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渠红岩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1)04-152-06
物候是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对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的影响，是大自然的语言。在古代，动植物的物候所传递的自然界的信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极大。物候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我国桃树生长和栽种的地域范围较广，历史悠远，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桃花阳春三月开放，烂漫妩媚，形象醒目，所以，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植物物候。在农书、类书中多有关于桃花的物候记载。这些记载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累积起来的关于桃花的感性认识和物候知识。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文人在田园、时序、行旅、写景、咏物等题材中写桃花，也往往含有时令之意。
一、古代农书、历史等文献中桃花的物候记录
上古时期，人们的农耕和社会活动都要依时令和节候而动，“敬授民时”是重要的政治生活内容。《尚书·尧典》即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的周期变化成为人们耕耘稼穑以及安排其他活动的信号。桃花常见，艳阳三月至四月开花，从古至今都是春天的物候，因此，在古代一些时令或物候性质的农书、类书等文献中，常常以桃花记载春天物候。“桃花雨”、“桃花水”等表述逐渐成为固定说法，桃花风也被作为春天的风信。[1](P118)
首先看以物候为主的农书中关于桃花的记载。考察桃花的物候记录最早可上溯至《夏小正》。《夏小正》是一部较早、较详细记录物候以及有关农事活动的文献，分别记载春、夏、秋、冬的物候、天象及农事安排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农桑衣食撮要》(永乐大典本)：“《豳风》所纪，皆陈物候。《夏小正》所记，亦多切田功。”如《夏小正》“春”时记载：“正月……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2](P11)学术界一般认为，《夏小正》的产生年代应在商、周以前[3](P108)，主要记录生活在今河南省西北部、山西省中南部、陕西省全境及甘肃省境内的夏族的天象、物候、农事及日常生活。这些地方是桃的原产地，人们普遍熟悉桃花，对桃花的各种认识也很全面，因而，习惯上以桃花开为春天到来的信号，以便适时地把握农时。
《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的首篇、《礼记·月令》等书中，都有依照节气而安排的物候历，其中，就以桃花作为春天的物候。《吕氏春秋·仲春纪》：“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4](P17)显然，桃树开花、雨水增多、仓庚鸣叫都是仲春的物候。《礼记·月令》中也有类似记载：“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仓庚鸣。”《礼记正义》注曰：“皆记时候也……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5](P297)显然，桃花开是这一时节最稳定的物候标志。
以上几则材料证明，桃花开是古代文献中常见的春天的物候。然而，不难发现，《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所记桃始花的时间比现在黄河流域的桃花开花时间早。学术界研究认为，《吕氏春秋》的成书时代是在战国，《礼记·月令》成书时间约在汉代，有关物候记载均是黄河流域。据竺可桢先生研究，西周初年、战国、汉代前期是气候历史上的温暖时期，平均气温偏高。这种现象也可在文学中找到证据，如《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豳风》、《卫风》中有许多蚕、桑农事诗；《左传》、《史记》中则有对竹、梅、橘、漆等亚热带植物的记载。一般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较为发达的桑蚕业在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如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曾经很普遍，竹、梅、橘等植物可以在北方生长，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6](P20-21)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桃花开放不仅用来表示春天的物候，而且还可以用于占卜，如《逸周书·时训解》：“惊蛰之日，桃始华……桃始不华，是谓阳否。”(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可见桃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桃花的物候记录不仅见于《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以记载时令为主的文献，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农书也常常是以桃花记录春天物候，其目的主要是指导农时。农时在农耕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自春秋、战国以来，古人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适时，如《管子》卷二十一云：“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7](P198)汉代汜胜之《汜胜之书》开篇即言：“凡耕之本，在于趣时。”