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爱的进程_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后现代维度_赵晶辉

诺贝尔获奖作家研究 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后现代维度

赵晶辉内容提要:《爱的进程》是艾丽丝·门罗1986年发表的同名小说集的开篇之作。作品中,门罗将坚定的现实主义与对爱情的各种假设结合到一起。小说不展开情节,也不塑造人物,破坏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常规,解构和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叙事形式。对立的声音并置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张力。故事化作碎片散落在琐细的叙述中,话语呈现去中心化和实验特质的审美范式。本文探讨门罗小说的写作形态,认为在先锋实验文体后面蕴藏着更新的现实主义因素。作家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中加入后现代的维度是以后现代派写作技巧对当前多变的现实生活做出的反应,折射出作家寻求恰当的写作形式表达生命复杂样式的努力。

关键词:现实主义 艾丽丝·门罗 《爱的进程》  后现代叙事

作者简介: 赵晶辉,文学博士,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

代英国小说研究、加拿大文学研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的阶段性成果。本(13YJC752040)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WW071)

文亦受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苏教师[2014]23号)资助。Title: “The Process of Love”: Postmodern Dimensions in Realist Narrative

ABSTRACT: Alice Munro’s The Progress of Love”, the opening story in a collec-“

tion of the same title, was published in 1986. In this story, Munro combines love assump-tions and realistic writing.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plotting or characterization, the story deconstructs and subverts the narrative form of traditional realist fiction. Juxtaposion of opposing voices constitutes the narrative tension in the novel. It also divides the plot into fragmentary narratives, presenting an aesthetic paradigm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ex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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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pdated realist elements exist in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skills, and that postmodern dimensions in realist narration are Munro’s responses to cur-

rent changing life, which reflects her efforts to find an appropriate writing form to express

the complexity of life.

Keywords: realism, Alice Munro, , postmodernist narrative“The Process of Love”

Author: Zhao Jinghu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China . Her research areas are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anadian ( 222005)

literature. 引言

“现实主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它的意义是在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添加汇集而成的。正如布拉德伯里(Bradbury ) 和麦克法(McFarlane )对现实主义的描述:“现实主义更加广阔的视野……必须使人想起一个延伸到现代艺术的非凡的持续的范围”(qtd. in Hill 217)。加拿大“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内涵在民族意识的发展、殖民与反殖民的过程中被逐渐吸纳进“现代”这一概念中。从16世纪起,加拿大沦为法、英殖民地。1867年加拿大成为

1931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在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中,英国的自治领,加拿大英语文

学经历了从边缘步入文学发展中心的过程。加拿大文学与文化产生自宗主国的语言文化,自19世纪后半叶,一些关于加拿大的自然景观、社会体制和人们的心理特点的作品显然受到维多立亚传统的影响。19世纪加拿大现实主义小说更偏向于反映论与表现论,真实地再现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同时,在促成自己民族文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过程中,加拿大文学与宗主国文学文化产生一定的张力,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遇到合适的外部条件后,便开始一个新的变革时期。20世纪的中后叶,加拿大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多种民族,多种地理环境,多种风俗习惯,使加拿大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在现代性多层次的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中,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呈现了极为复杂的“现代性”面貌。大量文学史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在加拿大的发展是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的兼收并蓄,具有多种维度、多种指向、多种可能性。阿尔伯特·波格曼(Albert Borgmann)在《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一书中指出,现实主义中的后现代写作是“一种学术方向,它吸收了后现代批评的教训,将后现代产生的模糊放置于温和的热情中,从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一个共同秩序”(转引自段军霞 122)。现实主义文学一直以写实主义的方式去叙述,尽管加入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维度,文学对现实世界反映的本质一成不变,它是最广泛、最深刻意义上对生活的反映和表现。加拿大现实主义的不懈探索,预示着作家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可能路径。“很多20世纪晚期加拿大作家创作的重要作品都带有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他们的创作基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先辈们的创作基础之上”(Hill 217)。

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 1931—)的短篇小说集《爱的进程》发表于1986年,令门罗第三次斩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在20 世纪众多小说家中, 门罗是位有现代性创作意识且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作家,这部小说集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赞誉。村上春树说:“门

罗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感”(《爱的进程》护封)。《费城问讯报》这样评论:“这部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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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进程》

小说洞悉人生的瞬间宛如闪电,随时从纸页上迸发。它不一定提供了答案,却把你引向新的问题。”《华盛顿邮报》的评述是:“艾丽丝·门罗天生会讲故事,能将日常轶事和细枝末节的事情在善变的时间中转化为蕴涵丰富的现代寓言”(The Progress of Love 封底)。透过《爱的进程》不难看出门罗小说充盈着现实主义的追求。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爱的进程》的基本框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的视点是外祖母、母亲以及费玛三代女性在各自生活轨道中经历的婚姻爱情生活,作品勾勒的背景是渥太华河边的拉姆塞镇。但是,我们又难以将它划归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为,小说的写作样态和作家的主体认知范式与传统现实主义迥然不同,呈现出后现代先锋实验文体特征。面对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加拿大作家,学界对她的关注日益提升。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门罗的小说,重视将文学作品置于整个文学演进的背景中考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国内对门罗的研究侧重主题解读,鲜有探讨门罗的创作手法与整个加拿大英语文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希望在充分吸收国内外门罗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文本的创作形态和文学思潮的关联。

一、复调特征与叙事张力

在《爱的进程》中,作家不展开情节,也不塑造人物,破坏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常规,解构和颠覆了小说传统的叙事形式。但是门罗的确在给我们讲故事。小说中不管用什么样的人称叙述,采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声音是具有权威性并且能够占据压倒一切的位置的。阅读者难以区分叙述者、人物和作者本人,因为这三者会在故事的中间突然出来讲述他们生活的故事,并能立刻进入到讲故事的人的角色之中,通过讲故事的行为来观察世界。在《爱的进程》的开篇部分,门罗用第一人称叙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使读者直接体验“我”经历事件时的心理,缩短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给读者较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尽管此类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有助于真实地讲述“我”的故事,自由地抒

