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2010年当之无愧的流行词,部分企业会认为“并不经济”,难以向低碳转型、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和法律环境;而同时,更多的企业已经开始涉足低碳领域,抢占商业的先机。
再也没有一个别的任何词汇能够如它――低碳――一样让如此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引起共鸣。从2010年的全国两会会场上开始,低碳两字似乎已经必将提前高票入选今年的流行词评选。
杨国良的困惑
面对着各行各业对身边对低碳经济如火如荼地热议之声,杨国良感到有些困惑。
杨国良是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票代码600804)的副董事长,作为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1994年鹏博士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07年,该公司在完成了一次大的资产收购后,也开始由以特钢冶炼为主的传统公司转型为以基于网络基础的电信增值服务为主的新型、高科技公司,成功实现业务转型。即便是聚焦高科技,在杨国良看来,鹏博士公司依然是一个典型的高碳公司,高耗能。“我们做电信机房,耗电量非常高。为了用电,我们一年主要精力就是和电力部门打交道。”
鹏博士的主业是从事包括互联网专线接入、电子政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专网构建及运营以及网络安全监控、城市监控、长话分流等网络增值服务,属于典型的高耗电企业。公司每年缴纳的电费占总成本的三、四成。
对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以及身边专家学者,乃至同行们对低碳经济的热情洋溢,杨国良并不是没有感触,但是站在企业的角度,他觉得他的想法可能还是跟大家的想法有些不一样。
鹏博士公司也想由高碳往低碳方向转,想拓展一些新业务。“但我们的有一些切身的体会:低碳之路很困难,不容易走。”杨国良对《小康•财智》记者说。
从技术进步、政策法律和市场机制这“三步”简单地分析,目前条件不是很理想。
他认为,任何成熟市场用的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成熟的技术。最成熟有两个标准:第一,要有目前的技术环境可以使用这项技术;第二,市场接受这个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刚开始推广使用3G通讯技术,实际上4G技术已经出炉。低碳技术也一样,最先进的低碳技术,未必有足够的环境和市场来接受。
而就低碳的政策法律来讲,中国才刚刚起步。发达国家对企业的节能责任普遍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包括具体的奖惩机制,对节能项目有政策支持,对节能技术也有严格认证。而在国内,相关政策法律缺失或不完善,仅有零星的地方性鼓励政策,远未系统化。
关于市场机制方面,杨国良认为市场虽然需求很大,但是环境并不完满。就发展低碳的资金而言,在国外,企业跟银行合作,银行可以独家担保,对所有合作方进行贷款,有完善的合作机制。但国内的银行对此兴趣似乎都不高。
全国政协常委、泰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代放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节能项目不被企业看好,“由于大多数节能项目的规模和经济效益在企业经营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加上节能技术引入的成本及其投资风险,多数企业领导往往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扩大生产和增加产品的市场份额上,通常并不把‘节能’放在主要地位,从而使大量的节能项目难以实施。”
他建议,“应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节能项目提供融资,使节能项目中投入的固定资产可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同时,实行税收扶持政策,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纳入减免税收范围。”
据《小康•财智》记者了解,在国内,到目前为止,在低碳经济方向迈出的比较远的是兴业银行――中国的首家“赤道银行”。 2008年10月31日,在正式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后,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所谓赤道原则,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2003年确立的一种贷款原则,针对国际项目融资,应对其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评估。
事实上,能够与兴业银行一样能拿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数据的银行目前并不太多。有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底,兴业银行累计发放节能减排项目贷款187笔,累计发放金额137.37亿元。(相关报道详见《小康•财智》2010年第1期封面报道:《低碳经济:中国经济新年增长点?》一文)。
面对着并不不容易走的低碳之路,杨国良并不气馁。他希望政府应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等政策,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引进市场机制,以调动企业践行低碳的积极性。
未来压力所在
相比杨国良的“保守”情绪,2010年的初春,乃至整个中国的角角落落却是一片对低碳的热情高涨。全国两会的会场内外,代表、委员们也言必称低碳。据了解,在两会上,仅台盟中央一个界别据说就有几百份关于低碳经济的提案,提出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