[8](P3)《齐民要术》卷一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9](P7)由此可见人们对农时的重视。而在这样重要的时令，桃花即成了告知人们抓紧时机赶快耕作的重要信号，《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七引汉代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桃花，农人候时而种也。”[10](P4288)尤其是《齐民要术》中以种植谷子为例，用植物的生长周期为物候，提醒人们各个种植时段的优劣：“谷田必须岁易……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9](P7)这段文字说明，清明节桃花时是种谷子的中等时令。另外，由“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可知，贾思勰生活的北魏时期的物候较先秦时期晚，因为这个时期是气候历史上的寒冷期。
古人对于桃花的认识逐渐成为物候常识在历代文献中皆有直接或者间接表现，“桃花开”、“桃花水”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春天物候用语。宋代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五《庚子辛丑日记》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80-1181)今浙江金华(婺州)的物候，就以桃花盛开作为当地惊蛰的标志：“惊蛰三日，鸤鸠晴和桃杏盛开；淳熈八年辛丑二月辛卯二十六日，晴和，桃花开。三月壬辰清明二十六日，晴，百叶桃开。”[11]明代王逵《蠡海集》中则明确将桃花列为惊蛰的第一候。[12](P34)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五岭而南，又不知何如矣。”[13](P66)刘献廷(1648-1695)，字继壮，一字贤君，别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人，但大部分时间居吴下。[13](P1)这则材料是以桃花盛开的时间不同表示清代初年的五岭、长沙、吴下、燕都为代表的南北、东西地域之间的物候差异。
由于桃花一般是在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开放，正是春光最盛的仲春时节，艳阳高照，和风煦暖，因此，人们感觉温度适宜，身心舒畅。又，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黄河流域，属于大陆性气候，春季降水稀少，因此，人们对春雨特别期待。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观察到，桃花盛开的时候大地冰雪融化、泥土解冻、雨水增多、河流水位上涨，这种感觉逐渐成为人们对冬天和春天交替时的直接认识。对雨水的渴望使人们对桃花盛开、河流水位上涨的自然现象的印象尤其深刻。于是，这一季节的水即被称为“桃花水”，是春天的物候之一，早在《汉书》中即有此类记载。[14](P150)此后，“桃花水”便成为春水的一种固定表达，历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桃花水”条记云：“《水衡记》：黄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又颜师古《汉书》音义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涨泮，众流盛长，故谓之‘桃花水’。老杜诗云：‘春岸桃花水’，又曰：‘三月桃花浪’，注曰：‘峡以三月桃花发时，春水生，谓之桃花水。’王摩诘诗云：‘春来到处桃花水’。欧阳公诗云：‘桃花水下清明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农事·占候”：“三月……月内有暴水谓之‘桃花水’，则多梅雨。无涝亦无干。”[15](P256)清代傅泽洪主编《行水金鉴》卷九亦云：“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资料有力地说明，桃花为三月物候，三月的雨水或河水称为“桃花水”。
由上可知，桃花广布我国南北，是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春天物候物象。在物候意义上，与其他较常见的、物候期相近的花卉如梅花、杏花、李花相比，桃花的历史更为悠久，使用也更为频繁。这是因为先秦时期，对于梅，人们关注的是梅子的实用价值[16](P14)，杏花的物候记载较早出现在汉代《氾胜之书》，[1](P118)李花为节令物候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仲春纪》：“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其他文献使用较少。笔者通过有关古籍系统的检索发现，魏晋之前，人们对梅、杏、李等植物的关注都是基于其不同的实用价值，如食用等。“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的“梅花风”、“杏花风”、“李花风”等名目，也多见于宋代的文献或文学作品。[1](P118-119)相比而言，桃花是被引用频率最高、出现地域范围最广的花卉，由此可见桃花的物候作用与价值。
二、古代文学中桃花的物候意义
盛开的桃花烂漫而妩媚，占断春光，唐代李中《桃花》即言“艳舒百叶时皆重”，因此，自古就是春天的物候。桃花的物候意义不仅反映在有关的农书等文献中，历代描写或者吟咏桃花的文学作品也向我们传递着物候信息：有的直接将约定俗成的表述拈来描写春色，如“桃花水”、“桃花雨”等，有的以桃花描写春天的节令如清明等，有的则以桃花与其他植物如柳、杏、李等或者动物如黄莺、白鹭、杜鹃等组合，描写不同的春天时景。
