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化凯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年06期
中图分类号：D92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11（2005）01—0008—13
众所周知，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文革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两种学说进行过批判，以至于在50年代前期，这两种理论几乎被从生物学领域中取缔。中国所开展的遗传学批判活动，并不是自由的学术性争论，而是一种哲学批判或政治性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生物学界的反映。这种活动对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拟对这类批判情况作一初步考察，并对其历史背景及批判方法作一简单分析，从而使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类批判活动的荒谬性已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侧重于介绍遗传学批判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情况，而不做过多的分析和评论。
1 建国前的批判活动
中国对遗传学的批判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在此之前，《文化批判》杂志已经发出了在多个学科领域开展批判的号令。
1928年1月15日，中国创造社创办了《文化批判》杂志。成仿吾在杂志发刊词中强调指出：《文化批判》的“历史任务”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1]该杂志的使命是通过批判以“明了”各个学科的“意义”。这可能是我国现代在学术领域最早的批判声音。
前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展了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学派与以瓦维洛夫为代表的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在政府的干预下，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和打击，米丘林学派得到支持和宣扬。苏联生物学界的这种争论和批判情况于30年代后期传到中国延安，在解放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1年，延安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第1期发表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正在筹建中）主任乐天宇“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一文.文章说：“环境势力是遗传过程中的动的方面，遗传质的势力是遗传过程中的静的方面，动的方面是向前发展的、主动的，是形成新种的主要势力，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中，便有不同的物种产生。”这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是米丘林学说的基本观点。作者明确表示赞同米丘林学说，反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说。文章对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及其在农业育种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批判。[2]
乐天宇对遗传学的批判，遭到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康迪的反驳。后者发表文章说：“直到现在，研究作物育种的人，还得要知道孟德尔的发现和理论，也可以说没有孟德尔的杂交理论，就不会有今天农业上作物改良的进步。尤其在美国的育种工作上的成绩，与美国遗传学之发达有密切联系。如果没有毛根（摩尔根）氏在遗传上发现连环定律，互换定律与直线定律，而把孟德尔学说更丰富的话，美国的改良种子就未必有这样的成绩。”[3]康迪的观点得到生物系一些教师的赞同，乐天宇也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1944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改名为农学系。1947年3月，乐天宇在农学系的基础上筹建华北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1948年，乐天宇以华北大学农学院农业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米丘林学说研究小组，经常举行讨论会，宣传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同年6月，乐天宇创办了《农讯》半月刊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宣传李森科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文章，号召把米丘林的成果移植到新中国的大地上来，把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埋葬到历史的坟墓中去。
1949年4月，《农讯》第17期发行了《农业生物科学方向讨论专号》，集中讨论“生物科学方向”问题。乐天宇在专号上发表文章：“唯心论的农业生物‘科学’是有害的”。文章认为，“基因论”否定“环境因子”对生物遗传的影响，使物种“神造论”披上了科学理论的外衣，是“唯心论的农业生物科学”，它阻碍了生物育种工作的发展，并导致了“优生学”等一大堆“反动科学”的产生，应当尽快予以纠正。[4]
1949年5月，《农讯》第19期发表了李森科于1948年8月在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上的著名报告：“论生物学界现状”。李森科在报告中说：“生物科学历史的整个篇幅都充满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冲突；目前在这两个世界的斗争的时代，几乎贯穿在生物科学的一切原则的基础的两条互相对抗互相矛盾的路线更加明确了。”他认为，当前的生物学家已经分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斗争阵营”，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生物科学的代表”，他们把生物体分成根本上不同的两部分，认为其中一部分是“既不受生物体支配，也不受生物体的生活条件支配的特别的遗传质”，坚持染色体遗传论，主张生物的获得性状不能遗传，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学说”；米丘林学派并不把遗传性和生物体及其生活条件分裂开来，主张获得性质是“可能并且必须遗传的”，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李森科说：“我们苏维埃米丘林路线的代表者们，肯定地认为动物、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性不仅是可能遗传的，而且是必然遗传的。”他强调，染色体遗传理论纯粹是建基于偶然性观念之上的，因此从生物学中清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也就拔掉了生物科学中的偶然性的根子。[5]
这篇文章的译者在“译者后记”中指出：“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路线的胜利，是进步的苏联科学战胜外国资产阶级假科学，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凯旋。”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米丘林科学在中国发扬光大，是摆在中国解放区的农业专家和生物学家面前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农业技师和专家在旧式农业学校里学到的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学说，或“反动的门得尔（孟德尔）-莫尔根学说”，怎样“抛弃旧的反动门得尔-莫尔根假科学，学习新的米丘林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译者热烈希望李森科的报告成为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农业生产、教育干部的武器。”[6]
李森科的大会报告事先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主席团也对报告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农讯》第20期发表了“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关于科学院会员李森科的报告‘论生物学界现状’的决议”。该“决议”认为：在生物科学界已经形成了“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一条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派路线，另一条是“反动的，唯心论的”门得尔-莫尔根派的路线。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认为，“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揭露和粉碎门得尔-莫尔根派的理论阵地方面已经做了巨大的、有成绩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发展先进的生物科学和农业实际工作来说，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大会指出，至今在苏联生物学的研究和教学中，还贯穿着“门得尔-莫尔根派的观念”，这给予干部们的“思想教育事业带来了重大的危害”，因此“从根本上改造生物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并重新审查学校的关于生物科学部门的教育计划，乃是完全必要的。”[7]
上述李森科的大会报告和会议主席团的“决议”，是苏联政府明确支持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反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重要文件。“苏维埃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巩固和发展科学中的米丘林路线，对于扫除这一路线进一步繁荣途中的障碍，给予了慈父般的关怀”。“大会表明了米丘林路线对于门得尔-莫尔根学说的完全胜利”。[8]这两个文件的翻译刊载，在中国生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李森科的这个“报告”。
1949年2月，乐天宇以华北大学农学院米丘林学说研究小组为基础创立了中国米丘林学会，经过一年的发展，会员由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上千人。1950年春天，米丘林学会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会议主持人在《年会闭幕词》中号召全国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在最进步的米丘林生物科学指导下”积极推进新中国的农业建设，“将旧的孟德尔—莫尔根（即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农业生产工作中扫除”。[9]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49年10月成立了米丘林小组，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等都相继成立了米丘林学会，他们在宣传米丘林学说的同时，对摩尔根学说进行了批判。
1949年8月4日，乐天宇在新华广播电台作了一个讲演。在讲演中，他把摩尔根遗传学看作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同类，号召在生物学中“将旧世界唯心论的方法，如同阴阳五行、莫尔根（摩尔根）理论等，尽力的去掉。”[10]
1949年12月，《农讯》第28期登载了乐天宇等人在华北大学农学院编写的《新遗传学讲义》，其中说：李森科、米丘林的遗传学是“群众的科学”，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十足的唯心论”，是被“反动派用作统治人民的理论根据”；遗传学所说的“基因”，“禁不起唯物辩证的考验”，是“形而上的说法，十足表示了唯心论，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它是科学。”一位老师在“习题解答”中告诉学生；“旧遗传学的理论，十足表现了唯心论，正因为它把人类的聪明智慧等性状的遗传，完全决定于不可知的基因上，正好就被反动派以它的理论作根据来统治人民，使一般劳苦人民大众不知道自己的苦是由统治者把他剥削了，反而怨恨自己没有那个命好的基因。……旧遗传学上的‘基因’是个骗局。”另一位老师在“习题解答”中说：“旧遗传学的毒素感染了整个的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者常常附着遗传学的原理而从事侵略工作”，如“优生论”等等是在“为帝国主义呐喊助威”。[11]
以上是新中国建立之前，以乐天宇为首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和米丘林学会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部分事例。这是新中国科学批判活动的序幕。
2 50年代前期的批判活动
50年代前期，中国生物学领域主要是机械地学习苏联的做法，大力宣传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深入批判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
优生学是以遗传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门新科学。1951年，《新建设》发表了方宗熙的文章：“资产阶级优生学批判”，文章认为，优生学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服务的伪科学，资产阶级的优生学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不成熟的理论，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学机械地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提出了“阶级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这两种谬论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们把社会问题变成生物学问题，把人为的不平等变成自然的不平等，企图利用科学来麻醉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是因其具有优秀的遗传性。文章强调：“资产阶级优生学的荒谬理论是没有一丝的科学根据的。它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武器，侵略武器。……它的最大罪恶是要把社会问题歪曲简化成为生物学问题。”[12]优生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当落后，解放前全国只有极少数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解放后，这门科学被看作是为法西斯主义者搞种族歧视服务和为论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服务的伪科学，因而长期受到批判。这篇文章集中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批判态度。
建国后，乐天宇仍然是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积极批判者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积极推行者。他认为，农业院校的教材必须改革，“孟德尔—莫尔根的形式遗传学、育种学、资产阶级反动的优生学等，丝毫不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的农业院校中再保留下来。而完全应以米丘林—李森科的农业生物科学的理论，来重新武装我们的农业工作者。”[13]他提出“要彻底根除”教材中那些“唯心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孟德尔—摩尔根的所谓“科学理论”。
1950年8月2日，乐天宇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北京市中学教员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上发表题为“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的演讲，其中说，摩尔根生物学与米丘林生物学是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出发的，是建立在两种全然不同的哲学基础上的，一个是“幻想的唯心论的观点”，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论的观点”，“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建立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反映了事实发展的规律。用唯心论的哲学基础建立起来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科学，与生物的发展规律完全抵触，以至于长期无所成就”；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既不能说明生物遗传性状的自然规律，更不能说明生物世界进化的现象，且又阻碍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道路，”因此是反动、落后的理论。他还认为，以摩尔根遗传学为基础建立的“优生学”和“人种改良学”等都是有毒的东西，都是为莫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服务的。[14]
在这次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上，陈宜谦作了“‘获得性’可以遗传及‘基因论’的批判”报告。作者在报告中强调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自然科学：“首先要确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应该要从阶级立场来分析科学的发展，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步方向和反动方向的斗争。任何科学发展，都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它有它的所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我们对于科学的发展，抱着无政治性的态度，把科学的历史作为客观和冷漠的叙述，把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科学，这样是无原则的、无立场的、唯心主义的看法。”他认为，摩尔根学说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所“虚构的反科学理论”，由于作为“法西斯主义优生学”的“‘科学’根据”，才被授予“科学上‘最高荣誉’奖金——诺贝尔医学（优生）奖金”。在报告中陈宜谦对基因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基因论不仅阻碍了实践生产，而且广泛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屠户们作为优生学的理论根据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基因论不论在思想方法、实验方法、实际应用上，都是有害的玩意。”[15]这篇大谈科学的阶级性的报告，向科学界传播了激进的新思想，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并不具备关于科学的阶级性的认识。
