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是明四家中最难解的一位。吴门四家的其余三位，诗文书法，都是好手，真迹与文献，有大量留存，即便我们不看绘画，不懂绘画，也可以找到足够信息，编织对他们的解读。
仇英则正好相反，诗词书法一概不通，生平事迹也相当不明确，只会画画。不少人说，近年来对仇英研究不多。此事或缘于有关仇英的文献素来匮乏，依赖文献研究的道路，面临巧妇无米的困境。如果对仇英真迹进行图像分析，研究道路其实很宽广。
那么仇英研究目前存在的困境是什么？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由于仇英所有作品，都缺乏年款，导致其作品时间序列排不出来，排不出顺序、分不清早晚，其实就无法鉴定了。第二，风格多样，笔法不甚清晰。仇英似乎因为书法不好，导致其用笔习惯不强，在用笔上找特征的鉴定方法，在仇英身上有点不管用。虽然我们可以认定一些作品是真迹，但是另外一些略有差异的作品，未必不是真迹。常用理论在仇英身上有失效的可能。仇英的真迹，堆在一起，快要成为谜团了。
面对这样的谜团，现代学术能够提供的办法是，把传世所有仇英绘画汇聚起来，不带有色眼镜，依照绘画本身特点，重新排队、分析、研究。以往，这种汇聚，算是美好愿望，现在则开始变成可能。
去年台北故宫举办了仇英画展，现在，苏州博物馆汇集了大陆各博物馆的仇英名作，聚于一堂，诚然盛事。两次展览的作品加起来，超过仇英所有真迹的一半。面对这样数百年未见的真迹汇聚，仇英难题，自然会得到进展。
汇聚有啥好处？就是可以直接观察真迹，依赖真迹的直接信息，找真实的特点。11月初，仇英展开幕，我跑去看，当时有点轻视了，以为一看就懂，结果，到了当天下午，我累得不行，真迹的信息太多，而且自己缺乏准备，没有假说，大量信息无法处理。当时的感觉是，应该住下来，每天来看一次。
后来发现，也无需这么夸张。隔了数周，我又去看了两天，这次有备而来，很快找到了切入点，解决了一些问题。
仇英的绘画，主要依赖五代绘画与宋画，从临《宋人册页》可以看出，仇英全面临摹各种宋代册页的风格，导致他的笔性被带得四处乱转。如果这些册页不是汇聚于一处，而是分散无款，我们断难一一辨认。这就是仇英什么都画，给我们带来的风格、特征、笔法习惯上的难题。
△临《宋人册页》（选二），上海博物馆藏
在这些难题中，还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限制条件，那就是设色的办法。宋人在绢上设色之法在明代已经基本失传，仇英根据宋人真迹，自己摸索出一套办法。但是宋人设色，确实存在壁垒，仇英尽力追摹，还是没有达到，这种努力，最后形成了一套明代人的设色方法，这种方法，又被苏州片子大量复制，这也是仇英绘画真迹，有时被苏州片子混淆的原因。
在仇英作品中，越是早期绘画，其设色越是幼稚。譬如说临《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显得比较俗气，以往看图片，以为是赝品无疑，但看了两次原作，就明白这是早期真迹。画中细微之处，极其费力，但是整体格局近乎瘫软。仇英此时应还是一个小画工，不明白如何均衡力气。
仇英的临古杰作是《瑞应图》，这件作品显示仇英当时的心情很好，用力恰当，不急不忙。到了临摹《职贡图》（故宫博物院藏）时，仇英似乎有点老气横秋，不耐烦仔细画各人相貌，于是人物千篇一律，但景物水平却很高，与临《清明上河图》颠倒过来了。画家之难也在于此，年轻时候力气大，但是不会用，老了会用了，可力气又不足了。
△临南宋《瑞应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在摹古作品中，只要设色的比例高，难免会带有俗气。而青绿的比例高，格调就会很好。一套册页中，尽是如此，如《人物故实图》，这显示了五代与宋人底本的难以复制。综合来看，仇英摹古设色画，成功的比例并不高。