“桃花水”是春天的物候之一。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经过漫长的冬天后就会渴望春天的来临，水、桃花都是对春天的气息很敏感的事物，也是古代文献常用的春天的物候。这一表述到六朝时渐渐成为文人描写春天景色的用语，如梁汤惠休《白紵歌》六首其一有“桃花水上春风出”的句子，陈阴铿《渡青草湖诗》云：“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都是直接用“桃花水”为物候报道春天的来临。六朝以后，越来越多的文人选择“桃花”与“水”组合描写春天，如王维《桃源行》：“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杜甫《春水》：“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白居易《彭蠡湖晚归》：“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苏轼《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相逢为我话滞留，桃花春涨孤舟起。”蒲松龄《聊斋志异·白秋练》：“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货未至，舟中物当百倍于原直也。”“桃花水”成了一种固定说法。
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往往会下雨，雨量不大，然时间绵长，雨停的时候也是桃花即将凋谢的时候。桃花盛开时烂漫娇美，凋谢时如红雨般飘洒，十分美丽，引人注目，因此，这个时节的春雨被称为“桃花雨”。与“春雨”这一名词相比，“桃花雨”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美感而倍受文人的青睐。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桃花雨”较早出现在追求浪漫的唐代文人作品中，如戴叔伦《兰溪棹歌》三首其一：“兰溪三日桃花雨，夜半鲤鱼来上滩。”写的是浙江兰溪春日雨后的活泼生机；李咸用《临川逢陈百年》以“桃花雨过春光腻”描写临川春日美景。之后，历代文人写到春雨，往往以“桃花雨”代称，就像明陈贽《桃源行》中所云“三春处处桃花雨”。“桃花雨”是文学意象，又是春天的物候。
需要说明的是，在物候期上，“桃花雨”则一般是暮春气象，古人对此体悟也颇细致，如元谢应芳《龟巢稿》卷二《过太仓》：“杨柳溪边系客槎，桃花雨后柳吹花。”清倪涛《历朝书谱》七十七引明文仲义《夜雨绝句》：“江南三月桃花雨，绿暗红稀春欲归。”桃花雨后，柳花纷飞，绿暗红稀，真是“春欲归”了！
由于桃花为春日艳阳花卉，因此，在一些春日民俗节令如上巳、寒食、清明等作品中，文人常常以桃花来描写节日景色，物候意义尤为明显。
上巳物候。上巳是中国传统节日，时间在农历的三月三日，在魏晋后也被称为“三日”。在物候上，农历三月三日适值桃花开放，人们出门踏青，随处都可见到桃花。魏晋时期，文人已经以桃花的物候表示上巳时间了，如谢惠连《上巳》云：“四时着半分，三春禀融烁。迟迟和景婉，夭夭园桃灼。”之后，越来越多的题材的文学作品以桃花为上巳物候，如唐代刘宪《奉和三日祓禊渭滨》：“桃花欲落柳条长，沙头水上足风光。此时御跸来游处，愿奉年年祓禊觞。”写唐代渭水一带的上巳祓禊情景，以桃花欲落、柳丝变长为物候动态过程。又如张说《舟中和萧令》：“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满禊潭。”宋代杨万里《上巳诗》：“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都是对于三月的气候和物候关系的描写，表明了上巳时桃花盛开的时令特点。
寒食物候。寒食在清明节前一天，也常常以桃花为寒食物候，如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诗歌不仅以桃花为寒食物候，而且表明了山区(陆浑别业所在)比平原(洛阳城里)地区的桃花开得晚。又如，梅尧臣《湖州寒食日陪太守南园宴》：“寒食二月三月交，红桃破颣柳染梢。”苏辙《寒食前一日寄仇池》：“寒食明朝一百五，谁家冉冉尚厨烟。桃花开尽叶初绿，燕子飞来体自便。爱客渐能陪痛饮，读书无思懒开编。秦川雪尽南山出，思共肩舆看麦田。”据《后汉书》卷八六，仇池在今甘肃成县西。两首诗所写分别为浙江湖州和甘肃仇池地区的寒食节。梅尧臣以桃、柳的物候特征点明了寒食节的时间；苏辙以桃花开和燕子来点明仇池的寒食节令景色。然而，不难发现，寒食时，两地桃花的物候期并不一样，湖州的“红桃破颣”，而仇池的桃花才刚刚“开尽”，这是因为两地所处的纬度和地势不同，湖州属于低纬度平原地区，甘肃属于高纬度的高原地带，因此，湖州地区桃花开的时间比甘肃仇池地区的早。
清明物候。桃花一般在阳历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开花，花期一般为十天左右。到清明，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桃花花期已基本结束。因此，在清明节令诗词中，文人往往以桃花落表示时令景色，这在宋、元文学中多有表现。宋代郭应祥《卜算子》上阕：“春事到清明，过了三之二。秾李夭桃委路尘，大半成泥滓。”第一句就点明清明是暮春，第二句就具体以桃李的纷纷凋谢为清明的植物物候，表示了“清明至”与“桃李落”之间节气与物候的相应关系。喻良能《三月六日清明节道中》：“清明时候雨初足，白花满山明似玉。十里春风睡眼中，小桃飘尽馀新绿。”写出清明时候，路边桃花落尽、桃叶显绿的物候信息。元代柳贯《寒食日出访客始见杏花归而有赋》：“京华尘土春如梦，寒食清明花事动……马上风来乱吹塕，秾桃靓李杳然空。”也以桃花飘落记录当时都城的清明物候。从以上几例还可以看出，在宋、元时期，清明物候大致相同，都是在桃花飘落时。
古代文人对自然观察细致，体悟深刻。春天里，触动他们的不仅仅是桃花，还有与桃花物候期相近的柳、李花，以及在春日啼鸣的黄莺、杜鹃，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巧妙地将桃花与它们搭配、组合，表示初春、盛春、暮春时景。
桃与李组合指早春或三月。桃、李同属，物候期相近，因而，文学作品常以桃李并称表示春天。唐代于季子《早春洛阳答杜审言》：“路傍桃李花犹嫩，波上芙蓉叶未开。”洛阳地处黄河中游，桃花的物候期较华中、华东地区晚一些，开花盛期一般在四月上旬，因此，早春时节，洛阳的桃花尚未盛开而尤显娇嫩。桃李并称还可以指三月，如南朝陈江总《雉子斑》：“三春桃照李，二月柳争梅。”唐代顾况《洛阳早春》：“故园桃李月，伊水向东流。”宋代邵雍《同府尹李给事游上清宫》：“洛城二月春摇荡，桃李盛开如步障。”“二月”即阳历三月。可见，桃李盛开是阳春三月的景象。
