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们踏着文昌县东海岸的沙原，走向一座熟悉的又是久别了的村庄。几十株高大的椰子树，在村庄的周围矗立着，迎着海风摆动着。
进村后，一座座红砖白粉墙的新房子，把我弄得迷糊了。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鬼子“三光”过的，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现在，隔了五、六年，面貌完全变了。不但屋子变了，路也变了。怎样去找人呢？我又兴奋又为难地站着。
在田里找来的一位小向导——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把我们引到一座新房子的门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要找的人并不住在这一角地方，我想，也许是小姑娘弄错了。
“进去吧，这就是四婆的新房子。”小姑娘推开虚掩着的门扇，招呼我们进去。
踏进门，横廊上堆满了新鲜的稻草，那甜香的气息，使人很舒服。院子里晒满了新打下的谷粒，十多只鸡叫着啄着。小姑娘一面赶鸡一面大喊：
“四婆，有两位同志来看你。”
“谁哟？”从院子旁边一间小房子，发出老人的爽朗的声音。随着声音。一个瘦小的满脸皱纹的老妈妈牵着一个不穿裤子的小孙孙走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有了七十四岁高龄的革命老母亲——云四婆。老人家样子没有大变，只是显得更苍老和衰弱一些。她穿着一套整洁的黑布杉，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谁？哎！是老李。孩子，你是路过还是特地到婆的家里来的？”
听说我们是专诚来拜访她的，老人家一张嘴笑得合不拢来，一把拉住我们坐在横廊上的长凳上，立刻忙着去拿开水、扇子，又忙着吩咐小姑娘找人摘椰子。我实在过意不去，只好硬拖住她坐下来。
“孩子，想不到你调这么远，还会返回来看婆婆。”她坐下，把我从头发抚摸到脊背，抓住我的一双手。看了又看。
“是，我们想来看看婆婆怎样过日子。”
“唷！婆的日子！比过方可大不相同啦，你瞧瞧看。”老人家兴奋地领我们走进她的新房子。走进去，最触目的，是挂在厅正中的毛主席大幅彩色画像。像下面横悬着一个大玻璃框，里面嵌着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送给她的毛主席照片、毛主席的题字，还有她到广州、海口开会的照片，她的很多“孩子”们送给她的照片。这一些，已经足够说明这屋子主人的身份了。
厅上摆一张八仙台和几张靠背木椅，一大堆刚晒干的谷子堆在一角，厅右边是她的卧房，蚊帐、草席、毡子、枕头都很齐全，木柜上整齐的摺叠着几套衣服，墙上还挂着一顶蓝布军帽、一把新的黑布伞。这完全是海南岛中等人家的样子。地方是挤一点，可是有股温暖的兴旺的气息。
“孩子，看见了吧？这都是毛主席给的。房子是土地改革时分的，还分了十多亩地，勤做俭用，日子是过得去啦。你记得不？在那边山林的地洞里，你讲的道理，现在都做到了，咳，可惜许多人见不到了……”老人家与奋地说个不停，紧紧地抓住我，生怕我走了似的。
我看着她的笑容和皱纹上的红晕，心里也实在激动。
（图片见原版面）常四婆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就像母亲见到儿子一样抱住哭了。
我认识四婆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在两段最艰苦最残酷的斗争日子里，我是和她一起度过的。一九四二年秋天，是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最严重的时期，那时我病了，领导上要我到这个号称“堪察加”的地方休养。和我一同出发到这里来的，还有一批重伤员。在走了一晚夜路，快要到的时候，却下起倾盆大雨，在风雨交加中。重伤员是受不了的。我和医务同志商量后，决定到附近的村庄躲避一下，但又不知到那里好。跟随我的通讯员小波，对这一带地方比较熟悉，他带我们到四婆的村子来。当我随着小波叫开一间破败的房子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出来招呼我们。当她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就像母亲见到儿子一样抱住哭了。“孩子，你们都是婆婆一手捏大的呀，怎能叫你们受这样的苦。”老人家就连忙叫醒媳妇、儿子，赶快烧茶烧水，又逐门逐户地叫开门，分配安置那批重伤员，一直忙到天亮，也没有歇息一下。
那天地上，我睡在四婆的家里。虽然跑了这样长的途程，我的内心却给她感动得睡不着。