△临《人物故实图》（选一），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仇英很聪明，他学宋人跟不上，学同时代人就青出于蓝。譬如克里夫兰博物馆的临《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就是学文徵明的式样，可是，仇英在设色上另有一攻，他用蛤粉打底，再采用文徵明的笔调，整体效果马上超越了文徵明。这种情况还出现在《赤壁图》中。
△《赤壁图》（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董其昌说，仇英是“赵千里后生也”，即南宋大画家赵千里转世。仇英临古是当时好手，赵千里以青绿山水擅场，仇英笔调与之类似，因此，仇英的不少绘画，神似赵千里。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仇英的一些青绿山水，马上就得出解读方案。譬如《煮茶论画图》堪称杰作；《松溪横笛图》（南京博物院藏）、《右军书扇图》（云南省博物馆藏），也都是原样复制的临摹品，这类作品，古人认为“胜于自运”。
△《煮茶论画图》（局部），吉林省博物馆藏
仇英绘画中，也有一些虽是临摹，但不完全是宋画格局的绘画，如《桃源仙境》（天津博物馆藏）《玉洞仙源》（故宫博物院藏），应是脱胎于赵千里，但或被当时订货的“赞助人”，规定了较大的尺幅，仇英可能被迫在画面中间，又增加了一层景物，才得以完成订单，但是画面的整体开合不对了。仇英临古第一杰作是著名的《临赵千里桃源图》（波士顿美术馆藏），这次未能参展，我曾在波士顿博物馆两次见到原作，很受震动。这件作品的底本，同样也是赵千里的第一杰作，明末吴其贞在惜墨如金的《书画记》中，长篇文字赞扬之。
总体来说，仇英临摹，比较依赖原作，原作如果建筑、人物设色太多，临摹起来，也有困难，而仇英遇到赵千里的格局，就得心应手。从材料上看，仇英之能力，也在于绢本设色，在苏州展览中，可以看到几件画在纸本上的作品，显得非常单薄，甚至不如尤求。纸本水墨，全靠笔力，仇英不擅此道。如《临李公麟五马图之一》（波士顿美术馆藏），看起来有点别扭，好多人怀疑之，其实确是真迹。
金笺扇子，是明代独有的东西，仇英利用了时代特征，画了一批非常好的作品，画展中扇子多数很好，其中依然以临摹赵千里格局的作品，最为杰出。而临摹宋人鞍马类作品的扇子，则显得手足无措，宋人那股拙劲，仇英完全没有学到。
△仇英画金笺扇
仇英出身匠人，在那个时代，独自研究宋人设色方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他的自运能力弱，如果没有底本依托，仇英就显得有些不会画画了，典型的作品，如《莲溪渔隐图》（故宫博物院藏），整体画面的处理，完全失去分寸。上海博物馆的黄朋博士在最近出版的《吴门具眼》中，将仇英划分为“画工”一类，是符合史实的。
仇英自身的笔墨习惯不强，导致其绘画笔墨因素不高，用传统鉴定方法，找作品之间的联系，明显有困难。
完全依赖对绘画的分析，需要汇聚作品。这次苏州展览提供了优秀的汇集，观展中，如果不再苦求作品之间的联系，转而追寻仇英各种作品与古代名作的分别联系，马上就会发现诸多可靠信息，仇英真伪的路径，也就一一可证。
另外，仇英画得太细，如果不看真迹，完全凭借图片，也很难看出端倪。明四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仇英最为严重。苏州四年的四次大展，功莫大焉。仇英展尤算是艺坛盛会，值得一观，还有几天就结展了（12月20日结束）。
至于本文一开始所谈到的仇英早晚期作品的问题，也有了一些眉目。如果确认了《临清明上河图》这类早期作品，可以想见，其绘画的时间序列，应是硬画成分越多的作品，越靠近早期。到了晚期，仇英毕竟有了自己的分析能力，作品内部的均衡程度大为提高，但是细节精彩程度，一定有所下降。
有人说，你就看这么一个展览，说了这么多结论和看法，可靠吗？古代艺术史研究，其实都是一边搜集信息，一边提出假说。如果假说质量高，那么后面的信息会云集而来，且整齐一致。反之亦然。
如果采用一般学科推进的办法，步步为营，由于传世作品本身就是遗存，信息并不完备，还可能互相矛盾，这种貌似严谨的方法，反而会导致研究者难以前进。如何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判断，才是鉴定最需要熟悉的方法。
