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宝华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0年08期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0289(2000)03-0013-06
《汉语方言大词典》是中日两校合作科研的一项成果。1986年7 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院士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理事长森田嘉一先生签署《〈汉语方言大词典〉合作编纂意向书》，自此成立编写组，先后共有50多位同志收集整理资料和撰稿审稿，经过5年工作，于1991年8月完成全部正文稿的编写和决审定稿任务。
1988年11月，复旦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中华书局三方在上海签订《〈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协议书》。十余年来，特别自1991年9 月编写组向中华书局交齐全部正文稿以后的近八年中，中华书局精心组织出版，与排版、印刷、装订单位及编写组通力合作，终于在1999年4 月印完全书。整个编纂、出版过程历时近13年。
作为《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中方主编，我受学校领导委托，始终负责设在复旦大学的编写组的日常工作，并与日方主编、日本著名中国语言学家宫田一郎教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商议全书编纂之事。经过多年劳作，现在喜见全书出版问世，的确感到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从方言研究和词典编纂学的角度，审视自己多年从事编纂大型方言词书的工作，我认为既有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兹举其大者，略叙个人见解和体会。
一
首先，作为全面汇集整理汉语方言词汇的我国第一部大型方言类词书，我认为在收词和资料方面要求多求宽，要在“大”字上下功夫。唯有有了“做大”词书规模的想法，才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并千方百计去寻找搜集古今各方面的资料，才有可能编成一部词目丰富、内容充实的大型方言词书，以满足一般读者和各学科专业人员参阅、查考古今汉语方言词汇的需要。为此，除充分利用复旦大学的校、系图书馆和方言研究人员的藏书资料外，还走访市内和外省市的图书馆，搜寻汉语方言方面的文献资料，还向全国汉语方言学界发信联系，征求汉语方言研究的未刊稿。据先后所得大量方言资料，编写组分工制作方言词汇卡片60余万张。《汉语方言大词典》正是利用古今学人丰赡的资料积累，才能收录到词目21万余条，引用数十万个口语例证和文献书证，涉及古今语言文字类文献资料一千余种，其他各类文献资料如诗文、词曲、戏文、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三千种。由于所收条目和书证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现代汉语的各地方言如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晋语、徽语、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平话以及古方言、古南方方言、古北方方言等20多种几乎所有方言片区的方言词汇，都能汇总于各同形条目之下，以义项为纲一一标明词性和方言系属，并注音和引用例证等，从而显示《汉语方言大词典》作为在收录汉语方言词汇方面具有集大成性质的第一部综合性大型方言词书具有的立足文献资料、覆盖全国、通贯古今的鲜明特点。
同时，在收词立条乃至义项整理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贯彻“方言词典要姓方”这一编写原则，力求不跟以收录汉语共同语词汇为主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语词部分）等有明显的过多的重复。唯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方言词典的特色，体现方言词典本身的学术价值，并在收录、整理如汪洋大海般的古今汉语词汇方面使方言词书跟非方言词书彼此起协同、互补的作用。
试以《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二卷中的“夹”字条及以夹字领头的多字条目为例与《汉语大词典》略作对比，以明《汉语方言大词典》是否具有上述特点和作用：