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里面甚至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甚至很时髦的词:森林碳汇。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森林要实现8880万亩,很多人显然不知道森林碳汇是什么意思?政府工作报告后面专门有一个名词解释。“指森林系统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森林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并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
而就在半个月之前,2月20号,胡锦涛总书记召开中央政治局第19次学习时强调指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总书记第一次鲜明提出两个重大:一个是重大战略,一个是重大机遇。
熊焰是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董事长。由于写作了一本《低碳之路》一书较早地开始关注中国的低碳发展,被人誉为“熊低碳”。在熊焰看来,全社会低碳转型的第一股动力将来自于政府。
虽然在吵闹不休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各个国家、包括中国这样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硬性减排约束,但是中国还是愿意自愿地承担起自己该做的事情。
中国的“国家目标”是2020年国内单位GDP比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明确讲中国人会努力达到甚至超过这一目标,按中国的说法叫45%。“2020年单位GDP降45%,降45%是什么含义?相当于年降4%。”熊焰说。
出生在东北,言谈豪爽、富有幽默感的熊焰给记者举了一个东北人的形象比喻。就比如过去每家过冬烧100公斤煤,第一年减4%,96斤;第二年再降4%,92斤;第三年再降4%,89斤,第二年降降温度,第三年弄弄家里炉子,第四年、第五年持续降,变化就复杂了,可能供热方式就得变,单体供热肯定不行了,方方面面都得变,这就是简单的低碳在说话。
“国际法将促生国内法。这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熊焰认为,国家目标定下来了,政府必然采取法律行政手段,它的压力将通过政策法律、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等三个机制向下传导。甚至与能源相关的所有行为,每一个人能源消耗、每一个企业能源消耗都要变。(相关报道详见本期特别报道“专家观点”:《低碳:外部压力下的自身改变》一文)
熊焰建议,低碳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种外部压力而导致我们自身行为的改变。做企业的人们一定要关注这种变化――政府一旦做了国际承诺,国家目标定下来了,政府必然采取法律行政手段来发力推行,他的压力就要传导下来。可能突然加速,或者突然转弯。有远见的企业必须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准备了。
低碳经济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低碳经济呢?低碳经济、低碳投资包括哪些内容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贺强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现在对低碳经济这个概念很熟悉了,甚至自己也天天讲,但是你问他低碳经济包括哪些内容的时候他不一定清楚。
贺强认为,低碳经济至少要包含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的节能环保、生物工程、新能源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应该以这些产业作为龙头产业、骨干产业,而不是以重化工业为骨干产业,这一点跟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第二个层面,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节能环保的龙头产业,实际上渗透到我们现有各个产业、各个行业乃至各个企业之中,渗透到传统产业的方方面面。因此,各个产业、各个企业都有走低碳之路的任务。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炼钢厂炼一吨钢,如果把消耗的焦炭降低10%、降低20%,这是不是就是低碳呢?实际上就是低碳;再比如一吨钢材,我们生产一吨钢材卖多少钱呢?四、五千块钱,六、七千块钱,德国人用一吨钢材卖多少钱呢?生产用于心脏的医用支架,我问了一下医生有没有10克,医生说仅有5克。5克钢材卖2万、3万,一吨钢材卖20亿,为什么呢?因为有高技术含量在里面,附加值相当高,要达到同样单位GDP,由于高技术的作用,节省多少钢材,节省了多少能源,低碳经济其实也包括在这些方面。”
另外一个层面,贺强认为,低碳经济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活。它也要彻底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观念和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在观念上首先重视。
2010年3月27日上午,在北京最大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朝阳区望京的一个社区礼堂内,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中国项目暨望京社区家庭低碳行动启动仪式的间隙,作为活动主办者特意安排的一个小插曲是:一家三口代表社区的居民来宣誓参与低碳。在父亲“少开一天车”,母亲“多手洗一件衣服”的带动下,小朋友也表示要“走路去学校”。在等待活动开始的过程中,坐在台下的参与者们甚至有人玩笑般地喊出了一句口号――“先把灯全部关了”。
作为低碳专家的熊焰也遭遇到了如是的幽默。“在做某个电视节目时,主持人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开车来的,他说那你就不低碳了。”
熊焰认为,有人现在把低碳经济、低碳生活开始庸俗化了。“低碳不是压抑人们正常的生活需求,不是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是要让人们当苦行僧,而是保证正常需求与生活质量前提下去掉那些奢侈的、高污染、高消耗的行为。”
