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姑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她执着 认真个性鲜明
她一生与生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给人幸福的送子观音到让人畏惧的恶魔
出带领队伍强行执行计划生育
出手狠辣的刽子手
年老时唯唯诺诺活在了忏悔与自责之中，与年轻时形成了鲜明对比
《蛙》这部作品里, 莫言通过时代背景、典型人物的客观再现, 还原了一个在时代环境之下的人的情感、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冲突过程,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姑姑这个最具有时代属性的人物。本文试图从这样一个角度, 寻找出在革命的强势介入下, 革命话语下的情感是如何从小我转变到无我、在革命进程中情感在无我的压抑下痛苦的纠结以及在革命完成之后被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也试图从这个角度去论述姑姑这样一群曾经在历史时代中真实存在过的群体, 文学的抒写、世人对她们又该作何评论?1情感与革命界限的消弭从姑姑出生那天起, 命运似乎就把姑姑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姑姑生于公历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卢沟桥事变前不久, 姑姑几乎是应着战争的号角出生的; 父亲是有名的八路军医生, 后壮烈牺牲, 姑姑就成了一个根红苗正的烈士后代; 被接到解放区, 念的是抗日小学, 姑姑的母亲、大奶奶又给八路军纳鞋底。后来, 子承父业学医做了“接生婆”,为高密东北乡的人民群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姑姑的这种全家抗日的革命出身, 在当时的年代几乎一个近乎完美的出身:“姑姑那时虽然只有十七岁, 但因为从小经历不凡, 又加上一个黄金般璀璨的出身,
圣母还是魔鬼？
——莫言小说《蛙》主人公姑姑形象分析
莫言为自己的长篇《蛙》作过不少的阐释，可谓用心良苦，但我以为他实在有些低估了读者的智商，或者不够尊重读者的自我审美权利，而企图让读者顺着他的思路走，这不免有些托大或自以为是；而不少关于《蛙》的评论，不是简单盲目的奉承吹捧，就是不得要领、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这不仅让人想起钱钟书在《谈中国诗》里说过的一句话：“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波莱克的快语；‘做概论就是傻瓜’。”我以为这些评论家要么是缺乏辨别能力，要么是缺乏文学良心而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以为，一篇文学评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形象，而一味高谈阔论，是无以说服人的。比如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这一形象的分析理解，就绝不是说空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这个问题本是评价《蛙》之优劣的基本问题。
一、
关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莫言坦言是以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姑姑为原型的，“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多人找到她，让她帮忙，她就悄悄地帮助。有的人家第一胎就生了个女孩，还想生第二胎，那么就撒谎说这个婴儿生出来就夭折了。这个当时很严格，你光说是夭折不行啊，第一要有接生医生和护士的证明，第二还必须有实物来证明，必须拿出死婴给他们看。那我姑姑当时就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莫言谈文学与赎罪》《东方早报》2009.10.2）莫言的这番坦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真正的“圣母级”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这是莫言自己的结论，那么，小说中的姑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既然她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物，那么，它是否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呢？对此，莫言的自我感觉非常好：“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学作品里，我还没有读到过。”这话说得极其暧昧，究竟满意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仅指“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这一事实，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新”的人物形象并不就代表是“好”的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如果是满意小说中的“姑姑”是一个真正“圣母级人物”，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愚以为小说中的姑姑不仅不是圣母，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想入非非、不知天高地厚、生性卑劣、作恶多端的魔鬼，尽管作者给这个人物添加了许多理想的光环，加上了不少理性的粉饰，但依然不能服人。所以，关于莫言塑造的这个
“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结论大概只有两个：一、如果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人性，那么，这种人性就是天生的恶魔，姑姑也只能永远是一个罪人；二、如果不接受这个结论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的人物塑造是一场文字胡闹，是完全失败，完全歪曲了人物本性的。
