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文
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孟德斯鸠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独自一人散步。此刻一个蒙面抢劫的人出现，也许还拿着一把枪或匕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威胁你的生命。这个时候你情急之下，扔出一把百元大钞，劫匪忙着捡钱，无暇顾及你，于是你趁机逃之夭夭。
情节发展到这一步，算是好结尾的正剧，有惊无险。那么这个剧里面无名英雄是谁呢，也就是谁救了你的命，算来算去，好像就是劫匪的对于百元大钞的热爱，正是对于财物的利益顺服了暴力的欲望。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评论赫希曼研究资本主义早期争论著作《欲望和利益》时，引用了这个案例。上述解释经济学家很认同，对于经济学之外的人，这个解释有些直接暴力甚至难以全盘接受，亦如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如既往的偏见，一边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拓展与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抱怨资本主义的自私逐利以及人的异化。
至于自由主义者或者经济学家，面对这样的抱怨，好像多数也充耳不闻。过去像凯恩斯之类的大师还会为逐利辩解几句，说人对自己的银行账户专制也好过对于同胞专制，到了今天，经济学主流更是不在意圈外人的评价，安于学科的扩张以及同行的评价，停留在完美理性人中假定之中不可自拔，而经济学这套利益思维方式随着经济学帝国也扩大到别的学科，日渐缺乏反思。
作为比凯恩斯更晚的学者，诞生于20世纪的赫希曼经历丰富，他做过反纳粹间谍，给独裁者做过顾问，也在美联储呆过，也正因此，他算不上主流中人，他死后的声望也更多来自政治学界而不是经济学界。他更像是亚当·斯密或者更早的那个时代的学者，不仅为自己和同行写作，也为所有人写作；关注大问题，而不屑于蔽塞于象牙塔一角空想。他一辈子不仅在颠覆主流，也在颠覆自我，自我怀疑在他看来是智识上的必要品质。
也正因此，他不仅对于今天已经占据主流的理性人假设不满意，对于凯恩斯的辩解也觉得不过瘾，甚至认为只是重复前人的论调而已。因此，他决定来一次对资本主义诞生之初的观念梳理，尤其聚焦于17和18世纪欧洲思潮，也就是在旧有的宗教、道德无法约束人的激情之下，当时的思想家如何把期望寄托道资本主义之上。对于激情的约束，最早是期待它是对于君主尤其治国者的约束，后来演变为对于全民逐利以及商业社会的肯定，这其中的观念转化，已经被多数人遗忘，经济学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初创时候发生的争论，其实涉及的是人类情感升华历程，这就是以社会文明进化驯化人之本性，而这个历程，本身就需要对于人性的理解。奥古斯丁曾经批判人有三大罪，贪恋金钱、权欲、性欲，如何以相对温和的一种罪恶克服另外的罪恶成为一种顿悟，例如对荣誉的追求可以换来公共福利。不过，时移事往，以往的英雄主义或者骑士精神无法应对时代变化之际，对利益的追求从激情中分化而出，成为替代荣誉以及名望的出口——这种公众与个人的冲突，理性与激情的搏斗，在人类历史与人生舞台中上每每出现，正如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思路一样，最终思路都指向了以激情克服激情，正如培根的比喻，“用野兽来猎取野兽，用飞鹰来捕获飞鸟”，只不过观念舞台上的激情所指随着时代变化都有所变化。
赫希曼的心性和情趣更合适那个诞生百科全书也诞生百科全书式大师的年代。在写作中，他纵横流连于休姆、培根、维柯、孟德斯鸠、斯宾诺莎、托克维尔等人著作论战，犹如和他们在进行穿越对话。他的传记作者将当时在普林斯顿写作的赫希曼比喻成为写作《君主论》时的马基雅维利，白天游荡之后与农人吃晚饭，结束后回家脱掉脏兮兮的靴子衣服，走进书房开始工作，马上犹如与宫廷中人进行对话，“我毫无羞涩地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他们的行为动机，他们也友善地回答我。这时我几个时辰都不觉得无聊，我忘了自己的一切烦恼，既无惧于贫穷，也不害怕死亡”。《欲望与激情》虽然是小册子，赫希曼却倾注不少心力，写作期间做了大量笔记，书中充沛着各类大师的争论，这是一本观念史尤其是经济思想史绕不开的作品。在这一系列的观念梳理或者说知识考古之中，他却发现一个悖论，即人们最开始对于资本主义的期待，也就是它会抑制人的某些欲望甚至恶习，塑造出不那么复杂、可预测的人格，然而这种人格在今天却被批判为人的物化甚至“单向度的人”——换而言之，这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起源之际追求的目标之一。
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放置在历史情境之中考察，涉及到个人选择以及群体选择两个维度。就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因为马克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作为个人维度的救赎被大力推广，而作为群体选择的后者则被遮蔽，赫希曼重新挖掘了这一被淡忘的观念遗迹。在各种激情之中，追求金钱的激情被认为相对温和，而商业也被认为温和得体，在“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的时代，这一安排看起来如此合乎情理，正如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言，“社会利用使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因此，推动工商业扩展的历史动力，并非如同过去设想的那般仅仅来自边缘地带，而与权力中心直接相关，原因在于过去的思想家或者君主，是以社会守门人自居，在目睹旧的行为规范随着各类社会变革衰亡之际，他们期待于新的行为规范，试图用工商业扩展来约束人类的各类激情，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社会的崩溃，这其中的苦心和期待已经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被人忽略不计。