建国初期，一些在国外学习生物科学的学者陆续回国工作。对待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遗传学家，乐天宇也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批判态度，动辄即以“反动、唯心、资产阶级、法西斯特务”等帽子压制他们，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学者的感情和自尊心，以至于使群体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绕道香港后去了美国。乐天宇粗暴和专断的工作作风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1年3月，教育部解除了乐天宇在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职务。
为了批判乐天宇在生物科学工作上的错误，肃清其影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于1952年4月至6月，召开了3次座谈会，批判了乐天宇的错误，讨论了生物科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会议的总结以“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为题发表于同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会议总结强调：“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证明了生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的阶段”，“是生物科学上的根本革命”。批判会指出，“乐天宇同志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批判会还指出，乐天宇在宣传和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工作中，出现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其“武断的非科学态度、恶劣的学阀作风使国家科学事业遭到重大的损失”。《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处理学术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米丘林）。”文章号召：中国的生物学界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要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部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16]《科学通报》转载该文所加的“编者按”也要求：“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17]
显然，批判乐天宇，是为了进一步推广米丘林学说，是为了深入批判以摩尔根学说为代表的旧遗传学。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这3次座谈会以及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的公开态度。这件事在中国当时的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一批坚持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迫于形式，一些遗传学家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检讨，对自己所从事的摩尔根遗传学研究及其思想观点做了违心的批判。
华北农业科学院一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乐天宇的文章的第二天，即撰文检讨说，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他认识了自己严重的思想错误，过去学习摩尔根遗传学时，很多复杂的东西虽然不能彻底搞懂，但没有怀疑它，根本原因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钻研它；今天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来接受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必须改变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根本上接受新科学。他承认自己以前是在披着米丘林的外衣而进行着摩尔根本质的研究工作，其危害之深、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他并且表示，要对自己撰写的《系统育种法》进行严厉地批判。使大家明白其资产阶级伪科学思想的危害性，使大家不再跟着他走错路。[18]
谈家桢早年跟随摩尔根做遗传学研究，是中国优秀的遗传学家。在50年代初期这种遗传学批判的政治背景下，他被迫写了自我批判文章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3期上发表。在文章中他说：“由于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更因为我长期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我只觉得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说，是硬凑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学说……我认为李森科是以科学作为政治资本的‘一知半解’的生物学家；”“我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与和平阵营——的思想体系。”谈家桢在检讨中写道：“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学说，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假科学。”“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的；我过去受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当时我很想不通，认为科学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19]如果不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一位科学家不会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假科学。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文章批判了有人认为“苏联的遗传学带有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的说法，同时又指出：由于米丘林遗传学服务于农业实践，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揭穿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伪科学的虚妄，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篇文章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不是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所指导着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科学家，不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文章的作者介绍他们的体会说，他们自己同全国其他农业科学工作者一样，也是长期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下受过教育的，在思想上也残存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特别是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思想影响。因此，在学习米丘林遗传学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敌人，就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这种余毒。这就要求除了虚心地学习米丘林遗传学本身之外，更重要的还必须在政治上严格地改造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只有能够逐渐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后，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米丘林遗传学，才有可能不断地提高这种认识。文章总结说，“经验证明，政治上进步较快的同志，也常常是对于米丘林遗传学理解得较深刻一些的同志。”[20]这篇文章的作者所谈的认识和体会。带有很强的政治挂帅思想，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深刻理解米丘林遗传学和深入批判摩尔根理论。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心态。
1954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版了《反对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这是苏联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论文集，其中H.и.努日金的“批判唯心的基因理论”一文对摩尔根学说进行了批判。文章认为，在对于遗传性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方向——先进的米丘林方向与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新达尔文主义；米丘林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认识遗传性，摩尔根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马赫主义与新康德派唯心论的混合物；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摩尔根主义是决不会向进步的方面发展的，它决不可能从理论与事实所造成的矛盾中找到正确的出路，必须把摩尔根主义当作反动的理论予以抛弃。文章强调：“米丘林科学反对摩尔根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一个体系中的两种观点的斗争。这是两种体系、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这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原则上的前进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代的科学，反对落后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培养出来的科学的斗争。”文章说，摩尔根主义被粉碎和米丘林科学的胜利，是“进步的科学”战胜“反动的科学”、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这一胜利加强了正在为反对反动派而进行斗争的生物学学者的进步力量；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时代建设共产主义时代的科学”。[21]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对中国生物学界批判遗传学活动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1954年，《科学通报》8月号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伏雄的文章，作者对自己当年在美国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摩尔根遗传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己多年来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被这种教育同化而不自觉。自己在关于“杂交及自交玉蜀黍胚发育”的博士论文中，把胚的不同发育过程归结于“不可知的‘基因’的控制”。这说明“反动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在支配着自己的思想方法，面对着真实的事实，却得出唯心的结论。同时，这也说明摩尔根主义不单直接阻碍遗传学的发展，也影响到生物学的各个方面。文章说，“反动的遗传学”在自己的思想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才得出错误的结论。现在找出了并且批判了自己的思想根源，就有可能接受新的观点。”[22]
陈桢（1894～1957）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1919～1922年留学美国，曾跟随摩尔根研究遗传学。回国后，他选择金鱼做标本进行杂交实验研究，结果发现金鱼的繁殖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建国后，在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运动影响下，他于1954年撰写了“金鱼家化史与品种形成的因素”一文，对自己以前的金鱼遗传研究工作的结论提出了批判。他说，在米丘林学说的光辉照耀下，自己重新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感觉其中错误和缺点很多；在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关于金鱼变异史的部分是需要改正和补充的；过去自己从错误的孟德尔—摩尔根派旧遗传学的观点看问题，关于变异发生的过程，没有经过细心研究寻找到可靠的证据，就主观地用“突变”来说明，其实这样的说明比不说明更坏；要想真正了解变异的发生，必须从正确的米丘林学说的观点看问题，把金鱼的变异和它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一同研究。陈桢在文章中还说，自己获得的研究结果很多，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似乎勉强符合孟德尔的豌豆试验的结果，绝大多数的事实并不能用所谓“孟德尔定律”来解释；自己把能勉强符合旧遗传学的一小部分发表了，其余大部分不符合的都保留起来无法处理；“在现在看来，这些当时认为不能发表的试验结果正是说明‘孟德尔定律’不正确的证据，是应该特别重视的。”[23]陈桢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于1957年病逝。他对自己工作的批判，不知是出于科学认真的态度，还是迫于当时形势压力的违心行为。
胡先骕（1894～1968）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先驱，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植物分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他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书中在介绍李森科学说时写道；“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但不久就引起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书中提醒中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苏联生物学界的这场争论有深刻的认识，以免被引入迷途。该书出版后首先引起了苏联专家的“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北京农业大学一些教师联名写信给出版社，说该书“是一本具有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作者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是一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24]1955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大会开幕式报告中对胡先骕进行了不点名地批判，说他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在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其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别有用心地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政策。[25]11月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童第周的会议报告，《科学通报》1955年11月号又转载了这一报告。这标志着对胡先骕的批判已经是不点名地公开化了。由于《植物分类学简编》及其作者受到批判，不久该书即被全部销毁。
1955年10月27日是米丘林的百年诞辰，值此之际，《科学通报》发表社论：“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米丘林学说而斗争”。“社论”总结了建国6年来中国推行米丘林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状况：米丘林生物学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全国各地的生物学者，特别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相继集中地进行了米丘林学说的系统学习；各大、中学校已经摒弃了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教学，而代之以达尔文和米丘林生物学的课程；6年来，中国许多生物学家批判了过去受到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影响，并以米丘林学说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原理。“社论”指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集中生物学中的各种反动理论，表面上打着‘新达尔文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是对达尔文的唯物主义进化论发动猛烈的攻击，并使他们的伪科学理论渗入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使生物科学陷入深重的危机。”“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以及农林业生产上的很多问题都迫切需要运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解决。我们生物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地把这个光荣的任务承担起来，继续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米丘林学说，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及生物学中一切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展开彻底的批判。”[26]这一年，《科学通报》和其他一些杂志都发表了一系列结合实际工作学习米丘林理论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文章。