还只是单纯地充当故事叙述或抒情的主人公。在回忆发“我”的情感,但此时第一人称“我”

“我”母亲的童年的时候,作家采用处于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的第三人称视角,以简洁、细腻的描述把母亲爱玛丽塔带到读者面前:随着对话和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叙述者不时从故事之外的俯视或旁观角度转为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聚焦到母亲爱玛丽塔身上,时而透视她的感知感受, 时而让读者直接通过爱玛丽塔的视角来观察事物和其他人物,让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情景交织穿插。作家为了达到文字塑造最大真实的效果,把叙事者与文本读者放在同一个视角,对作者自己要描述的场景和事件发生过程进行局外观察,不露声色,使用语言尽可能冷峻客观,以显示客观的“真实”。门罗小说根据文本的意蕴的表达而选择相应的叙述视角,叙述角度的复杂和多数读者习惯的因果线性叙述迥异,迫使读者成为其中一份子参与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在复调小说中, 作者并不是力图通过激发读者的想象, 把读者引向某个创作意图或本文的意图, 而是交给读者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给读者一个极大的未定点或空白, 任凭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填补”(张杰43)。《爱的进程》因此具备了现代小说中复调的特点。

《爱的进程》中,故事的情节不再排列为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门罗将不同的人物声音放在同一个时间横断面上用戏剧化的方式进行对比展出,让它们处在相互关联的链条上,以平等的姿态对话,从而发生相互交织的矛盾,最终形成杂然纷呈的冲突。小说中第一组对立的声音是母亲爱玛丽塔与姨妈贝瑞尔对外祖母上吊自杀两个不同版本的情景描述。母亲对年幼的费玛讲述了儿时的难忘经历:一日放学回家,爱玛丽塔看到“她的母亲正站在谷仓中心一个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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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欲坠的椅子上,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爱玛丽塔在极度恐惧中不知所措,下意识听从她母亲的差遣去镇上找回移情别恋的父亲。爱玛丽塔费了一番周折没有见到父亲的踪影,在恐惧中极速跑回家发现母亲被邻居劝下,在邻居家的厨房喝着咖啡。随着叙事的进行,小说从一个令人心生同情的情感画面滑向另一个冷峻的供述。费玛12岁那年,住在城市的姨妈贝瑞尔造访了她家的农场。在谈及家事时,姨妈告诉费玛:“我的眼睛顺着那绳子一个劲儿往上看,看到它只是搭在横梁上,就是悬挂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打结!……她是想激怒爸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Munro 22)。门罗将母亲与姨妈分别作为具有整体性与封闭性的自足主体,就同一事件完成了各自不同的叙述,“为什么贝瑞尔与母亲就同一件事,总是有不同的诉说版本?贝

都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看过来的”(23)。瑞尔在所有方面都与众不同—她的一切都有倾向性,

作者将两个部分组合,完成了外祖母自杀事件的描述。第二组对立的声音:费玛的父亲是否在场亲眼目睹费玛母亲烧掉3000加元现金的叙述。费玛童年时代家境贫困,父母经济拮据。费玛向朋友马克斯讲述母亲爱玛丽塔在这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做出的惊人举动:“她爸爸死于西雅图,给她留了三千元遗产。她把它烧光了,因为她恨他。她不想要这钱”(26)。费玛讲述了父亲对母亲焚烧3000加元遗产的反应:“关键是我爸爸任由她这么做了。对我而言就是这样的。爸爸站在那里,任由她这么做。假如有人试图阻止她,他还会保护她这么做。我想那就是爱吧”(26)。事情果真如此吗?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作家借助贝瑞尔姨妈的责问,揭开费玛杜撰的故事,最终让事实真相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内。在聚餐回农场的路上,一家人挤坐在某某的汽车里,当姨妈问及母亲爱玛丽塔如何处置她们的父亲遗赠的3000加元时,同时在场的费玛父亲竟然错愕不已,禁不住问到:“你们在说什么钱啊?这是什么钱啊?”(28)。母亲此时才向父亲坦白,她曾经从父亲那里继承了3000加元,随即烧掉了这些钱。小说试图让母亲

“思想行动大这个怪异的举止承载更多的内涵,语篇中费玛的表述其实是对这个事情的虚构。

体上与反应和行动相关联……主要是展示态度和情感”(83)。 费玛对事件的想象建构熔铸着自己美好的爱情愿望和生命欲求,父亲的形象被费玛进行了预设,被她的意识所框定,纳入了她的价值取向之中。《爱的进程》通过对立的声音并置,共时地把故事最大限度压缩到同一个时间横断面上。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之间独立的平等对话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独白。简单的文字叙述构成了小说中的叙事张力,这恰好显示了门罗文学创作的艺术能量。

二、碎片叙事中生成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文学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的完整性与清晰性。门罗的人物描写具备这种完整性,但却不是依照传统的手法来构造的,而是采用碎片式的叙述方式来组织完成。“门罗将逼真的细节植根于小说虚幻的‘真实’世界中。这个缘起于现实主义本身的艺术(美学)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张力让叙述者和人物坦然面对未知的世界”(Smythe 493)。门罗攫取记忆中的意象,在意识的参与中使人物细节描写在历史时间中自由出入,将其按自己的意志重组,在看似繁杂无关的细节之后构筑人物形象,克服了早期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作者对读者的单向操控,迫使读者参与阐释,将一些看似独立的细节因命运与巧合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从而将个性分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作家对母亲和贝瑞尔姨妈两个人物的刻画。