最后不得说一下翻译。本书的英文是《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内地译者早期把passion 翻译做“欲望”而不是“激情”，多数是因为“激情”这个词语在汉语有正面意蕴，后来再次翻译的冯克利也表示，“pas-sion”一词涵盖的“感情”十分宽泛，而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观念，它们大多属于人性中的固有之恶”，而中文的“激情”一词的内涵远远没有这么丰富。这一解释固然不无道理，但是激情和欲望的分别，其实不仅仅在于基督教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古希腊时代已经存在人的灵魂三分法，即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其中理性是灵魂的最高原则，而欲望往往基于生理与本能，激情则被认为是对于欲望的克服，但同时本身也不完整，多数是道德倾向的感情，也需要服从理性。这个意义而言，“激情”不仅符合赫希曼字面原意，也比“欲望”更符合人性的复杂，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改过来。
人们常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人的观念注定重复。赫希曼的开明态度，使得他的写作并不是主义先行，他的证据只是表明人们常常低估新事物源自旧事物的程度，其目的不是解决分歧，而是提高辩论水平，至少人们应该不再重复前人的论战。我们并不处处比古人聪明，按照历史学家弗格森的看法，今天存在的人类数量只是过去的7%，因此忽视思想史无疑是对于过去人类思想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今天对工商业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重批判，其实孟德斯鸠等人在歌颂商业社会之余也并非没有警惕，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的，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打算给它套上枷锁的人便可粉墨登场了。”
这看似法国大革命前的老问题，却也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答案其实已经存在历史之中，如果我们以赚钱的激情平衡作恶的激情，那么必然回到“以监督的权力制衡作恶的权力”。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著《印钞者》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徐瑾/文
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孟德斯鸠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独自一人散步。此刻一个蒙面抢劫的人出现，也许还拿着一把枪或匕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威胁你的生命。这个时候你情急之下，扔出一把百元大钞，劫匪忙着捡钱，无暇顾及你，于是你趁机逃之夭夭。
情节发展到这一步，算是好结尾的正剧，有惊无险。那么这个剧里面无名英雄是谁呢，也就是谁救了你的命，算来算去，好像就是劫匪的对于百元大钞的热爱，正是对于财物的利益顺服了暴力的欲望。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评论赫希曼研究资本主义早期争论著作《欲望和利益》时，引用了这个案例。上述解释经济学家很认同，对于经济学之外的人，这个解释有些直接暴力甚至难以全盘接受，亦如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如既往的偏见，一边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拓展与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抱怨资本主义的自私逐利以及人的异化。
至于自由主义者或者经济学家，面对这样的抱怨，好像多数也充耳不闻。过去像凯恩斯之类的大师还会为逐利辩解几句，说人对自己的银行账户专制也好过对于同胞专制，到了今天，经济学主流更是不在意圈外人的评价，安于学科的扩张以及同行的评价，停留在完美理性人中假定之中不可自拔，而经济学这套利益思维方式随着经济学帝国也扩大到别的学科，日渐缺乏反思。
作为比凯恩斯更晚的学者，诞生于20世纪的赫希曼经历丰富，他做过反纳粹间谍，给独裁者做过顾问，也在美联储呆过，也正因此，他算不上主流中人，他死后的声望也更多来自政治学界而不是经济学界。他更像是亚当·斯密或者更早的那个时代的学者，不仅为自己和同行写作，也为所有人写作；关注大问题，而不屑于蔽塞于象牙塔一角空想。他一辈子不仅在颠覆主流，也在颠覆自我，自我怀疑在他看来是智识上的必要品质。
也正因此，他不仅对于今天已经占据主流的理性人假设不满意，对于凯恩斯的辩解也觉得不过瘾，甚至认为只是重复前人的论调而已。因此，他决定来一次对资本主义诞生之初的观念梳理，尤其聚焦于17和18世纪欧洲思潮，也就是在旧有的宗教、道德无法约束人的激情之下，当时的思想家如何把期望寄托道资本主义之上。对于激情的约束，最早是期待它是对于君主尤其治国者的约束，后来演变为对于全民逐利以及商业社会的肯定，这其中的观念转化，已经被多数人遗忘，经济学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初创时候发生的争论，其实涉及的是人类情感升华历程，这就是以社会文明进化驯化人之本性，而这个历程，本身就需要对于人性的理解。奥古斯丁曾经批判人有三大罪，贪恋金钱、权欲、性欲，如何以相对温和的一种罪恶克服另外的罪恶成为一种顿悟，例如对荣誉的追求可以换来公共福利。不过，时移事往，以往的英雄主义或者骑士精神无法应对时代变化之际，对利益的追求从激情中分化而出，成为替代荣誉以及名望的出口——这种公众与个人的冲突，理性与激情的搏斗，在人类历史与人生舞台中上每每出现，正如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思路一样，最终思路都指向了以激情克服激情，正如培根的比喻，“用野兽来猎取野兽，用飞鹰来捕获飞鸟”，只不过观念舞台上的激情所指随着时代变化都有所变化。
