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
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汪 1895年6月-1919年3月日本占领台湾初期为背,,对以往研究中把日据初期定义为同化教育时期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总督府并非一开始就实行了“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政策。首先,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台湾人,朝鲜人)进行“国民统合”,与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相矛盾。其次,同化教育政策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经济政策相矛盾,因而遭到否定。另外“芝山事件”表明,台湾民众对日本的同化教育政策也进行了强烈抵抗。因此日据初期,实际上采取了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
关键词 台湾 殖民教育 同化 皇民化
一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
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实行了以国语①教育为主的“同化”教育。很多①此处的“国语”意为日语,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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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指出,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与西方殖民帝国有所不同,后者殖民教育重视高等教育,以培养统治者的助手为主。从便于统治
①的角度,有意忽视初等教育,以使一般庶民愚昧。度为例,到1921年,英国虽在印度设有15,占全人口的91.8%里亚的殖民统治,从
1830年到为男童11.5%,1.。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1.3%。,,明确提出要对台湾人进行精神上的征服与同化。对于信奉“万世一系天皇之子孙”的单一民族来说,是否要把殖民地的异民族改造成为“日本人”,成为当时争论的一大焦点。况且,同化政策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中并不带有普遍性,英国从未提出要通过“同化”手段将印度人改造成英国国民。在西欧殖民统治的历史中,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屠杀、隔离、奴役的情况随处可见,而试图以“同化”手段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国民统合”的情况鲜有发生。
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却试图在殖民统治中尝试通过“同化”教育对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进行“统合”。当然,日本并非自始至终毫不犹豫地实行了同化政策,姑且不论“同化”政策是否真的能把台湾人改造成日本人,首先就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的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而言,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不仅是台湾人,还有朝鲜人等)进行“国民统合”,是和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自相矛盾的。但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表明,日本由初期比较模糊的同化政策,发展为①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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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非常明确的同化主义,乃至最后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放弃过“同化”的企图。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战后,育方面的研究成果。1959年汪知亭的是先驱性的研究。了研究分析,。,台湾教育史、教育内容、各级
。教育政策和制度方面的研究有:何义
(台湾风物》《第36卷第4期1986
),以日据台湾末期的殖民教育为主要内容,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对“皇民化运动”时期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课程、教育活动及教
(国编馆,材等做了分析。李园会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
1997年),把殖民地时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变化分为殖民统治初期、基础时期、确立时期、日本与台湾教育融合期、“国民学校令”颁布之后时期等五个阶段,比较分析了每个时期教育政策的不同特点。
在专题研究方面,吴文星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诸如《日
(思与言杂志》据时期台湾书房之研究》《1978年)《、日据时期台湾
(上)《(台湾风物》总督府推广日语运动初探》第37卷第1期,1987
(台湾风物》年)、同(下)《第37卷第4期,1987年)《、日据时期台
(思与言杂志》湾书房教育之再研究》《第26卷第1期,1988年)
(师等。80年代初期,吴文星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之研究》
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专刊第8期,1983年)对殖民地时代台湾师范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变迁、师范学校的教学和训育、师范毕业生的职业和调动做了详细分析,以此说明师范教育对台湾社会的影响。90年代以后,吴文星的教育史研究从师范教育转为高等教育和乡
(史学集刊》土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高等教育》《第25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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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析了高等教育的设置过程、发展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且指出:台湾的高等教育是以特殊目的设立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扩张的辅助机构。吴文星的其他研究还有(正中书局,1992年)等领导阶层之研究》
计数据,
)在1993年钟清汉的日本出版,。
,虽然没有关于“同化教育”的专题,“同化”问题,并具有以下特点:一“同化”教育,另一方面强调被统治的台湾人民的反抗。随着日本的同化教育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皇民化教育,台湾民众的反抗也日趋激烈,最终发展为抵抗运动,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笔者虽然赞同殖民教育研究中的“压迫———反抗”模式,但同时认为,对于日本在台湾推行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普及国语教育作为同化手段的教育政策,以及日据时期台湾的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2%这样一个事实,需要进行更为深层的分析和研究。既要分析“同化”政策产生的思想根源,追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国民教育”的思想;又要通过“同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各种理论和观点的对立、冲突,来阐明“同化教育”的实质。
与台湾学者较为宏观的、以教育史为范畴,又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压迫———反抗”模式的研究相比较,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体现了日本学界的特点,即极其精细的局部、微观研究。诸如个别人物的教育思想研究,个别教育政策研究、个别概念的研究等,以至发展为社会学领域不加批判的纯粹的概念分析。这种倾向自1990年代以后愈发严重。
1992年京极兴一的论文《国语观和殖民地语言政策》,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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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语教育为中心的“同化”教育的实质。他以伊泽修二、矢内原忠雄的思想为例,指出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的理念和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政策,是以上田万年“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位一体国语观为理论基础的《号、1991年)。上田万年把国语比喻为为日本“国体的标识”。提出,甚、大和民族的基
①②础。。长志珠绘在一文中,对甲午战争
③。
(岩波1996年,驹迤武的研究《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
书店)使日本的台湾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驹迤将国民统合理论运用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研究,他指出:日本把台湾这一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殖民地置于国家统合之“外”,
并以“君民同祖”等天皇制排他的“血族国家主义”理论,使这种把殖民地人民从“日本人”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正当化。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可以发现,统治当局利用实施国语教育这种“语言国家主义”,来掩盖国家统合中的不平等结构。他明确指出,同化是为了掩盖因帝国主①上田万年《:国语与国家》《明治文学全集44》,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08-113
页。上田万年是明治时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教授,推动了“国家主义国语理论”的发展,被称为国语学家。
②甲午战争后,上田万年提出排斥汉字理论“:自开辟以来,我陆海军在讨伐支那的战
役中,前所未有地连战连胜。朝日之御旗(按为太阳旗)所向披靡,无人敢不从。而我国的国语界、文章界却仍处于支那影响之下,旧态依存。”上田万年《关于国语研究》,同上书,第115页。
③长志珠绘《:“国语”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近代天皇制国家》,马原铁男、挂谷宰平编《近
代天皇制国家的社会统合》,文理阁1991年版。第12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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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义而产生的民族矛盾所制造的表面上的言说。
