在伊朗和印度洋的应急行动） 7.印度西部（保障在西南亚的应急行动） 8.东南亚（保障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应急行动） 9.澳大利亚（保障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0.雅蒲/帕劳/马里亚纳群岛（保障在东亚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1.东北亚（保障在朝鲜和日本-俄罗斯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供应链（中转机场） 美国空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中转机场网络，为空中机动提供保障。这些机场的职能包括：为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空运飞机提供备选线路；为空中加油提供保障。为了应对恶劣气候或驻在国政治限制，美国空军在太平洋上建立了2条飞行路线――北线（阿拉斯加-日本）和南线（夏威夷-关岛-日本或东南亚），在大西洋上建立了3条飞行路线――北线（特拉华-英国或德国）、中线（特拉华-西班牙）和南线（特拉华-加勒比-阿森松岛-非洲）。并非所有中转机场都是美国空军基地，有些是美国海军或海军陆战队基地，有些则是伙伴国的军用设施（如阿森松岛），还有些是民用机场。 美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根据中转机场的设施容量和人员配置，将这些供应链分为4个层级。其中最高级别仅有3座设施：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和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图8显示的是当前中转机场的地点和层级。 为了分析这些中转机场的未来需求，兰德报告根据相关作战想定，对中转机场网络的效用进行评估，包括机场与前方行动基地之间的距离和通用性等。相比之下，欧洲的中转机场与非洲、西南亚和欧洲的前方行动基地之间距离更近，通用性更强。东南亚、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机场邻近东亚的一些前方基地，但通用性不及欧洲的机场。相比之下，夏威夷、阿拉斯加和拉美/加勒比的机场通用性更逊一筹。 鉴于某些地区中转机场数量相对较多，相互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近（例如德国拉姆施泰因机场和斯潘达勒姆机场，以及西班牙罗塔机场和莫龙机场）。如果仅仅考虑C-17的航程，那么这些机场在数量上似乎已经超出了美军的需求。但如果考虑到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需要，那么中转机场的数量并不多，特别是没有一座机场（包括拉姆施泰因机场在内）能够独立完成保障大规模应急作战行动的任务，同时还需考虑到天气、国内政治以及敌方威胁等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对这些中转机场只需进行少量投资，便可在应急行动中保障空中机动司令部的作战需求。考虑到这些机场的重要价值，政府应该进行投资而不是削减开支。（胡向春）
兰德公司在《三角态势：美国空军全球存在新框架》这篇报告中认为，当前的美国全球态势，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许多美军海外基地可追溯到数十年前的武装冲突。未来，新兴威胁发生地域多变、技术含量更高，美国需要对海外基地的需求进行重新评估。 战略锚点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美国在关键地区和存在重大军事威胁的地区需要有亲密的安全伙伴国。2013年的大中东和东亚就在上述地区之列。而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为美军在更遥远地区实施合作行动提供支持。例如，美国与西欧安全伙伴之间数十年的安全合作关系，在美军近几年来数次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数年里，美国将进一步加强与欧洲伙伴国的安全合作，遏制恐怖组织在北非的扩散。简言之，战略锚点的价值不仅限于所在地域，而是有着广阔的潜在延伸空间和广泛的安全利益。 持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美国亲密的安全合作伙伴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7国可被视为顶级战略锚点。自20世纪50年代（或者更早时期）以来，美国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关键的永久性军事设施，这些国家还参加了美军近期实施的作战行动。美军数十年的持久性军事存在，是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特征。美国的军事存在，为美与相关国家开展定期交往、情报共享和联合训练与演习提供了机会，从而为应急事件中有效实施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如果美军从某个国家完全撤出，双方的安全合作关系可能会延续，但不会达到过去的深度和持久性。例如，美军在20世纪60年代撤出法国之后，美法安全合作关系就明显下滑。 从长远看，美国对长期军事存在进行调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适应安全挑战和东道国的政治限制。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全球态势的范围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仍将继续演变，以适应安全需求的发展。未来美国军事存在的规模会缩小，但长期军事存在仍将是美国与驻在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诚实、持久的合作与信任，是美国与战略锚点国家关系的核心。美国不能以损害这种伙伴关系为代价，换取任何军事设施的使用权。 共同防御合作伙伴 在波斯湾地区，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地区安全关切，为美国在该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提供了条件。不过，美军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因素的限制。这些国家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国和战略锚点，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为美军作战和部署提供了大量支援，但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与英国等7国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以轮换力量的方式保持军事存在，这种做法将越来越普遍。