50年代前期，中国的遗传学是受科学批判活动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学科。从1952年秋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开设，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指导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全部停止，甚至中学教科书也作了重新编写。生物学界出现了米丘林—李森科学说一派独霸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遗传学的正常发展。批判者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假科学，是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谁反对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就是诋毁苏联共产党的科学政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第20次党代会，之后苏联学术界对以前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批判活动进行了重新评价，开始纠正这类行为。同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一些领导人结合苏联的情况对中国学术界的科学批判情况进行了反思。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对自然科学的批判做法是不正确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27]中央领导也认识到，我们国家“因为要强调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而强调得不恰当，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28]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29]“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形势，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双百方针”为科学界和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对于纠正当时的遗传学批判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鉴于中国遗传学界遭受科学批判行为的危害最大，中央宣传部提出以遗传学界作为贯彻“双百方针”、制止科学批判行为的典型。1956年8月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于光远代表中宣部科学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主张，“以前给摩尔根派戴的那顶唯心论的帽子，从这个会议起，从今天起，应该摘掉。……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30]在座谈会上，持不同观点的生物学家态度坦诚，发言踊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相互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使米丘林和摩尔根两派学者加强了相互沟通和理解，长期受到压抑的摩尔根学说得到了伸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不仅在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整个科学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它表明党中央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决心和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3 50年代后期的批判活动
青岛遗传学会议之后，生物学界的学术思想获得了一定的解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局面逐步展开。但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和随之进行的“拔白旗”活动，使“双百方针”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生物学界又继续开展了一系列批判遗传学的活动。
5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曾对优生学进行过批判，认为它是为法西斯种族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双百方针”提出后，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1期发表了北京大学张宗炳教授的文章：“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文章对于前人对优生学的批判作了正面反驳，指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是真正的科学。”把这门科学与法西斯的种族主义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并且这种看法对于整个人类及社会、对于生物科学及医学，都是不利的。”文章还指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与动植物的遗传学基本上是相同的。动植物遗传育种学是研究动植物的遗传及变异的科学以及应用这种科学来培育出动植物的优良品种，人类遗传学是研究人类的遗传及变异的科学，而优生学是在人类遗传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改善人种的科学。”作者分析说：一般优生学的方法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方法是使具有优良性征的人多生些孩子，消极的方法是限制在形态上和生理上有病、有缺陷或神经不正常的人生孩子；就是在这一点上，优生学受到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歪曲，以及一般人的误解。法西斯种族主义者借用优生学的这一说法，胡说某些人种是不良的品种，因而不许生殖；或是说，劳动人民智慧比较低，因而不宜生殖过多。这些说法基本上与优生学无关。因为遗传学从来没有肯定，哪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更优越，人类遗传学从来也没有说过劳动人民不如资本家。[31]张宗炳提出，对优生学应当重新估价，并应在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中给予一定的地位，而且希望支持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发展这门科学。显然，张宗炳的观点和认识都是正确的。
潘光旦（1899～1967）是中国优生学的奠基人，19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遗传学，在纽约长岛冷泉港优生记录馆做人类学和优生学研究。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大学讲授优生学、进化论和遗传学等课程，同时开展优生学和家谱学等领域的研究，撰写出版了《优生概论》、《优生原理》等著作。他不仅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优生学理论，还提出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禁止近亲繁殖和早婚等观点，为优生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以后，优生学被看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长期受到批判，潘光旦的优生学说也反复遭到批判。
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2期发表两篇文章，对张宗炳的上述观点进行了点名批判。其中一篇文章说，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者无视人类摆脱了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影响这种质的飞跃。把动植物界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搬到人类社会中来，为社会的不平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作辩解，把大量由于社会原因所造成的结果作为遗传现象看待，为资本主义社会张目；基于这种所谓人类遗传学而建立起的优生学，必然是在生物学的幌子下，否定社会发展规律，把人类与生物等同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辩解；这种“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而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学。文章认为，潘光旦在30多年前就宣传优生学，鼓吹优生运动，他是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辩解，反对社会主义；张宗炳无视中国学术界过去对于优生学的批判，更无视中国学术界解放后几年来的进步，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粉饰，企图使这种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复辟，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这种谬论。[32]另一篇文章说，“张宗炳关于恢复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的公然叫嚷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阴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组成部分”。1928年潘光旦出版了《人文生物学论丛》，其中给出了优生学的定义：“优生学为科学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善良之繁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文章对潘光旦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并不是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变种。这篇文章强调：“人类遗传与优生学标榜着科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它借助于生物学论据来歪曲事实，把资产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来麻醉人民的斗争热情。然而，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理论上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包括优生学）对人类社会种种的歪曲，证实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社会学、优生学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反动的，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效劳的工具。”文章说，张宗炳叫嚷要潘光旦出来恢复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是和右派分子阴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企图互相呼应的。[33]与50年代前期对优生学的批判相比，这两篇文章的批判并无多少新意，只是反映了50年代末期批判回潮的声音。
1958年5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了方宗熙“优生学应该批判”一文，进一步对优生学进行了批判。
50年代末期，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拔白旗”运动中，又一次掀起了对摩尔根学说和坚持摩尔根学说的学者的批判高潮。一些学术争论和评论文章，仍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例如有些文章仍然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唯心论；[34]基因学说是“空中楼阁”“矛盾百出”“完全没有科学的实施基础”，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要“高举米丘林的旗帜，肃清生物学里一切形而上学和唯心的东西。”[35]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大谈生物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仍然认为，“以摩尔根为首的新达尔文主义与以米丘林为首的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不是一般学派的争论，而是不可调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米丘林派与摩尔根派，两种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两种观点：唯物的观点与唯心的观点。两种不同阶级的理论：一个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理论，一个是为剥削阶级的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理论。”[36]由这些文章已可看出当时的批判气势。
当时少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违背“百家争鸣”方针，支持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例如一位农业部副部长竟然说，1956年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米丘林学派失败了，要再召开一次会议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来扭转一下形势。[37]
196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专家H.A.吉洪诺娃1956年在武汉大学生物系讲授生物学课程的讲义——《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书中开宗明义写道：“只有掌握了米丘林遗传学原理，才有了批判的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孟德尔—摩尔根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本质。”书中说，早期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表现得最为露骨的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直到目前仍然是现代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拥护者进行遗传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在它从孟德尔、魏斯曼起，直到今天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改变，日益复杂化和完善化了；但这一切变化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同一些具有错误方法论基础的基本原则的范围内进行的。该书告诫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那它就会利用一切手段，其中也包括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最反动的结论和被歪曲的部分，来服务于自己的侵略计划。”[38]这本书的出版也反映了当时的批判形势。
1960年，《遗传学集刊》发表“从近代细胞学的研究成果批判摩尔根学派基因理论”一文，文章对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进行了批判。”[39]《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60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仍然认为，“当前生物学上对于遗传性的争执，反映两种宇宙观的分歧。”遗传学上学派的辩论，实质上反映两条道路的斗争。”[40]
当时，武汉一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组织领导了一个科学批判战斗司令部。他们坚持认为，大学生物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贯彻米丘林方向；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生物学中的反映；摩尔根学派的反动本质在于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批判。由此，学校里坚持摩尔根观点的遗传学家受到重点批判，许多教师对摩尔根学说不敢问津。[41]
1960年春夏之季，湖南省委报送中央宣传部一份《学术思想批判动态》，其中说湖南农学院贴出了两万张大字报，批判摩尔根遗传学，宣传米丘林学说；院党委组织了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院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了重点揭发批判。另外，湖南医学院党委还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也组织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红旗战斗队”，全盘否定摩尔根遗传学，认为主张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合作，就是取消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生物学研究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会上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42]