赫希曼的心性和情趣更合适那个诞生百科全书也诞生百科全书式大师的年代。在写作中，他纵横流连于休姆、培根、维柯、孟德斯鸠、斯宾诺莎、托克维尔等人著作论战，犹如和他们在进行穿越对话。他的传记作者将当时在普林斯顿写作的赫希曼比喻成为写作《君主论》时的马基雅维利，白天游荡之后与农人吃晚饭，结束后回家脱掉脏兮兮的靴子衣服，走进书房开始工作，马上犹如与宫廷中人进行对话，“我毫无羞涩地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他们的行为动机，他们也友善地回答我。这时我几个时辰都不觉得无聊，我忘了自己的一切烦恼，既无惧于贫穷，也不害怕死亡”。《欲望与激情》虽然是小册子，赫希曼却倾注不少心力，写作期间做了大量笔记，书中充沛着各类大师的争论，这是一本观念史尤其是经济思想史绕不开的作品。在这一系列的观念梳理或者说知识考古之中，他却发现一个悖论，即人们最开始对于资本主义的期待，也就是它会抑制人的某些欲望甚至恶习，塑造出不那么复杂、可预测的人格，然而这种人格在今天却被批判为人的物化甚至“单向度的人”——换而言之，这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起源之际追求的目标之一。
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放置在历史情境之中考察，涉及到个人选择以及群体选择两个维度。就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因为马克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作为个人维度的救赎被大力推广，而作为群体选择的后者则被遮蔽，赫希曼重新挖掘了这一被淡忘的观念遗迹。在各种激情之中，追求金钱的激情被认为相对温和，而商业也被认为温和得体，在“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的时代，这一安排看起来如此合乎情理，正如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言，“社会利用使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因此，推动工商业扩展的历史动力，并非如同过去设想的那般仅仅来自边缘地带，而与权力中心直接相关，原因在于过去的思想家或者君主，是以社会守门人自居，在目睹旧的行为规范随着各类社会变革衰亡之际，他们期待于新的行为规范，试图用工商业扩展来约束人类的各类激情，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社会的崩溃，这其中的苦心和期待已经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被人忽略不计。
最后不得说一下翻译。本书的英文是《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内地译者早期把passion 翻译做“欲望”而不是“激情”，多数是因为“激情”这个词语在汉语有正面意蕴，后来再次翻译的冯克利也表示，“pas-sion”一词涵盖的“感情”十分宽泛，而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观念，它们大多属于人性中的固有之恶”，而中文的“激情”一词的内涵远远没有这么丰富。这一解释固然不无道理，但是激情和欲望的分别，其实不仅仅在于基督教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古希腊时代已经存在人的灵魂三分法，即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其中理性是灵魂的最高原则，而欲望往往基于生理与本能，激情则被认为是对于欲望的克服，但同时本身也不完整，多数是道德倾向的感情，也需要服从理性。这个意义而言，“激情”不仅符合赫希曼字面原意，也比“欲望”更符合人性的复杂，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改过来。
人们常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人的观念注定重复。赫希曼的开明态度，使得他的写作并不是主义先行，他的证据只是表明人们常常低估新事物源自旧事物的程度，其目的不是解决分歧，而是提高辩论水平，至少人们应该不再重复前人的论战。我们并不处处比古人聪明，按照历史学家弗格森的看法，今天存在的人类数量只是过去的7%，因此忽视思想史无疑是对于过去人类思想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今天对工商业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重批判，其实孟德斯鸠等人在歌颂商业社会之余也并非没有警惕，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的，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打算给它套上枷锁的人便可粉墨登场了。”
这看似法国大革命前的老问题，却也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答案其实已经存在历史之中，如果我们以赚钱的激情平衡作恶的激情，那么必然回到“以监督的权力制衡作恶的权力”。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著《印钞者》由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