单字条“夹[夹、夾、袷]字下收列的义项有里子；夹层，抽屉；裉（衣服腋下前后相连的部分）；畦与畦之间的小道；田中稻子的行间；蟹螯；茶叶，喝的茶；腋下；搛；塞，填入；以旋转、转动、移动来调节；剪；搀和，搭配；夹住；解释，争论；用竹片、木片、席子等东西隔离；攒钱；擦、揩；搂；照管，护持；挤眼泪，眨眼睛；走的鄙称；赶做；吝啬；脾气倔；涩；拥挤；怯场，怯生；很亲密，对劲；量词（用于成束、成捆的东西）；在；冲着，向着；连，连带在内，连带着；紧跟着；和，跟；用在意义相关的两个形容词中间，相当于“而且”或“又……又……”等37个义项。《汉语大词典》“夹”字条下收列15个义项（含“夾”字条的1个义项在内）， 二者相比较，《汉语方言大词典》比《汉语大词典》多收义项在1倍以上， 且所列义项绝大多数都彼此不同。《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列以“夹”字为首的多字条目，二字组115条，三字组126条，四字组58条，五字组8条， 六字组1条，七字组1条，“夹”字下共收多字条目为309条。《汉语大词典》“夹”字后面收列的多字条目，二字组88条，三字组17条，四字组6条，五字组1条，共收多字条目112条，为《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条目数的35%，而且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条目。扩大开来而以全书言之，《汉语大词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一部汉语共同语语词词典，条目量达37万条以上，《汉语方言大词典》的条目量为21万余条，如果后出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条目基本上不跟《汉语大词典》相同，那就是对《汉语大词典》乃至对整个汉语词汇库的一个重大的补充，因为两书的词目量相加即达50万条以上！
二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在于不断创新。编纂我国第一部大型汉语方言词书，更要力求创新，使编出的方言大词典较有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作为《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主编，我不敢自诩该书有多少创新之处，但至少下列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1.标注词性
给所收词条一一标注词性，在已出版的大中型汉语语文词典中采取这一做法的为数极少，方言词典则尚无先例，因而《汉语方言大词典》给所收21万余条词目按义项和用法标注词性可说是一个大胆尝试。因目前连汉语词类的划分，语法学界尚无定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词语具体标起词性来，问题可就更多。我们的看法是：给大型汉语方言词书所收词语一一按义项和用法标注词性，虽然难度相当大，极有可能一部分词语的词性会标错，但从大处着眼，给形音义三者关系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语标注词性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因而标注词性比不标注词性肯定要好。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标注词性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法分支中的词类体系，除缩略语标〈缩〉，成语、谚语、歇后语标〈熟〉，数量短语标〈数量〉外，所标词性分〈名〉、〈动〉、〈形〉、〈量〉、〈数〉、〈代〉、〈副〉、〈连〉、〈介〉、〈助〉、〈叹〉、〈象声〉12类。所标词性和类别比较宽泛，如数量名短语标〈名〉、动宾短语标〈动〉等。尽管确定了按上述分类标注词性的原则，但对某一条目下的某一具体义项到底该标何种词性，不仅不同撰稿人常有不同意见，即使同一位撰稿人标注同一类条目的词性，也可能前后不一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审定稿时特别注意纠正这种“不一致”的现象。虽然如此，《汉语方言大词典》在标注词性方面一定还存在着判断不一致乃至标注有误的问题。但当初我们没有知难而退，因噎废食，一种甘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支持我们给所收词目一一标注词性的想法并付诸行动，这种学术勇气该是值得肯定的。仍以上文举过的“夹”字条为例。“夹”字这个单字条收列义项37个，其中属〈名〉的义项8个，属〈动〉的义项15个，属〈形〉的义项6个， 属〈介〉的义项4个，属〈连〉的义项2个，属〈量〉和〈副〉的义项各1个。象这样给一个字的众多义项分别一一标注词性，增加了词语的信息量，这对读者理解词义来说也就多了一个方面的参考值。同时，也正由于标注词性的要求，释义文字的撰写和例证的选用必须与所定词性保持一致，相互印证，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整条释文的科学性。