在两会期间,贺强所在政协小组的一个讨论会上,有个专家谈到现在食品、食物的浪费现象。仅仅在餐饮业,在对若干餐馆做了调查后发现,把吃剩下的鱼拣出来测算蛋白质,一年全国扔掉蛋白质可能几十万吨。
“我们吃饭时候一摆摆一大桌,吃不了都扔掉了,这就是高碳。吃饭要节约,像吃日餐似的,一小份、一小份的,能吃饱,不浪费,这就是低碳。”
NGO的热情
2006年11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中国作为23个新增国别项目之一,正式加入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虽然中国第一期预算仅为115万美元,再分到具体的某些项目更是杯水车薪。但中国的NGO们积极性空前高涨。
作为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内容之一,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承担的子项目“望京社区低碳行动”主题便是紧扣小额赠款项目总体计划中直接向 NGO组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内容。
在采访中,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秘书长曾晓东告诉《小康•财智》记者,“社区低碳行动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在广大社区家庭成员中倡导节能环保新理念,提高北京市居民的家庭节能节电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式,调动广大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低碳生活消费模式。”
作为哥本哈根会议的现场亲历者与参与者,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在接受了《小康•财智》记者采访。他认为,低碳对中国政府是压力也是动力,“早行动总比晚行动要好。”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的实施将基于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当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参与行动,掌握控制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方法,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和知识,以及相信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与有效的自然资源长期管理密切相关时,他们将更有力保护环境。”马和励说。
2009年,该项目在中国开展了第一次项目建议书征集活动,在30天的征集过程中,就收到了156个项目建议书。最终批准的22个获得赠款项目中,涵盖了全球环境基金所有优先领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止土地退化和消除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获赠项目在地理区域上横跨新疆到浙江;内容覆盖了从创新型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实践,到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等领域。
在入选的具体项目中,不仅有北京市朝阳区的10000个家庭参与在今年夏天(6月到8月)每个家庭每月节约1度电的行动,还包括大连环保自愿者协会的海岸线污染调查。
投资的出路
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们显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商机。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大潮为各行各业提供节能减排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的企业将带来巨大的商机。
在最新的“碳排放披露领导者指数”(Carbon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中,巴斯夫位居全球第一。这一国际“碳排放披露项目”(CDP)指数旨在评选和表彰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碳排放信息公开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
据《小康•财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位于浦东的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2006年初就停止了40蒸吨/小时燃煤锅炉的使用,外购高桥热电厂的蒸汽,每年节省用煤35000吨,从此彻底消除因使用燃煤锅炉而导致的烟尘排放,成为无烟单位。
在致力于研发可持续性的气候保护、节约资源和可再生原材料方面,这家公司在这方面投入的研发经费高达4亿欧元,占研发总预算的三分之一。
“巴斯夫希望提供给客户的方案是低碳节能、最经济和环保的。但是几年前,我们对中国企业谈这些理念,很多企业不会优先考虑。而现在,中国企业会主动找我们要求提供这些方案和产品。”
关志华称,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听取企业对低碳经济的看法,对低碳经济有帮助。
作为历史上首家赞助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可再生能源公司,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YGE)日前宣布将在保定建设年产能为300兆瓦的“熊猫”单晶完整产业链生产线。英利绿色能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苗连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领先的太阳能公司,英利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光伏发电成本,从而使太阳能电力成为一种持久、经济的清洁能源。”