50年代后期所开展的包括遗传学批判在内的科学批判活动，明显违背了“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阻碍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鉴于这种情况，1961年3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马列主义是一致的，学术界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方针。[43]1961年春夏之际，经过调查研究，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明确规定，在科学技术问题上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讨论，不要给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区别对待，防止混淆。《科研十四条》并且对于知识分子“红”的标准以及“红”与“专”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规定。[44]1961年7月，《科研十四条》被正式在全国颁布试行，从而使中国的科技事业步入了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科学批判行为随之得到制止。对遗传学的批判也随之停止。
4 “文革”时期的批判活动
在“文革”期间，遗传学又一次遭遇厄运。
在“文革”初期，人们把遗传学与“血统论”联系起来，把遗传学看作“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问予以批判。学校里教授遗传学的教师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受到揪斗。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
1970年，在姚文元的授意下，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编印了《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介绍》材料，其中《遗传学》分册虽然对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都作了分析批判，但批判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摩尔根学派。对米丘林学派，文中仅说它“走上了外因论的极端，完全抹煞了生物体遗传变异的内部矛盾性，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生物的遗传性”；而对摩尔根学说，文中则认为它是“20世纪以来流毒很广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之一。”
“文革”开始后，各种学术杂志被迫纷纷停刊。“文革”后期，各类杂志逐渐复刊。一些生物学杂志复刊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
1975年，《遗传学报》刊登“必须批判遗传学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一文。文章认为，在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文章说，孟德尔发现性状遗传的规律固然是一项贡献，但形式遗传学的发展导致了侧重表面现象推测基因的存在和行为，很长时期一直没有跳出这一框框，这就必然会出现大量错误的结论和走向唯心的片面性；细胞遗传学的发展把基因落实到染色体上是一个进步，但随之而来的是造成了只见核和染色体的作用而严重地忽视了细胞质的作用，把确凿的非孟德尔式的遗传现象打入冷宫或视为邪说。这篇文章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在遗传学领域中的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由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不同，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得出不同的结论。”[45]
《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一文。文章认为，基因学说的眼光仅仅着落在基因上，没有说明细胞整体和生物整体内部相互关系所引起的相互功能，不明白遗传性质是经过生物整体的生理功能的产物，也不认为自然界对生物之间有相互的关系，把生物的突变看成是偶然的，不是由于生物与自然界矛盾斗争而引起的，因此所有的遗传性质都不是经过长时间发展而来的，一切都是先天的基因预先决定的，这“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十足的预成论的翻版”，是形而上学地看待生命活动。[46]
1976年3月，乐天宇听说中国科学院即将召开基因工程会议，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林奈的神创论，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种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47]由此可见，此时的乐天宇对摩尔根的基因理论仍然持否定态度。1977年2月，乐天宇鼓动一位中学美术教师打着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旗号，向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以及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上书，要求开展对“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和新的基因遗传工程进行批判。有几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也写信给这位中学教师，表示支持他上书。[48]这件事说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生物学界仍然有少数人以批判的观点看待摩尔根遗传学说。不过，与前几个时期相比，“文革”期间对遗传学的批判势头已经减弱了许多。
“文革”十年的大批判活动，对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中国对遗传学的批判，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算真正失去了市场。
5 遗传学批判的历史原因及基本方法
20世纪40至70年代，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过一系列批判活动，对遗传学的批判是整个科学批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批判遗传学的社会背景及原因是各不相同的，但所用的批判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建国前夕，以乐天宇为首组织的对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是从苏联学习来的，是受前苏联对遗传学批判的影响和哲学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50年代前期，中国开展遗传学批判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前苏联批判活动的影响。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地以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批判活动，在生物学领域，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支持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在医学领域，批判维尔啸（R.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支持巴甫洛夫学说；在化学领域批判“共振论”；在物理学领域批判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思想，如此等等。这些批判不是自由的学术争论，而是给被批判者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或“反动”的帽子，进行口诛笔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苏联的这些做法对中国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示范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思想改造活动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使全国人民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统一思想意识，因此需要对一切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批判。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1年秋全国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推动科技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国务院分管科技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中国科学院要领导科技界进行思想改造；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要求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要配合思想改造，在介绍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应提倡“斗争精神”。[49]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需要。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统一了思想认识，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思想改造活动也是中国进行各种科学批判活动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之一。因为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就是肃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对遗传学的批判亦如此。
其三，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哲学标准衡量自然科学。苏联一些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即把自然科学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两个阵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生物科学”[50]、“资产阶级的优生学”等等概念。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少人认为，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阵营有不同的科学，从而也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生物学”封建主义的医学“资产阶级的医学”[51]“资产阶级的优生学”[52]等等概念，并且认为这些科学都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其中含有唯心论和机械论等资产阶级思想，它们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必须受到批判。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把自然科学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中含有理论的创立者的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会故意曲解科学规律、有意在科学理论中塞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些思想认识是建国初期中国进行包括遗传学批判在内的各种科学批判活动的重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遗传学批判的历史原因，与初期又有所不同。“双百方针”指出，不容许给自然科学贴阶级标签，自然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力地制止了生物学界的批判行为。但是，“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全国开展了批判“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拔白旗”活动，由此再次掀起了科学批判高潮。而1956年所制定的“双百方针”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所以，“反右派”运动和“拔白旗”活动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再加上50年代前期科学批判舆论的延续影响，这些都是50年代末期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历史原因。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生物学界对摩尔根遗传学批判的回潮，除了受国内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一定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中央撤销了李森科的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后，苏联《植物学报》等杂志对李森科的错误进行了集中批判。但是，1958年，苏共《真理报》对《植物学报》在批判李森科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赫鲁晓夫重新支持李森科，使其很快重新得势。不久李森科重新被任命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随后他即重演了对摩尔根遗传学和该派遗传学家的指控和诽谤。苏联的这种形势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遗传学界，出现了局部性的批判思潮反复。
“文革”时期的科学批判活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要组织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抓紧革命大批判》的重要社论，进一步强调要“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包括了对于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积极开展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再加上“四人帮”等人要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群众的狂热批判情绪达到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从而使“文革”期间科学批判的领域之广和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了前几个时期。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明确禁止的遗传学批判活动在“文革”时期再次出现，其原因亦如此。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传学和优生学被法西斯主义者歪曲地用于论证种族歧视和发动战争的合理性，这也是这两种学说后来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纵观中国对遗传学的批判过程，从批判方法来看，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是简单地给这类理论贴阶级标签和哲学标签，以政治和哲学标准作为衡量科学理论是非的标准。建国前，批判者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生物科学的代表”，是“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学说”；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路线的胜利，是进步的苏联科学战胜外国资产阶级假科学，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胜利；摩尔根学说与米丘林学说的分歧是两条截然对立的政治路线和哲学路线冲突。20世纪50年代，批判者给摩尔根遗传学和优生学带上“资产阶级反动的伪科学”“法西斯主义”等帽子；提倡从阶级立场来分析科学的发展，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步方向与反动方向的斗争；我们不能仅仅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米丘林科学反对摩尔根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体系、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原则上的前进发展的科学反对落后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培养出来的科学的斗争；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分别代表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观点，分别运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方法，是分别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和为剥削阶级的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两种不同阶级的理论。“文革”时期，批判者强调，在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要认为一种理论在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在哲学属性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服务对象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它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学说，就会成为人人共诛之的对象。这是中国各个时期批判遗传学的思想认识基础和基本论证方法。这种思想认识和论证方法的历史局限性，在今天看来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这类遗传学批判活动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这种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认真记取的。
作者介绍：胡化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 合肥 230026 胡化凯（1954-），男，安徽蒙城人，科学史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作者：胡化凯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年06期
