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使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体育事业。中国是体育大国，体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宋代是个奇特的存在，一方面，它偃武修文，“兴文教、抑武事”，轻视甚至贬抑“武人”，对体育事业似乎抱有某种敌意；另一方面，宋代的体育事业却空前繁荣。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此语套用于体育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立的。
蹴鞠
异彩纷呈的宋代体育事业
宋代的体育运动种类繁多，且发展日臻成熟。像打马球，原本是军队中的草根游戏，但到了宋代，“太宗令有司详定其议”（《宋史·礼志》），于是变成了规范成熟的运动项目。而蹴鞠本是皇室贵族之间的休闲活动，在宋代则成了外交礼节中的表演项目，辽国使者每至，都会有官方的职业蹴鞠运动员进行表演。
不仅如此，北宋的体育项目还发展到了水上。北宋初年，宋太宗就在京城琼林苑之北开凿了人工湖泊金明池，“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叶梦得《石林燕语》）。但实际上，金明池不仅仅发挥了军事训练的作用，它集水上运动、表演、休闲、娱乐于一体，堪称宋代版的大型国家水上公园。这里经常有各种杂耍魔术、民间百戏的表演，还有“龙舟争标”，“水战”等一类的军事体育表演。最激动人心的是“竞渡”：皇帝将一个银瓯扔进水中，哪个军人游到水中先拿到该物，就是冠军。有天子瞩目，又有朝廷重赏，水上健儿自是人人奋勇。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钱塘江上水上运动的盛况：“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人们一面观看潮水，一面观看健儿的水上表演，致“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间接繁荣了餐饮产业。
宋代体育事业的繁荣呈现出一种全民性的势态。体育活动的参与人群极其广泛，上至皇亲贵族，下至杂耍艺人、贩夫走卒，不分男女长幼。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宋代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事实上，她们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聚众相扑，致观者如堵。女性相扑手被称为“女飐”，她们的受欢迎程度之高，已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这把一代名臣司马光气得吹胡子瞪眼，于是写下《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建议“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这类活动是无法禁绝的。南渡之后，临安城的女性相扑活动仍然很受欢迎，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有姓名（艺名）流传后世的就有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等多人。边疆战区，更是人人重视体育锻炼，以强健身躯，防寇来犯。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种世衡经略青涧城时，“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射的，中者辄与之。”重赏之下，不但有勇夫，还有勇僧、勇道与勇妇。
宋代体育事业已经发展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各种体育社团蓬勃兴起，职业相扑手组成了“角抵社”，擅使棍棒者组成了“英略社”，擅射弩的则组成了“锦标社”。社团维护艺人的利益，组织各种有偿表演、竞赛。《武林旧事》中列举了各种临安城盛行的职业体育项目，并记下了每种项目中的知名人物，比如，角抵的王侥大、张关索、撞倒山，使棒的朱来儿，举重的天武张击石球，蹴球的黄如意等人……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艺人，在各自的行业中创造着自己的商业价值。
那么，一个“兴文教、抑武事”的朝代，为何体育事业能够如此繁荣呢？
庙堂之上：体育如何被纳入儒家文化？
其实，在儒家的理解中，文教与体育事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并赋予后者以某种教化的意义。只要其法得当，兴体育即是兴文教，体育之中蕴含着圣人之道，二者并不矛盾。宋代体育事业之所以繁盛，其中一方面原因在于，某些体育项目被视作文教的一种，从而被纳入到儒家的文化想象之中。
例如投壶，名臣司马光在《投壶新格序》中赋予了这项体育运动形而上的文化意义，并认为其中蕴含着君子的修齐治平之道：“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与投壶同源的射礼，也被士大夫赋予了特殊的哲学理解。大儒张载在《正蒙》一书中谈了何种射法和规则方符合君子的做法：“君子之射，以中为胜，不必以贯革为胜。侯以布，鹄以革，其不贯革而坠于地者，中鹄为可知矣。”胡瑗则从健体保生、颐养气血方面对习射与投壶大加推荐：“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邵氏见闻录》）
对抗性过于激烈的运动项目，则不为士大夫所喜。他们认为这类项目难致中和。有时候，这类项目会被修改规则，消除对抗性，以符合儒家君子士大夫的哲学审视标准。捶丸规则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捶丸在宋朝时极受高层人士欢迎，《丸经》中记载，“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这项运动最早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最初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运动，对手之间不停地争抢捶丸，对抗性极强。但在宋朝时，它的规则发生了改变，赛场上不允许争抢，而是要井然有序地依次击打。捶丸就不再像曲棍球，而是类似于高尔夫球。这样就实现了儒家所推崇的“不以勇胜、不以力争”的原则。
