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李登辉有过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四郎、李登次郎，其中“岩里政男”最为他所爱。“里”与“李”同音，“岩”象征雄壮，“政男”则寓含了他那当日本警察的父亲李金龙的心思，即希望他成为政坛男子汉。李登辉的这些名字，是日本人长期统治台湾及李登辉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结果。
------作者：钟兆云 原题为：日据时期的台湾反“皇民化”运动 本文有删节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犹如在台湾扔下了一颗巨磅炸弹。祖国大陆的命运和前途，深深牵动着台民的心。他们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爱国抗日言论在台湾各地传播：“中国是我们本岛的祖国，日中开战，祖国中国必然进攻台湾，战争结果，台湾回归中国，将是台湾人无上的幸福。”“日本必亡，祖国兴隆！”
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情绪，以及岛内随之出现的剧烈骚动，使得日本接任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不到一年的小林跻造深感紧张。他在向国内报告时不得不承认，台湾民心“很不安定”。卢沟桥事变的第五天，日军驻台司令就此“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7月14日，日军驻台参谋长“对非国民（反日）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
但台湾爱国民众爱国情怀不减。为了抗日救国，岛内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冒死内渡，于是，在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里，在国民党部队中，都能看到台湾同胞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内有5万多台民渡海大陆投身抗战。
9月2日，台中爱国知识分子庄遂中突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法办”，其罪名“对当局颁布的禁收南京广播令，大鸣不平”。11月，又有宜兰矿工700余人集体暴动，反抗日本人的迫害。此事虽遭镇压，殖民当局的惶恐却经久不散，日军驻台司令发出警告：“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
日本派在台湾的总督，自第一任至第七任为军人，其后才为文官，而从小林跻造时开始，又回到武官总督。这位日本海军大将拿出武夫当政的做派，悍然宣布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以防“叛变”。命令既出，台岛气氛却更为紧张，社会愈益动荡。
为了应付台湾的局势，小林跻造在总督府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他在讲话中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欲使台民团结一致，为我大日本‘国运兴隆’做贡献，就须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语言风俗等手段，来培养他们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以落实大本营指令，早日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今后太平洋战争的基地。”为此，他“精心策划的‘皇民化’运动，必须使之覆盖全台！我们要通过这场灵魂革命，让台民同我们皇民一样，感觉到衷心的光荣和愉快，欣然参加天皇的一切指令和行动”。
小林跻造讲话后，各级殖民统治机构在全岛大肆进行宣传，费尽心机地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压制台民的爱国热潮，以消弥深植在民众中的祖国观念。
“皇民化运动”铺天盖地推行后，台湾总督府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台湾文教界尤其受到钳制，20多所私立学校和千所汉文书房、私塾横遭关闭，官校的汉文科也被废止，就连中文都严禁使用。花莲厅还专门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
罗东群三星庄还制定了一个特别规约：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不解日语的台民在买车票时，经常遭受鄙视：“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等。”甚至还被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为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下令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禁止报纸杂志的汉文栏，迫使《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停刊。由于战争，发表阵地的丧失和压迫的加剧，曾经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沉寂期。
台湾人民的反抗
高压政策下，一批台湾爱国人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处身“地下状态”仍冒险犯难进行斗争。他们暗地开课，教授汉文汉学，为躲避日本人的耳目，不时还用闽南语和客家语授课。可以说，为了打破日本人推行的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的一系列政策，无数爱国爱乡的台湾文化人不屈不挠地抗争着，含辛茹苦地保存着民族精神的火种，他们劳苦功高，是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
虽然不学日语有种种限制和不便，但台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依旧使用祖国的语言和文字；当局废止农历新年，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庆祝和祭祀活动，台民们却与当局捉迷藏，暗地里照样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日本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几个真正过“皇民生活”的台民。
