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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尹汉宁
在科学性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秉持科学精神是所有研究活动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所谓科学精神，其实是理性地认识事物的基本态度。没有这个基本态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守科学精神，就是要在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过程、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体现科学精神。
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是人文社科研究必须具有的科学精神。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一些学者感叹：西方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问题；中国有好的问题，没有好的方法。这种说法虽然明显带有“西方正统”的色彩，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中国生动实践的一种羡慕。其实，中国未必没有好的方法，西方或许正在面临的便是问题。
确实，“问题”是研究活动的关键词，是动机和动力；“问题意识”是研究活动之所以发生和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和基础。抓住了实践中的“问题”，就找到了理论活动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
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一般分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求解、问题的突破、成果的证明和检验等几个步骤。比如，在数学研究中，人们常将一个研究过程分为“观察客观现象提出问题，抽象出概念或建立模型，探索运用直觉等进行类比、归纳、联想，发现可能存在的规律，对规律进行论证，得出结论”等几个步骤（北京大学丘维声）。自然科学的这些路径与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类似，两者都是以问题为起点、为主线的。
发现、直面、回应问题，是理论活动的基本内容，发现并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找到了一个选题；直面和回应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理论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研究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实践活动，并发现和提出问题，不仅仅是街谈巷议、茶余饭后、人云亦云的问题。当然我们所研究的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践的视角观察，虽然要有开放的视野，但立足点是中国立场。
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就是坚持实践的彻底性。
二、要正确理解学理支撑
面对中国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或者面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累积的弥足珍贵的经验，仍然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会问，这算不算理论？有没有学理支撑？言下之意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否支持这样的说法。俨然将学理支撑理解为运用西方学术流派印证中国的实践，能够印证的就有了学理支撑，不能印证就没有学理支撑？我觉得这样理解“学理支撑”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西方主流”、“西方正统”的思维。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永远不可能有自信，只能是照搬照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只能是一种类比式的研究。“西方标准”、“西方主流”的思想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洋教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理”。
我认为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和规律性认识。既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说明的，我们进行科学性证明，这叫学理支撑；既有的理论说明不了的，我们就要在崭新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本身就是学理支撑。
从本质上说，如何正确把握学理支撑，还是要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实践不断发展，推动着理论的不断创新。当代中国实践是全新的实践，只有来自全新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才是最好的学理支撑。当然我们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不能机械地理解，要重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要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运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实践。
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来都是强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也是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成功中得到证明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三、要正确使用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我们原本有定性定量分析的传统，经常会强调要“算算账”，今天，我们也要积极借鉴运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运用现代调查的方法，运用测算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技术方法的作用，不要过分依赖于技术方法。
最近，西方学者对过于看重技术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有一些反思。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指出，经济学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忽视自然科学与人类经济科学之间研究对象的差异，就是在用一种工程师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技术。处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不能搞技术方法至上。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情况千差万别，如果生硬套用技术方法，用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或者计算公式说明问题、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有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技术方法很多是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过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因素，更加重视人的鲜活的社会实践。近些年，有的经济学文章也比照西方，单纯运用模型和演算，其他的同行未必看得懂，经济工作者看了更是云山雾罩。我们要运用技术方法，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比如要研究经济增长，把多少年的数据拿来分析，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基础数据和现在数据的可比性如何？如果口径不一样，缺乏可比性，用它来说明问题，就会变形走样。比如，经济活动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这一段时间政府所起的作用，跟另外一个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未必完全一样。比如，需求变化既有总量的原因，又有结构的原因，变化趋势也未必是直线型的。比如，现在是在开放的环境中，相对于以前的封闭环境，差异很大。经常有人提出哪个地方现在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后期。那么仔细想一下，分析工业化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发达国家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二战后的拉美国家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在的情况是，全世界80%以上的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工，就制造业而言，现在使用工业3.0、4.0的说法。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讲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意义不是太大。
四、要坚持论理原则
理论要被人接受，不仅仅要说结论，更要讲道理。严格来说，论据是论证的基础和决定性前提，没有论据就谈不上论证，没有论据和论证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谓判断，没有“判”怎么能“断”？必须先判后断。所谓结论，没有“论”怎么“结”呢？要在论的基础上做总结。论理原则是理论研究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是遵循学术规律的体现，也是理论工作者自信从容的表现。在论理基础上形成的结论，有生命力，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有影响力。