在小说中最有意味的一个情景是关于母亲头发的描写,“我记得母亲的头发除了白色没有过什么别的颜色”(Munro 6)。母亲二十出头时头发就白了,而且一缕年轻时的头发都不曾保·120·

《爱的进程》

留—它曾经是棕红色的。费玛问母亲:“头发变白了,你不难过吗?”(6)。母亲说:“我很高兴我头发的颜色不再跟我父亲的一样了”(6)。语言直白,意思表达得相当清楚,母亲钟情于白色的头发,只因为它不同于父亲的棕红色头发。头发既是母亲的外貌形象,同时又是作者借用的一种道具,来表现母亲对她父亲的背弃。这种话语的碎片激发人们的想象,展现给读者的是不和谐的父女关系。《爱的进程》的人物刻画以往返迂回碎裂化的片断推进, 加速或延宕了故事时间,使作者有足够的笔墨浸染于对象之物的描述, 在充满精神性和形而上的创作指向中, 让叙事沿着创作脉搏悠然前行。小说中多次提及了母亲餐前祈祷的习惯,母亲这种习惯保持了很多年。这是母亲弃绝男性价值,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世界,固守女性自我的重要策略。1947年夏天,母亲的妹妹贝瑞尔来看望费玛一家。费玛的外祖母去世后,母亲和姨妈首次相聚。作家选择费玛十二岁时的儿童视角,以孩童时期的无知眼光去看待、评价世界。那晚,费玛和贝瑞尔睡在一个房间。费玛近距离地描写了贝瑞尔。贝瑞尔穿着“米色”花边的桃色尼龙睡衣;贝瑞尔的美容套装,“手工绘制的玻璃罐里装了一层层化妆棉、爽身粉、美白乳液、冰蓝色的化妆水、红色和紫红色的小罐子,—看起来油亮亮的”(17);卸妆后,她用好容易搞到的膏来保养由于减肥过快导致的脸部细纹。她说:“爱玛丽塔遗传了爸爸的好长相。她从不捯饬自己。记得那次去旅馆,她穿的那件老式的深蓝色绉绸裙子吗?当然了,我知道那可能是她最好的衣服了,她就买那点儿衣服吗?”(22—23)。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如实交代, 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人物的性格走向变得模糊不清, 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细节, 一个个叙事碎片。在这桩桩细节中包含着某种在读者的头脑中可以被无限阐释与生发的新的话语。通过各个时空里的细节形象等的重复出现和相互映衬,可以积累成某种蕴意深刻,可以用来进行推演的语言符号。这种叙事手法实质是尊重小说对人物命运无常性的安排。对于读者来说,需要借助文本特征与已有的阅读经验最大限度使个体的理解与文本暗含的意义相遇合,在毫无规则的表层结构下,发现文本之间的联结点,对故事进行再生想象。母亲与姨妈之间的姐妹情谊和彼此不同的人生观、人生态度通过细节的碎片描写来完成,通过碎片描写,在读者脑海中生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姨妈的人生态度是开放的、享乐式的,拥有自己的事业。母亲则是循规蹈矩,坚守家庭与崇尚爱情的传统女性。姐妹俩选择了不同成长之路,她们的成长叙事中没有相依相恋的“亲和”状态,更多的是因相离相斥的“悖离”状态而告终的姐妹关系。

三、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在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叙事的时间性显而易见:语言的线性安排、事件的因果关系都遵循时间序列。20 世纪末以来, 哲学社科领域里出现了空间转向, 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现代小说叙事也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就门罗小说的叙事而言,空间

线索,根据空间来设置小是体现叙事魅力的一大技巧。空间叙事就是把空间作为叙事的结构、

说的主要叙事内容。那么,《爱的进程》是如何讲述爱情故事的呢? 在笔者看来,对“空间”的强调与巧妙运用是小说的一个特色,“空间”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爱的进程》讲述了一个在城市做房地产经纪人,名叫费玛的女人。她有两个儿子,刚刚离婚,母亲刚刚过世。父亲的一个电话开启了她儿时的记忆。费玛家的房子和“野树林酒吧”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主要手段,作家在这样的故事空间内讲述人物间的关系和时间联系。费玛家的房子是一栋乡村农场房子,“房间又高又大,窗户上装着深绿色的百叶窗。……我喜欢看的另一样东西是烟囱上的污渍,不管旧的还是新的,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人的脸,甚至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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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城市”(Munro 5)。作者对房子的描写并非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普通写实性的环境描写。作者选择家宅作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演绎场所,叙述者巧妙地变换时空视点,让房子内各个房间作为独立的场景空间,各自有其不同的故事情节上演。睹物思人,插入父亲与母亲的各种回忆片段,场景空间中的叙事发生联系,并在叙述中穿插了一系列线索,突出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跨越,可以将之看做是联结过去与现在、历史回忆与现实世界的通道,勾勒出母亲与父亲的爱情故事。父亲包容,母亲虔诚,父母携手走过风雨兼程的一生。“那些古老的婚姻中爱与怨可以悄然生长,如此混沌和执着,仿佛可以到地老天荒”(31)。母亲去世后,父亲以5千元卖掉了农场,搬进内特菲尔德县立老人之家。一个多伦多人成为房子的新主人。1967年,多伦多人将房子租给了一个公社。10年后,多伦多人以当初买房10倍的价钱将房子转手卖给了渥太华来的年轻夫妇。房子几经易主,新生事物以不可阻挡的力量代替了旧事物。不管新生事物是否合理,它们的出现受不受欢迎,它们的到来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父母生活中的美好回忆在这股潮流中并没有被冲刷,而是一直珍藏在费玛的记忆深处。如果将空间划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大空间场所,费玛家的房子应该属于私人空间,另外一个则是“野树林酒吧”这个公共空间。野树林酒吧是各个叙事中心的人物汇集的地方。作家在这样的故事空间内讲述人物间的关系和时间联系。当各方面人物关系在叙述中心交汇时,叙事技巧就显得尤为重要。作家在每一个事件描写之后,没有任何过渡,通过空间的链接自然回溯到不同时间节点的情景。贝瑞尔和弗洛伦斯先生请费玛一家到野树林酒吧吃饭。结婚之后,雄狮俱乐部在野树林举办了一个宴会和一场舞会。丹·凯西到野树林买酒。后来,“酒吧改造成了‘世外桃源’,那里每晚都有脱衣舞表演。……我和房地产公司的人会去‘世外桃源’庆祝生日或别的大事”(23)。野树林酒吧是叙事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成为叙事力量和意义的主要中心。《爱的进程》情节主线是母亲与父亲的爱情故事。与它并置的还有两条次要情节线索:费玛外祖父与外祖母的爱情生活以及费玛自己的婚姻状况。这两条与情节主线并置的次要情节线索对刻画母亲和父亲等人物有着重要的反衬作用。从小说结构来看,这两条次要情节线索起到了阻断情节主线发展的时间顺序的作用,它们与情节主线的并置达到了一种共时性的效果,使该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空间性。在《爱的进程》中,小说叙事表现的不再是单纯的时间性存在,语言的安排不是传统的因果线性延展。叙事进程不依赖于时间序列,作家对空间加以创造性的利用,将散落在思绪深处的零星记忆连缀起来,使之直接统一于精神体验的私人空间或公共空间中,呈现出某种新颖、别致的空间叙事逻辑。