中国大陆对日据下的台湾殖民教育尚无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题时,开始涉及日本近代教育的内容。乏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一些零星
、,缺乏翔实的史,的实质。笔者认为,研究日据。而与本文主题相关,笔者将通过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思想,以及“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对日本在台湾的初期的教育政策,同化思想产生的根源进行实证分析。
二 伊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同化
在台湾教育中首先使用“同化”一词的是伊泽修二(1851-②1917)。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伊泽修二①驹迤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
②伊泽修二1851年出生于信浓国高远藩的贫士家庭。他作为藩的贡进生毕业于大
学南校之后,就任爱知师范学校校长。明治8年被派往美国考察师范教育。明治11年回国后,对日本的音乐教育、体操教育、盲哑教育、编辑新教科书、创建国语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对奠定日本近代教育的基础起到了指导作用。伊泽同时又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提倡国家主义教育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于明治23年被暗杀后,伊泽作为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者成立了国家教育社,此后大力推进国家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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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以首任总督府学务部长的身份来到台湾。伊泽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性。他在国家教育社的会议上说“:我们虽然已用兵力征服了台湾,想彻底征服台湾人的心、关键在于,,,①育莫属。”②。“同化”一词
,,日据台湾之后,伊泽首。伊泽修二所说的“同化”,。
伊泽修二任学务部长为期两年零两个月,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初期,日本的统治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总督府忙于军事镇压和经济上的压榨,无暇顾及台湾的教育。虽然伊泽赴台前决心“要开拓新领土之教育”,但是他提出的教育经费等方案被日本政府否定。他于1895年7月在台北市近郊的士林成立“芝山学务部学堂”,招收台湾儿童为日语练习生。1896年5月,设立“国语传习所”。从1896年至1897年,
先后在台湾各重要城市设国语传习所16所,分校18所,在台湾开创了所谓的“国语教育”。
1896年6月,总督府颁布了台湾的教育法令《国语传习所规(明治29年6月,府令第15号),其内容反映了伊泽修二在台则》
湾实施国语教育的政治意图。规则第一条为“:国语传习所对本岛人实施国语教育,以有利于其日常生活,并养成本国之精神。”在①伊泽修二于明治1895年6月赴台,11月临时回国,11月13日在国家教育社举办
的社长慰劳会上,作了题为《台湾之教育》的讲话。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信浓教育会1958年版,第580页。
②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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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中又称“本所虽以传授国语为初衷,但须经常注意道德之教训、智能之启发。道德之教训旨在尊皇室、爱本国、重人伦,以养
①成本国之精神。智能之启发旨在获得赖以立业之知识技能”由此可见,日本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是作为“一种手段。反映了同化的教育方针。思想注入台湾教育方针的人也以“普及国语”,。正因为如此,,片面地将初期2月11日,临时回国的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社第六。他说:日本不应象英国对印度、法国对越南那样,将其统治的地区“仅仅作为一个殖民地,从中获取利益”。日本“必须真正地把台湾作为日本身体的一部分”。若要“真正地把台湾作为日本身体的一部分,教育便
②一日不可怠慢”。他还说:
新领土为我君之领土,欲将其人民日本化非教育莫属,为
此献身亦在所不惜。构成吾辈身体之皮肤、肉、骨、血,乃吾皇祖、皇室数千年来,自吾祖辈、父辈之时起,承蒙帝室之恩泽而
③形成之。将此献与我君,实为荣誉之至,丝毫不足为惜。
在伊泽修二担任学务部长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1896年1月1日,以简大狮为首的义军为夺回台北城起义,将学务部成员7人中6人杀死,史称“芝山事件”。日①《系统教育的创立》,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国书刊行
会昭和55年版,第241-245页。
②伊泽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次例会演说》:《伊泽修二选集》,,第592-593页。③同上,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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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殖民统治者此后将这一事件神圣化,称之为“芝山精神”,视为统治台湾的教育精神之象征。伊泽以效忠天皇、为国献身的“忠君爱国”精神号召日本内地的教育者到台湾开拓新领土之教育,对“未开化的新附民”但是,、“血缘”为基础的““血族”关系而结成的,为“万世一系的皇室”,并将天皇的权力解,强调君主权的至高无上和无限制性。在穗积,天皇为“族父”,皇室为“宗家”,以此团结
“血族”的
①民族观念,是日本国家得以存立的基础。自穗积提出“同族日本
人”理论之后“,国体论”者们争相抛出“同祖同族日本人”理论。诸如“:我日本人民为一大家族,四千万人皆同一祖先,我皇室为我四
②千万人之宗家。”“亿兆人民皆皇室之臣下,皆皇室皇族之末
③④裔。”“我邦之皇统即为天孙,日本国民皆同一祖先”等。这种“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特别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迅速蔓延,在日本国民中形成为一种常识。
日俄战争后“,单一民族神话论”愈演愈烈,加藤弘之在《立宪
(1905年)中说:欧洲各国和日本虽同为立宪的族父统治之政体》
君主国,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欧洲各国的君主仅仅是君主,而日本的天皇不仅是君主,还是日本民族的族父。欧洲无论任何国家①穗积八束《国民教育爱国心》:,八尾商店1897年版。
②矶部武者五郎《国体述义》:,1892年。
③井上了《日本伦理学案》:1893年。日本精神文化研究所《教育敕语关系资料》第
9卷,1981年版。
④中西牛郎《宗教教育冲突断案》:,博文堂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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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都不具有纯粹的单一民族,都是多个民族混合而成,或一个民族被分为数国。只有日本自建国以来,
同一帝室连绵至今,且是日本民族的宗家。君位的国家。因此不应称作“,①族父统治国”。“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以此加强所“国民统合”能力。但是这种编造出来的也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在思想层面却残存着前近代的落后性和荒谬性。不仅如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中“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与是否对殖民地进行“国家统合”和“国民统合”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和矛盾。大西祝提出“:我怀疑穗积的君民同祖论与我国扩张的国家目标是否相容。试问:应当如何看待
②新领土的人民。”这里提出了如何对待台湾人的问题。
对此,伊泽在1899年的帝国教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的演说。
根据古国学者们的解释,日本国民只存在于大和民族之
内,不存在于大和民族之外。我认为这种解释大错特错。我皇室的恩德绝不仅限于如此狭隘的范围,实际上与天地般宏大。我皇室一视同仁地将世界各国人民视为子民,无论何人,
(1905年)。大久保利谦编①加藤弘之《立宪的族父统治之政体》:《明治启蒙思想
集》,筑摩书房1977年版,161-162页。
②大西祝《祖先教能否成为世教之基础》:1897年。松本三之介编《:明治思想集二》
筑摩书房1977年版,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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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服从,均可为臣民……从历史上看,我臣民之中,自天祖降临以来,一直侍奉至今者虽为多数,
但也有中古以后由外国归化之人民……特别对于台湾新领土人民,①室一视同仁之旨意。
伊泽试图以“只要服从”问题。此刻,,还试图通过“教育敕语”,以使台湾人同化三 “教育敕语”与同化
1890年《教育敕语》公布之后,日本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体制要求全体国民效忠以天皇为核心的国体、遵循以儒教为根本的国民道德。教育成为天皇制国家实行至上而下强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国民教育旨在“培养扶翼无穷皇运之忠良臣民”。这与明治维新初期“文明开化”过程中倡导的“文明之精神即体现为人民独立之意愿”的改革精神完全相反。明治国家提供给国民的义务教育机会不过是臣民必须服从于皇国的义务而已。这与西欧市民革命时期以主权在民为发展原理的国民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国家主义教育的信奉者伊泽既然把台湾看作是“日本身体的一部分”,自然要把《教育敕语》搬到台湾。他在《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中指出“:台湾与本土乃同文之国,将教育敕语译成汉
②文,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均能读懂。”1899年2月18日,根据拓殖
①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②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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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大臣第十五号训令,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必须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语译文,以切实贯彻圣旨。《教育敕语》自此成为台湾教育的最高指针。实际上,早在第十五号训令下达之前《教育敕语》,现在台湾的“国语传习所”里。1898、1899年,讲习员(
芝山学堂生)的毕业式上,《教育敕语》;我臣民克忠克孝,
,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熟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且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德!