论理原则在开放的环境下显得特别重要。社会舆论多元，往往众说纷纭，众声喧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如果只讲结论不讲道理，就没有多少人听，或者听了也不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就是讲道理的文学。
五、要运用哲学思维
哲学家强调哲学思维，科学家强调科学思维，艺术家强调艺术思维。事实上，无论哲学思维、科学思维还是艺术思维，都要具有理性，或者以理性为基础，体现科学精神。或许，哲学思维是最高的思维层次。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面对空前复杂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思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哲学思维。我们所说的哲学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哲学思维或者说思想方法是科学的。我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当下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全面、总体、联系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系统的、联系的战略性思维。为什么强调“全面”？因为在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的背景下，我们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改革开放初期应该不一样，比如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可能是容易改的地方先改，或者实行双轨，一开始是计划经济不做太大的变化，让出一定空间让市场去调节，全民所有制的格局不做太大的变化，先让出一定的范围，让其他的经济成分去发展。现在改革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加上思想舆论的多元化，我们考虑问题，需要全面、总体、联系的思维。否则，同样的一个现象，往往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虚言妄议、不能偏激极端”。
二是辩证、转化、发展的思维。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矛盾与对立，又要看到相维与相融，既要看到事情现在的状态，又要看到事情发展变化和转化。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时空观、发展观。
三是主与次、共性与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要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搞清楚哪些是引领统辖的，哪些是从属协同的。既要分析总量规模，又要分析结构和要素。既要从样本的个别到事物的一般，又要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是底线、共识、包容的思维。底线思维既有不能突破的临界点的含义，又有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含义。事物的差异性和矛盾，不总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零和结局，很多情况下是相互促进、共生共赢的。从底线、共识、包容的视角看问题，容易体现理性和客观。单就治学态度而言，研究者既要有自己的原则，又要有胸怀，善于学习、讨论、交流、交锋，听得进、容得下不同观点，甚至是批评意见。学术批评和学术评论尤其要理性，要摒弃门户之见。
六、要进行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理论活动的主要方式。学术研究是创造性劳动，离开了独立思考很难有真知灼见。
强调独立思考，首先要克服“懒学”风气和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要独立思考，可能很艰苦，需要读书、查阅资料、调研，需要开动脑筋，有时还需要面对多方面的不理解。
强调独立思考，要拒绝本本主义、人云亦云、沉默螺旋、奉迎媚俗。不能简单地从本本出发，不能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你可能掌握了真理，但是多数人已经是另外一个看法了，你说出来人家可能围攻你，在这个背景下，你不能选择沉默。主动地赶时髦，跟着起哄，就更不应该了。所以说，研究要不空泛、不妄议、不媚俗、不简单武断、不居高临下，而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必须独立思考。
强调独立思考必须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是解放思想的灵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独立思考在当下不仅非常必要和重要，而且大有可为。要静下心来，关注中国生动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抓取很多的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进而出大作、大家和大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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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性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秉持科学精神是所有研究活动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所谓科学精神，其实是理性地认识事物的基本态度。没有这个基本态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守科学精神，就是要在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过程、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体现科学精神。
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是人文社科研究必须具有的科学精神。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一些学者感叹：西方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问题；中国有好的问题，没有好的方法。这种说法虽然明显带有“西方正统”的色彩，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中国生动实践的一种羡慕。其实，中国未必没有好的方法，西方或许正在面临的便是问题。
确实，“问题”是研究活动的关键词，是动机和动力；“问题意识”是研究活动之所以发生和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和基础。抓住了实践中的“问题”，就找到了理论活动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
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一般分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求解、问题的突破、成果的证明和检验等几个步骤。比如，在数学研究中，人们常将一个研究过程分为“观察客观现象提出问题，抽象出概念或建立模型，探索运用直觉等进行类比、归纳、联想，发现可能存在的规律，对规律进行论证，得出结论”等几个步骤（北京大学丘维声）。自然科学的这些路径与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类似，两者都是以问题为起点、为主线的。
发现、直面、回应问题，是理论活动的基本内容，发现并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找到了一个选题；直面和回应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理论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研究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实践活动，并发现和提出问题，不仅仅是街谈巷议、茶余饭后、人云亦云的问题。当然我们所研究的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践的视角观察，虽然要有开放的视野，但立足点是中国立场。
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就是坚持实践的彻底性。
二、要正确理解学理支撑
面对中国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或者面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累积的弥足珍贵的经验，仍然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会问，这算不算理论？有没有学理支撑？言下之意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否支持这样的说法。俨然将学理支撑理解为运用西方学术流派印证中国的实践，能够印证的就有了学理支撑，不能印证就没有学理支撑？我觉得这样理解“学理支撑”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西方主流”、“西方正统”的思维。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永远不可能有自信，只能是照搬照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只能是一种类比式的研究。“西方标准”、“西方主流”的思想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洋教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理”。
我认为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和规律性认识。既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说明的，我们进行科学性证明，这叫学理支撑；既有的理论说明不了的，我们就要在崭新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本身就是学理支撑。