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历数一下小说中姑姑的非凡“行状”，看看这是一个如何“真实”的“艺术”人物形象： 七岁的时候，姑姑就和奶奶、大奶奶一起被日本鬼子作为人质强行带到平度城，奶奶、大奶奶当时吓得只知道哭，而七岁的姑姑却说出了一番气壮山河的豪语：“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甚至当面对日军司令发难；“我父亲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亲来打你吗？”真是黄口小儿，童言无忌，无知无畏得让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1953年，十七岁的姑姑第一次接生，就对已经六十多岁的民间接生婆——“老娘婆”田桂花拳打脚踢，以示对她的愚昧行医的惩戒。虽然是“平生第一次打人”，但却打得非常“专业”，打过之后还志得意满。这种近乎天生的暴力倾向令人战栗。虽然“老娘婆”的接生方式愚昧、落后、野蛮，但这种接生方式毕竟一直在民间流传，且被民众接受；所以，本意还是行善，而非作恶。所以，你一位十七岁的小姑娘，哪怕阶级观念再强，党性再强（虽然此时姑姑还不是党员），也不应该对一位老人如此施暴，连起码的尊老敬老之心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卑劣。 1961年，姑姑在公社卫生院开始与被打成右派贬到乡下的中年女医生黄秋雅共事，以后两人一直相伴相仇。在姑姑与黄秋雅的关系上，也颇能体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变态和疯狂。 不知为何，姑姑对黄充满仇恨，甚至有一种虐待狂的病态心理。虽然姑姑也许有理由仇恨黄秋雅，因为在文革中黄秋雅曾经诬陷过她，但关键是，在黄秋雅诬陷她之前，在两人的前期交往中，姑姑对黄秋雅已是剑拔弩张了。这种仇恨心理可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按照姑姑的说法，黄不过就是“脾气古怪，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不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绝”，此外，黄是一个高明而敬业的妇科医生。所以，同样敬业的姑姑没理由对黄这么仇视；否则，就只能归咎于一种天生的暴力倾向或阴暗心理，就如姑姑对“老娘婆”的态度一样。我们可以从晚年的已是充满了忏悔意识的姑姑谈起黄秋雅的态度上，清楚地感觉到姑姑这种人性的变态和疯狂。晚年的姑姑谈到黄秋雅这个“落时的凤凰不如鸡”的“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时，竟然是这样“自我解嘲”的：“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油烟子的四脚蛇。”虽然姑姑也感慨黄是一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看，这就是晚年的姑姑对于黄秋雅这样一位不幸而敬业的医生的态度，如此恃强凌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毫无人性，这究竟是豪爽还是刻薄？是圣母还是恶魔？还需要多言吗？
在文革初起时期，姑姑是卫生系统的“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老院长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黄秋雅在后来的计生运动的“张拳事件”中，由于张拳诬告至国务院，上边追查下来，结果姑姑让黄秋雅当了替死鬼。具体情况如何，小说没有明言。姑姑晚年的“忏悔”对此竟然毫无悔意。当然，姑姑的主要“行状”还是体现在她作为一名忠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杰出”表现上。在这方面，姑姑的变态和疯狂的人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在面对超生者张拳的疯狂和凶狠时，姑姑表现得比张拳还疯狂。先是替小狮子承受了张拳的凶狠的一击，被打得“头晕耳鸣，眼冒金星星，视物皆血红”后，又要民兵把抢过来的棍子扔回张拳，“姑姑冷笑着”，“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打呀！”硬是把张拳的气势给压下去了。在处理王仁美事件时，姑姑的无理和疯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居然不是直接对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对王的邻居下手，先用链轨拖拉机拔倒邻居的树，再拉倒邻居的大瓦房。竟然以这种极其无理、野蛮的殃及无辜的方式，来对王施压，并以此无理威胁邻居对王采取行动。疯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对付王胆的偷生事件时，更是显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胆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烟幕，布疑兵，迷惑对方，同时布下天罗地网，引得王胆上了木筏，然后开始围追堵截，逼得王胆走投无路，早产丧命，才算作罢。然而，对于这样明显惨无人道的行为，莫言在面对记者时的自话自说却另有一番高论：“真正的怜悯就像姑姑那样，当看到王胆在船上开始分娩了，这时她上船去帮助她把孩子接生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怜悯。”这竟然就成了“伟大的怜悯”，布下天罗地网，软缠硬逼，最后把一个人逼得陷入了绝境，然后在这人临死之前，不过让他死得稍稍舒坦一些，竟然成了一种“伟大的怜悯”？这是怎样的逻辑？明明已经将人逼上死路，却还要冠以“伟大的”人道名号，殊难理解。以上种种行状，哪里有丝毫“圣母”的仁慈？
二、