中图分类号：D92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11（2005）01—0008—13
众所周知，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文革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两种学说进行过批判，以至于在50年代前期，这两种理论几乎被从生物学领域中取缔。中国所开展的遗传学批判活动，并不是自由的学术性争论，而是一种哲学批判或政治性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生物学界的反映。这种活动对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拟对这类批判情况作一初步考察，并对其历史背景及批判方法作一简单分析，从而使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类批判活动的荒谬性已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侧重于介绍遗传学批判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情况，而不做过多的分析和评论。
1 建国前的批判活动
中国对遗传学的批判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在此之前，《文化批判》杂志已经发出了在多个学科领域开展批判的号令。
1928年1月15日，中国创造社创办了《文化批判》杂志。成仿吾在杂志发刊词中强调指出：《文化批判》的“历史任务”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1]该杂志的使命是通过批判以“明了”各个学科的“意义”。这可能是我国现代在学术领域最早的批判声音。
前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展了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学派与以瓦维洛夫为代表的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在政府的干预下，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和打击，米丘林学派得到支持和宣扬。苏联生物学界的这种争论和批判情况于30年代后期传到中国延安，在解放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1年，延安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第1期发表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正在筹建中）主任乐天宇“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一文.文章说：“环境势力是遗传过程中的动的方面，遗传质的势力是遗传过程中的静的方面，动的方面是向前发展的、主动的，是形成新种的主要势力，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中，便有不同的物种产生。”这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是米丘林学说的基本观点。作者明确表示赞同米丘林学说，反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说。文章对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及其在农业育种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批判。[2]
乐天宇对遗传学的批判，遭到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康迪的反驳。后者发表文章说：“直到现在，研究作物育种的人，还得要知道孟德尔的发现和理论，也可以说没有孟德尔的杂交理论，就不会有今天农业上作物改良的进步。尤其在美国的育种工作上的成绩，与美国遗传学之发达有密切联系。如果没有毛根（摩尔根）氏在遗传上发现连环定律，互换定律与直线定律，而把孟德尔学说更丰富的话，美国的改良种子就未必有这样的成绩。”[3]康迪的观点得到生物系一些教师的赞同，乐天宇也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1944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改名为农学系。1947年3月，乐天宇在农学系的基础上筹建华北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1948年，乐天宇以华北大学农学院农业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米丘林学说研究小组，经常举行讨论会，宣传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同年6月，乐天宇创办了《农讯》半月刊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宣传李森科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文章，号召把米丘林的成果移植到新中国的大地上来，把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埋葬到历史的坟墓中去。
1949年4月，《农讯》第17期发行了《农业生物科学方向讨论专号》，集中讨论“生物科学方向”问题。乐天宇在专号上发表文章：“唯心论的农业生物‘科学’是有害的”。文章认为，“基因论”否定“环境因子”对生物遗传的影响，使物种“神造论”披上了科学理论的外衣，是“唯心论的农业生物科学”，它阻碍了生物育种工作的发展，并导致了“优生学”等一大堆“反动科学”的产生，应当尽快予以纠正。[4]
1949年5月，《农讯》第19期发表了李森科于1948年8月在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上的著名报告：“论生物学界现状”。李森科在报告中说：“生物科学历史的整个篇幅都充满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冲突；目前在这两个世界的斗争的时代，几乎贯穿在生物科学的一切原则的基础的两条互相对抗互相矛盾的路线更加明确了。”他认为，当前的生物学家已经分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斗争阵营”，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生物科学的代表”，他们把生物体分成根本上不同的两部分，认为其中一部分是“既不受生物体支配，也不受生物体的生活条件支配的特别的遗传质”，坚持染色体遗传论，主张生物的获得性状不能遗传，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学说”；米丘林学派并不把遗传性和生物体及其生活条件分裂开来，主张获得性质是“可能并且必须遗传的”，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李森科说：“我们苏维埃米丘林路线的代表者们，肯定地认为动物、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性不仅是可能遗传的，而且是必然遗传的。”他强调，染色体遗传理论纯粹是建基于偶然性观念之上的，因此从生物学中清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也就拔掉了生物科学中的偶然性的根子。[5]
这篇文章的译者在“译者后记”中指出：“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路线的胜利，是进步的苏联科学战胜外国资产阶级假科学，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凯旋。”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米丘林科学在中国发扬光大，是摆在中国解放区的农业专家和生物学家面前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农业技师和专家在旧式农业学校里学到的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学说，或“反动的门得尔（孟德尔）-莫尔根学说”，怎样“抛弃旧的反动门得尔-莫尔根假科学，学习新的米丘林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译者热烈希望李森科的报告成为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农业生产、教育干部的武器。”[6]
李森科的大会报告事先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主席团也对报告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农讯》第20期发表了“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关于科学院会员李森科的报告‘论生物学界现状’的决议”。该“决议”认为：在生物科学界已经形成了“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一条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派路线，另一条是“反动的，唯心论的”门得尔-莫尔根派的路线。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认为，“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揭露和粉碎门得尔-莫尔根派的理论阵地方面已经做了巨大的、有成绩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发展先进的生物科学和农业实际工作来说，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大会指出，至今在苏联生物学的研究和教学中，还贯穿着“门得尔-莫尔根派的观念”，这给予干部们的“思想教育事业带来了重大的危害”，因此“从根本上改造生物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并重新审查学校的关于生物科学部门的教育计划，乃是完全必要的。”[7]
上述李森科的大会报告和会议主席团的“决议”，是苏联政府明确支持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反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重要文件。“苏维埃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巩固和发展科学中的米丘林路线，对于扫除这一路线进一步繁荣途中的障碍，给予了慈父般的关怀”。“大会表明了米丘林路线对于门得尔-莫尔根学说的完全胜利”。[8]这两个文件的翻译刊载，在中国生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李森科的这个“报告”。
1949年2月，乐天宇以华北大学农学院米丘林学说研究小组为基础创立了中国米丘林学会，经过一年的发展，会员由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上千人。1950年春天，米丘林学会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会议主持人在《年会闭幕词》中号召全国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在最进步的米丘林生物科学指导下”积极推进新中国的农业建设，“将旧的孟德尔—莫尔根（即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农业生产工作中扫除”。[9]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49年10月成立了米丘林小组，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等都相继成立了米丘林学会，他们在宣传米丘林学说的同时，对摩尔根学说进行了批判。
1949年8月4日，乐天宇在新华广播电台作了一个讲演。在讲演中，他把摩尔根遗传学看作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同类，号召在生物学中“将旧世界唯心论的方法，如同阴阳五行、莫尔根（摩尔根）理论等，尽力的去掉。”[10]
1949年12月，《农讯》第28期登载了乐天宇等人在华北大学农学院编写的《新遗传学讲义》，其中说：李森科、米丘林的遗传学是“群众的科学”，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十足的唯心论”，是被“反动派用作统治人民的理论根据”；遗传学所说的“基因”，“禁不起唯物辩证的考验”，是“形而上的说法，十足表示了唯心论，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它是科学。”一位老师在“习题解答”中告诉学生；“旧遗传学的理论，十足表现了唯心论，正因为它把人类的聪明智慧等性状的遗传，完全决定于不可知的基因上，正好就被反动派以它的理论作根据来统治人民，使一般劳苦人民大众不知道自己的苦是由统治者把他剥削了，反而怨恨自己没有那个命好的基因。……旧遗传学上的‘基因’是个骗局。”另一位老师在“习题解答”中说：“旧遗传学的毒素感染了整个的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者常常附着遗传学的原理而从事侵略工作”，如“优生论”等等是在“为帝国主义呐喊助威”。[11]
以上是新中国建立之前，以乐天宇为首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和米丘林学会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部分事例。这是新中国科学批判活动的序幕。
2 50年代前期的批判活动
50年代前期，中国生物学领域主要是机械地学习苏联的做法，大力宣传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深入批判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
优生学是以遗传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门新科学。1951年，《新建设》发表了方宗熙的文章：“资产阶级优生学批判”，文章认为，优生学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服务的伪科学，资产阶级的优生学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不成熟的理论，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学机械地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提出了“阶级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这两种谬论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们把社会问题变成生物学问题，把人为的不平等变成自然的不平等，企图利用科学来麻醉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是因其具有优秀的遗传性。文章强调：“资产阶级优生学的荒谬理论是没有一丝的科学根据的。它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武器，侵略武器。……它的最大罪恶是要把社会问题歪曲简化成为生物学问题。”[12]优生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当落后，解放前全国只有极少数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解放后，这门科学被看作是为法西斯主义者搞种族歧视服务和为论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服务的伪科学，因而长期受到批判。这篇文章集中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批判态度。
建国后，乐天宇仍然是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积极批判者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积极推行者。他认为，农业院校的教材必须改革，“孟德尔—莫尔根的形式遗传学、育种学、资产阶级反动的优生学等，丝毫不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的农业院校中再保留下来。而完全应以米丘林—李森科的农业生物科学的理论，来重新武装我们的农业工作者。”[13]他提出“要彻底根除”教材中那些“唯心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孟德尔—摩尔根的所谓“科学理论”。
1950年8月2日，乐天宇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北京市中学教员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上发表题为“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的演讲，其中说，摩尔根生物学与米丘林生物学是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出发的，是建立在两种全然不同的哲学基础上的，一个是“幻想的唯心论的观点”，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论的观点”，“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建立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反映了事实发展的规律。用唯心论的哲学基础建立起来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科学，与生物的发展规律完全抵触，以至于长期无所成就”；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既不能说明生物遗传性状的自然规律，更不能说明生物世界进化的现象，且又阻碍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道路，”因此是反动、落后的理论。他还认为，以摩尔根遗传学为基础建立的“优生学”和“人种改良学”等都是有毒的东西，都是为莫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服务的。[14]
在这次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上，陈宜谦作了“‘获得性’可以遗传及‘基因论’的批判”报告。作者在报告中强调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自然科学：“首先要确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应该要从阶级立场来分析科学的发展，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步方向和反动方向的斗争。任何科学发展，都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它有它的所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我们对于科学的发展，抱着无政治性的态度，把科学的历史作为客观和冷漠的叙述，把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科学，这样是无原则的、无立场的、唯心主义的看法。”他认为，摩尔根学说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所“虚构的反科学理论”，由于作为“法西斯主义优生学”的“‘科学’根据”，才被授予“科学上‘最高荣誉’奖金——诺贝尔医学（优生）奖金”。在报告中陈宜谦对基因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基因论不仅阻碍了实践生产，而且广泛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屠户们作为优生学的理论根据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基因论不论在思想方法、实验方法、实际应用上，都是有害的玩意。”[15]这篇大谈科学的阶级性的报告，向科学界传播了激进的新思想，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并不具备关于科学的阶级性的认识。