门罗有意将街头巷尾的匆匆过客和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作为小说的重点对象加以描写,她着意聚焦和突出加拿大小镇普通人缜密的情感世界,在他们平庸琐细的生活中点燃和提炼出人们司空见惯却未能表达出来的问题。门罗所反复强调的真实,不是指对生活图景的简单描摹,也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式的反映,它与现实的事件不是对位的约定关系。这个结构不是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维度的叙事方式。其中的意味不能单从逻辑上加以辨别,也不能当做功能得以认识,但却能当做性质得以感受,丰盈并且充实我们对生命的质感,激起我们对生命复杂样式的某种认同。她的小说因而成为现实主义小说体现现代性旨向的成熟文本。其实,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现实”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门罗。门罗说:“我喜欢与人交往,喜欢与人交谈以及那些突然带给人们的惊喜。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些你不曾期待的事情。……事情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也是我要写作的东西”(Awano 182)。她在接受粟野(Awano )采访时被问及如何写作时是这样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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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进程》

我写得很慢;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每一次的写作都是非常艰难的。实际上,我不间断地写作,我的写作从20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81岁。我的写作规律是这样的,清晨起床,喝过咖啡,开始写作。写了一段时间后,我会休息一下,然后吃点东西继续写。早上写比较难写的部分。我不会在开头用很多时间。我可能只会用三个小时。我总是会不断重写,然后再重写,直到我认为写得可以了,然后我就提交出去。然后我想再重新写一些。有时候对于我来说,几个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会再把书稿要回来,把这几个字再放进去。( 181)

在这艰辛的创作过程背后一定有一种热切的叙述本能在支撑。“她拥有揭示引人入胜的人性困境的才能,这个困境就在仁慈的外表下,她将此串联成故事,然后用直觉讲给有知识和有情感的人听”(Kanpp 152)。这种动力决定了门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理清思路,提炼出最希望表达的东西,最终将内容的变化莫测转向形式的探索创新。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审美旨趣的自觉改变,促使门罗在理性精神的驱使下运用各种叙事策略对人物性格及事件的发展做出逻辑勾连,导致了作品主体基调的内倾化。客观上讲,门罗的写作确实延伸了现实主义形式的界限。

结 语

对一个文本的审美意义的考察必然内含着文学史的坐标,同样,文学的演进本身也建构在文本的创新发展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门罗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形态及其建构意义值得充分重视。门罗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以具体文本呈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之间有着迥然的差异。门罗小说的写作方式也是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现代转型的体现,它具有经典的意义和召唤文学新经验的能力。在面对这种差异进行价值判断时,可以断定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过程,而绝非一个“自然”的过程。任何文学创作在产生之初都要经历“当代”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共鸣,可以说,门罗的创作是在当代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建构的语境中累积起来的。

门罗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所强调的不是高度的道德说教,而是平易的散文叙事;它所描写的不是高大的贵族英雄形象,而是出身普普通通的人。作者选择了平凡的题材,着墨于大时代的小事情,大社会的小人物,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富的情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门罗似乎在有意地破坏着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工整性。因为她的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情节不十分明显,实验性的表现手法以及非线性的叙述。她并非决意要同经典划清界限,同时也不愿被轻易划进“后现代”的行列。因为,无论传统的现实主义,还是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它们所提供的方式都难以承载当下复杂多变的加拿大现实生活。出色的文学作家都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同时他们作为叙事主体又统治着叙事话语,门罗的文学创作演绎了时代演化的精神逻辑,折射出作家寻求恰当的写作形式表达生命复杂样式的努力,她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中加入后现代的维度,使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呈现出质感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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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第4期,[张杰:《复调小说的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外国文学评论》第

37-44页。]

(责任编辑:舒程)