然而，如此“姑姑”，莫言却偏要如此赞美，究其原因，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对于这场虽已逐渐远去的“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运动，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反思？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面对这场泥沙俱下、是非混杂的“国策”的具体运作的利弊，从现在人道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该采取何种立场？如何客观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莫言的态度是极其暧昧而且复杂的。一方面莫言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坦承：“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莫言又说；“作者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是借这个素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灵魂。”前面一段话显得正义凛然，但不知为何，后面这段话却颇有些欲言又止的扭捏。既然“不应该绕着走”，又怎么可能“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呢？事实是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通过姑姑这个形象，已经鲜明的表达了他对这项国策的评判态度，而读者对于作者的这些“评判”，确实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莫言对于姑姑的这些惨无人性的所作所为，是基本持肯定态度的。小说中有不少地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姑姑的行为进行解释或美化。如姑姑对自己野蛮行为的辩解：“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我们愿意野蛮吗？„„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那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同时，小说还通过叙述者蝌蚪的态度对这些野蛮行为给与了完全的肯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面对晚年姑姑的忏悔，蝌蚪的态度是：“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坐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剧本里的蝌蚪，更是明言，他之所以写剧本，“耗费十年经历，化光所有家财”甚至“透支了生命”，“是为了对姑姑的爱，是为了为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 这些观点难道不可以视为莫言对这项国策进行的“评判”吗？尽管姑姑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已是劣迹斑斑，暴戾残忍，至少可以归于封建时代的“酷吏”一类；但姑姑与蝌蚪却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在为人类作贡献的，且姑姑依然是“圣母”级的人物。虽然这些观点可以视为作品中的人物的观点，不能简单代表作者的观点。但从我们前面已举出的莫言创作谈中对姑姑“伟大的怜悯”的赞语就可以看出，莫言是完全认同这种观点的。而且我们从莫言很满意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表态中也可以看出，莫言自然会认为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中的姑姑是同样伟大的，甚至会认为小说中的姑姑比现实中的姑姑更伟大，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何至于把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没有的斑斑劣迹加入到小说中的姑姑身上去呢？在莫言看来，这样的性格才更能展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体现出一种“艺术高于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
也许，这正是莫言塑造姑姑这个人物的根本原因，然而，就是在这种所谓“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艺术表达上，我们看到了莫言作为一位作家在面对中国复杂和充满争议的计划生育史问题上，道德价值判断上的某种错位。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反思这项国策实施的利弊，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人口是必须控制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是为世界人口控制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从现代人道人性人本角度上来看，从这项国策具体实行的方式方法上，我们难道不能得出教训吗？那些野蛮的、过激过火的行为，那些轻视民权、草菅人命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传统观念和习俗，一味强制、专制、强迫命令的粗暴措施，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小说中姑姑所强调的所谓“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道理其实不过是文革中说滥了的轻视民众愚弄民众的“强盗逻辑”，从现代的民主民权观念出发，那个时代的许多“文革”作风，正是打着各种崇高的旗号，以“国家”“革命”的名义无耻无理的欺压民众、愚弄百姓、漠视民权，这种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难道今天的我们还需要为这种行为辩解吗？历史早已进入了新纪元，现代社会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向充分尊重民权、尊重民意的角度倾斜。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民权意识已基本成为共识的今天，莫言居然还把文革时期的强词夺理的陈词滥调的伪理论奉若神明？居然还以此作为自己对这场二十年前的“人口运动”反思的理论依据？居然还要为这些二十年前的过激行为涂脂抹粉，巧言立传？实在让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姑姑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她执着 认真个性鲜明
