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中华读书
《莎士比亚与书》，[美]戴维斯·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冯伟译，郝田虎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一版，35.00元
“狼，来了。”关于电子书的警钟时常响起，却一直未见预告片中的倾盆大雨。“说好了的电子书时代呢？”人们在对电子书心生疑窦的同时，甚至开始赞叹纸质书的天赋异秉与韧性十足，还戏谑地为其生造了一个“高科技”的藏头名词——生物可视的组织化的知识（Bio-Optic Organized Knowledge）。未来的阅读是否还需要纸质书？在当下乱花迷眼的情景中，解答这一问题也许需要一些更本质化的思考。
最近，翻读了一本名叫《莎士比亚与书》的新书，书名看似很“莎士比亚”，说的却是“书”事。此书作者，美国耶鲁大学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教授，是莎学研究的资深专家，著有《莎士比亚与时间的形体》、《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等大作。这位谙熟莎剧的学者，在穿越版本丛林的同时，也饶有兴趣地揭开了各种媒介形式对莎士比亚的不同呈现——剧场的莎士比亚、纸质书中的莎士比亚、电子时代的莎士比亚，在卡斯顿教授的呈现下，“莎士比亚分身记”丝毫不逊色于其编写的任何一部悲喜大戏。
纵览莎士比亚的传播，仿佛一段枝杈丛生又各自摇曳的历史，从剧场版衍生出了纸质书，从纸质书又衍生出了电子本。新生的大众媒体形式，“分身”有术，不断赋予莎士比亚以新的生命。而在这段“分身记”中，“书”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也是一位造型大师。用卡斯顿教授的话来说：“出版业发明了作为文学戏剧家的莎士比亚。”书中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早期版本的分疏，细致重建了莎士比亚戏剧从剧场进入出版的过程。
出版如同恋爱，在蜜月期到来之前，莎士比亚与出版商保持着一种近乎疏离的关系。作为舞台剧写手的莎士比亚，渴望的是来自观众的掌声，对于出版却很少用心。莎士比亚的生前有37个剧本被发表，但莎士比亚从未公开“认领”过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对于那些被修改出版的剧本，他也从未曾表达过要“验明正身”的意思。印刷体的文字对于他而言，大概只是剧场的附属品，只为了将那生动的演出作个备份。
而在出版商眼中，莎士比亚也还只是一个泯然众人的编剧。最初八部莎剧在发表印行时，他的大名甚至不会出现在标题页上。也因此可见，“莎士比亚”并不像今天这样，成为区别于其他剧作并吸引粉丝们的标识。出版商们的劳动只是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变成了六便士的小册子，卖给那些对戏剧还稍有些兴趣的人们，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与“不朽”或“经典”会有丝毫关系。
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布鲁克斯曾经在一本名为《从剧场到印刷厂：早期英国的戏剧与作者》的书中，展现了剧本被商品化的过程。随着剧本印刷品的风行，出版商们开始逐渐注意到“作者”与出自作者的“权威版本”的价值，逐渐的，“作者”成了一个日益鲜明的标识。这其中，“莎士比亚”无疑是最耀眼的名字。
接下来，正式演出的大幕拉开，“对开本”登场了。在我所见过的例子里，没有比这一例更能说明书籍“开本”的塑造力了。与普通开本相比，对开本惊人的尺寸、高昂的身价和精美的模样，无不透露着一种“郑重其事”的意味。它提示着读者，将要呈现的不再是通俗的剧本，而是精美的文学。它追求的不是风行，而是永恒。而此书更为独特的一点在于，它不仅是第一部完全由英文剧作组成的对开本，而且是第一部被设计为单一作者的剧作全集。也正是从这一点中，作者卡斯顿洞悉了出版商赫明和康德尔的远大目标：“对开本的雄心是将莎士比亚树立为作者。”