就这样，儒家赋予了部分体育项目以“道”的意义，这类项目，便堂而皇之的高居庙堂之上，成为宫廷运动、士大夫运动，在国家大兴文教的同时，繁盛起来。
宋代小儿捶丸游戏
江湖之远：两宋体育事业何以繁荣？
当然，被君子士大夫所青睐的体育运动只是极少数，像相扑之类对抗性激烈的项目并不被儒家主流所接纳。然而这种不接纳，并不妨碍达官贵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这类项目的欣赏、喜爱。而且，上层人士的疏远，也并不妨碍这类项目在民间社会繁荣发展。
宋代大都市、各类城镇的空前繁盛，北宋的开封与南宋的临安人口均超百万，北宋中期市镇数量即接近两千。繁荣的城市文化，壮大的市民阶层，在庙堂之外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江湖”。这种社会环境与宋代偃武修文的国家政策有直接关系。
宋代偃武修文、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避免了骄兵悍将横行、武人割据的情况，使国内免于五代时期不断的战乱和中晚唐时期各地经常出现的军事摩擦；但在另一方面造成了朝廷对外不擅兴兵事，能和则和，极力避免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的局面。国家给予辽的岁币、西夏的岁赐，与庞大的战争军费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司马光在哲宗朝任宰执时，甚至建议将宋朝付出极大代价占据的重要边境堡寨归还给西夏，目的是避免兵连祸接。这一想法在当时获得了多名正直的士大夫的赞同，而一直梦想建立赫赫武功、数次开边的宋神宗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高的评价。两宋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处于边境无大战事、民间休养生息的安宁状态，这就为民间社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繁荣的民间社会，又成了体育事业得以发展的肥沃土壤。反过来说，如果是战事不断的时代，纵有武人、豪杰辈出，老百姓面对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避祸”，而不是“围观”。当市民群体缺席，只有武人强大时，体育运动也无法繁荣。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却悖论般导致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许这恰恰说明了，文教与体育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使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体育事业。中国是体育大国，体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宋代是个奇特的存在，一方面，它偃武修文，“兴文教、抑武事”，轻视甚至贬抑“武人”，对体育事业似乎抱有某种敌意；另一方面，宋代的体育事业却空前繁荣。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此语套用于体育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立的。
蹴鞠
异彩纷呈的宋代体育事业
宋代的体育运动种类繁多，且发展日臻成熟。像打马球，原本是军队中的草根游戏，但到了宋代，“太宗令有司详定其议”（《宋史·礼志》），于是变成了规范成熟的运动项目。而蹴鞠本是皇室贵族之间的休闲活动，在宋代则成了外交礼节中的表演项目，辽国使者每至，都会有官方的职业蹴鞠运动员进行表演。
不仅如此，北宋的体育项目还发展到了水上。北宋初年，宋太宗就在京城琼林苑之北开凿了人工湖泊金明池，“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叶梦得《石林燕语》）。但实际上，金明池不仅仅发挥了军事训练的作用，它集水上运动、表演、休闲、娱乐于一体，堪称宋代版的大型国家水上公园。这里经常有各种杂耍魔术、民间百戏的表演，还有“龙舟争标”，“水战”等一类的军事体育表演。最激动人心的是“竞渡”：皇帝将一个银瓯扔进水中，哪个军人游到水中先拿到该物，就是冠军。有天子瞩目，又有朝廷重赏，水上健儿自是人人奋勇。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钱塘江上水上运动的盛况：“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人们一面观看潮水，一面观看健儿的水上表演，致“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间接繁荣了餐饮产业。
宋代体育事业的繁荣呈现出一种全民性的势态。体育活动的参与人群极其广泛，上至皇亲贵族，下至杂耍艺人、贩夫走卒，不分男女长幼。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宋代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事实上，她们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聚众相扑，致观者如堵。女性相扑手被称为“女飐”，她们的受欢迎程度之高，已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这把一代名臣司马光气得吹胡子瞪眼，于是写下《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建议“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这类活动是无法禁绝的。南渡之后，临安城的女性相扑活动仍然很受欢迎，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有姓名（艺名）流传后世的就有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等多人。边疆战区，更是人人重视体育锻炼，以强健身躯，防寇来犯。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种世衡经略青涧城时，“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射的，中者辄与之。”重赏之下，不但有勇夫，还有勇僧、勇道与勇妇。