桑塔格谈话录

〔美国〕利兰·波格 编

姚君伟 译

本书收集了苏珊·桑塔格的十多篇经典访谈,时间跨度从1967年到1993年,涉及文学、绘画、电影和戏剧等文化主题,还有女性主义、疾病和现代性等社会热点问题。本书还收录了桑塔格与中国旅美学者杨小滨和贝岭的谈话记录,利兰·波格也拨冗为中文版题写序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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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晶辉内容提要:《爱的进程》是艾丽丝·门罗1986年发表的同名小说集的开篇之作。作品中,门罗将坚定的现实主义与对爱情的各种假设结合到一起。小说不展开情节,也不塑造人物,破坏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常规,解构和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叙事形式。对立的声音并置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张力。故事化作碎片散落在琐细的叙述中,话语呈现去中心化和实验特质的审美范式。本文探讨门罗小说的写作形态,认为在先锋实验文体后面蕴藏着更新的现实主义因素。作家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中加入后现代的维度是以后现代派写作技巧对当前多变的现实生活做出的反应,折射出作家寻求恰当的写作形式表达生命复杂样式的努力。

关键词:现实主义 艾丽丝·门罗 《爱的进程》  后现代叙事

作者简介: 赵晶辉,文学博士,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

代英国小说研究、加拿大文学研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的阶段性成果。本(13YJC752040)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WW071)

文亦受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苏教师[2014]23号)资助。Title: “The Process of Love”: Postmodern Dimensions in Realist Narrative

ABSTRACT: Alice Munro’s The Progress of Love”, the opening story in a collec-“

tion of the same title, was published in 1986. In this story, Munro combines love assump-tions and realistic writing.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plotting or characterization, the story deconstructs and subverts the narrative form of traditional realist fiction. Juxtaposion of opposing voices constitutes the narrative tension in the novel. It also divides the plot into fragmentary narratives, presenting an aesthetic paradigm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ex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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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pdated realist elements exist in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skills, and that postmodern dimensions in realist narration are Munro’s responses to cur-

rent changing life, which reflects her efforts to find an appropriate writing form to express

the complexity of life.

Keywords: realism, Alice Munro, , postmodernist narrative“The Process of Love”

Author: Zhao Jinghu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China . Her research areas are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anadian ( 222005)

literature. 引言

“现实主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它的意义是在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添加汇集而成的。正如布拉德伯里(Bradbury ) 和麦克法(McFarlane )对现实主义的描述:“现实主义更加广阔的视野……必须使人想起一个延伸到现代艺术的非凡的持续的范围”(qtd. in Hill 217)。加拿大“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内涵在民族意识的发展、殖民与反殖民的过程中被逐渐吸纳进“现代”这一概念中。从16世纪起,加拿大沦为法、英殖民地。1867年加拿大成为

1931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在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中,英国的自治领,加拿大英语文

学经历了从边缘步入文学发展中心的过程。加拿大文学与文化产生自宗主国的语言文化,自19世纪后半叶,一些关于加拿大的自然景观、社会体制和人们的心理特点的作品显然受到维多立亚传统的影响。19世纪加拿大现实主义小说更偏向于反映论与表现论,真实地再现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同时,在促成自己民族文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过程中,加拿大文学与宗主国文学文化产生一定的张力,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遇到合适的外部条件后,便开始一个新的变革时期。20世纪的中后叶,加拿大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多种民族,多种地理环境,多种风俗习惯,使加拿大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在现代性多层次的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中,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呈现了极为复杂的“现代性”面貌。大量文学史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在加拿大的发展是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的兼收并蓄,具有多种维度、多种指向、多种可能性。阿尔伯特·波格曼(Albert Borgmann)在《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一书中指出,现实主义中的后现代写作是“一种学术方向,它吸收了后现代批评的教训,将后现代产生的模糊放置于温和的热情中,从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一个共同秩序”(转引自段军霞 122)。现实主义文学一直以写实主义的方式去叙述,尽管加入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维度,文学对现实世界反映的本质一成不变,它是最广泛、最深刻意义上对生活的反映和表现。加拿大现实主义的不懈探索,预示着作家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可能路径。“很多20世纪晚期加拿大作家创作的重要作品都带有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他们的创作基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先辈们的创作基础之上”(Hill 217)。

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 1931—)的短篇小说集《爱的进程》发表于1986年,令门罗第三次斩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在20 世纪众多小说家中, 门罗是位有现代性创作意识且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作家,这部小说集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赞誉。村上春树说:“门

罗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感”(《爱的进程》护封)。《费城问讯报》这样评论:“这部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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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进程》

小说洞悉人生的瞬间宛如闪电,随时从纸页上迸发。它不一定提供了答案,却把你引向新的问题。”《华盛顿邮报》的评述是:“艾丽丝·门罗天生会讲故事,能将日常轶事和细枝末节的事情在善变的时间中转化为蕴涵丰富的现代寓言”(The Progress of Love 封底)。透过《爱的进程》不难看出门罗小说充盈着现实主义的追求。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爱的进程》的基本框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的视点是外祖母、母亲以及费玛三代女性在各自生活轨道中经历的婚姻爱情生活,作品勾勒的背景是渥太华河边的拉姆塞镇。但是,我们又难以将它划归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为,小说的写作样态和作家的主体认知范式与传统现实主义迥然不同,呈现出后现代先锋实验文体特征。面对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加拿大作家,学界对她的关注日益提升。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门罗的小说,重视将文学作品置于整个文学演进的背景中考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国内对门罗的研究侧重主题解读,鲜有探讨门罗的创作手法与整个加拿大英语文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希望在充分吸收国内外门罗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文本的创作形态和文学思潮的关联。

一、复调特征与叙事张力

在《爱的进程》中,作家不展开情节,也不塑造人物,破坏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常规,解构和颠覆了小说传统的叙事形式。但是门罗的确在给我们讲故事。小说中不管用什么样的人称叙述,采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声音是具有权威性并且能够占据压倒一切的位置的。阅读者难以区分叙述者、人物和作者本人,因为这三者会在故事的中间突然出来讲述他们生活的故事,并能立刻进入到讲故事的人的角色之中,通过讲故事的行为来观察世界。在《爱的进程》的开篇部分,门罗用第一人称叙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使读者直接体验“我”经历事件时的心理,缩短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给读者较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尽管此类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有助于真实地讲述“我”的故事,自由地抒