从本质上说，如何正确把握学理支撑，还是要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实践不断发展，推动着理论的不断创新。当代中国实践是全新的实践，只有来自全新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才是最好的学理支撑。当然我们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不能机械地理解，要重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要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运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实践。
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来都是强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也是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成功中得到证明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三、要正确使用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我们原本有定性定量分析的传统，经常会强调要“算算账”，今天，我们也要积极借鉴运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运用现代调查的方法，运用测算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技术方法的作用，不要过分依赖于技术方法。
最近，西方学者对过于看重技术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有一些反思。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指出，经济学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忽视自然科学与人类经济科学之间研究对象的差异，就是在用一种工程师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技术。处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不能搞技术方法至上。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情况千差万别，如果生硬套用技术方法，用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或者计算公式说明问题、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有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技术方法很多是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过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因素，更加重视人的鲜活的社会实践。近些年，有的经济学文章也比照西方，单纯运用模型和演算，其他的同行未必看得懂，经济工作者看了更是云山雾罩。我们要运用技术方法，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比如要研究经济增长，把多少年的数据拿来分析，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基础数据和现在数据的可比性如何？如果口径不一样，缺乏可比性，用它来说明问题，就会变形走样。比如，经济活动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这一段时间政府所起的作用，跟另外一个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未必完全一样。比如，需求变化既有总量的原因，又有结构的原因，变化趋势也未必是直线型的。比如，现在是在开放的环境中，相对于以前的封闭环境，差异很大。经常有人提出哪个地方现在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后期。那么仔细想一下，分析工业化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发达国家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二战后的拉美国家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在的情况是，全世界80%以上的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工，就制造业而言，现在使用工业3.0、4.0的说法。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讲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意义不是太大。
四、要坚持论理原则
理论要被人接受，不仅仅要说结论，更要讲道理。严格来说，论据是论证的基础和决定性前提，没有论据就谈不上论证，没有论据和论证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谓判断，没有“判”怎么能“断”？必须先判后断。所谓结论，没有“论”怎么“结”呢？要在论的基础上做总结。论理原则是理论研究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是遵循学术规律的体现，也是理论工作者自信从容的表现。在论理基础上形成的结论，有生命力，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有影响力。
论理原则在开放的环境下显得特别重要。社会舆论多元，往往众说纷纭，众声喧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如果只讲结论不讲道理，就没有多少人听，或者听了也不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就是讲道理的文学。
五、要运用哲学思维
哲学家强调哲学思维，科学家强调科学思维，艺术家强调艺术思维。事实上，无论哲学思维、科学思维还是艺术思维，都要具有理性，或者以理性为基础，体现科学精神。或许，哲学思维是最高的思维层次。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面对空前复杂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思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哲学思维。我们所说的哲学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哲学思维或者说思想方法是科学的。我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当下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全面、总体、联系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系统的、联系的战略性思维。为什么强调“全面”？因为在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的背景下，我们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改革开放初期应该不一样，比如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可能是容易改的地方先改，或者实行双轨，一开始是计划经济不做太大的变化，让出一定空间让市场去调节，全民所有制的格局不做太大的变化，先让出一定的范围，让其他的经济成分去发展。现在改革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加上思想舆论的多元化，我们考虑问题，需要全面、总体、联系的思维。否则，同样的一个现象，往往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虚言妄议、不能偏激极端”。
二是辩证、转化、发展的思维。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矛盾与对立，又要看到相维与相融，既要看到事情现在的状态，又要看到事情发展变化和转化。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时空观、发展观。
三是主与次、共性与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要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搞清楚哪些是引领统辖的，哪些是从属协同的。既要分析总量规模，又要分析结构和要素。既要从样本的个别到事物的一般，又要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是底线、共识、包容的思维。底线思维既有不能突破的临界点的含义，又有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含义。事物的差异性和矛盾，不总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零和结局，很多情况下是相互促进、共生共赢的。从底线、共识、包容的视角看问题，容易体现理性和客观。单就治学态度而言，研究者既要有自己的原则，又要有胸怀，善于学习、讨论、交流、交锋，听得进、容得下不同观点，甚至是批评意见。学术批评和学术评论尤其要理性，要摒弃门户之见。
六、要进行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理论活动的主要方式。学术研究是创造性劳动，离开了独立思考很难有真知灼见。
强调独立思考，首先要克服“懒学”风气和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要独立思考，可能很艰苦，需要读书、查阅资料、调研，需要开动脑筋，有时还需要面对多方面的不理解。
强调独立思考，要拒绝本本主义、人云亦云、沉默螺旋、奉迎媚俗。不能简单地从本本出发，不能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你可能掌握了真理，但是多数人已经是另外一个看法了，你说出来人家可能围攻你，在这个背景下，你不能选择沉默。主动地赶时髦，跟着起哄，就更不应该了。所以说，研究要不空泛、不妄议、不媚俗、不简单武断、不居高临下，而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必须独立思考。
强调独立思考必须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是解放思想的灵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独立思考在当下不仅非常必要和重要，而且大有可为。要静下心来，关注中国生动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抓取很多的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进而出大作、大家和大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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