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对台北总督府进行轰炸，误炸台人多名。殖民当局乃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极力挑唆台民对大陆抗日军民的敌视心理，紧接着又颁布所谓“国民征用令”，驱使台民为其侵华战争卖命。
但日本人枉费心机，广大台民在对祖先传统的怀念及对殖民当局高压统治的惧恨交加中生活，气氛十分沉闷。不在沉闷中爆发，就在沉闷中灭亡，愈来愈多的爱国台民走出了恐惧的阴影，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这年3月，宜兰再次爆发矿工暴动。这是一次反战暴动。数百名矿工得知要被抽调到大陆对同胞作战，万分愤怒，决心以死抗争。他们在台湾工党领袖高斐的领导下，向日军司令部发起进攻，一举焚毁火药库。激战数小时后，携带劫夺来的大量军火，退入阿里山，与先住民联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月10日，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刚领到枪支后即行“哗变”，掉转枪口，日兵猝不及防，死伤175名。待集结重兵“围剿”时，壮丁队已携械退入山中。高雄千余名农民壮丁被“征用”后，到高雄后全体“哗变”，与日本宪兵激战半日，牺牲600多人。
同年夏，台湾共产党领导抗日志士炸毁了日军久留未储油库，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顷刻间化为烟雾，守卫日兵被打死10多人、伤60多人。此举给予殖民当局以重大打击，他们四处搜捕，却毫无结果。不久，台湾共产党又领导了雾社地区的高山族同胞反对征调兵员的起义。10月8日、11日，高雄等处又先后发生反战暴动，台民共计被杀200余人，被捕四五百人。
日本人“改姓名运动”的毒招
小林跻造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在军事上把台湾变成向菲律宾列岛“南进”的跳板，在经济上把台北和基隆变成维持战争的兵工厂，在文化上把这群“亚细亚的孤儿”改造成又一批被彻底洗了脑的“皇民”。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是小林跻造治台的总方针，是殖民政府加在台湾身上的三重枷锁。这三大政策中，殖民当局尤其不遗余力地推行“皇民化”，企图以之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成为日本的顺民，但没料到这场运动举步维艰。
在台民不平声中过了一年，小林跻造旋推一项毒招，借改订“户口规则”，颁布法令，推行“改姓名运动”，要台民“自愿”改用日本姓名，丢弃台湾人固有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参拜日本神社。为了使台民尽入彀中，殖民当局还以享受更好的物质供应（如增加日用品和生活燃料配给量）、受教育机会（如子弟优先入学）和升迁前途等条件做诱饵。
如李登辉有过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四郎、李登次郎，其中“岩里政男”最为他所爱。“里”与“李”同音，“岩”象征雄壮，“政男”则寓含了他那当日本警察的父亲李金龙的心思，即希望他成为政坛男子汉。李登辉的这些名字，是日本人长期统治台湾及李登辉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结果。
李登辉之流毕竟是少数。殖民当局试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广大台民用盐水和碱水一遍遍洗刷他们作为中国子民的胎记，但烙在血液里的胎记岂能轻易地被洗去？对于以“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为信条的中国台湾人来说，岂能轻易背弃祖宗！
至1940年底，台民易日本姓名者不及千人。殖民当局大为恼怒，为了对付台民的“不热心”，小林跻造下令以警察、宪兵胁迫改名，对不易名者进行惩罚。《台湾终战秘史》（其作者富泽繁是曾驻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就曾引述受害人旗山吴氏的回忆：一天他突遭日本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亚前线去了。
在此高压下，1941年台民改换日本姓名者7187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占当时台湾人口的2％左右。而且台湾人的这些日本姓名也颇多水分：台民们被逼急了，就采用种种巧妙办法改名。如用拆字、谐音之法，将雷姓改为“雨田”，张姓改为“弓长”，钟姓改为“金中”，戴姓改为“田井”（戴与日语田井读音相近）。
“皇民化运动”难以开花结果
与“皇民化运动”步骤相一致的是，殖民当局加紧了欺骗性的宣传，以混淆视听。
《台湾日日新报》说，在中国军队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该报还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如持枪在战马之上的日军骑兵，战地的营房、军士，与中国人谈判的日军将领等，极尽煽惑之能事。此外，还肆意对中国国民政府进行诋毁与丑化。如在1938年元旦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介石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殖民当局的电台每天都要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与报纸、电台相仿，宣传影片也走进了街头巷尾，仅1940年，殖民当局就拍制了一批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纪录片。一部叫《膺惩（严惩）的圣战》的影片，内容是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队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工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二十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是无能的，老打败仗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对于日军攻掠南京、滥杀30万无辜市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这类的影片对当时台湾民众的影响如何？一位叫李秀的台湾人回忆说，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台湾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自然与这样的宣传有关系。