2.标注方言系属
本世纪初期，部分语言学者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对汉语方言的了解和认识逐步加深，汉语方言分区的科学性日益提高。80年代以前，汉语方言分区的“七区说”最为流行，即分汉语方言为北方话（又称官话）、吴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话7 大方言。近20年来，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分区标准的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图集》将汉语方言更为科学地细分为官话（下分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8区）、晋语、徽语、吴语、湘语、赣语、闽语、 粤语、客家话、平话等大方言，并在大方言下面又根据方言特点再分为若干个方言片及小片。如把分布在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的吴语分为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6片，其中太湖片最大，又分为毗陵、苏沪嘉、苕溪、杭州、 临绍、甬江6个小片。处衢片次之，分为处州、龙衢两个小片。 宣州片比较分散，分为铜泾、太高、石陵3个小片。 《汉语方言大词典》及时吸收了这一汉语方言分区的最新研究成果，据以编制了《全国各县市汉语方言系属索引》，对凡有明确的方言点地名的现代汉语方言条目，均据《索引》标注了方言系属。此外，尚有一些目前尚未明确分区的方言，如湖南的“沅陵乡话”、“宁武土话”、广东的“韶州土话”等，则都依据实际名称标为“乡话”、“土话”等。
由于保存下来的历代方言书面资料大都十分零散，对于古代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方面的差别目前知道的也还不多不深，因而一时尚无法对汉语古代方言明确分区。故决定凡出自宋代及宋代以前文献中的方言词语，就笼统地标为“古方言”，或标为“古南方方言”、“古北方方言”；出自元代及元代以后直至现当代文献著作中的方言词语，如无相应的现代方言义项可归靠，则根据作品产生的地域、作品内容所涉及的人文地理以及语言文字上可能表现出来的某些特点，斟酌加标适当的现代汉语方言系属。
《汉语方言大词典》给所收条目一一加标方言系属的具体做法，可以“夹”字37个义项中的第9个义项为例以见一斑：夹……[9]〈动〉搛；夹取。[一]北京官话。北京
伊春二个手指夹我衫袋底块（他伸两只手指到我口袋里夹取）。由于这样一一具体标注方言系属，增加了信息量，读者光是从“夹”的一个义项就可知其分布地域有北京、河北、浙江、金华、福建、厦门、广东、广州等地，涉及的大方言种类有北京官话、冀鲁官话、吴语、粤语、闽语等。细心的读者还可补充查阅书后的《全国各县市汉语方言系属简表》，进一步了解到北京话属北京官话的京师片，新城话属冀鲁官话的保唐片定霸小片，金华话属吴语的婺州片，苍南话大部分属闽语闽南区，浦门镇属吴语瓯江片，金乡话属吴语太湖片，广州话属粤语广府片，厦门话属闽语闽南区泉漳片，揭阳话属闽语闽南区的潮汕片（部分地区说客话）。从词典编纂学的层面看，给方言词语一一标注方言系属，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汉语方言系属的情况，也使条目正文有关方言属区的描写得到了更详细的补充说明，因而是可取的。
三
《汉语方言大词典》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足乃至错谬。从启动到完成的整个编纂过程一共5年时间， 其中两年零四个月用于搜集资料和制作卡片，两年零八个月用于拟定编写体例、试写样稿、撰写初稿、修改和决审定稿、分批给中华书局交稿等。由于编纂时间较短，要完成并力争尽早出版这部大型词书，不得不采取以汉字笔画为序分批撰搞、定稿、交稿的工作流程。这样也就较难前后兼顾，编纂过程中因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敢轻易改动体例，也不能进行要等全稿编完后才能做的工作，因而就会注定要产生某些缺点和不足。比如：[1 ]收录的方言词条和征引的文献资料，在古今各个时段和现代各大方言的分布上很不均匀，古今相比，越古的越少；方言间相比，吴、闽、粤、晋诸方言收录的较多，徽语、赣语和官话方言中的胶辽官话、兰银官话收录的则明显偏少。这一情况做资料卡片时即已发现，待编写完全稿后感到尤为突出，但已无时间再设法做补充工作。[2]缺乏义类索引。21 万余条词目中包含大量同义词和近义词，如“妻”的方言同义词有“姆、姐、底嫂、屋里、厝里、厝内、屋里人、屋头个、看屋的、家里人、家头的、家主、家主婆、堂客、烧火的、烧火格”等，它们分散在不同的页码中，如果能待全稿编定后再做一个义类索引附于卷末，则会对读者特别是研究工作者提供很大的便利，但因受全书编纂时间和工作流程的限制，未能做这一很有意义的工作。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各方言中词义相同或部分相同或毫不相干只是汉字写法相同的同形条目，《汉语方言大词典》往往未能细加分析，或离析条目，或改换用字，或在释文部分作细致的辨析、交待，而是把实际上是不同的词只作为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来处理，这从方言研究和汉语词书编纂法的角度看，应是一个较大的缺点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条目，虽然不全是一个条目相当于一个词，但这一点并没有在《凡例》里就涉及的有关问题加以详细说明。