桃与柳组合指仲春。柳抽青时间早，农历二月萌芽。柳树分布区域广，南起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可栽种。柳树抽青自古是早春的物候，如杜甫《柳边》：“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新柳”即是早春的物候。柳树展叶是暖春景象，因此，文人常常以桃花与柳叶组合表示仲春景象，如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雨水、红桃、绿柳、春烟，是春意浓浓的物候表征。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辋川之胜”条曰：“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辋川春日之胜。”[17](P314)由于王维对春色的出色描摹，“桃红柳绿”成为文学作品描写春景的固定表述，如宋代曹彦约《偶成》中就有“桃红柳绿簇春华，燕语莺啼尽日佳”的句子。苏轼《新城道中》有“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的描写，宋代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一云：“王立之按：新城县图，经管十二乡。吴文帝黄武五年置东安郡，新城属焉。唐高宗永亨元年分富春西境，置新城，号上县。皇朝仍之。距杭州之西南一百三十三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野桃含笑”意即盛开的桃花，可见，此诗是以桃柳交映的植物物候表明浙江新城县仲春春耕的到来。
桃与柳絮组合指暮春。柳絮是柳树成熟的种子，上有白色绒毛如絮，故称。柳絮飘落常被作为春归的物候，刘禹锡《柳花词三首》其一：“开从柳条上，散逐香风远。故取花落时，悠扬占春晚。”因而，桃花与柳絮组合则是暮春时节的表征了，如宋代赵长卿《菩萨蛮》中有“赤栏干外桃花雨。飞花已觉春归去。柳色碧依依，浓阴春昼迟”的描述，所写桃花雨后，花儿纷纷凋谢，柳荫渐浓，白天渐渐变长，这就是春夏交替时的物候。朱淑真《鹧鸪天》“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一天飞絮东风恶，满路桃花春水香”与之异曲同工。另如元代卢挚[双调·沉醉东风]“春情”：“白雪柳絮飞，红雨桃花坠。”清代秋瑾《春暮》：“燕子不来春已暮，桃花柳絮逐翻飞。”都是以柳絮翻飞、桃花飘零的物候描述暮春景象。
桃花与莺组合表示初春时节。莺，又名仓庚、黄鸟、黄鹂、黄莺，《禽经》：“仓庚、黧黄，黄鸟也。”晋张华注曰：“今谓之黄莺、黄鹂是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莺初春始鸣，自古就是早春的物候标志，如北周王褒《燕歌行》：“初春丽日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黄莺娇啼、桃花开放，河水上涨，以至于没过了小桥，一派初春的明丽景象！杜牧《为人题赠》：“绿树莺莺语，平江燕燕飞。”朱淑真《谒金门》：“好是风和日暖，转与莺莺燕燕。”也都是以莺歌桃花渲染出有声有色的初春景象。
桃花与杜鹃组合表示暮春。杜鹃也是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鸟，是暮春和初夏的候鸟，杜甫《杜鹃》写道：“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杜牧《惜春》亦言：“花开又花落，时节暗中迁……繁艳归何处，满山啼杜鹃。”古代文学中，桃花与杜鹃组合则表明暮春时节，如元卢挚[双调·沉醉东风]“春情”：“白雪柳絮飞，红雨桃花坠。杜鹃声又是春归。”则是暮春物候描述，柳絮翻飞、桃花飘雨、杜鹃啼归，植物物候和动物物候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宣告了春天的结束和初夏的到来。
三、结语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需要物候知识，长期的农业劳动以及与自然密切联系的生活实践，为人们提供了取得物候知识的可能。在一年的物候中，春天的物候对春耕等农事和社会生活尤其重要。桃生长和分布范围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很密切，是人们普遍熟悉的花卉。在对日常生活进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人们发现了桃花开放与春天来临之间的某种关系和规律性，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桃花物候的认识。宋代张虙《月令解》卷二：“春华之盛莫如桃。”[18](P51)桃花盛开或者凋落是古代有关农书、科技、历史、地理等文献中常见的春天的物候。农书等文献中的这些记载逐渐成为人们对桃花的基本认识或生活常识，历代文人在某些羁旅、田园、时令、节序等题材的作品中，常常以桃花描写不同阶段的春景，桃花的物候意义极为明显。在艺术方式上，通过桃花与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象搭配组合表示不同的春日景色和物候。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在不同的生长条件和环境中，桃花的物候又有时间上的差异，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物候的地域差异。古人对于桃花的物候意义的认识体现了深刻、科学的自然观。由于物候学是生物学和气象学的一个分枝，在生物学方面它接近生态学，而在气象学方面又接近农业气象学，生态学和农业气象学相结合恰是气象学研究的新视角。所以，以古代相关文献或文学作品中的桃花为切入点，以物候学为研究视角，可以在较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内反映中国古代气候的历史变迁及农业文化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桃文化。
作者介绍：渠红岩，女，1970年生，江苏徐州人，《阅江学刊》副主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 南京 210044
