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 艳 的 桃 花
周 知
且不说百花，纵然搜遍世间草木，没有那一种比桃花更具灵性，更宜也更多地入诗文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古老的《诗经．周南》中这首无名氏的《桃夭》为发轫，原本属于自然的桃花始染墨香。如果说无名氏的《桃夭》是信手拈来，只将其作为万千植物中普通的一种，那么东晋的陶渊明则是刻意安排了。自古到今，梅、兰、竹、菊被文人雅士们喻为植物界的四君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经就荒，松菊犹存”„„陶渊明在诗文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它们，显示出对它们特别的感情。然而，梅花冷硬，芝兰小器，修竹单调，金菊纤弱，还有一个共同的缺憾是华而不实。凌寒傲霜、永不失节这些暴露的优点过于传统，象贤淑的结发妻子，居家有方，庸实生活中不可或缺，但若要它们营造浪漫，却又勉为其难。所以，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在最理想的境界，在最动情的时刻，抛弃了官吏的虚伪，坦露出诗人的率真，想到的不是君子，而是热烈奔放娇艳媚人的桃花。及至盛唐，粉红色的文字更是数不胜数，“江上人家桃树枝”、“桃花潭水深千尺”、“桃花流水鳜鱼肥”„„将明丽的桃花与无形无骨的水结合起来，柔情曼意尽显其风。 陶渊明官场失意小隐于山，置身南山下梦断桃花源；刘禹锡两度遭贬踌躇玄都观，绝望中发出“种桃道士归何处”的诘问；其后的唐寅更是心死桃花坞，“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不仅成日价肆无忌惮地咏唱桃花，索性连栖身的的茅屋也命名为“桃花庵”，难怪其尽管大半生贫困潦倒，后人却硬要冠他“风流才子”之名。细细想来，这种“栽赃陷害”还是有些基础的，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没冤枉他。
娇弱的桃花似乎是检测诗人情怀的标尺，“十里桃花，万家酒庄”，汪伦熟悉诗人的软肋，八个字便骗得目空一切的谪仙乐颠颠远道而至；“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与山野村姑一场意外邂逅，让连《三百首》都未能入选的落第秀才崔护名声大噪，顺利忝列群星璀璨的盛唐诗人群中，这实实在在是沾了桃花的光，是桃花激活了他沉睡的才情。《诗经》中的桃花是纯粹的植物，到了崔护时代，已开始给它赋予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在不知不觉中由“它”蜕变为“她”，如果彼时的桃花瓣有巴掌那么大的话，青楼才女薛涛回赠元稹的情诗，传说中怕就不会题在没有多少想象空间的红叶上了。
高洁的秋菊只能作高谈阔论的知音，媚俗的牡丹又登不了士子的大雅之堂，介于二者之间的桃花却可以作情人。明艳、丰腴、富于质感的桃花之于相对保守的陶渊明，尚属冥冥臆想中的情人，健康，活泼，色艺双全，令他不忍玷污又难以割舍，只有秘藏于内心深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世风的进化，嗣后的桃花便成了水，成了女人的别称，成了私情、艳情、思情、幽情、怨情、凄情、悲情的代名词，成了古典中国的玫瑰，成了旷男怨女的寄情物。“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里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诉尽尘世男女情的《红楼梦》是绝对绕不开桃花的，多愁善感的林大小姐重建桃花社，吟咏《桃花行》，最终情场败北，落个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的结局，将自己的一腔柔情满腹忧怨连同落红一块葬入地下；而将桃花演绎得悲壮惨烈到了极致的大制作，又莫过于清代戏剧大师孔尚任，他注入《桃花扇》的不仅是柔情同时还有侠骨，只是青楼烈女李香君那比桃花还要鲜艳的血，为腐朽的南明王室而洒显得多少有些不值。
植物桃树有个奇特之处，它把明艳的花和甘美的果高举奉献，却把体内的毐素悄悄排入地下，久而久之，自己也会中毒枯败，这种抑郁自伤现象，与形而上的桃花极为吻合。倒春寒和桃花雪是桃花的绝命杀手，道貌岸然的封建礼教比倒春寒和桃花雪更无情。相书上讲，
男人桃花眼是好色的标志，女人桃花颊是克夫的象征，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要命名为“桃色事件”，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弱者，在强权政治下文人又是弱者，桃花凄艳有如红颜命薄，它是古典文人心中隐隐的痛，千百年来，凄艳的桃花成了他们浪漫情愫和悲悯情怀的载体，陪伴他们走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他们同时也赋予了物质桃花可人的灵性。而现代文学中桃花形象日渐式微，逐步退回到原来的物质形态，这不是桃花失去了灵性，只能证明当代文人想象力的苍白和浪漫情怀的缺失。