我们就在这一带村庄住下，虽然距离敌人的据点比较近——不到十华里，但地形好，哨线严密，没有出过事。在这里住的机关渐渐多起来。四婆整天跑来跑去，为部队、机关筹粮筹米，布置人到敌据点购买各种日用必需品，检查哨线等等。他的两个儿子也经常为我们送信送情报，家里就只是大媳妇去管，饥一顿饱一顿。不久，敌人也开始扫荡这带地区了，增加了据点。鬼子伪军天天出动。这时候，四婆是更忙了。这位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凡是革命干部她总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每次鬼子伪军出动后，不论是白天或晚上，她总跑遍所有附近的村庄，查看住在这一带的工作人员是否个个安全，如果没事，她才放心回去吃饭和睡眠；如果有人失踪或牺牲了，她就吃不下睡不着。住在这里的同志们也是有着这样的心情，每天总想见见四婆，讲几句笑话，心里才舒服，一二天不见，就会担心老人家会不会出意外。事实上，四婆虽是六十几岁的老人，鬼子汉奸也是不放松她。每次鬼子到村里，第一间要到的房子就是四婆的破屋，一点点破家具也被鬼子们砸掉。她的大儿子是被打伤致死的，小儿子几次被围在屋里，死里逃生地跑出来，她本人也几次给鬼子捉去。有一次，鬼子的军官审问她：
“老鬼婆听着。你是不是共产党？”
“你们看我这样老，还会做共产党吗”她始终很镇定地望着鬼子说。
“你不做共产党，但是你藏共产党，快说，不说就杀头。”鬼子咆哮着。
“我一间破屋几片瓦，拿什么来藏共产党？”她不管鬼子怎样暴跳，总是慢慢地说着。
鬼子奈何不了她，有时打了几巴掌，就只好放了她，她一回到家，就兴冲冲地去看她的孩子们了。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帮发动了残酷的内战，我带着机关一部分同志转移到这带地方工作。那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就是这样狭小的海岸地带，敌人也经常用一两个团的兵力来“围剿”，如果就地图上看，我们就连站足的地方也没有。我们摸着黑路，走到四婆的村子里。四婆一见到我们，和上次一样亲热地安置我们。
这一带的环境并不比别的地方好一些，当时惟一的办法：白天躲在地洞里：晚上出来吃饭、工作。四婆为了我们，和媳妇儿子挖了两个极隐蔽的地洞，这地洞就只有她们三个人知道。天未亮，我们就入地洞，她们来盖好出口；晚上没有情况，就由她们来揭开；日间敌军在村里，她们还向地洞发警报。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为了修筑这些地洞，四婆就连睡的门板也拆出来用，让媳妇和孙子睡在地下。
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们踏着文昌县东海岸的沙原，走向一座熟悉的又是久别了的村庄。几十株高大的椰子树，在村庄的周围矗立着，迎着海风摆动着。
进村后，一座座红砖白粉墙的新房子，把我弄得迷糊了。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鬼子“三光”过的，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现在，隔了五、六年，面貌完全变了。不但屋子变了，路也变了。怎样去找人呢？我又兴奋又为难地站着。
在田里找来的一位小向导——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把我们引到一座新房子的门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要找的人并不住在这一角地方，我想，也许是小姑娘弄错了。
“进去吧，这就是四婆的新房子。”小姑娘推开虚掩着的门扇，招呼我们进去。
踏进门，横廊上堆满了新鲜的稻草，那甜香的气息，使人很舒服。院子里晒满了新打下的谷粒，十多只鸡叫着啄着。小姑娘一面赶鸡一面大喊：
“四婆，有两位同志来看你。”
“谁哟？”从院子旁边一间小房子，发出老人的爽朗的声音。随着声音。一个瘦小的满脸皱纹的老妈妈牵着一个不穿裤子的小孙孙走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有了七十四岁高龄的革命老母亲——云四婆。老人家样子没有大变，只是显得更苍老和衰弱一些。她穿着一套整洁的黑布杉，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谁？哎！是老李。孩子，你是路过还是特地到婆的家里来的？”
听说我们是专诚来拜访她的，老人家一张嘴笑得合不拢来，一把拉住我们坐在横廊上的长凳上，立刻忙着去拿开水、扇子，又忙着吩咐小姑娘找人摘椰子。我实在过意不去，只好硬拖住她坐下来。
“孩子，想不到你调这么远，还会返回来看婆婆。”她坐下，把我从头发抚摸到脊背，抓住我的一双手。看了又看。
“是，我们想来看看婆婆怎样过日子。”
“唷！婆的日子！比过方可大不相同啦，你瞧瞧看。”老人家兴奋地领我们走进她的新房子。走进去，最触目的，是挂在厅正中的毛主席大幅彩色画像。像下面横悬着一个大玻璃框，里面嵌着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送给她的毛主席照片、毛主席的题字，还有她到广州、海口开会的照片，她的很多“孩子”们送给她的照片。这一些，已经足够说明这屋子主人的身份了。