汉语中的字和词并不等同，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一字多义和一字多词的现象往往同时并存，有时很难区分清楚。这是因为语言以音载义，记录方言的用字常因脱离原有共同语的意义而显得用法特殊，记录者的主观随意性更增加了判明字和词关系的难度，考虑到引用古今文献种类繁多，作者用汉字记录方言，有用本字的，有用俗字的，有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的，且所用本字不尽一致，俗字和同音字、音近字也往往不止一个，《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撰者为尊重原文，避免主观臆断、随意改字，采取悉照原文用字立目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也适用于绝大多数条目。问题在于对一部分实际包含几个词在内的同形条目未作必要的离析，只是简单地一律把它们当作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置于同一条目之下解释，这就有悖于汉语词书编纂的科学性。
试举《汉语方言大词典》里的几个条目来说，“目”字条有4 个义项：[1]〈名〉芽眼，块茎上凹进去会生芽的部分；[2]〈名〉小窟窿；[3]〈名〉小疙瘩，结节；[4]〈量〉节。这4 个义项都是彼此相关的，可以说[2]、[3]、[4]3个义项都是由[1 ]的意义引申转化而来的，因而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下栏”条的4个义项：[1]〈名〉猪、牛内脏；[2]〈名〉饭馆的残羹剩饭；[3]〈名〉外块；[4]裙子。其中[1]、[2]、[3]意义相关，[4]则跟[1]、[2]、[3]词义上完全无关，应当是另一个词了。据[4]的意义，以另立“下栏”条似更合适，如缺乏资料依据，也可在“下栏”条下解释、交待清楚。又如“中”字条有10个义项：[1]〈形〉行，可以，好；[2]〈动〉该；[ 3]〈动〉打；[4]〈动〉生气；[5]〈动〉估计；[6]〈动〉理睬；[7]〈动〉熟，成熟；[8]〈动〉患了中风；[9]〈名〉粥；[10]〈副〉快，将近。这10个义项有的相关，有的看不出彼此有什么内在的联系，甚至毫不相干，应分别属于几个不同的词。
在处理同形条目方面，《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处理得比较好。《现代汉语词典·凡例》规定“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都有同形而分条的”，如“好”hǎo和“好”hào因形同音不同而分条，“薄”báo和“薄”bó因形、义相同音不同而分条，“白[1]”、 “白[2]”、“白[3]”则因形同音同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而分条。《汉语大词典·凡例》规定：一个单字有两个以上字头的，在字头的右上角分别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序号。例如“好[1]”、“好[2]”、“中[1 ]”、“中[2]”、“中[3]”。相比之下，《汉语方言大词典》在形音义三者中则以形为主，词语只要书写形式相同，就不管是不是同一个词，词义和读音上有多大差别，都通统编排在同一条目下注音、释义。这样同一条目下所列义项就可能是几个词的义项的汇集，就会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词收在同一个条目下只作为它的两个不同的义项，也会使同一方言词语因所用本字、俗字和同音字的不尽一致而以不同的字形出现在不同的条目和笔画之中。从当时的编写条件看，这样的处理和编排方法比较简单、方便、可行，但由此产生了缺点这不能不作为教训而要认真记取，虽然方言大词典处理形音义之间关系所遇到的问题比起共同语词典来会要复杂、困难得多。
[收稿日期] 2000－1－20
作者介绍：许宝华，（1933— ），男，江苏南通市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含方言）研究。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市 200433