殖民当局除仰赖这些手中掌控的媒体教化“皇民”，还建起了所谓的民间动员系统，以乡里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为其政令宣导员。他们的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还会有《皇民时局教典》等宣传品。《皇民时局教典》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举例如下：
问题一：“蒋介石是何许人？”
答案：“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
问题二：“汪兆铭（汪精卫）是何许人？”
答案：“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让台湾新一代憎恨蒋介石，有一年开小学运动会，日本人在操场跑道前摆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学生们以石头当飞镖乱射。
这些宣传，台湾民众是信，还是不信？当时曾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台湾人心知肚明，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还私下会嘀咕：“中国即使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他们不仅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
但日本人的欺骗宣传确实起到了毒化台民的作用，以致中国国民“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后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却不过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南京大屠杀，他们不知道日军杀害30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他们还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
一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台人，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当一部分台籍青年征召入日本军队时，面对识大体者的责问：“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他们却回答说：“‘代天打不义’，我们教唱的军歌就是这样说的。”其中毒之深，可见一斑。
但更多的台民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台南东石郡朴子街小学教师李钦明及其弟李启明，组织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经常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台胞“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他们还进行各种准备，派人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准备迎接祖国军队来台湾进行收复。是年5月事泄，李氏兄弟及抗日志士颜老千、林春等被捕，押送台南法院审理，被判刑8～12年不等。后来，李氏兄弟等多人惨死狱中，李钦明慨然录唐诗一首以明志：“胜败兵家不可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文留香，昭示着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些抗日诗文中，还有必要提及一位台民给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信，其中写道：“我们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鸟，被拘在这暗无天日的网罗中，不能以武力来自卫，日本军阀压制我们，使我们缺牙断爪，失去自卫能力，而敌人之无道与毒辣，又是那样可恨和可怕，我们在痛苦中无日不在淬砺精神抵御强盗，我们惟一的武器就是不灭的民族精神。”
经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吴三连曾回忆说：“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大陆是我们的祖国，当我年轻时，南部乡下所有父老前辈，他们惟一的希望还是期盼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去拜拜祖先，看看亲戚朋友，这是所有来到台湾居住的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是这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并使之最终从根本上以失败告终。
核心提示：如李登辉有过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四郎、李登次郎，其中“岩里政男”最为他所爱。“里”与“李”同音，“岩”象征雄壮，“政男”则寓含了他那当日本警察的父亲李金龙的心思，即希望他成为政坛男子汉。李登辉的这些名字，是日本人长期统治台湾及李登辉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结果。
------作者：钟兆云 原题为：日据时期的台湾反“皇民化”运动 本文有删节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犹如在台湾扔下了一颗巨磅炸弹。祖国大陆的命运和前途，深深牵动着台民的心。他们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爱国抗日言论在台湾各地传播：“中国是我们本岛的祖国，日中开战，祖国中国必然进攻台湾，战争结果，台湾回归中国，将是台湾人无上的幸福。”“日本必亡，祖国兴隆！”
