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是当前经常会见到的一个词。在同外，“基因”这个词于1909年被首次使用，而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的，是1937年8月回国执教的淡家桢先生， “中国的摩尔根” 谈家桢先生(1909－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26年7月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1930年被推荐至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34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193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后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而毅然回国，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61年4月起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1998年，任上海市第八、九、十屈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淡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他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特别是他发现的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被认为是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证据。著作有《基因与遗传》、《淡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基因工程》、《有关辐射遗传学的若干问题》、《淡家桢文选》及与赵功民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中国遗传学史》等。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谈先生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院。谈先生被誉为是“中国的摩尔根”，使中国在世界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中国的生命科学迈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当选国际遗传科学大会副主席、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及意大利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日本和英国的遗传学会名誉会员。首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 鉴于淡先生在科研中取得的卓越成绩，他1995年荣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犟”脾气 1991年冬，电视传记片摄制组随谈先生去慈溪寻访他的出生故地。在拍摄间歇时他对人说起了往事：“我小名叫阿犟，犟睥气的‘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学校读书偏不信教；有人批摩尔根，我就是小服气，坚持顶到底。” 事实确是如此。 1950年，前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他搞讲演，开座淡会，强力推荐将政治与自然科学混为一淡的“米丘林一李森科”学说，意在打压已被实验证明为正确的摩尔根学说。努日金来到上海后，指名要与“中国的摩尔根”淡家桢论战。谈先生毫不畏惧，也不给“老大哥”让步，而是以有力的辩驳让对方碰了一鼻子灰。在当年“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尽管淡先生这样做可能会遭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并不在意，依旧坚持己见。 “文革”时期的1973年，四川有个“农民科学家”宣称自己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就行。当权的工宣队人员就问淡先生相不相信这种事，实际上是在逼迫这位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遗传学权威”的淡先生表态承认“培育成功彩色棉花”，让他来证明这位“农民科学家”的“大无畏革命创举”。然而谈先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我没有见过这种彩色棉花。”接着，那位“农民科学家”又写了一篇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的淡有色棉花的论文，要求与淡先生联合署名发表，说的是把棉花与蓖麻杂交，搞成有色棉花的事。淡先生为此曾去四川“看”了两个月，没看出有什么科学依据，于是又以“无功不受禄”为理由加以拒绝了。这样的顶撞，在“文革”时期已被批斗多年的淡先生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要知道，“文革”风云起，遗传实验室被破坏殆尽，谈先生被抄家批斗，淡夫人含冤自杀身亡，最小的孩子则流落于街头……在这种情况下，谈先生居然敢于“犟”一下，那该要有多大的勇气啊!淡先生在忆及往事时感慨地说道：“当时我如果要政治投机，那正是机会。但我是搞科学的，最重要的品德是求真，不能讲假话。我怎么会跟着他们胡闹呢!” 淡先生坚守“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的信念，他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所学、所言、所行向这个目标迈进，令人敬仰。中央电视台在播发淡先生追悼会的消息时就展示了遗像两旁悬挂的这样一副恰如其分的对联： 学界名硕创百年功业 科苑大师领一代风骚百岁之道 百岁之人世间少。