作者：渠红岩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1)04-152-06
物候是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对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的影响，是大自然的语言。在古代，动植物的物候所传递的自然界的信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极大。物候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我国桃树生长和栽种的地域范围较广，历史悠远，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桃花阳春三月开放，烂漫妩媚，形象醒目，所以，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植物物候。在农书、类书中多有关于桃花的物候记载。这些记载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累积起来的关于桃花的感性认识和物候知识。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文人在田园、时序、行旅、写景、咏物等题材中写桃花，也往往含有时令之意。
一、古代农书、历史等文献中桃花的物候记录
上古时期，人们的农耕和社会活动都要依时令和节候而动，“敬授民时”是重要的政治生活内容。《尚书·尧典》即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的周期变化成为人们耕耘稼穑以及安排其他活动的信号。桃花常见，艳阳三月至四月开花，从古至今都是春天的物候，因此，在古代一些时令或物候性质的农书、类书等文献中，常常以桃花记载春天物候。“桃花雨”、“桃花水”等表述逐渐成为固定说法，桃花风也被作为春天的风信。[1](P118)
首先看以物候为主的农书中关于桃花的记载。考察桃花的物候记录最早可上溯至《夏小正》。《夏小正》是一部较早、较详细记录物候以及有关农事活动的文献，分别记载春、夏、秋、冬的物候、天象及农事安排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农桑衣食撮要》(永乐大典本)：“《豳风》所纪，皆陈物候。《夏小正》所记，亦多切田功。”如《夏小正》“春”时记载：“正月……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2](P11)学术界一般认为，《夏小正》的产生年代应在商、周以前[3](P108)，主要记录生活在今河南省西北部、山西省中南部、陕西省全境及甘肃省境内的夏族的天象、物候、农事及日常生活。这些地方是桃的原产地，人们普遍熟悉桃花，对桃花的各种认识也很全面，因而，习惯上以桃花开为春天到来的信号，以便适时地把握农时。
《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的首篇、《礼记·月令》等书中，都有依照节气而安排的物候历，其中，就以桃花作为春天的物候。《吕氏春秋·仲春纪》：“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4](P17)显然，桃树开花、雨水增多、仓庚鸣叫都是仲春的物候。《礼记·月令》中也有类似记载：“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仓庚鸣。”《礼记正义》注曰：“皆记时候也……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5](P297)显然，桃花开是这一时节最稳定的物候标志。
以上几则材料证明，桃花开是古代文献中常见的春天的物候。然而，不难发现，《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所记桃始花的时间比现在黄河流域的桃花开花时间早。学术界研究认为，《吕氏春秋》的成书时代是在战国，《礼记·月令》成书时间约在汉代，有关物候记载均是黄河流域。据竺可桢先生研究，西周初年、战国、汉代前期是气候历史上的温暖时期，平均气温偏高。这种现象也可在文学中找到证据，如《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豳风》、《卫风》中有许多蚕、桑农事诗；《左传》、《史记》中则有对竹、梅、橘、漆等亚热带植物的记载。一般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较为发达的桑蚕业在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如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曾经很普遍，竹、梅、橘等植物可以在北方生长，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6](P20-21)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桃花开放不仅用来表示春天的物候，而且还可以用于占卜，如《逸周书·时训解》：“惊蛰之日，桃始华……桃始不华，是谓阳否。”(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可见桃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桃花的物候记录不仅见于《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以记载时令为主的文献，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农书也常常是以桃花记录春天物候，其目的主要是指导农时。农时在农耕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自春秋、战国以来，古人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适时，如《管子》卷二十一云：“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7](P198)汉代汜胜之《汜胜之书》开篇即言：“凡耕之本，在于趣时。”