1900年,伊泽在帝国教育会上以《关于台湾公立学校设置的意见》为题演说,强调贯彻《教育敕语》的精神是统治台湾的“首要工作”。把《教育敕语》作为教化“新附民”不可缺少的工具。试图通过《教育敕语》转移台湾人效忠的对象,强调台湾人必须对日本
①和天皇效忠。
在日本本土的学校里,在教则大纲中就明确《教育敕语》精神,并且增加修身科的课时。修身教科书的内容由《教育敕语》中的德目构成。据记载,当时日本的学校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精神:第一,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由校长奉读训示《教育敕语》;第二,每天向《教育敕语》拜礼;第三,在修身课上讲①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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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注释《教育敕语》。通过上述三种方法使学生牢记日本的国体如何至高无上,贯彻实施《教育敕语》中的德目何等重要。其目的在于,一旦国家发生紧急事态,人人都须做到为天皇、为国家献身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实上,,并按
(天皇、皇后的照
片)、以军事训练和鼓舞士气、修学旅行等。明治二、三十年代赴:
日本小学校,皆供奉君上尊影,每夜轮一教员往校敬护
之。每逢佳节,事无巨细,先集生徒,排齐恭立,如见君临于前,群唱君代歌以祝。祝毕,然后敢治理他事。一切教科书,
①处处寓忠君爱国之意。教员不教则已,教则无不关注此意。
台湾的学校与日本本土学校一样,每逢纪元节、天长节、一月一日、始政纪念日,学生们都要合唱“君之代”,向天皇、皇后的照片(御真影)敬礼、奉读《教育敕语》。虽然在大正元年以后的公学校规中对此才有正式规定,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仪式早在明治时期已经开始实施。
对于台湾儿童而言,理解《教育敕语》较之日本儿童更为困难。殖民教育者们试图把万世一系的天皇、忠君爱国的理念与台湾人牵强地捏合在一起,但是在教育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好通过修身课强行灌输。修身课在日本本土学校为首要课程,在台湾更是如此。1897年,台湾总督府在国语学校规则中制定了各课程的宗旨,特别在修身科中,强调忠君爱国思想。与其说修身的根本①项文瑞“与东友往来问答”,《游日本学校笔记》,敬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版。・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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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教育敕语》,莫如说教育的根本思想即为《教育敕语》。与本土不同的是,日本学生除了修身课以外,
还学习很多实用知识,而台湾人只学习修身和日语。
四 后藤新平的的界限,。他于1897年5月在帝———6年制小学、4但是,他的计划不仅被当时的总督乃木希典否定,而且因总督府经费膨胀问题,在日本政府内部受到政党势力的批判。两个月后,总督府学务部被缩小为学务课,伊泽被解除学务部长职务。
在伊泽之后的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治台时期(1898-1906年),后藤新平虽然在表面上与伊泽修二一样标榜同化主义,而且对伊泽的公学校计划并不完全否认,但在教育制度和实施步骤上与伊泽有诸多不同,突出地表现为“渐进主义”和“隔离主义”。把教育作为配合内政的措施,并藉以作为统治的手段。
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
①民政长官。同年7月公布台湾公学校令,8月制定公学校规则,
同年10月公学校付诸实施。根据总督府的规定,公学校“以对本岛人子弟施以德育、授予实学、养成国民之性格,同时使其精通国①明治1895年11月,后藤新平在任卫生局长期间受芳川内相之命,向当时台湾事物
局总裁伊藤博文提出《关于台湾鸦片制度之意见》,否定了当时的鸦片严禁论,主张鸦片渐禁论。后藤的这一建议受到赏识而被任命为总督府卫生顾问。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时,后藤新平被提拔为第三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执政八年零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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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本旨”,是对8岁以上14岁以下台湾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机
①关。但是,1898年5月25日,儿玉总督向地方长官发出的谕示中就教育指出“:向殖民地漫然输入文明是十分危险的”,府对于台湾的教育体系及政策,②方针。“,输入文明,,。因此,,眼下
,60名公学校校长开学事咨问会,就,台湾教育除了进行国(日),并无既定方针。他说“:这个会议是以国(日)语普及为
目的,只须讨论如何普及国(日)语足矣……对于智育开发,我们必须防止陷入荷兰及印度之弊害……未经深思熟虑,只因教育为善事,便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今后必须自负严④重责任。”后藤常引用菲律宾等殖民地的例子,告诫在殖民地教
育上过多地下功夫,只能使被统治的殖民地人民觉醒,出现反乱或
⑤独立运动。
后藤新平在表面上与伊泽修二一样标榜同化主义,但二者的思想完全不同。后藤新平原本是医生,深受生物进化史观的影响,人称“科学政治家”。他以“生物学原则”为统治台湾的思想基础。
(1899年)一书中,把国家比喻为人体,强调他在《国家卫生原理》
①文部省、教育史编篡会编《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11页、第105-106页。②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后藤新平伯传记编撰会,昭和12年,第42页。
(非卖品)
③《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37年6月,第3页。
④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之一斑》,第110-111页。
⑤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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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认同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他的理论是英国学者斯宾塞(Her2bert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德国学者斯坦恩(LorenzvonStein)的国家思想、卫生思想,以及他自身作为医生的经历、的混杂物。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否认人为的同化。他以,把日、进步和未开化。“:在重视教育方面,台湾与本国,大的市街都有两、三所类。有钱人更加注重子女之教育。但是,台湾人接受
①、汉学教育。”按照伊泽的推
论,台湾人和日本人在教育上的差距不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几年而已。但是,后藤把日本和台湾比喻为“加吉鱼的眼睛和扁口鱼的眼睛”。他说“:加吉鱼的眼睛端正地长在头的两侧,而扁口鱼的眼睛都长在头的一侧。尽管非常可笑,却不可能用加吉鱼的
②眼睛去替代它,这是生物学上的需要,政治也是如此。”后藤以
此证明,对未开化的台湾实施文明日本的文化教育制度,是不懂政治的荒谬行为。后藤认为台湾的文明度相当之低,他这样描述“藩界的生活状态”“:我仿佛感到一夜之间历史倒退了三千年,我看到的是居住在乐园的太古人类。古典和神话传说中的情形真实地出
③现在眼前。”后藤也否认台湾人对教育的认识和热心“:有人说
本岛人(台湾人———笔者注)喜好读书,在我看来绝非如此。只不①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第584-585页。
②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398-399页。
③后藤新平《关于赤十字社事业》:明治38年4月25日。《后藤新平文书》R24-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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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红白喜事时读书人总被请在上座,只因读书人受人尊重,所以
①人们才去读书”。后藤以台湾人民文明程度低为理由,反对把日
本内地的统治方式运用于台湾,他把这种方式讥讽为治”方式。
,同化之目的。“归化,《教育敕语》的汉语译文,把不可缺少的工具,试图以此转移台。后藤认为“,台湾人不具备日本人那种超人崇拜的先天传习”,因此,要求台湾人奉读《教育敕语》以养成“忠君爱国
②的日本精神”,其结果不过是“读论语而不知论语为何物”而已。
1898
年3月后藤到任后,立刻开始了大幅度的“革新”,以维持台湾的“治安”为由,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后藤自己也承认,在他担任总督府民政长官期间将大批台湾人关进监狱或杀戮。从1897至1901年,他抓获“土匪”8030人,杀戮3473人以上。在1902年的大讨伐中,对抓获的俘虏经审判处以死刑539
③名,当场杀戮4043名。后藤赴台后的所谓“施政改革”,以“钢
腕”著称。
五 “差别教育”、“隔离教育”
后藤既否认通过国语教育可使台湾人日本化,又否认通过奉①《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1904年6月,第6页。②《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1904年6月,第3页。③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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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读《教育敕语》、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可以教化台湾人,因此当然不会赞同把更多的预算用于台湾人的教育。他说“如德国对波兰实施
①强制性国语之普及,没有任何好处”。施同化主义的失败教训,对于从“国家统合”的角度,民”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
524377户、2629115,以120名儿童建立一所学校的②,254个公学校。也就是说,在1901年要使学龄儿童的1/4就学于公学校。但是,后藤执政以后,这个计划完全被搁置。