她一生与生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给人幸福的送子观音到让人畏惧的恶魔
出带领队伍强行执行计划生育
出手狠辣的刽子手
年老时唯唯诺诺活在了忏悔与自责之中，与年轻时形成了鲜明对比
《蛙》这部作品里, 莫言通过时代背景、典型人物的客观再现, 还原了一个在时代环境之下的人的情感、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冲突过程,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姑姑这个最具有时代属性的人物。本文试图从这样一个角度, 寻找出在革命的强势介入下, 革命话语下的情感是如何从小我转变到无我、在革命进程中情感在无我的压抑下痛苦的纠结以及在革命完成之后被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也试图从这个角度去论述姑姑这样一群曾经在历史时代中真实存在过的群体, 文学的抒写、世人对她们又该作何评论?1情感与革命界限的消弭从姑姑出生那天起, 命运似乎就把姑姑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姑姑生于公历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卢沟桥事变前不久, 姑姑几乎是应着战争的号角出生的; 父亲是有名的八路军医生, 后壮烈牺牲, 姑姑就成了一个根红苗正的烈士后代; 被接到解放区, 念的是抗日小学, 姑姑的母亲、大奶奶又给八路军纳鞋底。后来, 子承父业学医做了“接生婆”,为高密东北乡的人民群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姑姑的这种全家抗日的革命出身, 在当时的年代几乎一个近乎完美的出身:“姑姑那时虽然只有十七岁, 但因为从小经历不凡, 又加上一个黄金般璀璨的出身,
圣母还是魔鬼？
——莫言小说《蛙》主人公姑姑形象分析
莫言为自己的长篇《蛙》作过不少的阐释，可谓用心良苦，但我以为他实在有些低估了读者的智商，或者不够尊重读者的自我审美权利，而企图让读者顺着他的思路走，这不免有些托大或自以为是；而不少关于《蛙》的评论，不是简单盲目的奉承吹捧，就是不得要领、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这不仅让人想起钱钟书在《谈中国诗》里说过的一句话：“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波莱克的快语；‘做概论就是傻瓜’。”我以为这些评论家要么是缺乏辨别能力，要么是缺乏文学良心而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以为，一篇文学评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形象，而一味高谈阔论，是无以说服人的。比如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这一形象的分析理解，就绝不是说空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这个问题本是评价《蛙》之优劣的基本问题。
一、
关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莫言坦言是以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姑姑为原型的，“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多人找到她，让她帮忙，她就悄悄地帮助。有的人家第一胎就生了个女孩，还想生第二胎，那么就撒谎说这个婴儿生出来就夭折了。这个当时很严格，你光说是夭折不行啊，第一要有接生医生和护士的证明，第二还必须有实物来证明，必须拿出死婴给他们看。那我姑姑当时就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莫言谈文学与赎罪》《东方早报》2009.10.2）莫言的这番坦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真正的“圣母级”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这是莫言自己的结论，那么，小说中的姑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既然她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物，那么，它是否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呢？对此，莫言的自我感觉非常好：“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学作品里，我还没有读到过。”这话说得极其暧昧，究竟满意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仅指“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这一事实，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新”的人物形象并不就代表是“好”的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如果是满意小说中的“姑姑”是一个真正“圣母级人物”，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愚以为小说中的姑姑不仅不是圣母，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想入非非、不知天高地厚、生性卑劣、作恶多端的魔鬼，尽管作者给这个人物添加了许多理想的光环，加上了不少理性的粉饰，但依然不能服人。所以，关于莫言塑造的这个
“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结论大概只有两个：一、如果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人性，那么，这种人性就是天生的恶魔，姑姑也只能永远是一个罪人；二、如果不接受这个结论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的人物塑造是一场文字胡闹，是完全失败，完全歪曲了人物本性的。