[8](P3)《齐民要术》卷一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9](P7)由此可见人们对农时的重视。而在这样重要的时令，桃花即成了告知人们抓紧时机赶快耕作的重要信号，《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七引汉代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桃花，农人候时而种也。”[10](P4288)尤其是《齐民要术》中以种植谷子为例，用植物的生长周期为物候，提醒人们各个种植时段的优劣：“谷田必须岁易……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9](P7)这段文字说明，清明节桃花时是种谷子的中等时令。另外，由“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可知，贾思勰生活的北魏时期的物候较先秦时期晚，因为这个时期是气候历史上的寒冷期。
古人对于桃花的认识逐渐成为物候常识在历代文献中皆有直接或者间接表现，“桃花开”、“桃花水”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春天物候用语。宋代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五《庚子辛丑日记》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80-1181)今浙江金华(婺州)的物候，就以桃花盛开作为当地惊蛰的标志：“惊蛰三日，鸤鸠晴和桃杏盛开；淳熈八年辛丑二月辛卯二十六日，晴和，桃花开。三月壬辰清明二十六日，晴，百叶桃开。”[11]明代王逵《蠡海集》中则明确将桃花列为惊蛰的第一候。[12](P34)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五岭而南，又不知何如矣。”[13](P66)刘献廷(1648-1695)，字继壮，一字贤君，别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人，但大部分时间居吴下。[13](P1)这则材料是以桃花盛开的时间不同表示清代初年的五岭、长沙、吴下、燕都为代表的南北、东西地域之间的物候差异。
由于桃花一般是在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开放，正是春光最盛的仲春时节，艳阳高照，和风煦暖，因此，人们感觉温度适宜，身心舒畅。又，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黄河流域，属于大陆性气候，春季降水稀少，因此，人们对春雨特别期待。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观察到，桃花盛开的时候大地冰雪融化、泥土解冻、雨水增多、河流水位上涨，这种感觉逐渐成为人们对冬天和春天交替时的直接认识。对雨水的渴望使人们对桃花盛开、河流水位上涨的自然现象的印象尤其深刻。于是，这一季节的水即被称为“桃花水”，是春天的物候之一，早在《汉书》中即有此类记载。[14](P150)此后，“桃花水”便成为春水的一种固定表达，历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桃花水”条记云：“《水衡记》：黄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又颜师古《汉书》音义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涨泮，众流盛长，故谓之‘桃花水’。老杜诗云：‘春岸桃花水’，又曰：‘三月桃花浪’，注曰：‘峡以三月桃花发时，春水生，谓之桃花水。’王摩诘诗云：‘春来到处桃花水’。欧阳公诗云：‘桃花水下清明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农事·占候”：“三月……月内有暴水谓之‘桃花水’，则多梅雨。无涝亦无干。”[15](P256)清代傅泽洪主编《行水金鉴》卷九亦云：“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资料有力地说明，桃花为三月物候，三月的雨水或河水称为“桃花水”。
由上可知，桃花广布我国南北，是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春天物候物象。在物候意义上，与其他较常见的、物候期相近的花卉如梅花、杏花、李花相比，桃花的历史更为悠久，使用也更为频繁。这是因为先秦时期，对于梅，人们关注的是梅子的实用价值[16](P14)，杏花的物候记载较早出现在汉代《氾胜之书》，[1](P118)李花为节令物候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仲春纪》：“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其他文献使用较少。笔者通过有关古籍系统的检索发现，魏晋之前，人们对梅、杏、李等植物的关注都是基于其不同的实用价值，如食用等。“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的“梅花风”、“杏花风”、“李花风”等名目，也多见于宋代的文献或文学作品。[1](P118-119)相比而言，桃花是被引用频率最高、出现地域范围最广的花卉，由此可见桃花的物候作用与价值。
二、古代文学中桃花的物候意义
盛开的桃花烂漫而妩媚，占断春光，唐代李中《桃花》即言“艳舒百叶时皆重”，因此，自古就是春天的物候。桃花的物候意义不仅反映在有关的农书等文献中，历代描写或者吟咏桃花的文学作品也向我们传递着物候信息：有的直接将约定俗成的表述拈来描写春色，如“桃花水”、“桃花雨”等，有的以桃花描写春天的节令如清明等，有的则以桃花与其他植物如柳、杏、李等或者动物如黄莺、白鹭、杜鹃等组合，描写不同的春天时景。