还只是单纯地充当故事叙述或抒情的主人公。在回忆发“我”的情感,但此时第一人称“我”

“我”母亲的童年的时候,作家采用处于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的第三人称视角,以简洁、细腻的描述把母亲爱玛丽塔带到读者面前:随着对话和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叙述者不时从故事之外的俯视或旁观角度转为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聚焦到母亲爱玛丽塔身上,时而透视她的感知感受, 时而让读者直接通过爱玛丽塔的视角来观察事物和其他人物,让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情景交织穿插。作家为了达到文字塑造最大真实的效果,把叙事者与文本读者放在同一个视角,对作者自己要描述的场景和事件发生过程进行局外观察,不露声色,使用语言尽可能冷峻客观,以显示客观的“真实”。门罗小说根据文本的意蕴的表达而选择相应的叙述视角,叙述角度的复杂和多数读者习惯的因果线性叙述迥异,迫使读者成为其中一份子参与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在复调小说中, 作者并不是力图通过激发读者的想象, 把读者引向某个创作意图或本文的意图, 而是交给读者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给读者一个极大的未定点或空白, 任凭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填补”(张杰43)。《爱的进程》因此具备了现代小说中复调的特点。

《爱的进程》中,故事的情节不再排列为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门罗将不同的人物声音放在同一个时间横断面上用戏剧化的方式进行对比展出,让它们处在相互关联的链条上,以平等的姿态对话,从而发生相互交织的矛盾,最终形成杂然纷呈的冲突。小说中第一组对立的声音是母亲爱玛丽塔与姨妈贝瑞尔对外祖母上吊自杀两个不同版本的情景描述。母亲对年幼的费玛讲述了儿时的难忘经历:一日放学回家,爱玛丽塔看到“她的母亲正站在谷仓中心一个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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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欲坠的椅子上,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爱玛丽塔在极度恐惧中不知所措,下意识听从她母亲的差遣去镇上找回移情别恋的父亲。爱玛丽塔费了一番周折没有见到父亲的踪影,在恐惧中极速跑回家发现母亲被邻居劝下,在邻居家的厨房喝着咖啡。随着叙事的进行,小说从一个令人心生同情的情感画面滑向另一个冷峻的供述。费玛12岁那年,住在城市的姨妈贝瑞尔造访了她家的农场。在谈及家事时,姨妈告诉费玛:“我的眼睛顺着那绳子一个劲儿往上看,看到它只是搭在横梁上,就是悬挂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打结!……她是想激怒爸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Munro 22)。门罗将母亲与姨妈分别作为具有整体性与封闭性的自足主体,就同一事件完成了各自不同的叙述,“为什么贝瑞尔与母亲就同一件事,总是有不同的诉说版本?贝

都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看过来的”(23)。瑞尔在所有方面都与众不同—她的一切都有倾向性,

作者将两个部分组合,完成了外祖母自杀事件的描述。第二组对立的声音:费玛的父亲是否在场亲眼目睹费玛母亲烧掉3000加元现金的叙述。费玛童年时代家境贫困,父母经济拮据。费玛向朋友马克斯讲述母亲爱玛丽塔在这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做出的惊人举动:“她爸爸死于西雅图,给她留了三千元遗产。她把它烧光了,因为她恨他。她不想要这钱”(26)。费玛讲述了父亲对母亲焚烧3000加元遗产的反应:“关键是我爸爸任由她这么做了。对我而言就是这样的。爸爸站在那里,任由她这么做。假如有人试图阻止她,他还会保护她这么做。我想那就是爱吧”(26)。事情果真如此吗?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作家借助贝瑞尔姨妈的责问,揭开费玛杜撰的故事,最终让事实真相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内。在聚餐回农场的路上,一家人挤坐在某某的汽车里,当姨妈问及母亲爱玛丽塔如何处置她们的父亲遗赠的3000加元时,同时在场的费玛父亲竟然错愕不已,禁不住问到:“你们在说什么钱啊?这是什么钱啊?”(28)。母亲此时才向父亲坦白,她曾经从父亲那里继承了3000加元,随即烧掉了这些钱。小说试图让母亲

“思想行动大这个怪异的举止承载更多的内涵,语篇中费玛的表述其实是对这个事情的虚构。

体上与反应和行动相关联……主要是展示态度和情感”(83)。 费玛对事件的想象建构熔铸着自己美好的爱情愿望和生命欲求,父亲的形象被费玛进行了预设,被她的意识所框定,纳入了她的价值取向之中。《爱的进程》通过对立的声音并置,共时地把故事最大限度压缩到同一个时间横断面上。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之间独立的平等对话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独白。简单的文字叙述构成了小说中的叙事张力,这恰好显示了门罗文学创作的艺术能量。

二、碎片叙事中生成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文学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的完整性与清晰性。门罗的人物描写具备这种完整性,但却不是依照传统的手法来构造的,而是采用碎片式的叙述方式来组织完成。“门罗将逼真的细节植根于小说虚幻的‘真实’世界中。这个缘起于现实主义本身的艺术(美学)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张力让叙述者和人物坦然面对未知的世界”(Smythe 493)。门罗攫取记忆中的意象,在意识的参与中使人物细节描写在历史时间中自由出入,将其按自己的意志重组,在看似繁杂无关的细节之后构筑人物形象,克服了早期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作者对读者的单向操控,迫使读者参与阐释,将一些看似独立的细节因命运与巧合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从而将个性分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作家对母亲和贝瑞尔姨妈两个人物的刻画。