建国初期，一些在国外学习生物科学的学者陆续回国工作。对待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遗传学家，乐天宇也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批判态度，动辄即以“反动、唯心、资产阶级、法西斯特务”等帽子压制他们，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学者的感情和自尊心，以至于使群体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绕道香港后去了美国。乐天宇粗暴和专断的工作作风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1年3月，教育部解除了乐天宇在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职务。
为了批判乐天宇在生物科学工作上的错误，肃清其影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于1952年4月至6月，召开了3次座谈会，批判了乐天宇的错误，讨论了生物科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会议的总结以“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为题发表于同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会议总结强调：“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证明了生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的阶段”，“是生物科学上的根本革命”。批判会指出，“乐天宇同志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批判会还指出，乐天宇在宣传和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工作中，出现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其“武断的非科学态度、恶劣的学阀作风使国家科学事业遭到重大的损失”。《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处理学术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米丘林）。”文章号召：中国的生物学界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要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部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16]《科学通报》转载该文所加的“编者按”也要求：“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17]
显然，批判乐天宇，是为了进一步推广米丘林学说，是为了深入批判以摩尔根学说为代表的旧遗传学。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这3次座谈会以及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的公开态度。这件事在中国当时的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一批坚持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迫于形式，一些遗传学家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检讨，对自己所从事的摩尔根遗传学研究及其思想观点做了违心的批判。
华北农业科学院一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乐天宇的文章的第二天，即撰文检讨说，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他认识了自己严重的思想错误，过去学习摩尔根遗传学时，很多复杂的东西虽然不能彻底搞懂，但没有怀疑它，根本原因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钻研它；今天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来接受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必须改变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根本上接受新科学。他承认自己以前是在披着米丘林的外衣而进行着摩尔根本质的研究工作，其危害之深、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他并且表示，要对自己撰写的《系统育种法》进行严厉地批判。使大家明白其资产阶级伪科学思想的危害性，使大家不再跟着他走错路。[18]
谈家桢早年跟随摩尔根做遗传学研究，是中国优秀的遗传学家。在50年代初期这种遗传学批判的政治背景下，他被迫写了自我批判文章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3期上发表。在文章中他说：“由于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更因为我长期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我只觉得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说，是硬凑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学说……我认为李森科是以科学作为政治资本的‘一知半解’的生物学家；”“我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与和平阵营——的思想体系。”谈家桢在检讨中写道：“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学说，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假科学。”“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的；我过去受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当时我很想不通，认为科学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19]如果不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一位科学家不会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假科学。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文章批判了有人认为“苏联的遗传学带有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的说法，同时又指出：由于米丘林遗传学服务于农业实践，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揭穿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伪科学的虚妄，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篇文章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不是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所指导着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科学家，不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文章的作者介绍他们的体会说，他们自己同全国其他农业科学工作者一样，也是长期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下受过教育的，在思想上也残存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特别是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思想影响。因此，在学习米丘林遗传学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敌人，就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这种余毒。这就要求除了虚心地学习米丘林遗传学本身之外，更重要的还必须在政治上严格地改造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只有能够逐渐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后，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米丘林遗传学，才有可能不断地提高这种认识。文章总结说，“经验证明，政治上进步较快的同志，也常常是对于米丘林遗传学理解得较深刻一些的同志。”[20]这篇文章的作者所谈的认识和体会。带有很强的政治挂帅思想，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深刻理解米丘林遗传学和深入批判摩尔根理论。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心态。
1954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版了《反对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这是苏联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论文集，其中H.и.努日金的“批判唯心的基因理论”一文对摩尔根学说进行了批判。文章认为，在对于遗传性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方向——先进的米丘林方向与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新达尔文主义；米丘林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认识遗传性，摩尔根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马赫主义与新康德派唯心论的混合物；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摩尔根主义是决不会向进步的方面发展的，它决不可能从理论与事实所造成的矛盾中找到正确的出路，必须把摩尔根主义当作反动的理论予以抛弃。文章强调：“米丘林科学反对摩尔根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一个体系中的两种观点的斗争。这是两种体系、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这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原则上的前进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代的科学，反对落后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培养出来的科学的斗争。”文章说，摩尔根主义被粉碎和米丘林科学的胜利，是“进步的科学”战胜“反动的科学”、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这一胜利加强了正在为反对反动派而进行斗争的生物学学者的进步力量；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时代建设共产主义时代的科学”。[21]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对中国生物学界批判遗传学活动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1954年，《科学通报》8月号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伏雄的文章，作者对自己当年在美国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摩尔根遗传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己多年来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被这种教育同化而不自觉。自己在关于“杂交及自交玉蜀黍胚发育”的博士论文中，把胚的不同发育过程归结于“不可知的‘基因’的控制”。这说明“反动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在支配着自己的思想方法，面对着真实的事实，却得出唯心的结论。同时，这也说明摩尔根主义不单直接阻碍遗传学的发展，也影响到生物学的各个方面。文章说，“反动的遗传学”在自己的思想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才得出错误的结论。现在找出了并且批判了自己的思想根源，就有可能接受新的观点。”[22]
陈桢（1894～1957）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1919～1922年留学美国，曾跟随摩尔根研究遗传学。回国后，他选择金鱼做标本进行杂交实验研究，结果发现金鱼的繁殖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建国后，在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运动影响下，他于1954年撰写了“金鱼家化史与品种形成的因素”一文，对自己以前的金鱼遗传研究工作的结论提出了批判。他说，在米丘林学说的光辉照耀下，自己重新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感觉其中错误和缺点很多；在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关于金鱼变异史的部分是需要改正和补充的；过去自己从错误的孟德尔—摩尔根派旧遗传学的观点看问题，关于变异发生的过程，没有经过细心研究寻找到可靠的证据，就主观地用“突变”来说明，其实这样的说明比不说明更坏；要想真正了解变异的发生，必须从正确的米丘林学说的观点看问题，把金鱼的变异和它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一同研究。陈桢在文章中还说，自己获得的研究结果很多，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似乎勉强符合孟德尔的豌豆试验的结果，绝大多数的事实并不能用所谓“孟德尔定律”来解释；自己把能勉强符合旧遗传学的一小部分发表了，其余大部分不符合的都保留起来无法处理；“在现在看来，这些当时认为不能发表的试验结果正是说明‘孟德尔定律’不正确的证据，是应该特别重视的。”[23]陈桢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于1957年病逝。他对自己工作的批判，不知是出于科学认真的态度，还是迫于当时形势压力的违心行为。
胡先骕（1894～1968）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先驱，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植物分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他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书中在介绍李森科学说时写道；“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但不久就引起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书中提醒中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苏联生物学界的这场争论有深刻的认识，以免被引入迷途。该书出版后首先引起了苏联专家的“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北京农业大学一些教师联名写信给出版社，说该书“是一本具有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作者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是一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24]1955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大会开幕式报告中对胡先骕进行了不点名地批判，说他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在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其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别有用心地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政策。[25]11月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童第周的会议报告，《科学通报》1955年11月号又转载了这一报告。这标志着对胡先骕的批判已经是不点名地公开化了。由于《植物分类学简编》及其作者受到批判，不久该书即被全部销毁。
1955年10月27日是米丘林的百年诞辰，值此之际，《科学通报》发表社论：“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米丘林学说而斗争”。“社论”总结了建国6年来中国推行米丘林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状况：米丘林生物学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全国各地的生物学者，特别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相继集中地进行了米丘林学说的系统学习；各大、中学校已经摒弃了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教学，而代之以达尔文和米丘林生物学的课程；6年来，中国许多生物学家批判了过去受到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影响，并以米丘林学说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原理。“社论”指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集中生物学中的各种反动理论，表面上打着‘新达尔文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是对达尔文的唯物主义进化论发动猛烈的攻击，并使他们的伪科学理论渗入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使生物科学陷入深重的危机。”“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以及农林业生产上的很多问题都迫切需要运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解决。我们生物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地把这个光荣的任务承担起来，继续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米丘林学说，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及生物学中一切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展开彻底的批判。”[26]这一年，《科学通报》和其他一些杂志都发表了一系列结合实际工作学习米丘林理论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文章。