作者：许宝华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0年08期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0289(2000)03-0013-06
《汉语方言大词典》是中日两校合作科研的一项成果。1986年7 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院士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理事长森田嘉一先生签署《〈汉语方言大词典〉合作编纂意向书》，自此成立编写组，先后共有50多位同志收集整理资料和撰稿审稿，经过5年工作，于1991年8月完成全部正文稿的编写和决审定稿任务。
1988年11月，复旦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中华书局三方在上海签订《〈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协议书》。十余年来，特别自1991年9 月编写组向中华书局交齐全部正文稿以后的近八年中，中华书局精心组织出版，与排版、印刷、装订单位及编写组通力合作，终于在1999年4 月印完全书。整个编纂、出版过程历时近13年。
作为《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中方主编，我受学校领导委托，始终负责设在复旦大学的编写组的日常工作，并与日方主编、日本著名中国语言学家宫田一郎教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商议全书编纂之事。经过多年劳作，现在喜见全书出版问世，的确感到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从方言研究和词典编纂学的角度，审视自己多年从事编纂大型方言词书的工作，我认为既有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兹举其大者，略叙个人见解和体会。
一
首先，作为全面汇集整理汉语方言词汇的我国第一部大型方言类词书，我认为在收词和资料方面要求多求宽，要在“大”字上下功夫。唯有有了“做大”词书规模的想法，才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并千方百计去寻找搜集古今各方面的资料，才有可能编成一部词目丰富、内容充实的大型方言词书，以满足一般读者和各学科专业人员参阅、查考古今汉语方言词汇的需要。为此，除充分利用复旦大学的校、系图书馆和方言研究人员的藏书资料外，还走访市内和外省市的图书馆，搜寻汉语方言方面的文献资料，还向全国汉语方言学界发信联系，征求汉语方言研究的未刊稿。据先后所得大量方言资料，编写组分工制作方言词汇卡片60余万张。《汉语方言大词典》正是利用古今学人丰赡的资料积累，才能收录到词目21万余条，引用数十万个口语例证和文献书证，涉及古今语言文字类文献资料一千余种，其他各类文献资料如诗文、词曲、戏文、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三千种。由于所收条目和书证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现代汉语的各地方言如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晋语、徽语、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平话以及古方言、古南方方言、古北方方言等20多种几乎所有方言片区的方言词汇，都能汇总于各同形条目之下，以义项为纲一一标明词性和方言系属，并注音和引用例证等，从而显示《汉语方言大词典》作为在收录汉语方言词汇方面具有集大成性质的第一部综合性大型方言词书具有的立足文献资料、覆盖全国、通贯古今的鲜明特点。
同时，在收词立条乃至义项整理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贯彻“方言词典要姓方”这一编写原则，力求不跟以收录汉语共同语词汇为主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语词部分）等有明显的过多的重复。唯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方言词典的特色，体现方言词典本身的学术价值，并在收录、整理如汪洋大海般的古今汉语词汇方面使方言词书跟非方言词书彼此起协同、互补的作用。
试以《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二卷中的“夹”字条及以夹字领头的多字条目为例与《汉语大词典》略作对比，以明《汉语方言大词典》是否具有上述特点和作用：