公学校的“公”,是相对于“官立”的“公立”,后藤把伊泽时期的官立国语传习所改变为公立的公学校。具体就经费而言,教育费由原来的国库负担转为地方财政负担。除了日本教员的工资由日本国库负担以外,维持公学校的其他一切费用均依赖学生支付的学费、地方税及当地居民的募捐。由地方街庄自行申请,地方官认为当地能够承受上述负担的地方,才允许其建立学校。因此,除了一部分富裕的乡绅层外,公学校在台湾民众中不受欢迎。
直至1919年台湾教育令颁布为止,台湾人公学校的扩充十分缓慢,入学率一直很低,1915年时尚不足10%,能完成公学校教育者为数甚少。1926年,学龄儿童的升学率如下:
日本人:男子9813%,女子9811%,平均9812%。
台湾人:男子4310%,女子1213%,平均2814%。
①后藤新平《最近殖民政策》:,第4页《后藤新平文书》,。
②《学务部创设后事业之概略》,1898年《后藤新平文书》,R3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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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①高山族:男子7413%,女子6914%,平均7118%。
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台湾人的初等教育普及率非常之低,甚至不及高山族一半公学校,并以官宪奖励其就学。
综上所述,从形式上看,,者称之为隔离教育。别待遇教育。,,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对台湾人则设立六年制公,“公学校”毕业后,升入专为台湾子弟所设隔离职
业学校。对于原住民则另设蕃人公学校,并于1914年另颁《蕃人公学校规则》,修业年限仅4年,较一般公学校短两年,连课程、教科书等也与一般公学校不同。另外,这一时期,台湾传统的“书房”在总督府有计划的取缔之下,逐渐趋于末落。
从教育内容和水平来看,后藤反对拓宽或加深台湾人受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对扩充公学校的教材内容。他就公学校的教科书编撰问题指出“:直到明治十五、六年为止,日本内地的教育尚不如现在的公学校完备,此乃时势使然。若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
②的公学校不应有过分的要求。”在后藤看来,在台湾实施教育不
过是日本在殖民地经营上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台湾教育维持以实业教育为主的低水平足矣。在这一时期,台湾总督府和日本国内政府对台湾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采取了抑制的政策。
官方对公学校没有任何经费上的资助,却制定了教科书审定①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第145页。
②《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1904年6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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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制度,干预和控制其教学内容。就课程而言,日本儿童就读的“小学校”课程与日本国内相同,而台湾儿童的“公学校”课程是经过殖民统治当局刻意改编的。在公学校的课程中,的重要工具,占有重要地位。“修身”儿童塑造成为忠顺的日本国民。,不同。,介绍,,成为社会各阶层领导,对于,则偏重于其人诚实、忠顺,最终得到上级的
,或强调其人在实业方面的贡献,绝不提及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在日本人小学校的课程中,日本儿童被教育成为能够积极争取权利和机会,创造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在公学校中,主要教育台湾儿童继承父兄之职业,赚钱养活家人,对家庭尽责,与
①家人和睦相处,如此而已。
由于儒教传统已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扎根于台湾民众之中,在国语传习所的汉文科和公学校的读书科中,不得不保留了“四书五经”。但是,总督府从一开始就对教科书进行了严格的审定。伊泽修二曾说“:对于教科书须特别加以注意,虽然不能完全排斥汉文和孔孟主义,但也不能全部采用。否则岂不成了支那的教育,又如
②何体现日本帝国之教育呢?”例如,首先删除了《三字经》中关于
(1896年)作为课本。在公学校清朝的记述,指定以《增订三字经》
①参见欧用生《日据时代台湾公学校课程之研究》:《台湾省立台南师专学报》,第12
期。
②《台湾的初等教育》,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国书刊行
会1980年版,第25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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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的课本中删除孟子。因孟子“虽万世一系之天子,行王道者皆可为王”的思想被认为与日本“万世一系”
的天皇统治背道而驰。近世以来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被日本的儒教视为异端,武王因暴虐的殷纣王失去“天命”,为是危险的思想。这种肯定“相对立的。,。
,,,而要使台湾儿童成。并非在使台湾社会彻底日本化,而只是以公学校教育作为同化政策的手段而已。
六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据台湾初期,是其殖民教育政策的摸索时期。近代日本标榜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是其推动近代化的重要凭借。日据下的台湾殖民教育,同样以教育作为国家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伊泽修二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除了对台湾人实施国语教育以谋同化外,还要求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和日本内地学校一样,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译文,试图通过教育敕语转移台湾人的效忠对象,强调台湾人对日本和天皇的效忠。但是“,芝山事件”表明,这种同化教育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不仅如此,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在日本国内也遭到批判。其政策在理论上与日本国内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相冲突;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政策相矛盾。因此,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并未得到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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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此后,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以其荒谬的生物进化史观,污蔑台湾人与日本人处于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
把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不同解释为文明上的优秀和劣等、进步和未开化。以所谓明”的优劣作为能否同化的标准,制度,是不懂政治的荒谬行为,期主要采取了“渐进主义”,进行残酷镇压,“隔离教育”。
,“同化”“政策。特别是占领初期,总督府采取了随机政策,继而采取渐进主义原则。在这一过程,时而倾向于同化,时而否定同化。尽管如此,总督府当局一开始就制定了“国语教育”政策,明确了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对台湾人进行同化的政策,而且这一基本方针在日据台湾50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初期所确定的“国语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
(作者汪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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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
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汪 1895年6月-1919年3月日本占领台湾初期为背,,对以往研究中把日据初期定义为同化教育时期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总督府并非一开始就实行了“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政策。首先,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台湾人,朝鲜人)进行“国民统合”,与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相矛盾。其次,同化教育政策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经济政策相矛盾,因而遭到否定。另外“芝山事件”表明,台湾民众对日本的同化教育政策也进行了强烈抵抗。因此日据初期,实际上采取了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
关键词 台湾 殖民教育 同化 皇民化
一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
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实行了以国语①教育为主的“同化”教育。很多①此处的“国语”意为日语,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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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指出,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与西方殖民帝国有所不同,后者殖民教育重视高等教育,以培养统治者的助手为主。从便于统治
①的角度,有意忽视初等教育,以使一般庶民愚昧。度为例,到1921年,英国虽在印度设有15,占全人口的91.8%里亚的殖民统治,从