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历数一下小说中姑姑的非凡“行状”，看看这是一个如何“真实”的“艺术”人物形象： 七岁的时候，姑姑就和奶奶、大奶奶一起被日本鬼子作为人质强行带到平度城，奶奶、大奶奶当时吓得只知道哭，而七岁的姑姑却说出了一番气壮山河的豪语：“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甚至当面对日军司令发难；“我父亲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亲来打你吗？”真是黄口小儿，童言无忌，无知无畏得让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1953年，十七岁的姑姑第一次接生，就对已经六十多岁的民间接生婆——“老娘婆”田桂花拳打脚踢，以示对她的愚昧行医的惩戒。虽然是“平生第一次打人”，但却打得非常“专业”，打过之后还志得意满。这种近乎天生的暴力倾向令人战栗。虽然“老娘婆”的接生方式愚昧、落后、野蛮，但这种接生方式毕竟一直在民间流传，且被民众接受；所以，本意还是行善，而非作恶。所以，你一位十七岁的小姑娘，哪怕阶级观念再强，党性再强（虽然此时姑姑还不是党员），也不应该对一位老人如此施暴，连起码的尊老敬老之心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卑劣。 1961年，姑姑在公社卫生院开始与被打成右派贬到乡下的中年女医生黄秋雅共事，以后两人一直相伴相仇。在姑姑与黄秋雅的关系上，也颇能体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变态和疯狂。 不知为何，姑姑对黄充满仇恨，甚至有一种虐待狂的病态心理。虽然姑姑也许有理由仇恨黄秋雅，因为在文革中黄秋雅曾经诬陷过她，但关键是，在黄秋雅诬陷她之前，在两人的前期交往中，姑姑对黄秋雅已是剑拔弩张了。这种仇恨心理可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按照姑姑的说法，黄不过就是“脾气古怪，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不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绝”，此外，黄是一个高明而敬业的妇科医生。所以，同样敬业的姑姑没理由对黄这么仇视；否则，就只能归咎于一种天生的暴力倾向或阴暗心理，就如姑姑对“老娘婆”的态度一样。我们可以从晚年的已是充满了忏悔意识的姑姑谈起黄秋雅的态度上，清楚地感觉到姑姑这种人性的变态和疯狂。晚年的姑姑谈到黄秋雅这个“落时的凤凰不如鸡”的“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时，竟然是这样“自我解嘲”的：“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油烟子的四脚蛇。”虽然姑姑也感慨黄是一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看，这就是晚年的姑姑对于黄秋雅这样一位不幸而敬业的医生的态度，如此恃强凌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毫无人性，这究竟是豪爽还是刻薄？是圣母还是恶魔？还需要多言吗？
在文革初起时期，姑姑是卫生系统的“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老院长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黄秋雅在后来的计生运动的“张拳事件”中，由于张拳诬告至国务院，上边追查下来，结果姑姑让黄秋雅当了替死鬼。具体情况如何，小说没有明言。姑姑晚年的“忏悔”对此竟然毫无悔意。当然，姑姑的主要“行状”还是体现在她作为一名忠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杰出”表现上。在这方面，姑姑的变态和疯狂的人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在面对超生者张拳的疯狂和凶狠时，姑姑表现得比张拳还疯狂。先是替小狮子承受了张拳的凶狠的一击，被打得“头晕耳鸣，眼冒金星星，视物皆血红”后，又要民兵把抢过来的棍子扔回张拳，“姑姑冷笑着”，“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打呀！”硬是把张拳的气势给压下去了。在处理王仁美事件时，姑姑的无理和疯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居然不是直接对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对王的邻居下手，先用链轨拖拉机拔倒邻居的树，再拉倒邻居的大瓦房。竟然以这种极其无理、野蛮的殃及无辜的方式，来对王施压，并以此无理威胁邻居对王采取行动。疯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对付王胆的偷生事件时，更是显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胆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烟幕，布疑兵，迷惑对方，同时布下天罗地网，引得王胆上了木筏，然后开始围追堵截，逼得王胆走投无路，早产丧命，才算作罢。然而，对于这样明显惨无人道的行为，莫言在面对记者时的自话自说却另有一番高论：“真正的怜悯就像姑姑那样，当看到王胆在船上开始分娩了，这时她上船去帮助她把孩子接生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怜悯。”这竟然就成了“伟大的怜悯”，布下天罗地网，软缠硬逼，最后把一个人逼得陷入了绝境，然后在这人临死之前，不过让他死得稍稍舒坦一些，竟然成了一种“伟大的怜悯”？这是怎样的逻辑？明明已经将人逼上死路，却还要冠以“伟大的”人道名号，殊难理解。以上种种行状，哪里有丝毫“圣母”的仁慈？
二、