“桃花水”是春天的物候之一。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经过漫长的冬天后就会渴望春天的来临，水、桃花都是对春天的气息很敏感的事物，也是古代文献常用的春天的物候。这一表述到六朝时渐渐成为文人描写春天景色的用语，如梁汤惠休《白紵歌》六首其一有“桃花水上春风出”的句子，陈阴铿《渡青草湖诗》云：“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都是直接用“桃花水”为物候报道春天的来临。六朝以后，越来越多的文人选择“桃花”与“水”组合描写春天，如王维《桃源行》：“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杜甫《春水》：“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白居易《彭蠡湖晚归》：“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苏轼《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相逢为我话滞留，桃花春涨孤舟起。”蒲松龄《聊斋志异·白秋练》：“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货未至，舟中物当百倍于原直也。”“桃花水”成了一种固定说法。
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往往会下雨，雨量不大，然时间绵长，雨停的时候也是桃花即将凋谢的时候。桃花盛开时烂漫娇美，凋谢时如红雨般飘洒，十分美丽，引人注目，因此，这个时节的春雨被称为“桃花雨”。与“春雨”这一名词相比，“桃花雨”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美感而倍受文人的青睐。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桃花雨”较早出现在追求浪漫的唐代文人作品中，如戴叔伦《兰溪棹歌》三首其一：“兰溪三日桃花雨，夜半鲤鱼来上滩。”写的是浙江兰溪春日雨后的活泼生机；李咸用《临川逢陈百年》以“桃花雨过春光腻”描写临川春日美景。之后，历代文人写到春雨，往往以“桃花雨”代称，就像明陈贽《桃源行》中所云“三春处处桃花雨”。“桃花雨”是文学意象，又是春天的物候。
需要说明的是，在物候期上，“桃花雨”则一般是暮春气象，古人对此体悟也颇细致，如元谢应芳《龟巢稿》卷二《过太仓》：“杨柳溪边系客槎，桃花雨后柳吹花。”清倪涛《历朝书谱》七十七引明文仲义《夜雨绝句》：“江南三月桃花雨，绿暗红稀春欲归。”桃花雨后，柳花纷飞，绿暗红稀，真是“春欲归”了！
由于桃花为春日艳阳花卉，因此，在一些春日民俗节令如上巳、寒食、清明等作品中，文人常常以桃花来描写节日景色，物候意义尤为明显。
上巳物候。上巳是中国传统节日，时间在农历的三月三日，在魏晋后也被称为“三日”。在物候上，农历三月三日适值桃花开放，人们出门踏青，随处都可见到桃花。魏晋时期，文人已经以桃花的物候表示上巳时间了，如谢惠连《上巳》云：“四时着半分，三春禀融烁。迟迟和景婉，夭夭园桃灼。”之后，越来越多的题材的文学作品以桃花为上巳物候，如唐代刘宪《奉和三日祓禊渭滨》：“桃花欲落柳条长，沙头水上足风光。此时御跸来游处，愿奉年年祓禊觞。”写唐代渭水一带的上巳祓禊情景，以桃花欲落、柳丝变长为物候动态过程。又如张说《舟中和萧令》：“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满禊潭。”宋代杨万里《上巳诗》：“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都是对于三月的气候和物候关系的描写，表明了上巳时桃花盛开的时令特点。
寒食物候。寒食在清明节前一天，也常常以桃花为寒食物候，如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诗歌不仅以桃花为寒食物候，而且表明了山区(陆浑别业所在)比平原(洛阳城里)地区的桃花开得晚。又如，梅尧臣《湖州寒食日陪太守南园宴》：“寒食二月三月交，红桃破颣柳染梢。”苏辙《寒食前一日寄仇池》：“寒食明朝一百五，谁家冉冉尚厨烟。桃花开尽叶初绿，燕子飞来体自便。爱客渐能陪痛饮，读书无思懒开编。秦川雪尽南山出，思共肩舆看麦田。”据《后汉书》卷八六，仇池在今甘肃成县西。两首诗所写分别为浙江湖州和甘肃仇池地区的寒食节。梅尧臣以桃、柳的物候特征点明了寒食节的时间；苏辙以桃花开和燕子来点明仇池的寒食节令景色。然而，不难发现，寒食时，两地桃花的物候期并不一样，湖州的“红桃破颣”，而仇池的桃花才刚刚“开尽”，这是因为两地所处的纬度和地势不同，湖州属于低纬度平原地区，甘肃属于高纬度的高原地带，因此，湖州地区桃花开的时间比甘肃仇池地区的早。
清明物候。桃花一般在阳历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开花，花期一般为十天左右。到清明，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桃花花期已基本结束。因此，在清明节令诗词中，文人往往以桃花落表示时令景色，这在宋、元文学中多有表现。宋代郭应祥《卜算子》上阕：“春事到清明，过了三之二。秾李夭桃委路尘，大半成泥滓。”第一句就点明清明是暮春，第二句就具体以桃李的纷纷凋谢为清明的植物物候，表示了“清明至”与“桃李落”之间节气与物候的相应关系。喻良能《三月六日清明节道中》：“清明时候雨初足，白花满山明似玉。十里春风睡眼中，小桃飘尽馀新绿。”写出清明时候，路边桃花落尽、桃叶显绿的物候信息。元代柳贯《寒食日出访客始见杏花归而有赋》：“京华尘土春如梦，寒食清明花事动……马上风来乱吹塕，秾桃靓李杳然空。”也以桃花飘落记录当时都城的清明物候。从以上几例还可以看出，在宋、元时期，清明物候大致相同，都是在桃花飘落时。
古代文人对自然观察细致，体悟深刻。春天里，触动他们的不仅仅是桃花，还有与桃花物候期相近的柳、李花，以及在春日啼鸣的黄莺、杜鹃，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巧妙地将桃花与它们搭配、组合，表示初春、盛春、暮春时景。
桃与李组合指早春或三月。桃、李同属，物候期相近，因而，文学作品常以桃李并称表示春天。唐代于季子《早春洛阳答杜审言》：“路傍桃李花犹嫩，波上芙蓉叶未开。”洛阳地处黄河中游，桃花的物候期较华中、华东地区晚一些，开花盛期一般在四月上旬，因此，早春时节，洛阳的桃花尚未盛开而尤显娇嫩。桃李并称还可以指三月，如南朝陈江总《雉子斑》：“三春桃照李，二月柳争梅。”唐代顾况《洛阳早春》：“故园桃李月，伊水向东流。”宋代邵雍《同府尹李给事游上清宫》：“洛城二月春摇荡，桃李盛开如步障。”“二月”即阳历三月。可见，桃李盛开是阳春三月的景象。