1830年到为男童11.5%,1.。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1.3%。,,明确提出要对台湾人进行精神上的征服与同化。对于信奉“万世一系天皇之子孙”的单一民族来说,是否要把殖民地的异民族改造成为“日本人”,成为当时争论的一大焦点。况且,同化政策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中并不带有普遍性,英国从未提出要通过“同化”手段将印度人改造成英国国民。在西欧殖民统治的历史中,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屠杀、隔离、奴役的情况随处可见,而试图以“同化”手段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国民统合”的情况鲜有发生。
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却试图在殖民统治中尝试通过“同化”教育对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进行“统合”。当然,日本并非自始至终毫不犹豫地实行了同化政策,姑且不论“同化”政策是否真的能把台湾人改造成日本人,首先就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的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而言,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不仅是台湾人,还有朝鲜人等)进行“国民统合”,是和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自相矛盾的。但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表明,日本由初期比较模糊的同化政策,发展为①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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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非常明确的同化主义,乃至最后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放弃过“同化”的企图。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战后,育方面的研究成果。1959年汪知亭的是先驱性的研究。了研究分析,。,台湾教育史、教育内容、各级
。教育政策和制度方面的研究有:何义
(台湾风物》《第36卷第4期1986
),以日据台湾末期的殖民教育为主要内容,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对“皇民化运动”时期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课程、教育活动及教
(国编馆,材等做了分析。李园会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
1997年),把殖民地时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变化分为殖民统治初期、基础时期、确立时期、日本与台湾教育融合期、“国民学校令”颁布之后时期等五个阶段,比较分析了每个时期教育政策的不同特点。
在专题研究方面,吴文星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诸如《日
(思与言杂志》据时期台湾书房之研究》《1978年)《、日据时期台湾
(上)《(台湾风物》总督府推广日语运动初探》第37卷第1期,1987
(台湾风物》年)、同(下)《第37卷第4期,1987年)《、日据时期台
(思与言杂志》湾书房教育之再研究》《第26卷第1期,1988年)
(师等。80年代初期,吴文星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之研究》
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专刊第8期,1983年)对殖民地时代台湾师范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变迁、师范学校的教学和训育、师范毕业生的职业和调动做了详细分析,以此说明师范教育对台湾社会的影响。90年代以后,吴文星的教育史研究从师范教育转为高等教育和乡
(史学集刊》土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高等教育》《第25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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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年),分析了高等教育的设置过程、发展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且指出:台湾的高等教育是以特殊目的设立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扩张的辅助机构。吴文星的其他研究还有(正中书局,1992年)等领导阶层之研究》
计数据,
)在1993年钟清汉的日本出版,。
,虽然没有关于“同化教育”的专题,“同化”问题,并具有以下特点:一“同化”教育,另一方面强调被统治的台湾人民的反抗。随着日本的同化教育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皇民化教育,台湾民众的反抗也日趋激烈,最终发展为抵抗运动,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笔者虽然赞同殖民教育研究中的“压迫———反抗”模式,但同时认为,对于日本在台湾推行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普及国语教育作为同化手段的教育政策,以及日据时期台湾的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2%这样一个事实,需要进行更为深层的分析和研究。既要分析“同化”政策产生的思想根源,追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国民教育”的思想;又要通过“同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各种理论和观点的对立、冲突,来阐明“同化教育”的实质。
与台湾学者较为宏观的、以教育史为范畴,又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压迫———反抗”模式的研究相比较,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体现了日本学界的特点,即极其精细的局部、微观研究。诸如个别人物的教育思想研究,个别教育政策研究、个别概念的研究等,以至发展为社会学领域不加批判的纯粹的概念分析。这种倾向自1990年代以后愈发严重。
1992年京极兴一的论文《国语观和殖民地语言政策》,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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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语教育为中心的“同化”教育的实质。他以伊泽修二、矢内原忠雄的思想为例,指出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的理念和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政策,是以上田万年“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位一体国语观为理论基础的《号、1991年)。上田万年把国语比喻为为日本“国体的标识”。提出,甚、大和民族的基
①②础。。长志珠绘在一文中,对甲午战争
③。
(岩波1996年,驹迤武的研究《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
书店)使日本的台湾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驹迤将国民统合理论运用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研究,他指出:日本把台湾这一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殖民地置于国家统合之“外”,
并以“君民同祖”等天皇制排他的“血族国家主义”理论,使这种把殖民地人民从“日本人”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正当化。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可以发现,统治当局利用实施国语教育这种“语言国家主义”,来掩盖国家统合中的不平等结构。他明确指出,同化是为了掩盖因帝国主①上田万年《:国语与国家》《明治文学全集44》,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08-113
页。上田万年是明治时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教授,推动了“国家主义国语理论”的发展,被称为国语学家。
②甲午战争后,上田万年提出排斥汉字理论“:自开辟以来,我陆海军在讨伐支那的战
役中,前所未有地连战连胜。朝日之御旗(按为太阳旗)所向披靡,无人敢不从。而我国的国语界、文章界却仍处于支那影响之下,旧态依存。”上田万年《关于国语研究》,同上书,第115页。
③长志珠绘《:“国语”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近代天皇制国家》,马原铁男、挂谷宰平编《近
代天皇制国家的社会统合》,文理阁1991年版。第12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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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义而产生的民族矛盾所制造的表面上的言说。
中国大陆对日据下的台湾殖民教育尚无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题时,开始涉及日本近代教育的内容。乏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一些零星
、,缺乏翔实的史,的实质。笔者认为,研究日据。而与本文主题相关,笔者将通过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思想,以及“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对日本在台湾的初期的教育政策,同化思想产生的根源进行实证分析。
二 伊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同化
在台湾教育中首先使用“同化”一词的是伊泽修二(1851-②1917)。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伊泽修二①驹迤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
②伊泽修二1851年出生于信浓国高远藩的贫士家庭。他作为藩的贡进生毕业于大