例如，目前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希望美国能扩大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但又不想美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为此，美国海军将新型近海战斗舰部署在新加坡，轮换期为10个月。美军还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附近的罗伯森军营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同样将采取轮换形式。菲律宾官员则公开表示，美国近期将在苏比克湾以轮换的形式部署海军和空军部队。 前方行动基地 战略锚点有时可作为前方行动基地，但数量太少，地理分布也过于集中，难以满足美国应对众多应急事件的需要。前方行动基地的特征取决于作战方案和具体任务，但大多数作战平台与作战区域之间的距离需要在1500海里之内。 美国空军在建立前方行动基地时，还需考虑到机场跑道的长度和宽度、停机坪的大小以及油料储量。对于应急性前方行动基地，美国空军并不需要保持前沿存在或者和平时期的定期准入权。在大规模应急作战行动中，美国空军通常是在前方行动基地之外开始行动。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空军在冲突期间需要保持迅速扩充机场的能力，但更好的办法应该是与伙伴国合作，在和平时期确定和改进潜在的前方行动基地。 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空军需要建立前方行动基地的区域，兰德公司报告对28个作战想定的需求进行了评估。如图5所示，这些作战想定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南太平洋、南美洲、欧洲北极、非洲、中东、西南亚、印度洋、东南亚和东北亚。 作战想定因任务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涉及6类应急行动： *自然灾害； *国内冲突； *反暴乱/反恐/反海盗； *有限冲突/危机； *大规模作战行动； *核扩散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项研究对可能作为前方行动基地的机场的相对效用进行了评估，包括机场容量和距离作战地点的远近。兰德报告以具有代表性的作战任务为例，对备选机场所需的部队结构进行估量，并得出结论――美军并不缺少潜在的前方行动基地。如图6所示，在南中国海附近有100多座机场能够为F-16战机的作战行动提供保障。实施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需要10～20座机场，但大多数作战行动仅需几座机场作保障，从而使美军能够灵活选择作战地点。 事实上，在某一地区范围内，各机场在相关作战想定中的职能基本类似。这些机场可称为“基地集群”。扩大对这些基地集群的准入权，对于美军有效实施作战行动而言非常必要。 图7展示了美军11个基地集群： 1.南美（保障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应急行动） 2.西非（保障在尼日利亚的应急行动） 3.非洲之角（保障在肯尼亚和西南亚的应急行动） 4.南欧/东欧（保障在伊朗的应急行动） 5.北欧（保障在北冰洋的应急行动） 6.波斯湾（保障在伊朗和印度洋的应急行动） 7.印度西部（保障在西南亚的应急行动） 8.东南亚（保障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应急行动） 9.澳大利亚（保障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0.雅蒲/帕劳/马里亚纳群岛（保障在东亚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1.东北亚（保障在朝鲜和日本-俄罗斯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供应链（中转机场） 美国空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中转机场网络，为空中机动提供保障。这些机场的职能包括：为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空运飞机提供备选线路；为空中加油提供保障。为了应对恶劣气候或驻在国政治限制，美国空军在太平洋上建立了2条飞行路线――北线（阿拉斯加-日本）和南线（夏威夷-关岛-日本或东南亚），在大西洋上建立了3条飞行路线――北线（特拉华-英国或德国）、中线（特拉华-西班牙）和南线（特拉华-加勒比-阿森松岛-非洲）。并非所有中转机场都是美国空军基地，有些是美国海军或海军陆战队基地，有些则是伙伴国的军用设施（如阿森松岛），还有些是民用机场。 美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根据中转机场的设施容量和人员配置，将这些供应链分为4个层级。其中最高级别仅有3座设施：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和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图8显示的是当前中转机场的地点和层级。 为了分析这些中转机场的未来需求，兰德报告根据相关作战想定，对中转机场网络的效用进行评估，包括机场与前方行动基地之间的距离和通用性等。相比之下，欧洲的中转机场与非洲、西南亚和欧洲的前方行动基地之间距离更近，通用性更强。东南亚、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机场邻近东亚的一些前方基地，但通用性不及欧洲的机场。相比之下，夏威夷、阿拉斯加和拉美/加勒比的机场通用性更逊一筹。 鉴于某些地区中转机场数量相对较多，相互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近（例如德国拉姆施泰因机场和斯潘达勒姆机场，以及西班牙罗塔机场和莫龙机场）。如果仅仅考虑C-17的航程，那么这些机场在数量上似乎已经超出了美军的需求。但如果考虑到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需要，那么中转机场的数量并不多，特别是没有一座机场（包括拉姆施泰因机场在内）能够独立完成保障大规模应急作战行动的任务，同时还需考虑到天气、国内政治以及敌方威胁等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对这些中转机场只需进行少量投资，便可在应急行动中保障空中机动司令部的作战需求。考虑到这些机场的重要价值，政府应该进行投资而不是削减开支。（胡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