若说此前四开本的出版只是小商小贩的投机买卖，那么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却需要非凡的眼光甚至献身的精神。这注定是一笔昂贵的投资，而其中最不可预期的，却是商人们最关心的收益。当出版商赫明和康德尔一意孤行投身其中时，支撑他们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这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不朽巨著”。
这是“变身记”的关键一步：是“书”这种充满了自足性与权威感的媒介，不仅保存了剧作家莎士比亚，还大张旗鼓地告诉读者：这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与书》一书最精彩的，是作者卡斯顿教授以文本解读的细腻，梳理了莎剧的传播过程，及不同媒介对于莎士比亚的择取与塑造。卡斯顿教授谈到：在书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塑造之后，莎士比亚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人们“一方面自以为是地改编他的剧本以确保剧场演出的成功，另一方面却毅然决然地寻找莎士比亚的原本”。
在剧场里，莎士比亚的剧本需要继续吸引更多的掌声，观众们求新求异的意趣，使得莎剧应景生出许多改编本，增添了各种新演绎。在新剧本中，人物的性格变得更棱角分明，行事动机也不再那么夹缠不清。宏大的场面越来越多，而莎士比亚的语言却日渐简化，甚至被篡改。这使得剧场演出版本距离莎士比亚最初写就的版本越来越远。可也正是剧本的开放性和可塑性，使得莎剧接纳了更多的新元素，成为时代舞台的宠儿。正如卡斯顿教授所言：“这些剧作已经容颜衰老，只有穿上青春的外衣才能讨人喜欢。”
在剧场版莎剧日新月异的同时，人们在书本中寻找那个原初的、失落的莎士比亚的热情也更加强烈了。1721年，一个名叫蒲柏的诗人开始着手编辑一部“准确”的莎士比亚作品集。他致力于搜集那些更能体现莎士比亚剧本原貌的早期版本，甄别那些被污染的改编本。他的目标是：从早期出版者的主客观错误中，从热衷演绎的编剧与演员中，把莎士比亚“拯救”出来。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个敌视剧场的编辑传统。
不过，他并没有完成自我设定的这个任务，人们对莎士比亚经典文本的寻求绵延至今。相比于体现口头传统的剧场，纸质书一方面稳定地保存下莎剧的剧本，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保障了人们对剧本的“准确性”探索。也正是这一特质，使纸质书成为口头文学经典化的关键一步。
如今，我们再一次面临媒介的革命。电子书强化了纸质书中的一部分功能，并凸显了其技术的优势。在很多人眼中，电子书被视为一种“解放”文本的技术，它重新开放了信息，使得更多人更多因素能参与文本创建与完善过程中。即便如寻找莎士比亚原文本这样更依赖于纸质书的工作，电子文本也提供了更多样的手段。它能将不同版本集纳到一个文本中，从而实现了以共时方式展现历时文本的“超文本”。不过，作为电子文本的一体两面，“丰富性”有时候也意味着枝杈丛生，信息容量的大大增加，使得读者的关注点从“意义理解”转向了“信息整合”。这也改变了“阅读”的某一面相。
剧场、纸质书和电子书，今日的人们通过不同的媒介向莎士比亚表达着相同的敬意。活跃在剧场上的莎士比亚生机勃勃日新月异，据说最近某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思考的问题已经成了“生存，还是生存”（To be or to be）。纸质书上，人们依旧执着追寻莎士比亚渺远又神秘的原本。而在数字化的浪潮里，莎士比亚得到了另一形式的“开发”，麻省理工学院一项题为“莎士比亚电子档案”的宏大整理项目，为莎剧与莎翁资料的检索提供了极大便利。
问题回到最初，电子书是否会从纸质书手中接过地盘？卡斯顿教授所讲述的“莎士比亚分身记”，也许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种媒介也有一千种理解和呈现莎士比亚的方式。至少到今天为止，它们各自表达，互相补充，无法替代。而那个名叫“莎士比亚”的幽灵，始终厕身其间，在时光的长河中，沉默不语。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中华读书