学南校之后,就任爱知师范学校校长。明治8年被派往美国考察师范教育。明治11年回国后,对日本的音乐教育、体操教育、盲哑教育、编辑新教科书、创建国语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对奠定日本近代教育的基础起到了指导作用。伊泽同时又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提倡国家主义教育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于明治23年被暗杀后,伊泽作为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者成立了国家教育社,此后大力推进国家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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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以首任总督府学务部长的身份来到台湾。伊泽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性。他在国家教育社的会议上说“:我们虽然已用兵力征服了台湾,想彻底征服台湾人的心、关键在于,,,①育莫属。”②。“同化”一词
,,日据台湾之后,伊泽首。伊泽修二所说的“同化”,。
伊泽修二任学务部长为期两年零两个月,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初期,日本的统治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总督府忙于军事镇压和经济上的压榨,无暇顾及台湾的教育。虽然伊泽赴台前决心“要开拓新领土之教育”,但是他提出的教育经费等方案被日本政府否定。他于1895年7月在台北市近郊的士林成立“芝山学务部学堂”,招收台湾儿童为日语练习生。1896年5月,设立“国语传习所”。从1896年至1897年,
先后在台湾各重要城市设国语传习所16所,分校18所,在台湾开创了所谓的“国语教育”。
1896年6月,总督府颁布了台湾的教育法令《国语传习所规(明治29年6月,府令第15号),其内容反映了伊泽修二在台则》
湾实施国语教育的政治意图。规则第一条为“:国语传习所对本岛人实施国语教育,以有利于其日常生活,并养成本国之精神。”在①伊泽修二于明治1895年6月赴台,11月临时回国,11月13日在国家教育社举办
的社长慰劳会上,作了题为《台湾之教育》的讲话。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信浓教育会1958年版,第580页。
②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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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中又称“本所虽以传授国语为初衷,但须经常注意道德之教训、智能之启发。道德之教训旨在尊皇室、爱本国、重人伦,以养
①成本国之精神。智能之启发旨在获得赖以立业之知识技能”由此可见,日本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是作为“一种手段。反映了同化的教育方针。思想注入台湾教育方针的人也以“普及国语”,。正因为如此,,片面地将初期2月11日,临时回国的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社第六。他说:日本不应象英国对印度、法国对越南那样,将其统治的地区“仅仅作为一个殖民地,从中获取利益”。日本“必须真正地把台湾作为日本身体的一部分”。若要“真正地把台湾作为日本身体的一部分,教育便
②一日不可怠慢”。他还说:
新领土为我君之领土,欲将其人民日本化非教育莫属,为
此献身亦在所不惜。构成吾辈身体之皮肤、肉、骨、血,乃吾皇祖、皇室数千年来,自吾祖辈、父辈之时起,承蒙帝室之恩泽而
③形成之。将此献与我君,实为荣誉之至,丝毫不足为惜。
在伊泽修二担任学务部长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1896年1月1日,以简大狮为首的义军为夺回台北城起义,将学务部成员7人中6人杀死,史称“芝山事件”。日①《系统教育的创立》,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国书刊行
会昭和55年版,第241-245页。
②伊泽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次例会演说》:《伊泽修二选集》,,第592-593页。③同上,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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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殖民统治者此后将这一事件神圣化,称之为“芝山精神”,视为统治台湾的教育精神之象征。伊泽以效忠天皇、为国献身的“忠君爱国”精神号召日本内地的教育者到台湾开拓新领土之教育,对“未开化的新附民”但是,、“血缘”为基础的““血族”关系而结成的,为“万世一系的皇室”,并将天皇的权力解,强调君主权的至高无上和无限制性。在穗积,天皇为“族父”,皇室为“宗家”,以此团结
“血族”的
①民族观念,是日本国家得以存立的基础。自穗积提出“同族日本
人”理论之后“,国体论”者们争相抛出“同祖同族日本人”理论。诸如“:我日本人民为一大家族,四千万人皆同一祖先,我皇室为我四
②千万人之宗家。”“亿兆人民皆皇室之臣下,皆皇室皇族之末
③④裔。”“我邦之皇统即为天孙,日本国民皆同一祖先”等。这种“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特别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迅速蔓延,在日本国民中形成为一种常识。
日俄战争后“,单一民族神话论”愈演愈烈,加藤弘之在《立宪
(1905年)中说:欧洲各国和日本虽同为立宪的族父统治之政体》
君主国,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欧洲各国的君主仅仅是君主,而日本的天皇不仅是君主,还是日本民族的族父。欧洲无论任何国家①穗积八束《国民教育爱国心》:,八尾商店1897年版。
②矶部武者五郎《国体述义》:,1892年。
③井上了《日本伦理学案》:1893年。日本精神文化研究所《教育敕语关系资料》第
9卷,1981年版。
④中西牛郎《宗教教育冲突断案》:,博文堂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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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都不具有纯粹的单一民族,都是多个民族混合而成,或一个民族被分为数国。只有日本自建国以来,
同一帝室连绵至今,且是日本民族的宗家。君位的国家。因此不应称作“,①族父统治国”。“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以此加强所“国民统合”能力。但是这种编造出来的也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在思想层面却残存着前近代的落后性和荒谬性。不仅如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中“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与是否对殖民地进行“国家统合”和“国民统合”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和矛盾。大西祝提出“:我怀疑穗积的君民同祖论与我国扩张的国家目标是否相容。试问:应当如何看待
②新领土的人民。”这里提出了如何对待台湾人的问题。
对此,伊泽在1899年的帝国教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的演说。
根据古国学者们的解释,日本国民只存在于大和民族之
内,不存在于大和民族之外。我认为这种解释大错特错。我皇室的恩德绝不仅限于如此狭隘的范围,实际上与天地般宏大。我皇室一视同仁地将世界各国人民视为子民,无论何人,
(1905年)。大久保利谦编①加藤弘之《立宪的族父统治之政体》:《明治启蒙思想
集》,筑摩书房1977年版,161-162页。
②大西祝《祖先教能否成为世教之基础》:1897年。松本三之介编《:明治思想集二》
筑摩书房1977年版,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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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只要服从,均可为臣民……从历史上看,我臣民之中,自天祖降临以来,一直侍奉至今者虽为多数,
但也有中古以后由外国归化之人民……特别对于台湾新领土人民,①室一视同仁之旨意。
伊泽试图以“只要服从”问题。此刻,,还试图通过“教育敕语”,以使台湾人同化三 “教育敕语”与同化
1890年《教育敕语》公布之后,日本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体制要求全体国民效忠以天皇为核心的国体、遵循以儒教为根本的国民道德。教育成为天皇制国家实行至上而下强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国民教育旨在“培养扶翼无穷皇运之忠良臣民”。这与明治维新初期“文明开化”过程中倡导的“文明之精神即体现为人民独立之意愿”的改革精神完全相反。明治国家提供给国民的义务教育机会不过是臣民必须服从于皇国的义务而已。这与西欧市民革命时期以主权在民为发展原理的国民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国家主义教育的信奉者伊泽既然把台湾看作是“日本身体的一部分”,自然要把《教育敕语》搬到台湾。他在《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中指出“:台湾与本土乃同文之国,将教育敕语译成汉
②文,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均能读懂。”1899年2月18日,根据拓殖
①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②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72・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务大臣第十五号训令,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必须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语译文,以切实贯彻圣旨。《教育敕语》自此成为台湾教育的最高指针。实际上,早在第十五号训令下达之前《教育敕语》,现在台湾的“国语传习所”里。1898、1899年,讲习员(
芝山学堂生)的毕业式上,《教育敕语》;我臣民克忠克孝,
,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熟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且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德!