然而，如此“姑姑”，莫言却偏要如此赞美，究其原因，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对于这场虽已逐渐远去的“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运动，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反思？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面对这场泥沙俱下、是非混杂的“国策”的具体运作的利弊，从现在人道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该采取何种立场？如何客观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莫言的态度是极其暧昧而且复杂的。一方面莫言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坦承：“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莫言又说；“作者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是借这个素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灵魂。”前面一段话显得正义凛然，但不知为何，后面这段话却颇有些欲言又止的扭捏。既然“不应该绕着走”，又怎么可能“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呢？事实是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通过姑姑这个形象，已经鲜明的表达了他对这项国策的评判态度，而读者对于作者的这些“评判”，确实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莫言对于姑姑的这些惨无人性的所作所为，是基本持肯定态度的。小说中有不少地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姑姑的行为进行解释或美化。如姑姑对自己野蛮行为的辩解：“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我们愿意野蛮吗？„„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那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同时，小说还通过叙述者蝌蚪的态度对这些野蛮行为给与了完全的肯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面对晚年姑姑的忏悔，蝌蚪的态度是：“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坐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剧本里的蝌蚪，更是明言，他之所以写剧本，“耗费十年经历，化光所有家财”甚至“透支了生命”，“是为了对姑姑的爱，是为了为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 这些观点难道不可以视为莫言对这项国策进行的“评判”吗？尽管姑姑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已是劣迹斑斑，暴戾残忍，至少可以归于封建时代的“酷吏”一类；但姑姑与蝌蚪却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在为人类作贡献的，且姑姑依然是“圣母”级的人物。虽然这些观点可以视为作品中的人物的观点，不能简单代表作者的观点。但从我们前面已举出的莫言创作谈中对姑姑“伟大的怜悯”的赞语就可以看出，莫言是完全认同这种观点的。而且我们从莫言很满意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表态中也可以看出，莫言自然会认为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中的姑姑是同样伟大的，甚至会认为小说中的姑姑比现实中的姑姑更伟大，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何至于把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没有的斑斑劣迹加入到小说中的姑姑身上去呢？在莫言看来，这样的性格才更能展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体现出一种“艺术高于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
也许，这正是莫言塑造姑姑这个人物的根本原因，然而，就是在这种所谓“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艺术表达上，我们看到了莫言作为一位作家在面对中国复杂和充满争议的计划生育史问题上，道德价值判断上的某种错位。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反思这项国策实施的利弊，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人口是必须控制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是为世界人口控制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从现代人道人性人本角度上来看，从这项国策具体实行的方式方法上，我们难道不能得出教训吗？那些野蛮的、过激过火的行为，那些轻视民权、草菅人命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传统观念和习俗，一味强制、专制、强迫命令的粗暴措施，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小说中姑姑所强调的所谓“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道理其实不过是文革中说滥了的轻视民众愚弄民众的“强盗逻辑”，从现代的民主民权观念出发，那个时代的许多“文革”作风，正是打着各种崇高的旗号，以“国家”“革命”的名义无耻无理的欺压民众、愚弄百姓、漠视民权，这种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难道今天的我们还需要为这种行为辩解吗？历史早已进入了新纪元，现代社会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向充分尊重民权、尊重民意的角度倾斜。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民权意识已基本成为共识的今天，莫言居然还把文革时期的强词夺理的陈词滥调的伪理论奉若神明？居然还以此作为自己对这场二十年前的“人口运动”反思的理论依据？居然还要为这些二十年前的过激行为涂脂抹粉，巧言立传？实在让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