单字条“夹[夹、夾、袷]字下收列的义项有里子；夹层，抽屉；裉（衣服腋下前后相连的部分）；畦与畦之间的小道；田中稻子的行间；蟹螯；茶叶，喝的茶；腋下；搛；塞，填入；以旋转、转动、移动来调节；剪；搀和，搭配；夹住；解释，争论；用竹片、木片、席子等东西隔离；攒钱；擦、揩；搂；照管，护持；挤眼泪，眨眼睛；走的鄙称；赶做；吝啬；脾气倔；涩；拥挤；怯场，怯生；很亲密，对劲；量词（用于成束、成捆的东西）；在；冲着，向着；连，连带在内，连带着；紧跟着；和，跟；用在意义相关的两个形容词中间，相当于“而且”或“又……又……”等37个义项。《汉语大词典》“夹”字条下收列15个义项（含“夾”字条的1个义项在内）， 二者相比较，《汉语方言大词典》比《汉语大词典》多收义项在1倍以上， 且所列义项绝大多数都彼此不同。《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列以“夹”字为首的多字条目，二字组115条，三字组126条，四字组58条，五字组8条， 六字组1条，七字组1条，“夹”字下共收多字条目为309条。《汉语大词典》“夹”字后面收列的多字条目，二字组88条，三字组17条，四字组6条，五字组1条，共收多字条目112条，为《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条目数的35%，而且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条目。扩大开来而以全书言之，《汉语大词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一部汉语共同语语词词典，条目量达37万条以上，《汉语方言大词典》的条目量为21万余条，如果后出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条目基本上不跟《汉语大词典》相同，那就是对《汉语大词典》乃至对整个汉语词汇库的一个重大的补充，因为两书的词目量相加即达50万条以上！
二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在于不断创新。编纂我国第一部大型汉语方言词书，更要力求创新，使编出的方言大词典较有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作为《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主编，我不敢自诩该书有多少创新之处，但至少下列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1.标注词性
给所收词条一一标注词性，在已出版的大中型汉语语文词典中采取这一做法的为数极少，方言词典则尚无先例，因而《汉语方言大词典》给所收21万余条词目按义项和用法标注词性可说是一个大胆尝试。因目前连汉语词类的划分，语法学界尚无定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词语具体标起词性来，问题可就更多。我们的看法是：给大型汉语方言词书所收词语一一按义项和用法标注词性，虽然难度相当大，极有可能一部分词语的词性会标错，但从大处着眼，给形音义三者关系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语标注词性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因而标注词性比不标注词性肯定要好。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标注词性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法分支中的词类体系，除缩略语标〈缩〉，成语、谚语、歇后语标〈熟〉，数量短语标〈数量〉外，所标词性分〈名〉、〈动〉、〈形〉、〈量〉、〈数〉、〈代〉、〈副〉、〈连〉、〈介〉、〈助〉、〈叹〉、〈象声〉12类。所标词性和类别比较宽泛，如数量名短语标〈名〉、动宾短语标〈动〉等。尽管确定了按上述分类标注词性的原则，但对某一条目下的某一具体义项到底该标何种词性，不仅不同撰稿人常有不同意见，即使同一位撰稿人标注同一类条目的词性，也可能前后不一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审定稿时特别注意纠正这种“不一致”的现象。虽然如此，《汉语方言大词典》在标注词性方面一定还存在着判断不一致乃至标注有误的问题。但当初我们没有知难而退，因噎废食，一种甘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支持我们给所收词目一一标注词性的想法并付诸行动，这种学术勇气该是值得肯定的。仍以上文举过的“夹”字条为例。“夹”字这个单字条收列义项37个，其中属〈名〉的义项8个，属〈动〉的义项15个，属〈形〉的义项6个， 属〈介〉的义项4个，属〈连〉的义项2个，属〈量〉和〈副〉的义项各1个。象这样给一个字的众多义项分别一一标注词性，增加了词语的信息量，这对读者理解词义来说也就多了一个方面的参考值。同时，也正由于标注词性的要求，释义文字的撰写和例证的选用必须与所定词性保持一致，相互印证，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整条释文的科学性。