1900年,伊泽在帝国教育会上以《关于台湾公立学校设置的意见》为题演说,强调贯彻《教育敕语》的精神是统治台湾的“首要工作”。把《教育敕语》作为教化“新附民”不可缺少的工具。试图通过《教育敕语》转移台湾人效忠的对象,强调台湾人必须对日本
①和天皇效忠。
在日本本土的学校里,在教则大纲中就明确《教育敕语》精神,并且增加修身科的课时。修身教科书的内容由《教育敕语》中的德目构成。据记载,当时日本的学校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精神:第一,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由校长奉读训示《教育敕语》;第二,每天向《教育敕语》拜礼;第三,在修身课上讲①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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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注释《教育敕语》。通过上述三种方法使学生牢记日本的国体如何至高无上,贯彻实施《教育敕语》中的德目何等重要。其目的在于,一旦国家发生紧急事态,人人都须做到为天皇、为国家献身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实上,,并按
(天皇、皇后的照
片)、以军事训练和鼓舞士气、修学旅行等。明治二、三十年代赴:
日本小学校,皆供奉君上尊影,每夜轮一教员往校敬护
之。每逢佳节,事无巨细,先集生徒,排齐恭立,如见君临于前,群唱君代歌以祝。祝毕,然后敢治理他事。一切教科书,
①处处寓忠君爱国之意。教员不教则已,教则无不关注此意。
台湾的学校与日本本土学校一样,每逢纪元节、天长节、一月一日、始政纪念日,学生们都要合唱“君之代”,向天皇、皇后的照片(御真影)敬礼、奉读《教育敕语》。虽然在大正元年以后的公学校规中对此才有正式规定,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仪式早在明治时期已经开始实施。
对于台湾儿童而言,理解《教育敕语》较之日本儿童更为困难。殖民教育者们试图把万世一系的天皇、忠君爱国的理念与台湾人牵强地捏合在一起,但是在教育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好通过修身课强行灌输。修身课在日本本土学校为首要课程,在台湾更是如此。1897年,台湾总督府在国语学校规则中制定了各课程的宗旨,特别在修身科中,强调忠君爱国思想。与其说修身的根本①项文瑞“与东友往来问答”,《游日本学校笔记》,敬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版。・74・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思想是《教育敕语》,莫如说教育的根本思想即为《教育敕语》。与本土不同的是,日本学生除了修身课以外,
还学习很多实用知识,而台湾人只学习修身和日语。
四 后藤新平的的界限,。他于1897年5月在帝———6年制小学、4但是,他的计划不仅被当时的总督乃木希典否定,而且因总督府经费膨胀问题,在日本政府内部受到政党势力的批判。两个月后,总督府学务部被缩小为学务课,伊泽被解除学务部长职务。
在伊泽之后的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治台时期(1898-1906年),后藤新平虽然在表面上与伊泽修二一样标榜同化主义,而且对伊泽的公学校计划并不完全否认,但在教育制度和实施步骤上与伊泽有诸多不同,突出地表现为“渐进主义”和“隔离主义”。把教育作为配合内政的措施,并藉以作为统治的手段。
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
①民政长官。同年7月公布台湾公学校令,8月制定公学校规则,
同年10月公学校付诸实施。根据总督府的规定,公学校“以对本岛人子弟施以德育、授予实学、养成国民之性格,同时使其精通国①明治1895年11月,后藤新平在任卫生局长期间受芳川内相之命,向当时台湾事物
局总裁伊藤博文提出《关于台湾鸦片制度之意见》,否定了当时的鸦片严禁论,主张鸦片渐禁论。后藤的这一建议受到赏识而被任命为总督府卫生顾问。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时,后藤新平被提拔为第三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执政八年零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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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本旨”,是对8岁以上14岁以下台湾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机
①关。但是,1898年5月25日,儿玉总督向地方长官发出的谕示中就教育指出“:向殖民地漫然输入文明是十分危险的”,府对于台湾的教育体系及政策,②方针。“,输入文明,,。因此,,眼下
,60名公学校校长开学事咨问会,就,台湾教育除了进行国(日),并无既定方针。他说“:这个会议是以国(日)语普及为
目的,只须讨论如何普及国(日)语足矣……对于智育开发,我们必须防止陷入荷兰及印度之弊害……未经深思熟虑,只因教育为善事,便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今后必须自负严④重责任。”后藤常引用菲律宾等殖民地的例子,告诫在殖民地教
育上过多地下功夫,只能使被统治的殖民地人民觉醒,出现反乱或
⑤独立运动。
后藤新平在表面上与伊泽修二一样标榜同化主义,但二者的思想完全不同。后藤新平原本是医生,深受生物进化史观的影响,人称“科学政治家”。他以“生物学原则”为统治台湾的思想基础。
(1899年)一书中,把国家比喻为人体,强调他在《国家卫生原理》
①文部省、教育史编篡会编《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11页、第105-106页。②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后藤新平伯传记编撰会,昭和12年,第42页。
(非卖品)
③《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37年6月,第3页。
④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之一斑》,第110-111页。
⑤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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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认同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他的理论是英国学者斯宾塞(Her2bert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德国学者斯坦恩(LorenzvonStein)的国家思想、卫生思想,以及他自身作为医生的经历、的混杂物。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否认人为的同化。他以,把日、进步和未开化。“:在重视教育方面,台湾与本国,大的市街都有两、三所类。有钱人更加注重子女之教育。但是,台湾人接受
①、汉学教育。”按照伊泽的推
论,台湾人和日本人在教育上的差距不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几年而已。但是,后藤把日本和台湾比喻为“加吉鱼的眼睛和扁口鱼的眼睛”。他说“:加吉鱼的眼睛端正地长在头的两侧,而扁口鱼的眼睛都长在头的一侧。尽管非常可笑,却不可能用加吉鱼的
②眼睛去替代它,这是生物学上的需要,政治也是如此。”后藤以
此证明,对未开化的台湾实施文明日本的文化教育制度,是不懂政治的荒谬行为。后藤认为台湾的文明度相当之低,他这样描述“藩界的生活状态”“:我仿佛感到一夜之间历史倒退了三千年,我看到的是居住在乐园的太古人类。古典和神话传说中的情形真实地出
③现在眼前。”后藤也否认台湾人对教育的认识和热心“:有人说
本岛人(台湾人———笔者注)喜好读书,在我看来绝非如此。只不①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第584-585页。
②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398-399页。
③后藤新平《关于赤十字社事业》:明治38年4月25日。《后藤新平文书》R24-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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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红白喜事时读书人总被请在上座,只因读书人受人尊重,所以
①人们才去读书”。后藤以台湾人民文明程度低为理由,反对把日
本内地的统治方式运用于台湾,他把这种方式讥讽为治”方式。
,同化之目的。“归化,《教育敕语》的汉语译文,把不可缺少的工具,试图以此转移台。后藤认为“,台湾人不具备日本人那种超人崇拜的先天传习”,因此,要求台湾人奉读《教育敕语》以养成“忠君爱国
②的日本精神”,其结果不过是“读论语而不知论语为何物”而已。
1898
年3月后藤到任后,立刻开始了大幅度的“革新”,以维持台湾的“治安”为由,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后藤自己也承认,在他担任总督府民政长官期间将大批台湾人关进监狱或杀戮。从1897至1901年,他抓获“土匪”8030人,杀戮3473人以上。在1902年的大讨伐中,对抓获的俘虏经审判处以死刑539
③名,当场杀戮4043名。后藤赴台后的所谓“施政改革”,以“钢
腕”著称。
五 “差别教育”、“隔离教育”