50年代前期，中国的遗传学是受科学批判活动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学科。从1952年秋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开设，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指导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全部停止，甚至中学教科书也作了重新编写。生物学界出现了米丘林—李森科学说一派独霸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遗传学的正常发展。批判者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假科学，是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谁反对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就是诋毁苏联共产党的科学政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第20次党代会，之后苏联学术界对以前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批判活动进行了重新评价，开始纠正这类行为。同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一些领导人结合苏联的情况对中国学术界的科学批判情况进行了反思。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对自然科学的批判做法是不正确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27]中央领导也认识到，我们国家“因为要强调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而强调得不恰当，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28]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29]“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形势，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双百方针”为科学界和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对于纠正当时的遗传学批判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鉴于中国遗传学界遭受科学批判行为的危害最大，中央宣传部提出以遗传学界作为贯彻“双百方针”、制止科学批判行为的典型。1956年8月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于光远代表中宣部科学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主张，“以前给摩尔根派戴的那顶唯心论的帽子，从这个会议起，从今天起，应该摘掉。……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30]在座谈会上，持不同观点的生物学家态度坦诚，发言踊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相互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使米丘林和摩尔根两派学者加强了相互沟通和理解，长期受到压抑的摩尔根学说得到了伸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不仅在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整个科学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它表明党中央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决心和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3 50年代后期的批判活动
青岛遗传学会议之后，生物学界的学术思想获得了一定的解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局面逐步展开。但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和随之进行的“拔白旗”活动，使“双百方针”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生物学界又继续开展了一系列批判遗传学的活动。
5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曾对优生学进行过批判，认为它是为法西斯种族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双百方针”提出后，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1期发表了北京大学张宗炳教授的文章：“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文章对于前人对优生学的批判作了正面反驳，指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是真正的科学。”把这门科学与法西斯的种族主义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并且这种看法对于整个人类及社会、对于生物科学及医学，都是不利的。”文章还指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与动植物的遗传学基本上是相同的。动植物遗传育种学是研究动植物的遗传及变异的科学以及应用这种科学来培育出动植物的优良品种，人类遗传学是研究人类的遗传及变异的科学，而优生学是在人类遗传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改善人种的科学。”作者分析说：一般优生学的方法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方法是使具有优良性征的人多生些孩子，消极的方法是限制在形态上和生理上有病、有缺陷或神经不正常的人生孩子；就是在这一点上，优生学受到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歪曲，以及一般人的误解。法西斯种族主义者借用优生学的这一说法，胡说某些人种是不良的品种，因而不许生殖；或是说，劳动人民智慧比较低，因而不宜生殖过多。这些说法基本上与优生学无关。因为遗传学从来没有肯定，哪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更优越，人类遗传学从来也没有说过劳动人民不如资本家。[31]张宗炳提出，对优生学应当重新估价，并应在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中给予一定的地位，而且希望支持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发展这门科学。显然，张宗炳的观点和认识都是正确的。
潘光旦（1899～1967）是中国优生学的奠基人，19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遗传学，在纽约长岛冷泉港优生记录馆做人类学和优生学研究。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大学讲授优生学、进化论和遗传学等课程，同时开展优生学和家谱学等领域的研究，撰写出版了《优生概论》、《优生原理》等著作。他不仅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优生学理论，还提出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禁止近亲繁殖和早婚等观点，为优生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以后，优生学被看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长期受到批判，潘光旦的优生学说也反复遭到批判。
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2期发表两篇文章，对张宗炳的上述观点进行了点名批判。其中一篇文章说，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者无视人类摆脱了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影响这种质的飞跃。把动植物界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搬到人类社会中来，为社会的不平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作辩解，把大量由于社会原因所造成的结果作为遗传现象看待，为资本主义社会张目；基于这种所谓人类遗传学而建立起的优生学，必然是在生物学的幌子下，否定社会发展规律，把人类与生物等同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辩解；这种“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而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学。文章认为，潘光旦在30多年前就宣传优生学，鼓吹优生运动，他是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辩解，反对社会主义；张宗炳无视中国学术界过去对于优生学的批判，更无视中国学术界解放后几年来的进步，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粉饰，企图使这种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复辟，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这种谬论。[32]另一篇文章说，“张宗炳关于恢复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的公然叫嚷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阴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组成部分”。1928年潘光旦出版了《人文生物学论丛》，其中给出了优生学的定义：“优生学为科学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善良之繁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文章对潘光旦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并不是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变种。这篇文章强调：“人类遗传与优生学标榜着科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它借助于生物学论据来歪曲事实，把资产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来麻醉人民的斗争热情。然而，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理论上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包括优生学）对人类社会种种的歪曲，证实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社会学、优生学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反动的，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效劳的工具。”文章说，张宗炳叫嚷要潘光旦出来恢复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是和右派分子阴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企图互相呼应的。[33]与50年代前期对优生学的批判相比，这两篇文章的批判并无多少新意，只是反映了50年代末期批判回潮的声音。
1958年5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了方宗熙“优生学应该批判”一文，进一步对优生学进行了批判。
50年代末期，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拔白旗”运动中，又一次掀起了对摩尔根学说和坚持摩尔根学说的学者的批判高潮。一些学术争论和评论文章，仍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例如有些文章仍然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唯心论；[34]基因学说是“空中楼阁”“矛盾百出”“完全没有科学的实施基础”，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要“高举米丘林的旗帜，肃清生物学里一切形而上学和唯心的东西。”[35]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大谈生物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仍然认为，“以摩尔根为首的新达尔文主义与以米丘林为首的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不是一般学派的争论，而是不可调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米丘林派与摩尔根派，两种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两种观点：唯物的观点与唯心的观点。两种不同阶级的理论：一个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理论，一个是为剥削阶级的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理论。”[36]由这些文章已可看出当时的批判气势。
当时少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违背“百家争鸣”方针，支持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例如一位农业部副部长竟然说，1956年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米丘林学派失败了，要再召开一次会议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来扭转一下形势。[37]
196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专家H.A.吉洪诺娃1956年在武汉大学生物系讲授生物学课程的讲义——《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书中开宗明义写道：“只有掌握了米丘林遗传学原理，才有了批判的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孟德尔—摩尔根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本质。”书中说，早期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表现得最为露骨的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直到目前仍然是现代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拥护者进行遗传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在它从孟德尔、魏斯曼起，直到今天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改变，日益复杂化和完善化了；但这一切变化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同一些具有错误方法论基础的基本原则的范围内进行的。该书告诫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那它就会利用一切手段，其中也包括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最反动的结论和被歪曲的部分，来服务于自己的侵略计划。”[38]这本书的出版也反映了当时的批判形势。
1960年，《遗传学集刊》发表“从近代细胞学的研究成果批判摩尔根学派基因理论”一文，文章对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进行了批判。”[39]《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60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仍然认为，“当前生物学上对于遗传性的争执，反映两种宇宙观的分歧。”遗传学上学派的辩论，实质上反映两条道路的斗争。”[40]
当时，武汉一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组织领导了一个科学批判战斗司令部。他们坚持认为，大学生物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贯彻米丘林方向；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生物学中的反映；摩尔根学派的反动本质在于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批判。由此，学校里坚持摩尔根观点的遗传学家受到重点批判，许多教师对摩尔根学说不敢问津。[41]
1960年春夏之季，湖南省委报送中央宣传部一份《学术思想批判动态》，其中说湖南农学院贴出了两万张大字报，批判摩尔根遗传学，宣传米丘林学说；院党委组织了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院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了重点揭发批判。另外，湖南医学院党委还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也组织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红旗战斗队”，全盘否定摩尔根遗传学，认为主张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合作，就是取消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生物学研究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会上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42]