在小说中最有意味的一个情景是关于母亲头发的描写,“我记得母亲的头发除了白色没有过什么别的颜色”(Munro 6)。母亲二十出头时头发就白了,而且一缕年轻时的头发都不曾保·120·

《爱的进程》

留—它曾经是棕红色的。费玛问母亲:“头发变白了,你不难过吗?”(6)。母亲说:“我很高兴我头发的颜色不再跟我父亲的一样了”(6)。语言直白,意思表达得相当清楚,母亲钟情于白色的头发,只因为它不同于父亲的棕红色头发。头发既是母亲的外貌形象,同时又是作者借用的一种道具,来表现母亲对她父亲的背弃。这种话语的碎片激发人们的想象,展现给读者的是不和谐的父女关系。《爱的进程》的人物刻画以往返迂回碎裂化的片断推进, 加速或延宕了故事时间,使作者有足够的笔墨浸染于对象之物的描述, 在充满精神性和形而上的创作指向中, 让叙事沿着创作脉搏悠然前行。小说中多次提及了母亲餐前祈祷的习惯,母亲这种习惯保持了很多年。这是母亲弃绝男性价值,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世界,固守女性自我的重要策略。1947年夏天,母亲的妹妹贝瑞尔来看望费玛一家。费玛的外祖母去世后,母亲和姨妈首次相聚。作家选择费玛十二岁时的儿童视角,以孩童时期的无知眼光去看待、评价世界。那晚,费玛和贝瑞尔睡在一个房间。费玛近距离地描写了贝瑞尔。贝瑞尔穿着“米色”花边的桃色尼龙睡衣;贝瑞尔的美容套装,“手工绘制的玻璃罐里装了一层层化妆棉、爽身粉、美白乳液、冰蓝色的化妆水、红色和紫红色的小罐子,—看起来油亮亮的”(17);卸妆后,她用好容易搞到的膏来保养由于减肥过快导致的脸部细纹。她说:“爱玛丽塔遗传了爸爸的好长相。她从不捯饬自己。记得那次去旅馆,她穿的那件老式的深蓝色绉绸裙子吗?当然了,我知道那可能是她最好的衣服了,她就买那点儿衣服吗?”(22—23)。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如实交代, 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人物的性格走向变得模糊不清, 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细节, 一个个叙事碎片。在这桩桩细节中包含着某种在读者的头脑中可以被无限阐释与生发的新的话语。通过各个时空里的细节形象等的重复出现和相互映衬,可以积累成某种蕴意深刻,可以用来进行推演的语言符号。这种叙事手法实质是尊重小说对人物命运无常性的安排。对于读者来说,需要借助文本特征与已有的阅读经验最大限度使个体的理解与文本暗含的意义相遇合,在毫无规则的表层结构下,发现文本之间的联结点,对故事进行再生想象。母亲与姨妈之间的姐妹情谊和彼此不同的人生观、人生态度通过细节的碎片描写来完成,通过碎片描写,在读者脑海中生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姨妈的人生态度是开放的、享乐式的,拥有自己的事业。母亲则是循规蹈矩,坚守家庭与崇尚爱情的传统女性。姐妹俩选择了不同成长之路,她们的成长叙事中没有相依相恋的“亲和”状态,更多的是因相离相斥的“悖离”状态而告终的姐妹关系。

三、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在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叙事的时间性显而易见:语言的线性安排、事件的因果关系都遵循时间序列。20 世纪末以来, 哲学社科领域里出现了空间转向, 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现代小说叙事也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就门罗小说的叙事而言,空间

线索,根据空间来设置小是体现叙事魅力的一大技巧。空间叙事就是把空间作为叙事的结构、

说的主要叙事内容。那么,《爱的进程》是如何讲述爱情故事的呢? 在笔者看来,对“空间”的强调与巧妙运用是小说的一个特色,“空间”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爱的进程》讲述了一个在城市做房地产经纪人,名叫费玛的女人。她有两个儿子,刚刚离婚,母亲刚刚过世。父亲的一个电话开启了她儿时的记忆。费玛家的房子和“野树林酒吧”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主要手段,作家在这样的故事空间内讲述人物间的关系和时间联系。费玛家的房子是一栋乡村农场房子,“房间又高又大,窗户上装着深绿色的百叶窗。……我喜欢看的另一样东西是烟囱上的污渍,不管旧的还是新的,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人的脸,甚至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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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城市”(Munro 5)。作者对房子的描写并非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普通写实性的环境描写。作者选择家宅作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演绎场所,叙述者巧妙地变换时空视点,让房子内各个房间作为独立的场景空间,各自有其不同的故事情节上演。睹物思人,插入父亲与母亲的各种回忆片段,场景空间中的叙事发生联系,并在叙述中穿插了一系列线索,突出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跨越,可以将之看做是联结过去与现在、历史回忆与现实世界的通道,勾勒出母亲与父亲的爱情故事。父亲包容,母亲虔诚,父母携手走过风雨兼程的一生。“那些古老的婚姻中爱与怨可以悄然生长,如此混沌和执着,仿佛可以到地老天荒”(31)。母亲去世后,父亲以5千元卖掉了农场,搬进内特菲尔德县立老人之家。一个多伦多人成为房子的新主人。1967年,多伦多人将房子租给了一个公社。10年后,多伦多人以当初买房10倍的价钱将房子转手卖给了渥太华来的年轻夫妇。房子几经易主,新生事物以不可阻挡的力量代替了旧事物。不管新生事物是否合理,它们的出现受不受欢迎,它们的到来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父母生活中的美好回忆在这股潮流中并没有被冲刷,而是一直珍藏在费玛的记忆深处。如果将空间划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大空间场所,费玛家的房子应该属于私人空间,另外一个则是“野树林酒吧”这个公共空间。野树林酒吧是各个叙事中心的人物汇集的地方。作家在这样的故事空间内讲述人物间的关系和时间联系。当各方面人物关系在叙述中心交汇时,叙事技巧就显得尤为重要。作家在每一个事件描写之后,没有任何过渡,通过空间的链接自然回溯到不同时间节点的情景。贝瑞尔和弗洛伦斯先生请费玛一家到野树林酒吧吃饭。结婚之后,雄狮俱乐部在野树林举办了一个宴会和一场舞会。丹·凯西到野树林买酒。后来,“酒吧改造成了‘世外桃源’,那里每晚都有脱衣舞表演。……我和房地产公司的人会去‘世外桃源’庆祝生日或别的大事”(23)。野树林酒吧是叙事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成为叙事力量和意义的主要中心。《爱的进程》情节主线是母亲与父亲的爱情故事。与它并置的还有两条次要情节线索:费玛外祖父与外祖母的爱情生活以及费玛自己的婚姻状况。这两条与情节主线并置的次要情节线索对刻画母亲和父亲等人物有着重要的反衬作用。从小说结构来看,这两条次要情节线索起到了阻断情节主线发展的时间顺序的作用,它们与情节主线的并置达到了一种共时性的效果,使该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空间性。在《爱的进程》中,小说叙事表现的不再是单纯的时间性存在,语言的安排不是传统的因果线性延展。叙事进程不依赖于时间序列,作家对空间加以创造性的利用,将散落在思绪深处的零星记忆连缀起来,使之直接统一于精神体验的私人空间或公共空间中,呈现出某种新颖、别致的空间叙事逻辑。