2.标注方言系属
本世纪初期，部分语言学者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对汉语方言的了解和认识逐步加深，汉语方言分区的科学性日益提高。80年代以前，汉语方言分区的“七区说”最为流行，即分汉语方言为北方话（又称官话）、吴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话7 大方言。近20年来，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分区标准的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图集》将汉语方言更为科学地细分为官话（下分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8区）、晋语、徽语、吴语、湘语、赣语、闽语、 粤语、客家话、平话等大方言，并在大方言下面又根据方言特点再分为若干个方言片及小片。如把分布在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的吴语分为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6片，其中太湖片最大，又分为毗陵、苏沪嘉、苕溪、杭州、 临绍、甬江6个小片。处衢片次之，分为处州、龙衢两个小片。 宣州片比较分散，分为铜泾、太高、石陵3个小片。 《汉语方言大词典》及时吸收了这一汉语方言分区的最新研究成果，据以编制了《全国各县市汉语方言系属索引》，对凡有明确的方言点地名的现代汉语方言条目，均据《索引》标注了方言系属。此外，尚有一些目前尚未明确分区的方言，如湖南的“沅陵乡话”、“宁武土话”、广东的“韶州土话”等，则都依据实际名称标为“乡话”、“土话”等。
由于保存下来的历代方言书面资料大都十分零散，对于古代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方面的差别目前知道的也还不多不深，因而一时尚无法对汉语古代方言明确分区。故决定凡出自宋代及宋代以前文献中的方言词语，就笼统地标为“古方言”，或标为“古南方方言”、“古北方方言”；出自元代及元代以后直至现当代文献著作中的方言词语，如无相应的现代方言义项可归靠，则根据作品产生的地域、作品内容所涉及的人文地理以及语言文字上可能表现出来的某些特点，斟酌加标适当的现代汉语方言系属。
《汉语方言大词典》给所收条目一一加标方言系属的具体做法，可以“夹”字37个义项中的第9个义项为例以见一斑：夹……[9]〈动〉搛；夹取。[一]北京官话。北京
伊春二个手指夹我衫袋底块（他伸两只手指到我口袋里夹取）。由于这样一一具体标注方言系属，增加了信息量，读者光是从“夹”的一个义项就可知其分布地域有北京、河北、浙江、金华、福建、厦门、广东、广州等地，涉及的大方言种类有北京官话、冀鲁官话、吴语、粤语、闽语等。细心的读者还可补充查阅书后的《全国各县市汉语方言系属简表》，进一步了解到北京话属北京官话的京师片，新城话属冀鲁官话的保唐片定霸小片，金华话属吴语的婺州片，苍南话大部分属闽语闽南区，浦门镇属吴语瓯江片，金乡话属吴语太湖片，广州话属粤语广府片，厦门话属闽语闽南区泉漳片，揭阳话属闽语闽南区的潮汕片（部分地区说客话）。从词典编纂学的层面看，给方言词语一一标注方言系属，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汉语方言系属的情况，也使条目正文有关方言属区的描写得到了更详细的补充说明，因而是可取的。
三
《汉语方言大词典》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足乃至错谬。从启动到完成的整个编纂过程一共5年时间， 其中两年零四个月用于搜集资料和制作卡片，两年零八个月用于拟定编写体例、试写样稿、撰写初稿、修改和决审定稿、分批给中华书局交稿等。由于编纂时间较短，要完成并力争尽早出版这部大型词书，不得不采取以汉字笔画为序分批撰搞、定稿、交稿的工作流程。这样也就较难前后兼顾，编纂过程中因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敢轻易改动体例，也不能进行要等全稿编完后才能做的工作，因而就会注定要产生某些缺点和不足。比如：[1 ]收录的方言词条和征引的文献资料，在古今各个时段和现代各大方言的分布上很不均匀，古今相比，越古的越少；方言间相比，吴、闽、粤、晋诸方言收录的较多，徽语、赣语和官话方言中的胶辽官话、兰银官话收录的则明显偏少。这一情况做资料卡片时即已发现，待编写完全稿后感到尤为突出，但已无时间再设法做补充工作。[2]缺乏义类索引。21 万余条词目中包含大量同义词和近义词，如“妻”的方言同义词有“姆、姐、底嫂、屋里、厝里、厝内、屋里人、屋头个、看屋的、家里人、家头的、家主、家主婆、堂客、烧火的、烧火格”等，它们分散在不同的页码中，如果能待全稿编定后再做一个义类索引附于卷末，则会对读者特别是研究工作者提供很大的便利，但因受全书编纂时间和工作流程的限制，未能做这一很有意义的工作。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各方言中词义相同或部分相同或毫不相干只是汉字写法相同的同形条目，《汉语方言大词典》往往未能细加分析，或离析条目，或改换用字，或在释文部分作细致的辨析、交待，而是把实际上是不同的词只作为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来处理，这从方言研究和汉语词书编纂法的角度看，应是一个较大的缺点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条目，虽然不全是一个条目相当于一个词，但这一点并没有在《凡例》里就涉及的有关问题加以详细说明。