这家全球拥有最大的最完整产业链的光伏产品制造商之一的企业,甚至目前在河北保定建设了完整产业链生产线之外,还建了一座全亚洲最早大规模应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的五星级酒店――电谷锦江国际酒店,据说酒店里面所有用电都源自光伏发电。
在担任云南省副省长期间曾分管过环保的陈勋儒在今年两会多次被邀参加各种低碳座谈会。让陈勋儒印象深刻地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王文彪。“在内蒙古沙漠里搞绿化,已经投了几十亿,搞了好多万亩沙漠绿化。” 亿利资源集团利用沙漠搞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以及保有的草原碳汇,都成为陈勋儒津津乐道的“低碳经济”。(相关报道详见本期特别报道“投资案例”:《 亿利资源:沙产业“低碳帝国”》一文)
事实上,活跃在低碳经济领域的国内的企业界的低碳先行者们一直都在行动。提供减排解决方案、介入新能源领域、从森林碳汇到草原碳汇,有远见的企业总能在中国的低碳潮流中找到自己的商机和出路。
谁在觊觎低碳
在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安排的多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体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会上,做新物质能源的陈义龙、做沙产业的王文彪等低碳经济的倡导者频频亮相。
2009年,凯迪控股(000939)公布了拟向机构投资者定向增发募集约18亿元进军生物质能发电领域的议案。在目前全球清洁能源发展路径还不明朗、低碳经济商业模式尚未成型的状况下,凯迪电力斥巨资投向生物质能源,无疑使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凯迪控股董事长陈义龙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关报道详见本期特别报道“投资案例”:《凯迪控股:扎根生物质能》一文)
谈到为何选择生物质能源作为公司产业发展方向,凯迪电力董事长陈义龙认为,相比其他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源具有多项优势。比如,太阳能发电主要是利用硅材料提纯技术和薄膜技术,这都需要化石能源进行加工,整个过程高耗能、高污染;蓄能电池技术存在同样的问题,制造及使用过程中有大量污染。而生物质能源使用的是秸秆、稻壳等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即使不使用在腐化过程中同样会释放温室气体。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为生物质发电给予优先上网及高额电价补贴的优惠政策。陈义龙认为,凯迪电力选择生物质能源产业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政策环境、大股东凯迪控股储备的技术及管理资源来看,凯迪电力已能在生物质能源领域建立一个有效的能赢利的商业模式。
除了新能源企业,传统能源行业的大企业们也在低碳之路上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实践。
在两会期间,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说,中电投将转变电力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电源结构,从以火电为主转变为低碳清洁发展方式。用于火电领域的投资以后将逐年降低,计划到2020年实现低碳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一半。
这位学技术出身,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电力”对中国能源发展有着深刻的见解。陆启洲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按照我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承诺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约要达到6.75亿吨标准煤,因此,发电企业今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仍在快速上升。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31亿吨标准煤,其中水电、核电、风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量约为2.3亿吨标准煤,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44%。
陆启洲称,去年中电投用于火电领域的投资第一次占比低于50%,今年用于火电投资占总投资份额为38%,其余投资将主要投往水电和核电等低碳清洁能源。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告诉《小康•财智》记者,光伏产业要加快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上网电价问题。“如果按今天光伏组件的市场价格,去建未来可稳定使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寿命周期的太阳能电站,那么所谓的‘不经济’仅是开始这几年,国家补贴最多也就是前三或前五年的事情。随着经济发展,电价上升,光伏组件成本下降,届时电价高出这个价格,则直接按市场化机制运作即可。”由此,国家财政并不需要拿多少钱,就可以让这个行业自动、良性运行起来,从而解决我国清洁能源的永续供应问题。
黄代放认为,应该在低碳经济领域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从有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节能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合同能源管理这种节能新机制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