仇英是明四家中最难解的一位。吴门四家的其余三位，诗文书法，都是好手，真迹与文献，有大量留存，即便我们不看绘画，不懂绘画，也可以找到足够信息，编织对他们的解读。
仇英则正好相反，诗词书法一概不通，生平事迹也相当不明确，只会画画。不少人说，近年来对仇英研究不多。此事或缘于有关仇英的文献素来匮乏，依赖文献研究的道路，面临巧妇无米的困境。如果对仇英真迹进行图像分析，研究道路其实很宽广。
那么仇英研究目前存在的困境是什么？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由于仇英所有作品，都缺乏年款，导致其作品时间序列排不出来，排不出顺序、分不清早晚，其实就无法鉴定了。第二，风格多样，笔法不甚清晰。仇英似乎因为书法不好，导致其用笔习惯不强，在用笔上找特征的鉴定方法，在仇英身上有点不管用。虽然我们可以认定一些作品是真迹，但是另外一些略有差异的作品，未必不是真迹。常用理论在仇英身上有失效的可能。仇英的真迹，堆在一起，快要成为谜团了。
面对这样的谜团，现代学术能够提供的办法是，把传世所有仇英绘画汇聚起来，不带有色眼镜，依照绘画本身特点，重新排队、分析、研究。以往，这种汇聚，算是美好愿望，现在则开始变成可能。
去年台北故宫举办了仇英画展，现在，苏州博物馆汇集了大陆各博物馆的仇英名作，聚于一堂，诚然盛事。两次展览的作品加起来，超过仇英所有真迹的一半。面对这样数百年未见的真迹汇聚，仇英难题，自然会得到进展。
汇聚有啥好处？就是可以直接观察真迹，依赖真迹的直接信息，找真实的特点。11月初，仇英展开幕，我跑去看，当时有点轻视了，以为一看就懂，结果，到了当天下午，我累得不行，真迹的信息太多，而且自己缺乏准备，没有假说，大量信息无法处理。当时的感觉是，应该住下来，每天来看一次。
后来发现，也无需这么夸张。隔了数周，我又去看了两天，这次有备而来，很快找到了切入点，解决了一些问题。
仇英的绘画，主要依赖五代绘画与宋画，从临《宋人册页》可以看出，仇英全面临摹各种宋代册页的风格，导致他的笔性被带得四处乱转。如果这些册页不是汇聚于一处，而是分散无款，我们断难一一辨认。这就是仇英什么都画，给我们带来的风格、特征、笔法习惯上的难题。
△临《宋人册页》（选二），上海博物馆藏
在这些难题中，还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限制条件，那就是设色的办法。宋人在绢上设色之法在明代已经基本失传，仇英根据宋人真迹，自己摸索出一套办法。但是宋人设色，确实存在壁垒，仇英尽力追摹，还是没有达到，这种努力，最后形成了一套明代人的设色方法，这种方法，又被苏州片子大量复制，这也是仇英绘画真迹，有时被苏州片子混淆的原因。
在仇英作品中，越是早期绘画，其设色越是幼稚。譬如说临《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显得比较俗气，以往看图片，以为是赝品无疑，但看了两次原作，就明白这是早期真迹。画中细微之处，极其费力，但是整体格局近乎瘫软。仇英此时应还是一个小画工，不明白如何均衡力气。
仇英的临古杰作是《瑞应图》，这件作品显示仇英当时的心情很好，用力恰当，不急不忙。到了临摹《职贡图》（故宫博物院藏）时，仇英似乎有点老气横秋，不耐烦仔细画各人相貌，于是人物千篇一律，但景物水平却很高，与临《清明上河图》颠倒过来了。画家之难也在于此，年轻时候力气大，但是不会用，老了会用了，可力气又不足了。
△临南宋《瑞应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在摹古作品中，只要设色的比例高，难免会带有俗气。而青绿的比例高，格调就会很好。一套册页中，尽是如此，如《人物故实图》，这显示了五代与宋人底本的难以复制。综合来看，仇英摹古设色画，成功的比例并不高。
△临《人物故实图》（选一），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仇英很聪明，他学宋人跟不上，学同时代人就青出于蓝。譬如克里夫兰博物馆的临《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就是学文徵明的式样，可是，仇英在设色上另有一攻，他用蛤粉打底，再采用文徵明的笔调，整体效果马上超越了文徵明。这种情况还出现在《赤壁图》中。