汉语中的字和词并不等同，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一字多义和一字多词的现象往往同时并存，有时很难区分清楚。这是因为语言以音载义，记录方言的用字常因脱离原有共同语的意义而显得用法特殊，记录者的主观随意性更增加了判明字和词关系的难度，考虑到引用古今文献种类繁多，作者用汉字记录方言，有用本字的，有用俗字的，有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的，且所用本字不尽一致，俗字和同音字、音近字也往往不止一个，《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撰者为尊重原文，避免主观臆断、随意改字，采取悉照原文用字立目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也适用于绝大多数条目。问题在于对一部分实际包含几个词在内的同形条目未作必要的离析，只是简单地一律把它们当作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置于同一条目之下解释，这就有悖于汉语词书编纂的科学性。
试举《汉语方言大词典》里的几个条目来说，“目”字条有4 个义项：[1]〈名〉芽眼，块茎上凹进去会生芽的部分；[2]〈名〉小窟窿；[3]〈名〉小疙瘩，结节；[4]〈量〉节。这4 个义项都是彼此相关的，可以说[2]、[3]、[4]3个义项都是由[1 ]的意义引申转化而来的，因而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下栏”条的4个义项：[1]〈名〉猪、牛内脏；[2]〈名〉饭馆的残羹剩饭；[3]〈名〉外块；[4]裙子。其中[1]、[2]、[3]意义相关，[4]则跟[1]、[2]、[3]词义上完全无关，应当是另一个词了。据[4]的意义，以另立“下栏”条似更合适，如缺乏资料依据，也可在“下栏”条下解释、交待清楚。又如“中”字条有10个义项：[1]〈形〉行，可以，好；[2]〈动〉该；[ 3]〈动〉打；[4]〈动〉生气；[5]〈动〉估计；[6]〈动〉理睬；[7]〈动〉熟，成熟；[8]〈动〉患了中风；[9]〈名〉粥；[10]〈副〉快，将近。这10个义项有的相关，有的看不出彼此有什么内在的联系，甚至毫不相干，应分别属于几个不同的词。
在处理同形条目方面，《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处理得比较好。《现代汉语词典·凡例》规定“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都有同形而分条的”，如“好”hǎo和“好”hào因形同音不同而分条，“薄”báo和“薄”bó因形、义相同音不同而分条，“白[1]”、 “白[2]”、“白[3]”则因形同音同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而分条。《汉语大词典·凡例》规定：一个单字有两个以上字头的，在字头的右上角分别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序号。例如“好[1]”、“好[2]”、“中[1 ]”、“中[2]”、“中[3]”。相比之下，《汉语方言大词典》在形音义三者中则以形为主，词语只要书写形式相同，就不管是不是同一个词，词义和读音上有多大差别，都通统编排在同一条目下注音、释义。这样同一条目下所列义项就可能是几个词的义项的汇集，就会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词收在同一个条目下只作为它的两个不同的义项，也会使同一方言词语因所用本字、俗字和同音字的不尽一致而以不同的字形出现在不同的条目和笔画之中。从当时的编写条件看，这样的处理和编排方法比较简单、方便、可行，但由此产生了缺点这不能不作为教训而要认真记取，虽然方言大词典处理形音义之间关系所遇到的问题比起共同语词典来会要复杂、困难得多。
[收稿日期] 2000－1－20
作者介绍：许宝华，（1933— ），男，江苏南通市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含方言）研究。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市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