低碳经济,2010年当之无愧的流行词,部分企业会认为“并不经济”,难以向低碳转型、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和法律环境;而同时,更多的企业已经开始涉足低碳领域,抢占商业的先机。
再也没有一个别的任何词汇能够如它――低碳――一样让如此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引起共鸣。从2010年的全国两会会场上开始,低碳两字似乎已经必将提前高票入选今年的流行词评选。
杨国良的困惑
面对着各行各业对身边对低碳经济如火如荼地热议之声,杨国良感到有些困惑。
杨国良是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票代码600804)的副董事长,作为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1994年鹏博士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07年,该公司在完成了一次大的资产收购后,也开始由以特钢冶炼为主的传统公司转型为以基于网络基础的电信增值服务为主的新型、高科技公司,成功实现业务转型。即便是聚焦高科技,在杨国良看来,鹏博士公司依然是一个典型的高碳公司,高耗能。“我们做电信机房,耗电量非常高。为了用电,我们一年主要精力就是和电力部门打交道。”
鹏博士的主业是从事包括互联网专线接入、电子政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专网构建及运营以及网络安全监控、城市监控、长话分流等网络增值服务,属于典型的高耗电企业。公司每年缴纳的电费占总成本的三、四成。
对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以及身边专家学者,乃至同行们对低碳经济的热情洋溢,杨国良并不是没有感触,但是站在企业的角度,他觉得他的想法可能还是跟大家的想法有些不一样。
鹏博士公司也想由高碳往低碳方向转,想拓展一些新业务。“但我们的有一些切身的体会:低碳之路很困难,不容易走。”杨国良对《小康•财智》记者说。
从技术进步、政策法律和市场机制这“三步”简单地分析,目前条件不是很理想。
他认为,任何成熟市场用的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成熟的技术。最成熟有两个标准:第一,要有目前的技术环境可以使用这项技术;第二,市场接受这个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刚开始推广使用3G通讯技术,实际上4G技术已经出炉。低碳技术也一样,最先进的低碳技术,未必有足够的环境和市场来接受。
而就低碳的政策法律来讲,中国才刚刚起步。发达国家对企业的节能责任普遍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包括具体的奖惩机制,对节能项目有政策支持,对节能技术也有严格认证。而在国内,相关政策法律缺失或不完善,仅有零星的地方性鼓励政策,远未系统化。
关于市场机制方面,杨国良认为市场虽然需求很大,但是环境并不完满。就发展低碳的资金而言,在国外,企业跟银行合作,银行可以独家担保,对所有合作方进行贷款,有完善的合作机制。但国内的银行对此兴趣似乎都不高。
全国政协常委、泰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代放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节能项目不被企业看好,“由于大多数节能项目的规模和经济效益在企业经营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加上节能技术引入的成本及其投资风险,多数企业领导往往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扩大生产和增加产品的市场份额上,通常并不把‘节能’放在主要地位,从而使大量的节能项目难以实施。”
他建议,“应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节能项目提供融资,使节能项目中投入的固定资产可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同时,实行税收扶持政策,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纳入减免税收范围。”
据《小康•财智》记者了解,在国内,到目前为止,在低碳经济方向迈出的比较远的是兴业银行――中国的首家“赤道银行”。 2008年10月31日,在正式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后,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所谓赤道原则,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2003年确立的一种贷款原则,针对国际项目融资,应对其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评估。
事实上,能够与兴业银行一样能拿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数据的银行目前并不太多。有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底,兴业银行累计发放节能减排项目贷款187笔,累计发放金额137.37亿元。(相关报道详见《小康•财智》2010年第1期封面报道:《低碳经济:中国经济新年增长点?》一文)。
面对着并不不容易走的低碳之路,杨国良并不气馁。他希望政府应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等政策,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引进市场机制,以调动企业践行低碳的积极性。
未来压力所在
相比杨国良的“保守”情绪,2010年的初春,乃至整个中国的角角落落却是一片对低碳的热情高涨。全国两会的会场内外,代表、委员们也言必称低碳。据了解,在两会上,仅台盟中央一个界别据说就有几百份关于低碳经济的提案,提出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