50年代后期所开展的包括遗传学批判在内的科学批判活动，明显违背了“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阻碍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鉴于这种情况，1961年3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马列主义是一致的，学术界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方针。[43]1961年春夏之际，经过调查研究，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明确规定，在科学技术问题上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讨论，不要给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区别对待，防止混淆。《科研十四条》并且对于知识分子“红”的标准以及“红”与“专”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规定。[44]1961年7月，《科研十四条》被正式在全国颁布试行，从而使中国的科技事业步入了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科学批判行为随之得到制止。对遗传学的批判也随之停止。
4 “文革”时期的批判活动
在“文革”期间，遗传学又一次遭遇厄运。
在“文革”初期，人们把遗传学与“血统论”联系起来，把遗传学看作“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问予以批判。学校里教授遗传学的教师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受到揪斗。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
1970年，在姚文元的授意下，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编印了《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介绍》材料，其中《遗传学》分册虽然对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都作了分析批判，但批判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摩尔根学派。对米丘林学派，文中仅说它“走上了外因论的极端，完全抹煞了生物体遗传变异的内部矛盾性，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生物的遗传性”；而对摩尔根学说，文中则认为它是“20世纪以来流毒很广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之一。”
“文革”开始后，各种学术杂志被迫纷纷停刊。“文革”后期，各类杂志逐渐复刊。一些生物学杂志复刊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
1975年，《遗传学报》刊登“必须批判遗传学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一文。文章认为，在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文章说，孟德尔发现性状遗传的规律固然是一项贡献，但形式遗传学的发展导致了侧重表面现象推测基因的存在和行为，很长时期一直没有跳出这一框框，这就必然会出现大量错误的结论和走向唯心的片面性；细胞遗传学的发展把基因落实到染色体上是一个进步，但随之而来的是造成了只见核和染色体的作用而严重地忽视了细胞质的作用，把确凿的非孟德尔式的遗传现象打入冷宫或视为邪说。这篇文章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在遗传学领域中的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由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不同，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得出不同的结论。”[45]
《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一文。文章认为，基因学说的眼光仅仅着落在基因上，没有说明细胞整体和生物整体内部相互关系所引起的相互功能，不明白遗传性质是经过生物整体的生理功能的产物，也不认为自然界对生物之间有相互的关系，把生物的突变看成是偶然的，不是由于生物与自然界矛盾斗争而引起的，因此所有的遗传性质都不是经过长时间发展而来的，一切都是先天的基因预先决定的，这“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十足的预成论的翻版”，是形而上学地看待生命活动。[46]
1976年3月，乐天宇听说中国科学院即将召开基因工程会议，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林奈的神创论，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种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47]由此可见，此时的乐天宇对摩尔根的基因理论仍然持否定态度。1977年2月，乐天宇鼓动一位中学美术教师打着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旗号，向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以及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上书，要求开展对“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和新的基因遗传工程进行批判。有几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也写信给这位中学教师，表示支持他上书。[48]这件事说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生物学界仍然有少数人以批判的观点看待摩尔根遗传学说。不过，与前几个时期相比，“文革”期间对遗传学的批判势头已经减弱了许多。
“文革”十年的大批判活动，对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中国对遗传学的批判，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算真正失去了市场。
5 遗传学批判的历史原因及基本方法
20世纪40至70年代，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过一系列批判活动，对遗传学的批判是整个科学批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批判遗传学的社会背景及原因是各不相同的，但所用的批判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建国前夕，以乐天宇为首组织的对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是从苏联学习来的，是受前苏联对遗传学批判的影响和哲学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50年代前期，中国开展遗传学批判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前苏联批判活动的影响。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地以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批判活动，在生物学领域，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支持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在医学领域，批判维尔啸（R.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支持巴甫洛夫学说；在化学领域批判“共振论”；在物理学领域批判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思想，如此等等。这些批判不是自由的学术争论，而是给被批判者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或“反动”的帽子，进行口诛笔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苏联的这些做法对中国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示范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思想改造活动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使全国人民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统一思想意识，因此需要对一切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批判。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1年秋全国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推动科技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国务院分管科技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中国科学院要领导科技界进行思想改造；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要求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要配合思想改造，在介绍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应提倡“斗争精神”。[49]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需要。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统一了思想认识，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思想改造活动也是中国进行各种科学批判活动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之一。因为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就是肃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对遗传学的批判亦如此。
其三，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哲学标准衡量自然科学。苏联一些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即把自然科学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两个阵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生物科学”[50]、“资产阶级的优生学”等等概念。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少人认为，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阵营有不同的科学，从而也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生物学”封建主义的医学“资产阶级的医学”[51]“资产阶级的优生学”[52]等等概念，并且认为这些科学都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其中含有唯心论和机械论等资产阶级思想，它们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必须受到批判。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把自然科学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中含有理论的创立者的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会故意曲解科学规律、有意在科学理论中塞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些思想认识是建国初期中国进行包括遗传学批判在内的各种科学批判活动的重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遗传学批判的历史原因，与初期又有所不同。“双百方针”指出，不容许给自然科学贴阶级标签，自然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力地制止了生物学界的批判行为。但是，“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全国开展了批判“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拔白旗”活动，由此再次掀起了科学批判高潮。而1956年所制定的“双百方针”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所以，“反右派”运动和“拔白旗”活动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再加上50年代前期科学批判舆论的延续影响，这些都是50年代末期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历史原因。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生物学界对摩尔根遗传学批判的回潮，除了受国内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一定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中央撤销了李森科的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后，苏联《植物学报》等杂志对李森科的错误进行了集中批判。但是，1958年，苏共《真理报》对《植物学报》在批判李森科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赫鲁晓夫重新支持李森科，使其很快重新得势。不久李森科重新被任命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随后他即重演了对摩尔根遗传学和该派遗传学家的指控和诽谤。苏联的这种形势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遗传学界，出现了局部性的批判思潮反复。
“文革”时期的科学批判活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要组织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抓紧革命大批判》的重要社论，进一步强调要“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包括了对于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积极开展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再加上“四人帮”等人要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群众的狂热批判情绪达到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从而使“文革”期间科学批判的领域之广和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了前几个时期。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明确禁止的遗传学批判活动在“文革”时期再次出现，其原因亦如此。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传学和优生学被法西斯主义者歪曲地用于论证种族歧视和发动战争的合理性，这也是这两种学说后来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纵观中国对遗传学的批判过程，从批判方法来看，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是简单地给这类理论贴阶级标签和哲学标签，以政治和哲学标准作为衡量科学理论是非的标准。建国前，批判者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生物科学的代表”，是“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学说”；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路线的胜利，是进步的苏联科学战胜外国资产阶级假科学，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胜利；摩尔根学说与米丘林学说的分歧是两条截然对立的政治路线和哲学路线冲突。20世纪50年代，批判者给摩尔根遗传学和优生学带上“资产阶级反动的伪科学”“法西斯主义”等帽子；提倡从阶级立场来分析科学的发展，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步方向与反动方向的斗争；我们不能仅仅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米丘林科学反对摩尔根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体系、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原则上的前进发展的科学反对落后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培养出来的科学的斗争；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分别代表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观点，分别运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方法，是分别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和为剥削阶级的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两种不同阶级的理论。“文革”时期，批判者强调，在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要认为一种理论在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在哲学属性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服务对象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它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学说，就会成为人人共诛之的对象。这是中国各个时期批判遗传学的思想认识基础和基本论证方法。这种思想认识和论证方法的历史局限性，在今天看来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这类遗传学批判活动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这种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认真记取的。
作者介绍：胡化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 合肥 230026 胡化凯（1954-），男，安徽蒙城人，科学史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