△《赤壁图》（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董其昌说，仇英是“赵千里后生也”，即南宋大画家赵千里转世。仇英临古是当时好手，赵千里以青绿山水擅场，仇英笔调与之类似，因此，仇英的不少绘画，神似赵千里。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仇英的一些青绿山水，马上就得出解读方案。譬如《煮茶论画图》堪称杰作；《松溪横笛图》（南京博物院藏）、《右军书扇图》（云南省博物馆藏），也都是原样复制的临摹品，这类作品，古人认为“胜于自运”。
△《煮茶论画图》（局部），吉林省博物馆藏
仇英绘画中，也有一些虽是临摹，但不完全是宋画格局的绘画，如《桃源仙境》（天津博物馆藏）《玉洞仙源》（故宫博物院藏），应是脱胎于赵千里，但或被当时订货的“赞助人”，规定了较大的尺幅，仇英可能被迫在画面中间，又增加了一层景物，才得以完成订单，但是画面的整体开合不对了。仇英临古第一杰作是著名的《临赵千里桃源图》（波士顿美术馆藏），这次未能参展，我曾在波士顿博物馆两次见到原作，很受震动。这件作品的底本，同样也是赵千里的第一杰作，明末吴其贞在惜墨如金的《书画记》中，长篇文字赞扬之。
总体来说，仇英临摹，比较依赖原作，原作如果建筑、人物设色太多，临摹起来，也有困难，而仇英遇到赵千里的格局，就得心应手。从材料上看，仇英之能力，也在于绢本设色，在苏州展览中，可以看到几件画在纸本上的作品，显得非常单薄，甚至不如尤求。纸本水墨，全靠笔力，仇英不擅此道。如《临李公麟五马图之一》（波士顿美术馆藏），看起来有点别扭，好多人怀疑之，其实确是真迹。
金笺扇子，是明代独有的东西，仇英利用了时代特征，画了一批非常好的作品，画展中扇子多数很好，其中依然以临摹赵千里格局的作品，最为杰出。而临摹宋人鞍马类作品的扇子，则显得手足无措，宋人那股拙劲，仇英完全没有学到。
△仇英画金笺扇
仇英出身匠人，在那个时代，独自研究宋人设色方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他的自运能力弱，如果没有底本依托，仇英就显得有些不会画画了，典型的作品，如《莲溪渔隐图》（故宫博物院藏），整体画面的处理，完全失去分寸。上海博物馆的黄朋博士在最近出版的《吴门具眼》中，将仇英划分为“画工”一类，是符合史实的。
仇英自身的笔墨习惯不强，导致其绘画笔墨因素不高，用传统鉴定方法，找作品之间的联系，明显有困难。
完全依赖对绘画的分析，需要汇聚作品。这次苏州展览提供了优秀的汇集，观展中，如果不再苦求作品之间的联系，转而追寻仇英各种作品与古代名作的分别联系，马上就会发现诸多可靠信息，仇英真伪的路径，也就一一可证。
另外，仇英画得太细，如果不看真迹，完全凭借图片，也很难看出端倪。明四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仇英最为严重。苏州四年的四次大展，功莫大焉。仇英展尤算是艺坛盛会，值得一观，还有几天就结展了（12月20日结束）。
至于本文一开始所谈到的仇英早晚期作品的问题，也有了一些眉目。如果确认了《临清明上河图》这类早期作品，可以想见，其绘画的时间序列，应是硬画成分越多的作品，越靠近早期。到了晚期，仇英毕竟有了自己的分析能力，作品内部的均衡程度大为提高，但是细节精彩程度，一定有所下降。
有人说，你就看这么一个展览，说了这么多结论和看法，可靠吗？古代艺术史研究，其实都是一边搜集信息，一边提出假说。如果假说质量高，那么后面的信息会云集而来，且整齐一致。反之亦然。
如果采用一般学科推进的办法，步步为营，由于传世作品本身就是遗存，信息并不完备，还可能互相矛盾，这种貌似严谨的方法，反而会导致研究者难以前进。如何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判断，才是鉴定最需要熟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