厅上摆一张八仙台和几张靠背木椅，一大堆刚晒干的谷子堆在一角，厅右边是她的卧房，蚊帐、草席、毡子、枕头都很齐全，木柜上整齐的摺叠着几套衣服，墙上还挂着一顶蓝布军帽、一把新的黑布伞。这完全是海南岛中等人家的样子。地方是挤一点，可是有股温暖的兴旺的气息。
“孩子，看见了吧？这都是毛主席给的。房子是土地改革时分的，还分了十多亩地，勤做俭用，日子是过得去啦。你记得不？在那边山林的地洞里，你讲的道理，现在都做到了，咳，可惜许多人见不到了……”老人家与奋地说个不停，紧紧地抓住我，生怕我走了似的。
我看着她的笑容和皱纹上的红晕，心里也实在激动。
（图片见原版面）常四婆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就像母亲见到儿子一样抱住哭了。
我认识四婆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在两段最艰苦最残酷的斗争日子里，我是和她一起度过的。一九四二年秋天，是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最严重的时期，那时我病了，领导上要我到这个号称“堪察加”的地方休养。和我一同出发到这里来的，还有一批重伤员。在走了一晚夜路，快要到的时候，却下起倾盆大雨，在风雨交加中。重伤员是受不了的。我和医务同志商量后，决定到附近的村庄躲避一下，但又不知到那里好。跟随我的通讯员小波，对这一带地方比较熟悉，他带我们到四婆的村子来。当我随着小波叫开一间破败的房子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出来招呼我们。当她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就像母亲见到儿子一样抱住哭了。“孩子，你们都是婆婆一手捏大的呀，怎能叫你们受这样的苦。”老人家就连忙叫醒媳妇、儿子，赶快烧茶烧水，又逐门逐户地叫开门，分配安置那批重伤员，一直忙到天亮，也没有歇息一下。
那天地上，我睡在四婆的家里。虽然跑了这样长的途程，我的内心却给她感动得睡不着。
我们就在这一带村庄住下，虽然距离敌人的据点比较近——不到十华里，但地形好，哨线严密，没有出过事。在这里住的机关渐渐多起来。四婆整天跑来跑去，为部队、机关筹粮筹米，布置人到敌据点购买各种日用必需品，检查哨线等等。他的两个儿子也经常为我们送信送情报，家里就只是大媳妇去管，饥一顿饱一顿。不久，敌人也开始扫荡这带地区了，增加了据点。鬼子伪军天天出动。这时候，四婆是更忙了。这位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凡是革命干部她总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每次鬼子伪军出动后，不论是白天或晚上，她总跑遍所有附近的村庄，查看住在这一带的工作人员是否个个安全，如果没事，她才放心回去吃饭和睡眠；如果有人失踪或牺牲了，她就吃不下睡不着。住在这里的同志们也是有着这样的心情，每天总想见见四婆，讲几句笑话，心里才舒服，一二天不见，就会担心老人家会不会出意外。事实上，四婆虽是六十几岁的老人，鬼子汉奸也是不放松她。每次鬼子到村里，第一间要到的房子就是四婆的破屋，一点点破家具也被鬼子们砸掉。她的大儿子是被打伤致死的，小儿子几次被围在屋里，死里逃生地跑出来，她本人也几次给鬼子捉去。有一次，鬼子的军官审问她：
“老鬼婆听着。你是不是共产党？”
“你们看我这样老，还会做共产党吗”她始终很镇定地望着鬼子说。
“你不做共产党，但是你藏共产党，快说，不说就杀头。”鬼子咆哮着。
“我一间破屋几片瓦，拿什么来藏共产党？”她不管鬼子怎样暴跳，总是慢慢地说着。
鬼子奈何不了她，有时打了几巴掌，就只好放了她，她一回到家，就兴冲冲地去看她的孩子们了。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帮发动了残酷的内战，我带着机关一部分同志转移到这带地方工作。那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就是这样狭小的海岸地带，敌人也经常用一两个团的兵力来“围剿”，如果就地图上看，我们就连站足的地方也没有。我们摸着黑路，走到四婆的村子里。四婆一见到我们，和上次一样亲热地安置我们。
这一带的环境并不比别的地方好一些，当时惟一的办法：白天躲在地洞里：晚上出来吃饭、工作。四婆为了我们，和媳妇儿子挖了两个极隐蔽的地洞，这地洞就只有她们三个人知道。天未亮，我们就入地洞，她们来盖好出口；晚上没有情况，就由她们来揭开；日间敌军在村里，她们还向地洞发警报。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为了修筑这些地洞，四婆就连睡的门板也拆出来用，让媳妇和孙子睡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