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里面甚至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甚至很时髦的词:森林碳汇。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森林要实现8880万亩,很多人显然不知道森林碳汇是什么意思?政府工作报告后面专门有一个名词解释。“指森林系统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森林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并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
而就在半个月之前,2月20号,胡锦涛总书记召开中央政治局第19次学习时强调指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总书记第一次鲜明提出两个重大:一个是重大战略,一个是重大机遇。
熊焰是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董事长。由于写作了一本《低碳之路》一书较早地开始关注中国的低碳发展,被人誉为“熊低碳”。在熊焰看来,全社会低碳转型的第一股动力将来自于政府。
虽然在吵闹不休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各个国家、包括中国这样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硬性减排约束,但是中国还是愿意自愿地承担起自己该做的事情。
中国的“国家目标”是2020年国内单位GDP比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明确讲中国人会努力达到甚至超过这一目标,按中国的说法叫45%。“2020年单位GDP降45%,降45%是什么含义?相当于年降4%。”熊焰说。
出生在东北,言谈豪爽、富有幽默感的熊焰给记者举了一个东北人的形象比喻。就比如过去每家过冬烧100公斤煤,第一年减4%,96斤;第二年再降4%,92斤;第三年再降4%,89斤,第二年降降温度,第三年弄弄家里炉子,第四年、第五年持续降,变化就复杂了,可能供热方式就得变,单体供热肯定不行了,方方面面都得变,这就是简单的低碳在说话。
“国际法将促生国内法。这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熊焰认为,国家目标定下来了,政府必然采取法律行政手段,它的压力将通过政策法律、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等三个机制向下传导。甚至与能源相关的所有行为,每一个人能源消耗、每一个企业能源消耗都要变。(相关报道详见本期特别报道“专家观点”:《低碳:外部压力下的自身改变》一文)
熊焰建议,低碳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种外部压力而导致我们自身行为的改变。做企业的人们一定要关注这种变化――政府一旦做了国际承诺,国家目标定下来了,政府必然采取法律行政手段来发力推行,他的压力就要传导下来。可能突然加速,或者突然转弯。有远见的企业必须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准备了。
低碳经济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低碳经济呢?低碳经济、低碳投资包括哪些内容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贺强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现在对低碳经济这个概念很熟悉了,甚至自己也天天讲,但是你问他低碳经济包括哪些内容的时候他不一定清楚。
贺强认为,低碳经济至少要包含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的节能环保、生物工程、新能源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应该以这些产业作为龙头产业、骨干产业,而不是以重化工业为骨干产业,这一点跟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第二个层面,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节能环保的龙头产业,实际上渗透到我们现有各个产业、各个行业乃至各个企业之中,渗透到传统产业的方方面面。因此,各个产业、各个企业都有走低碳之路的任务。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炼钢厂炼一吨钢,如果把消耗的焦炭降低10%、降低20%,这是不是就是低碳呢?实际上就是低碳;再比如一吨钢材,我们生产一吨钢材卖多少钱呢?四、五千块钱,六、七千块钱,德国人用一吨钢材卖多少钱呢?生产用于心脏的医用支架,我问了一下医生有没有10克,医生说仅有5克。5克钢材卖2万、3万,一吨钢材卖20亿,为什么呢?因为有高技术含量在里面,附加值相当高,要达到同样单位GDP,由于高技术的作用,节省多少钢材,节省了多少能源,低碳经济其实也包括在这些方面。”
另外一个层面,贺强认为,低碳经济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活。它也要彻底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观念和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在观念上首先重视。
2010年3月27日上午,在北京最大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朝阳区望京的一个社区礼堂内,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中国项目暨望京社区家庭低碳行动启动仪式的间隙,作为活动主办者特意安排的一个小插曲是:一家三口代表社区的居民来宣誓参与低碳。在父亲“少开一天车”,母亲“多手洗一件衣服”的带动下,小朋友也表示要“走路去学校”。在等待活动开始的过程中,坐在台下的参与者们甚至有人玩笑般地喊出了一句口号――“先把灯全部关了”。
作为低碳专家的熊焰也遭遇到了如是的幽默。“在做某个电视节目时,主持人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开车来的,他说那你就不低碳了。”
熊焰认为,有人现在把低碳经济、低碳生活开始庸俗化了。“低碳不是压抑人们正常的生活需求,不是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是要让人们当苦行僧,而是保证正常需求与生活质量前提下去掉那些奢侈的、高污染、高消耗的行为。”