《莎士比亚与书》，[美]戴维斯·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冯伟译，郝田虎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一版，35.00元
“狼，来了。”关于电子书的警钟时常响起，却一直未见预告片中的倾盆大雨。“说好了的电子书时代呢？”人们在对电子书心生疑窦的同时，甚至开始赞叹纸质书的天赋异秉与韧性十足，还戏谑地为其生造了一个“高科技”的藏头名词——生物可视的组织化的知识（Bio-Optic Organized Knowledge）。未来的阅读是否还需要纸质书？在当下乱花迷眼的情景中，解答这一问题也许需要一些更本质化的思考。
最近，翻读了一本名叫《莎士比亚与书》的新书，书名看似很“莎士比亚”，说的却是“书”事。此书作者，美国耶鲁大学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教授，是莎学研究的资深专家，著有《莎士比亚与时间的形体》、《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等大作。这位谙熟莎剧的学者，在穿越版本丛林的同时，也饶有兴趣地揭开了各种媒介形式对莎士比亚的不同呈现——剧场的莎士比亚、纸质书中的莎士比亚、电子时代的莎士比亚，在卡斯顿教授的呈现下，“莎士比亚分身记”丝毫不逊色于其编写的任何一部悲喜大戏。
纵览莎士比亚的传播，仿佛一段枝杈丛生又各自摇曳的历史，从剧场版衍生出了纸质书，从纸质书又衍生出了电子本。新生的大众媒体形式，“分身”有术，不断赋予莎士比亚以新的生命。而在这段“分身记”中，“书”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也是一位造型大师。用卡斯顿教授的话来说：“出版业发明了作为文学戏剧家的莎士比亚。”书中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早期版本的分疏，细致重建了莎士比亚戏剧从剧场进入出版的过程。
出版如同恋爱，在蜜月期到来之前，莎士比亚与出版商保持着一种近乎疏离的关系。作为舞台剧写手的莎士比亚，渴望的是来自观众的掌声，对于出版却很少用心。莎士比亚的生前有37个剧本被发表，但莎士比亚从未公开“认领”过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对于那些被修改出版的剧本，他也从未曾表达过要“验明正身”的意思。印刷体的文字对于他而言，大概只是剧场的附属品，只为了将那生动的演出作个备份。
而在出版商眼中，莎士比亚也还只是一个泯然众人的编剧。最初八部莎剧在发表印行时，他的大名甚至不会出现在标题页上。也因此可见，“莎士比亚”并不像今天这样，成为区别于其他剧作并吸引粉丝们的标识。出版商们的劳动只是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变成了六便士的小册子，卖给那些对戏剧还稍有些兴趣的人们，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与“不朽”或“经典”会有丝毫关系。
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布鲁克斯曾经在一本名为《从剧场到印刷厂：早期英国的戏剧与作者》的书中，展现了剧本被商品化的过程。随着剧本印刷品的风行，出版商们开始逐渐注意到“作者”与出自作者的“权威版本”的价值，逐渐的，“作者”成了一个日益鲜明的标识。这其中，“莎士比亚”无疑是最耀眼的名字。
接下来，正式演出的大幕拉开，“对开本”登场了。在我所见过的例子里，没有比这一例更能说明书籍“开本”的塑造力了。与普通开本相比，对开本惊人的尺寸、高昂的身价和精美的模样，无不透露着一种“郑重其事”的意味。它提示着读者，将要呈现的不再是通俗的剧本，而是精美的文学。它追求的不是风行，而是永恒。而此书更为独特的一点在于，它不仅是第一部完全由英文剧作组成的对开本，而且是第一部被设计为单一作者的剧作全集。也正是从这一点中，作者卡斯顿洞悉了出版商赫明和康德尔的远大目标：“对开本的雄心是将莎士比亚树立为作者。”