人们自然要探讨生活了一个世纪的淡先生的百岁之道了。 谈先生认为：人体运行有着自身的规律，因此要顺应规律、量力而行、劳逸结合。他每天何时起床、何时看书、何时锻炼、何时吃饭都有比较严格的作息时间，轻易不会打乱安排。如果他去外地或国外讲学、开会，回家后就用大约两周的时间进行调理，使之调节到原先的规律生活中。淡先生说：“长时间地超负荷工作，最伤身体；只有懂得调节的人，才能有一副好身板。”又说：“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所但负的职责，就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要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一些。我身体比较好的原因，主要是吃得下、睡得着、想得开。” 他这样解释：“吃得下和睡得着与想得开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要想得开，想得开才吃得下、睡得着。要是整天忧心忡忡，愁眉苦脸，肯定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当然，吃得下、睡得着，还要不做亏心事。我这个人的性格直率，有话就要说，还要当面说。我从不在背后作弄人，不做亏心事，所以我吃得下、睡得着――心里无愧嘛。” 谈先生自称睡眠质量高，晚上10点半左有躺到床上就能睡着，早上约6时起床，中午则午睡半小时。活动就是早晚散散步，下雨天则在阳台上做做自由操。他说：“我性子急，没耐心，不打太极拳，也不练气功。” 淡先生认为：“笑口常开是情绪乐观的自然流露，对祛病延年有良好的作用。”他曾于1975年因直肠癌、1976年因胃出血做了两次手术，但都转危为安，就与他的乐观有关。 淡先生后来的夫人是医生，对先生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很好。一日三餐的菜谱就是夫人精心配置的结果：以素为主，吃荤则以河鱼为主。先生以前喜欢的蹄膀和霉干菜烧肉根本不让吃，连一小根油炸春卷也不行。但有时似乎“把关”过严了。2008年的《新民晚报》刊有一篇倪君的文章，说有次在杭州共餐时，桌上的红烧肉特别诱人，淡先生自然就不止一次地将筷子仲向肉碗。夫人见此情景，“就由温和提醒进而断然阻止了”，让淡先生甚感尴尬。倪君在淡先生的示意下，就请夫人“放宽政策”。趁夫人礼貌地转脸向倪君解释缘由时，谈先生已抓紧时机大口吃起肉来了，饭桌上的人都因谈先生的机趣而笑了起来。事后谈先生向倪君说道：“哪种食物吃了对人体一定有利或一定有害，现在科学上并没绝对明确的结论，所以我是想吃就吃的。一个完整的人由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组成，有吃不让吃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为了肉体上不一定会有的痛苦，却先去受精神上的痛苦，那太不合算了，所以我是照吃，当然也不是乱吃，存心去把身体吃坏。” 经过两次手术后，淡先生把烟戒了，酒也很少喝了，但他好茶，还曾经是上海茶叶学会的名誉会长哩。 他每天还有两件必做的事：一是收听天气预报，并根据气候的变化增减衣服；二是每晚用热水洗脚、泡脚，以舒筋活血，达到如陆游所说的“洗脚上床真一快”的目的。
“基因”，是当前经常会见到的一个词。在同外，“基因”这个词于1909年被首次使用，而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的，是1937年8月回国执教的淡家桢先生， “中国的摩尔根” 谈家桢先生(1909－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26年7月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1930年被推荐至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34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193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后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而毅然回国，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61年4月起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1998年，任上海市第八、九、十屈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淡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他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特别是他发现的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被认为是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证据。著作有《基因与遗传》、《淡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基因工程》、《有关辐射遗传学的若干问题》、《淡家桢文选》及与赵功民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中国遗传学史》等。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谈先生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院。谈先生被誉为是“中国的摩尔根”，使中国在世界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中国的生命科学迈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当选国际遗传科学大会副主席、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及意大利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日本和英国的遗传学会名誉会员。