在两会期间,贺强所在政协小组的一个讨论会上,有个专家谈到现在食品、食物的浪费现象。仅仅在餐饮业,在对若干餐馆做了调查后发现,把吃剩下的鱼拣出来测算蛋白质,一年全国扔掉蛋白质可能几十万吨。
“我们吃饭时候一摆摆一大桌,吃不了都扔掉了,这就是高碳。吃饭要节约,像吃日餐似的,一小份、一小份的,能吃饱,不浪费,这就是低碳。”
NGO的热情
2006年11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中国作为23个新增国别项目之一,正式加入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虽然中国第一期预算仅为115万美元,再分到具体的某些项目更是杯水车薪。但中国的NGO们积极性空前高涨。
作为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内容之一,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承担的子项目“望京社区低碳行动”主题便是紧扣小额赠款项目总体计划中直接向 NGO组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内容。
在采访中,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秘书长曾晓东告诉《小康•财智》记者,“社区低碳行动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在广大社区家庭成员中倡导节能环保新理念,提高北京市居民的家庭节能节电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式,调动广大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低碳生活消费模式。”
作为哥本哈根会议的现场亲历者与参与者,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在接受了《小康•财智》记者采访。他认为,低碳对中国政府是压力也是动力,“早行动总比晚行动要好。”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的实施将基于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当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参与行动,掌握控制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方法,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和知识,以及相信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与有效的自然资源长期管理密切相关时,他们将更有力保护环境。”马和励说。
2009年,该项目在中国开展了第一次项目建议书征集活动,在30天的征集过程中,就收到了156个项目建议书。最终批准的22个获得赠款项目中,涵盖了全球环境基金所有优先领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止土地退化和消除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获赠项目在地理区域上横跨新疆到浙江;内容覆盖了从创新型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实践,到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等领域。
在入选的具体项目中,不仅有北京市朝阳区的10000个家庭参与在今年夏天(6月到8月)每个家庭每月节约1度电的行动,还包括大连环保自愿者协会的海岸线污染调查。
投资的出路
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们显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商机。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大潮为各行各业提供节能减排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的企业将带来巨大的商机。
在最新的“碳排放披露领导者指数”(Carbon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中,巴斯夫位居全球第一。这一国际“碳排放披露项目”(CDP)指数旨在评选和表彰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碳排放信息公开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
据《小康•财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位于浦东的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2006年初就停止了40蒸吨/小时燃煤锅炉的使用,外购高桥热电厂的蒸汽,每年节省用煤35000吨,从此彻底消除因使用燃煤锅炉而导致的烟尘排放,成为无烟单位。
在致力于研发可持续性的气候保护、节约资源和可再生原材料方面,这家公司在这方面投入的研发经费高达4亿欧元,占研发总预算的三分之一。
“巴斯夫希望提供给客户的方案是低碳节能、最经济和环保的。但是几年前,我们对中国企业谈这些理念,很多企业不会优先考虑。而现在,中国企业会主动找我们要求提供这些方案和产品。”
关志华称,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听取企业对低碳经济的看法,对低碳经济有帮助。
作为历史上首家赞助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可再生能源公司,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YGE)日前宣布将在保定建设年产能为300兆瓦的“熊猫”单晶完整产业链生产线。英利绿色能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苗连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领先的太阳能公司,英利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光伏发电成本,从而使太阳能电力成为一种持久、经济的清洁能源。”