后藤既否认通过国语教育可使台湾人日本化,又否认通过奉①《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1904年6月,第6页。②《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1904年6月,第3页。③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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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教育敕语》、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可以教化台湾人,因此当然不会赞同把更多的预算用于台湾人的教育。他说“如德国对波兰实施
①强制性国语之普及,没有任何好处”。施同化主义的失败教训,对于从“国家统合”的角度,民”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
524377户、2629115,以120名儿童建立一所学校的②,254个公学校。也就是说,在1901年要使学龄儿童的1/4就学于公学校。但是,后藤执政以后,这个计划完全被搁置。
公学校的“公”,是相对于“官立”的“公立”,后藤把伊泽时期的官立国语传习所改变为公立的公学校。具体就经费而言,教育费由原来的国库负担转为地方财政负担。除了日本教员的工资由日本国库负担以外,维持公学校的其他一切费用均依赖学生支付的学费、地方税及当地居民的募捐。由地方街庄自行申请,地方官认为当地能够承受上述负担的地方,才允许其建立学校。因此,除了一部分富裕的乡绅层外,公学校在台湾民众中不受欢迎。
直至1919年台湾教育令颁布为止,台湾人公学校的扩充十分缓慢,入学率一直很低,1915年时尚不足10%,能完成公学校教育者为数甚少。1926年,学龄儿童的升学率如下:
日本人:男子9813%,女子9811%,平均9812%。
台湾人:男子4310%,女子1213%,平均2814%。
①后藤新平《最近殖民政策》:,第4页《后藤新平文书》,。
②《学务部创设后事业之概略》,1898年《后藤新平文书》,R3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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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山族:男子7413%,女子6914%,平均7118%。
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台湾人的初等教育普及率非常之低,甚至不及高山族一半公学校,并以官宪奖励其就学。
综上所述,从形式上看,,者称之为隔离教育。别待遇教育。,,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对台湾人则设立六年制公,“公学校”毕业后,升入专为台湾子弟所设隔离职
业学校。对于原住民则另设蕃人公学校,并于1914年另颁《蕃人公学校规则》,修业年限仅4年,较一般公学校短两年,连课程、教科书等也与一般公学校不同。另外,这一时期,台湾传统的“书房”在总督府有计划的取缔之下,逐渐趋于末落。
从教育内容和水平来看,后藤反对拓宽或加深台湾人受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对扩充公学校的教材内容。他就公学校的教科书编撰问题指出“:直到明治十五、六年为止,日本内地的教育尚不如现在的公学校完备,此乃时势使然。若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
②的公学校不应有过分的要求。”在后藤看来,在台湾实施教育不
过是日本在殖民地经营上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台湾教育维持以实业教育为主的低水平足矣。在这一时期,台湾总督府和日本国内政府对台湾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采取了抑制的政策。
官方对公学校没有任何经费上的资助,却制定了教科书审定①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第145页。
②《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1904年6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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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干预和控制其教学内容。就课程而言,日本儿童就读的“小学校”课程与日本国内相同,而台湾儿童的“公学校”课程是经过殖民统治当局刻意改编的。在公学校的课程中,的重要工具,占有重要地位。“修身”儿童塑造成为忠顺的日本国民。,不同。,介绍,,成为社会各阶层领导,对于,则偏重于其人诚实、忠顺,最终得到上级的
,或强调其人在实业方面的贡献,绝不提及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在日本人小学校的课程中,日本儿童被教育成为能够积极争取权利和机会,创造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在公学校中,主要教育台湾儿童继承父兄之职业,赚钱养活家人,对家庭尽责,与
①家人和睦相处,如此而已。
由于儒教传统已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扎根于台湾民众之中,在国语传习所的汉文科和公学校的读书科中,不得不保留了“四书五经”。但是,总督府从一开始就对教科书进行了严格的审定。伊泽修二曾说“:对于教科书须特别加以注意,虽然不能完全排斥汉文和孔孟主义,但也不能全部采用。否则岂不成了支那的教育,又如
②何体现日本帝国之教育呢?”例如,首先删除了《三字经》中关于
(1896年)作为课本。在公学校清朝的记述,指定以《增订三字经》
①参见欧用生《日据时代台湾公学校课程之研究》:《台湾省立台南师专学报》,第12
期。
②《台湾的初等教育》,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国书刊行
会1980年版,第25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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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本中删除孟子。因孟子“虽万世一系之天子,行王道者皆可为王”的思想被认为与日本“万世一系”
的天皇统治背道而驰。近世以来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被日本的儒教视为异端,武王因暴虐的殷纣王失去“天命”,为是危险的思想。这种肯定“相对立的。,。
,,,而要使台湾儿童成。并非在使台湾社会彻底日本化,而只是以公学校教育作为同化政策的手段而已。
六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据台湾初期,是其殖民教育政策的摸索时期。近代日本标榜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是其推动近代化的重要凭借。日据下的台湾殖民教育,同样以教育作为国家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伊泽修二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除了对台湾人实施国语教育以谋同化外,还要求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和日本内地学校一样,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译文,试图通过教育敕语转移台湾人的效忠对象,强调台湾人对日本和天皇的效忠。但是“,芝山事件”表明,这种同化教育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不仅如此,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在日本国内也遭到批判。其政策在理论上与日本国内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相冲突;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政策相矛盾。因此,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并未得到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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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以其荒谬的生物进化史观,污蔑台湾人与日本人处于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
把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不同解释为文明上的优秀和劣等、进步和未开化。以所谓明”的优劣作为能否同化的标准,制度,是不懂政治的荒谬行为,期主要采取了“渐进主义”,进行残酷镇压,“隔离教育”。
,“同化”“政策。特别是占领初期,总督府采取了随机政策,继而采取渐进主义原则。在这一过程,时而倾向于同化,时而否定同化。尽管如此,总督府当局一开始就制定了“国语教育”政策,明确了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对台湾人进行同化的政策,而且这一基本方针在日据台湾50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初期所确定的“国语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
(作者汪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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