首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 鉴于淡先生在科研中取得的卓越成绩，他1995年荣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犟”脾气 1991年冬，电视传记片摄制组随谈先生去慈溪寻访他的出生故地。在拍摄间歇时他对人说起了往事：“我小名叫阿犟，犟睥气的‘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学校读书偏不信教；有人批摩尔根，我就是小服气，坚持顶到底。” 事实确是如此。 1950年，前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他搞讲演，开座淡会，强力推荐将政治与自然科学混为一淡的“米丘林一李森科”学说，意在打压已被实验证明为正确的摩尔根学说。努日金来到上海后，指名要与“中国的摩尔根”淡家桢论战。谈先生毫不畏惧，也不给“老大哥”让步，而是以有力的辩驳让对方碰了一鼻子灰。在当年“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尽管淡先生这样做可能会遭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并不在意，依旧坚持己见。 “文革”时期的1973年，四川有个“农民科学家”宣称自己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就行。当权的工宣队人员就问淡先生相不相信这种事，实际上是在逼迫这位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遗传学权威”的淡先生表态承认“培育成功彩色棉花”，让他来证明这位“农民科学家”的“大无畏革命创举”。然而谈先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我没有见过这种彩色棉花。”接着，那位“农民科学家”又写了一篇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的淡有色棉花的论文，要求与淡先生联合署名发表，说的是把棉花与蓖麻杂交，搞成有色棉花的事。淡先生为此曾去四川“看”了两个月，没看出有什么科学依据，于是又以“无功不受禄”为理由加以拒绝了。这样的顶撞，在“文革”时期已被批斗多年的淡先生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要知道，“文革”风云起，遗传实验室被破坏殆尽，谈先生被抄家批斗，淡夫人含冤自杀身亡，最小的孩子则流落于街头……在这种情况下，谈先生居然敢于“犟”一下，那该要有多大的勇气啊!淡先生在忆及往事时感慨地说道：“当时我如果要政治投机，那正是机会。但我是搞科学的，最重要的品德是求真，不能讲假话。我怎么会跟着他们胡闹呢!” 淡先生坚守“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的信念，他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所学、所言、所行向这个目标迈进，令人敬仰。中央电视台在播发淡先生追悼会的消息时就展示了遗像两旁悬挂的这样一副恰如其分的对联： 学界名硕创百年功业 科苑大师领一代风骚百岁之道 百岁之人世间少。人们自然要探讨生活了一个世纪的淡先生的百岁之道了。 谈先生认为：人体运行有着自身的规律，因此要顺应规律、量力而行、劳逸结合。他每天何时起床、何时看书、何时锻炼、何时吃饭都有比较严格的作息时间，轻易不会打乱安排。如果他去外地或国外讲学、开会，回家后就用大约两周的时间进行调理，使之调节到原先的规律生活中。淡先生说：“长时间地超负荷工作，最伤身体；只有懂得调节的人，才能有一副好身板。”又说：“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所但负的职责，就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要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一些。我身体比较好的原因，主要是吃得下、睡得着、想得开。” 他这样解释：“吃得下和睡得着与想得开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要想得开，想得开才吃得下、睡得着。要是整天忧心忡忡，愁眉苦脸，肯定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当然，吃得下、睡得着，还要不做亏心事。我这个人的性格直率，有话就要说，还要当面说。我从不在背后作弄人，不做亏心事，所以我吃得下、睡得着――心里无愧嘛。” 谈先生自称睡眠质量高，晚上10点半左有躺到床上就能睡着，早上约6时起床，中午则午睡半小时。活动就是早晚散散步，下雨天则在阳台上做做自由操。他说：“我性子急，没耐心，不打太极拳，也不练气功。” 淡先生认为：“笑口常开是情绪乐观的自然流露，对祛病延年有良好的作用。”他曾于1975年因直肠癌、1976年因胃出血做了两次手术，但都转危为安，就与他的乐观有关。 淡先生后来的夫人是医生，对先生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很好。一日三餐的菜谱就是夫人精心配置的结果：以素为主，吃荤则以河鱼为主。先生以前喜欢的蹄膀和霉干菜烧肉根本不让吃，连一小根油炸春卷也不行。但有时似乎“把关”过严了。2008年的《新民晚报》刊有一篇倪君的文章，说有次在杭州共餐时，桌上的红烧肉特别诱人，淡先生自然就不止一次地将筷子仲向肉碗。夫人见此情景，“就由温和提醒进而断然阻止了”，让淡先生甚感尴尬。倪君在淡先生的示意下，就请夫人“放宽政策”。趁夫人礼貌地转脸向倪君解释缘由时，谈先生已抓紧时机大口吃起肉来了，饭桌上的人都因谈先生的机趣而笑了起来。事后谈先生向倪君说道：“哪种食物吃了对人体一定有利或一定有害，现在科学上并没绝对明确的结论，所以我是想吃就吃的。一个完整的人由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组成，有吃不让吃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为了肉体上不一定会有的痛苦，却先去受精神上的痛苦，那太不合算了，所以我是照吃，当然也不是乱吃，存心去把身体吃坏。” 经过两次手术后，淡先生把烟戒了，酒也很少喝了，但他好茶，还曾经是上海茶叶学会的名誉会长哩。 他每天还有两件必做的事：一是收听天气预报，并根据气候的变化增减衣服；二是每晚用热水洗脚、泡脚，以舒筋活血，达到如陆游所说的“洗脚上床真一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