若说此前四开本的出版只是小商小贩的投机买卖，那么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却需要非凡的眼光甚至献身的精神。这注定是一笔昂贵的投资，而其中最不可预期的，却是商人们最关心的收益。当出版商赫明和康德尔一意孤行投身其中时，支撑他们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这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不朽巨著”。
这是“变身记”的关键一步：是“书”这种充满了自足性与权威感的媒介，不仅保存了剧作家莎士比亚，还大张旗鼓地告诉读者：这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与书》一书最精彩的，是作者卡斯顿教授以文本解读的细腻，梳理了莎剧的传播过程，及不同媒介对于莎士比亚的择取与塑造。卡斯顿教授谈到：在书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塑造之后，莎士比亚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人们“一方面自以为是地改编他的剧本以确保剧场演出的成功，另一方面却毅然决然地寻找莎士比亚的原本”。
在剧场里，莎士比亚的剧本需要继续吸引更多的掌声，观众们求新求异的意趣，使得莎剧应景生出许多改编本，增添了各种新演绎。在新剧本中，人物的性格变得更棱角分明，行事动机也不再那么夹缠不清。宏大的场面越来越多，而莎士比亚的语言却日渐简化，甚至被篡改。这使得剧场演出版本距离莎士比亚最初写就的版本越来越远。可也正是剧本的开放性和可塑性，使得莎剧接纳了更多的新元素，成为时代舞台的宠儿。正如卡斯顿教授所言：“这些剧作已经容颜衰老，只有穿上青春的外衣才能讨人喜欢。”
在剧场版莎剧日新月异的同时，人们在书本中寻找那个原初的、失落的莎士比亚的热情也更加强烈了。1721年，一个名叫蒲柏的诗人开始着手编辑一部“准确”的莎士比亚作品集。他致力于搜集那些更能体现莎士比亚剧本原貌的早期版本，甄别那些被污染的改编本。他的目标是：从早期出版者的主客观错误中，从热衷演绎的编剧与演员中，把莎士比亚“拯救”出来。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个敌视剧场的编辑传统。
不过，他并没有完成自我设定的这个任务，人们对莎士比亚经典文本的寻求绵延至今。相比于体现口头传统的剧场，纸质书一方面稳定地保存下莎剧的剧本，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保障了人们对剧本的“准确性”探索。也正是这一特质，使纸质书成为口头文学经典化的关键一步。
如今，我们再一次面临媒介的革命。电子书强化了纸质书中的一部分功能，并凸显了其技术的优势。在很多人眼中，电子书被视为一种“解放”文本的技术，它重新开放了信息，使得更多人更多因素能参与文本创建与完善过程中。即便如寻找莎士比亚原文本这样更依赖于纸质书的工作，电子文本也提供了更多样的手段。它能将不同版本集纳到一个文本中，从而实现了以共时方式展现历时文本的“超文本”。不过，作为电子文本的一体两面，“丰富性”有时候也意味着枝杈丛生，信息容量的大大增加，使得读者的关注点从“意义理解”转向了“信息整合”。这也改变了“阅读”的某一面相。
剧场、纸质书和电子书，今日的人们通过不同的媒介向莎士比亚表达着相同的敬意。活跃在剧场上的莎士比亚生机勃勃日新月异，据说最近某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思考的问题已经成了“生存，还是生存”（To be or to be）。纸质书上，人们依旧执着追寻莎士比亚渺远又神秘的原本。而在数字化的浪潮里，莎士比亚得到了另一形式的“开发”，麻省理工学院一项题为“莎士比亚电子档案”的宏大整理项目，为莎剧与莎翁资料的检索提供了极大便利。
问题回到最初，电子书是否会从纸质书手中接过地盘？卡斯顿教授所讲述的“莎士比亚分身记”，也许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种媒介也有一千种理解和呈现莎士比亚的方式。至少到今天为止，它们各自表达，互相补充，无法替代。而那个名叫“莎士比亚”的幽灵，始终厕身其间，在时光的长河中，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