门罗有意将街头巷尾的匆匆过客和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作为小说的重点对象加以描写,她着意聚焦和突出加拿大小镇普通人缜密的情感世界,在他们平庸琐细的生活中点燃和提炼出人们司空见惯却未能表达出来的问题。门罗所反复强调的真实,不是指对生活图景的简单描摹,也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式的反映,它与现实的事件不是对位的约定关系。这个结构不是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维度的叙事方式。其中的意味不能单从逻辑上加以辨别,也不能当做功能得以认识,但却能当做性质得以感受,丰盈并且充实我们对生命的质感,激起我们对生命复杂样式的某种认同。她的小说因而成为现实主义小说体现现代性旨向的成熟文本。其实,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现实”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门罗。门罗说:“我喜欢与人交往,喜欢与人交谈以及那些突然带给人们的惊喜。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些你不曾期待的事情。……事情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也是我要写作的东西”(Awano 182)。她在接受粟野(Awano )采访时被问及如何写作时是这样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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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进程》

我写得很慢;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每一次的写作都是非常艰难的。实际上,我不间断地写作,我的写作从20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81岁。我的写作规律是这样的,清晨起床,喝过咖啡,开始写作。写了一段时间后,我会休息一下,然后吃点东西继续写。早上写比较难写的部分。我不会在开头用很多时间。我可能只会用三个小时。我总是会不断重写,然后再重写,直到我认为写得可以了,然后我就提交出去。然后我想再重新写一些。有时候对于我来说,几个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会再把书稿要回来,把这几个字再放进去。( 181)

在这艰辛的创作过程背后一定有一种热切的叙述本能在支撑。“她拥有揭示引人入胜的人性困境的才能,这个困境就在仁慈的外表下,她将此串联成故事,然后用直觉讲给有知识和有情感的人听”(Kanpp 152)。这种动力决定了门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理清思路,提炼出最希望表达的东西,最终将内容的变化莫测转向形式的探索创新。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审美旨趣的自觉改变,促使门罗在理性精神的驱使下运用各种叙事策略对人物性格及事件的发展做出逻辑勾连,导致了作品主体基调的内倾化。客观上讲,门罗的写作确实延伸了现实主义形式的界限。

结 语

对一个文本的审美意义的考察必然内含着文学史的坐标,同样,文学的演进本身也建构在文本的创新发展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门罗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形态及其建构意义值得充分重视。门罗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以具体文本呈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之间有着迥然的差异。门罗小说的写作方式也是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现代转型的体现,它具有经典的意义和召唤文学新经验的能力。在面对这种差异进行价值判断时,可以断定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过程,而绝非一个“自然”的过程。任何文学创作在产生之初都要经历“当代”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共鸣,可以说,门罗的创作是在当代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建构的语境中累积起来的。

门罗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所强调的不是高度的道德说教,而是平易的散文叙事;它所描写的不是高大的贵族英雄形象,而是出身普普通通的人。作者选择了平凡的题材,着墨于大时代的小事情,大社会的小人物,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富的情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门罗似乎在有意地破坏着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工整性。因为她的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情节不十分明显,实验性的表现手法以及非线性的叙述。她并非决意要同经典划清界限,同时也不愿被轻易划进“后现代”的行列。因为,无论传统的现实主义,还是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它们所提供的方式都难以承载当下复杂多变的加拿大现实生活。出色的文学作家都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同时他们作为叙事主体又统治着叙事话语,门罗的文学创作演绎了时代演化的精神逻辑,折射出作家寻求恰当的写作形式表达生命复杂样式的努力,她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中加入后现代的维度,使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呈现出质感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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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4页。]

(责任编辑:舒程)

桑塔格谈话录

〔美国〕利兰·波格 编

姚君伟 译

本书收集了苏珊·桑塔格的十多篇经典访谈,时间跨度从1967年到1993年,涉及文学、绘画、电影和戏剧等文化主题,还有女性主义、疾病和现代性等社会热点问题。本书还收录了桑塔格与中国旅美学者杨小滨和贝岭的谈话记录,利兰·波格也拨冗为中文版题写序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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