宋代体育事业已经发展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各种体育社团蓬勃兴起，职业相扑手组成了“角抵社”，擅使棍棒者组成了“英略社”，擅射弩的则组成了“锦标社”。社团维护艺人的利益，组织各种有偿表演、竞赛。《武林旧事》中列举了各种临安城盛行的职业体育项目，并记下了每种项目中的知名人物，比如，角抵的王侥大、张关索、撞倒山，使棒的朱来儿，举重的天武张击石球，蹴球的黄如意等人……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艺人，在各自的行业中创造着自己的商业价值。
那么，一个“兴文教、抑武事”的朝代，为何体育事业能够如此繁荣呢？
庙堂之上：体育如何被纳入儒家文化？
其实，在儒家的理解中，文教与体育事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并赋予后者以某种教化的意义。只要其法得当，兴体育即是兴文教，体育之中蕴含着圣人之道，二者并不矛盾。宋代体育事业之所以繁盛，其中一方面原因在于，某些体育项目被视作文教的一种，从而被纳入到儒家的文化想象之中。
例如投壶，名臣司马光在《投壶新格序》中赋予了这项体育运动形而上的文化意义，并认为其中蕴含着君子的修齐治平之道：“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与投壶同源的射礼，也被士大夫赋予了特殊的哲学理解。大儒张载在《正蒙》一书中谈了何种射法和规则方符合君子的做法：“君子之射，以中为胜，不必以贯革为胜。侯以布，鹄以革，其不贯革而坠于地者，中鹄为可知矣。”胡瑗则从健体保生、颐养气血方面对习射与投壶大加推荐：“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邵氏见闻录》）
对抗性过于激烈的运动项目，则不为士大夫所喜。他们认为这类项目难致中和。有时候，这类项目会被修改规则，消除对抗性，以符合儒家君子士大夫的哲学审视标准。捶丸规则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捶丸在宋朝时极受高层人士欢迎，《丸经》中记载，“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这项运动最早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最初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运动，对手之间不停地争抢捶丸，对抗性极强。但在宋朝时，它的规则发生了改变，赛场上不允许争抢，而是要井然有序地依次击打。捶丸就不再像曲棍球，而是类似于高尔夫球。这样就实现了儒家所推崇的“不以勇胜、不以力争”的原则。
就这样，儒家赋予了部分体育项目以“道”的意义，这类项目，便堂而皇之的高居庙堂之上，成为宫廷运动、士大夫运动，在国家大兴文教的同时，繁盛起来。
宋代小儿捶丸游戏
江湖之远：两宋体育事业何以繁荣？
当然，被君子士大夫所青睐的体育运动只是极少数，像相扑之类对抗性激烈的项目并不被儒家主流所接纳。然而这种不接纳，并不妨碍达官贵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这类项目的欣赏、喜爱。而且，上层人士的疏远，也并不妨碍这类项目在民间社会繁荣发展。
宋代大都市、各类城镇的空前繁盛，北宋的开封与南宋的临安人口均超百万，北宋中期市镇数量即接近两千。繁荣的城市文化，壮大的市民阶层，在庙堂之外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江湖”。这种社会环境与宋代偃武修文的国家政策有直接关系。
宋代偃武修文、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避免了骄兵悍将横行、武人割据的情况，使国内免于五代时期不断的战乱和中晚唐时期各地经常出现的军事摩擦；但在另一方面造成了朝廷对外不擅兴兵事，能和则和，极力避免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的局面。国家给予辽的岁币、西夏的岁赐，与庞大的战争军费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司马光在哲宗朝任宰执时，甚至建议将宋朝付出极大代价占据的重要边境堡寨归还给西夏，目的是避免兵连祸接。这一想法在当时获得了多名正直的士大夫的赞同，而一直梦想建立赫赫武功、数次开边的宋神宗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高的评价。两宋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处于边境无大战事、民间休养生息的安宁状态，这就为民间社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繁荣的民间社会，又成了体育事业得以发展的肥沃土壤。反过来说，如果是战事不断的时代，纵有武人、豪杰辈出，老百姓面对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避祸”，而不是“围观”。当市民群体缺席，只有武人强大时，体育运动也无法繁荣。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却悖论般导致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许这恰恰说明了，文教与体育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