桃与柳组合指仲春。柳抽青时间早，农历二月萌芽。柳树分布区域广，南起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可栽种。柳树抽青自古是早春的物候，如杜甫《柳边》：“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新柳”即是早春的物候。柳树展叶是暖春景象，因此，文人常常以桃花与柳叶组合表示仲春景象，如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雨水、红桃、绿柳、春烟，是春意浓浓的物候表征。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辋川之胜”条曰：“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辋川春日之胜。”[17](P314)由于王维对春色的出色描摹，“桃红柳绿”成为文学作品描写春景的固定表述，如宋代曹彦约《偶成》中就有“桃红柳绿簇春华，燕语莺啼尽日佳”的句子。苏轼《新城道中》有“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的描写，宋代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一云：“王立之按：新城县图，经管十二乡。吴文帝黄武五年置东安郡，新城属焉。唐高宗永亨元年分富春西境，置新城，号上县。皇朝仍之。距杭州之西南一百三十三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野桃含笑”意即盛开的桃花，可见，此诗是以桃柳交映的植物物候表明浙江新城县仲春春耕的到来。
桃与柳絮组合指暮春。柳絮是柳树成熟的种子，上有白色绒毛如絮，故称。柳絮飘落常被作为春归的物候，刘禹锡《柳花词三首》其一：“开从柳条上，散逐香风远。故取花落时，悠扬占春晚。”因而，桃花与柳絮组合则是暮春时节的表征了，如宋代赵长卿《菩萨蛮》中有“赤栏干外桃花雨。飞花已觉春归去。柳色碧依依，浓阴春昼迟”的描述，所写桃花雨后，花儿纷纷凋谢，柳荫渐浓，白天渐渐变长，这就是春夏交替时的物候。朱淑真《鹧鸪天》“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一天飞絮东风恶，满路桃花春水香”与之异曲同工。另如元代卢挚[双调·沉醉东风]“春情”：“白雪柳絮飞，红雨桃花坠。”清代秋瑾《春暮》：“燕子不来春已暮，桃花柳絮逐翻飞。”都是以柳絮翻飞、桃花飘零的物候描述暮春景象。
桃花与莺组合表示初春时节。莺，又名仓庚、黄鸟、黄鹂、黄莺，《禽经》：“仓庚、黧黄，黄鸟也。”晋张华注曰：“今谓之黄莺、黄鹂是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莺初春始鸣，自古就是早春的物候标志，如北周王褒《燕歌行》：“初春丽日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黄莺娇啼、桃花开放，河水上涨，以至于没过了小桥，一派初春的明丽景象！杜牧《为人题赠》：“绿树莺莺语，平江燕燕飞。”朱淑真《谒金门》：“好是风和日暖，转与莺莺燕燕。”也都是以莺歌桃花渲染出有声有色的初春景象。
桃花与杜鹃组合表示暮春。杜鹃也是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鸟，是暮春和初夏的候鸟，杜甫《杜鹃》写道：“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杜牧《惜春》亦言：“花开又花落，时节暗中迁……繁艳归何处，满山啼杜鹃。”古代文学中，桃花与杜鹃组合则表明暮春时节，如元卢挚[双调·沉醉东风]“春情”：“白雪柳絮飞，红雨桃花坠。杜鹃声又是春归。”则是暮春物候描述，柳絮翻飞、桃花飘雨、杜鹃啼归，植物物候和动物物候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宣告了春天的结束和初夏的到来。
三、结语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需要物候知识，长期的农业劳动以及与自然密切联系的生活实践，为人们提供了取得物候知识的可能。在一年的物候中，春天的物候对春耕等农事和社会生活尤其重要。桃生长和分布范围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很密切，是人们普遍熟悉的花卉。在对日常生活进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人们发现了桃花开放与春天来临之间的某种关系和规律性，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桃花物候的认识。宋代张虙《月令解》卷二：“春华之盛莫如桃。”[18](P51)桃花盛开或者凋落是古代有关农书、科技、历史、地理等文献中常见的春天的物候。农书等文献中的这些记载逐渐成为人们对桃花的基本认识或生活常识，历代文人在某些羁旅、田园、时令、节序等题材的作品中，常常以桃花描写不同阶段的春景，桃花的物候意义极为明显。在艺术方式上，通过桃花与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象搭配组合表示不同的春日景色和物候。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在不同的生长条件和环境中，桃花的物候又有时间上的差异，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物候的地域差异。古人对于桃花的物候意义的认识体现了深刻、科学的自然观。由于物候学是生物学和气象学的一个分枝，在生物学方面它接近生态学，而在气象学方面又接近农业气象学，生态学和农业气象学相结合恰是气象学研究的新视角。所以，以古代相关文献或文学作品中的桃花为切入点，以物候学为研究视角，可以在较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内反映中国古代气候的历史变迁及农业文化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桃文化。
作者介绍：渠红岩，女，1970年生，江苏徐州人，《阅江学刊》副主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 南京 21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