凄 艳 的 桃 花
周 知
且不说百花，纵然搜遍世间草木，没有那一种比桃花更具灵性，更宜也更多地入诗文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古老的《诗经．周南》中这首无名氏的《桃夭》为发轫，原本属于自然的桃花始染墨香。如果说无名氏的《桃夭》是信手拈来，只将其作为万千植物中普通的一种，那么东晋的陶渊明则是刻意安排了。自古到今，梅、兰、竹、菊被文人雅士们喻为植物界的四君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经就荒，松菊犹存”„„陶渊明在诗文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它们，显示出对它们特别的感情。然而，梅花冷硬，芝兰小器，修竹单调，金菊纤弱，还有一个共同的缺憾是华而不实。凌寒傲霜、永不失节这些暴露的优点过于传统，象贤淑的结发妻子，居家有方，庸实生活中不可或缺，但若要它们营造浪漫，却又勉为其难。所以，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在最理想的境界，在最动情的时刻，抛弃了官吏的虚伪，坦露出诗人的率真，想到的不是君子，而是热烈奔放娇艳媚人的桃花。及至盛唐，粉红色的文字更是数不胜数，“江上人家桃树枝”、“桃花潭水深千尺”、“桃花流水鳜鱼肥”„„将明丽的桃花与无形无骨的水结合起来，柔情曼意尽显其风。 陶渊明官场失意小隐于山，置身南山下梦断桃花源；刘禹锡两度遭贬踌躇玄都观，绝望中发出“种桃道士归何处”的诘问；其后的唐寅更是心死桃花坞，“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不仅成日价肆无忌惮地咏唱桃花，索性连栖身的的茅屋也命名为“桃花庵”，难怪其尽管大半生贫困潦倒，后人却硬要冠他“风流才子”之名。细细想来，这种“栽赃陷害”还是有些基础的，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没冤枉他。
娇弱的桃花似乎是检测诗人情怀的标尺，“十里桃花，万家酒庄”，汪伦熟悉诗人的软肋，八个字便骗得目空一切的谪仙乐颠颠远道而至；“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与山野村姑一场意外邂逅，让连《三百首》都未能入选的落第秀才崔护名声大噪，顺利忝列群星璀璨的盛唐诗人群中，这实实在在是沾了桃花的光，是桃花激活了他沉睡的才情。《诗经》中的桃花是纯粹的植物，到了崔护时代，已开始给它赋予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在不知不觉中由“它”蜕变为“她”，如果彼时的桃花瓣有巴掌那么大的话，青楼才女薛涛回赠元稹的情诗，传说中怕就不会题在没有多少想象空间的红叶上了。
高洁的秋菊只能作高谈阔论的知音，媚俗的牡丹又登不了士子的大雅之堂，介于二者之间的桃花却可以作情人。明艳、丰腴、富于质感的桃花之于相对保守的陶渊明，尚属冥冥臆想中的情人，健康，活泼，色艺双全，令他不忍玷污又难以割舍，只有秘藏于内心深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世风的进化，嗣后的桃花便成了水，成了女人的别称，成了私情、艳情、思情、幽情、怨情、凄情、悲情的代名词，成了古典中国的玫瑰，成了旷男怨女的寄情物。“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里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诉尽尘世男女情的《红楼梦》是绝对绕不开桃花的，多愁善感的林大小姐重建桃花社，吟咏《桃花行》，最终情场败北，落个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的结局，将自己的一腔柔情满腹忧怨连同落红一块葬入地下；而将桃花演绎得悲壮惨烈到了极致的大制作，又莫过于清代戏剧大师孔尚任，他注入《桃花扇》的不仅是柔情同时还有侠骨，只是青楼烈女李香君那比桃花还要鲜艳的血，为腐朽的南明王室而洒显得多少有些不值。
植物桃树有个奇特之处，它把明艳的花和甘美的果高举奉献，却把体内的毐素悄悄排入地下，久而久之，自己也会中毒枯败，这种抑郁自伤现象，与形而上的桃花极为吻合。倒春寒和桃花雪是桃花的绝命杀手，道貌岸然的封建礼教比倒春寒和桃花雪更无情。相书上讲，
男人桃花眼是好色的标志，女人桃花颊是克夫的象征，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要命名为“桃色事件”，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弱者，在强权政治下文人又是弱者，桃花凄艳有如红颜命薄，它是古典文人心中隐隐的痛，千百年来，凄艳的桃花成了他们浪漫情愫和悲悯情怀的载体，陪伴他们走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他们同时也赋予了物质桃花可人的灵性。而现代文学中桃花形象日渐式微，逐步退回到原来的物质形态，这不是桃花失去了灵性，只能证明当代文人想象力的苍白和浪漫情怀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