这家全球拥有最大的最完整产业链的光伏产品制造商之一的企业,甚至目前在河北保定建设了完整产业链生产线之外,还建了一座全亚洲最早大规模应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的五星级酒店――电谷锦江国际酒店,据说酒店里面所有用电都源自光伏发电。
在担任云南省副省长期间曾分管过环保的陈勋儒在今年两会多次被邀参加各种低碳座谈会。让陈勋儒印象深刻地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王文彪。“在内蒙古沙漠里搞绿化,已经投了几十亿,搞了好多万亩沙漠绿化。” 亿利资源集团利用沙漠搞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以及保有的草原碳汇,都成为陈勋儒津津乐道的“低碳经济”。(相关报道详见本期特别报道“投资案例”:《 亿利资源:沙产业“低碳帝国”》一文)
事实上,活跃在低碳经济领域的国内的企业界的低碳先行者们一直都在行动。提供减排解决方案、介入新能源领域、从森林碳汇到草原碳汇,有远见的企业总能在中国的低碳潮流中找到自己的商机和出路。
谁在觊觎低碳
在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安排的多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体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会上,做新物质能源的陈义龙、做沙产业的王文彪等低碳经济的倡导者频频亮相。
2009年,凯迪控股(000939)公布了拟向机构投资者定向增发募集约18亿元进军生物质能发电领域的议案。在目前全球清洁能源发展路径还不明朗、低碳经济商业模式尚未成型的状况下,凯迪电力斥巨资投向生物质能源,无疑使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凯迪控股董事长陈义龙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关报道详见本期特别报道“投资案例”:《凯迪控股:扎根生物质能》一文)
谈到为何选择生物质能源作为公司产业发展方向,凯迪电力董事长陈义龙认为,相比其他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源具有多项优势。比如,太阳能发电主要是利用硅材料提纯技术和薄膜技术,这都需要化石能源进行加工,整个过程高耗能、高污染;蓄能电池技术存在同样的问题,制造及使用过程中有大量污染。而生物质能源使用的是秸秆、稻壳等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即使不使用在腐化过程中同样会释放温室气体。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为生物质发电给予优先上网及高额电价补贴的优惠政策。陈义龙认为,凯迪电力选择生物质能源产业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政策环境、大股东凯迪控股储备的技术及管理资源来看,凯迪电力已能在生物质能源领域建立一个有效的能赢利的商业模式。
除了新能源企业,传统能源行业的大企业们也在低碳之路上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实践。
在两会期间,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说,中电投将转变电力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电源结构,从以火电为主转变为低碳清洁发展方式。用于火电领域的投资以后将逐年降低,计划到2020年实现低碳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一半。
这位学技术出身,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电力”对中国能源发展有着深刻的见解。陆启洲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按照我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承诺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约要达到6.75亿吨标准煤,因此,发电企业今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仍在快速上升。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31亿吨标准煤,其中水电、核电、风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量约为2.3亿吨标准煤,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44%。
陆启洲称,去年中电投用于火电领域的投资第一次占比低于50%,今年用于火电投资占总投资份额为38%,其余投资将主要投往水电和核电等低碳清洁能源。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告诉《小康•财智》记者,光伏产业要加快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上网电价问题。“如果按今天光伏组件的市场价格,去建未来可稳定使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寿命周期的太阳能电站,那么所谓的‘不经济’仅是开始这几年,国家补贴最多也就是前三或前五年的事情。随着经济发展,电价上升,光伏组件成本下降,届时电价高出这个价格,则直接按市场化机制运作即可。”由此,国家财政并不需要拿多少钱,就可以让这个行业自动、良性运行起来,从而解决我国清洁能源的永续供应问题。
黄代放认为,应该在低碳经济领域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从有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节能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合同能源管理这种节能新机制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