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情绪，以及岛内随之出现的剧烈骚动，使得日本接任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不到一年的小林跻造深感紧张。他在向国内报告时不得不承认，台湾民心“很不安定”。卢沟桥事变的第五天，日军驻台司令就此“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7月14日，日军驻台参谋长“对非国民（反日）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
但台湾爱国民众爱国情怀不减。为了抗日救国，岛内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冒死内渡，于是，在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里，在国民党部队中，都能看到台湾同胞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内有5万多台民渡海大陆投身抗战。
9月2日，台中爱国知识分子庄遂中突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法办”，其罪名“对当局颁布的禁收南京广播令，大鸣不平”。11月，又有宜兰矿工700余人集体暴动，反抗日本人的迫害。此事虽遭镇压，殖民当局的惶恐却经久不散，日军驻台司令发出警告：“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
日本派在台湾的总督，自第一任至第七任为军人，其后才为文官，而从小林跻造时开始，又回到武官总督。这位日本海军大将拿出武夫当政的做派，悍然宣布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以防“叛变”。命令既出，台岛气氛却更为紧张，社会愈益动荡。
为了应付台湾的局势，小林跻造在总督府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他在讲话中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欲使台民团结一致，为我大日本‘国运兴隆’做贡献，就须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语言风俗等手段，来培养他们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以落实大本营指令，早日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今后太平洋战争的基地。”为此，他“精心策划的‘皇民化’运动，必须使之覆盖全台！我们要通过这场灵魂革命，让台民同我们皇民一样，感觉到衷心的光荣和愉快，欣然参加天皇的一切指令和行动”。
小林跻造讲话后，各级殖民统治机构在全岛大肆进行宣传，费尽心机地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压制台民的爱国热潮，以消弥深植在民众中的祖国观念。
“皇民化运动”铺天盖地推行后，台湾总督府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台湾文教界尤其受到钳制，20多所私立学校和千所汉文书房、私塾横遭关闭，官校的汉文科也被废止，就连中文都严禁使用。花莲厅还专门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
罗东群三星庄还制定了一个特别规约：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不解日语的台民在买车票时，经常遭受鄙视：“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等。”甚至还被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为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下令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禁止报纸杂志的汉文栏，迫使《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停刊。由于战争，发表阵地的丧失和压迫的加剧，曾经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沉寂期。
台湾人民的反抗
高压政策下，一批台湾爱国人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处身“地下状态”仍冒险犯难进行斗争。他们暗地开课，教授汉文汉学，为躲避日本人的耳目，不时还用闽南语和客家语授课。可以说，为了打破日本人推行的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的一系列政策，无数爱国爱乡的台湾文化人不屈不挠地抗争着，含辛茹苦地保存着民族精神的火种，他们劳苦功高，是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
虽然不学日语有种种限制和不便，但台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依旧使用祖国的语言和文字；当局废止农历新年，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庆祝和祭祀活动，台民们却与当局捉迷藏，暗地里照样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日本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几个真正过“皇民生活”的台民。
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对台北总督府进行轰炸，误炸台人多名。殖民当局乃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极力挑唆台民对大陆抗日军民的敌视心理，紧接着又颁布所谓“国民征用令”，驱使台民为其侵华战争卖命。
但日本人枉费心机，广大台民在对祖先传统的怀念及对殖民当局高压统治的惧恨交加中生活，气氛十分沉闷。不在沉闷中爆发，就在沉闷中灭亡，愈来愈多的爱国台民走出了恐惧的阴影，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这年3月，宜兰再次爆发矿工暴动。这是一次反战暴动。数百名矿工得知要被抽调到大陆对同胞作战，万分愤怒，决心以死抗争。他们在台湾工党领袖高斐的领导下，向日军司令部发起进攻，一举焚毁火药库。激战数小时后，携带劫夺来的大量军火，退入阿里山，与先住民联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月10日，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刚领到枪支后即行“哗变”，掉转枪口，日兵猝不及防，死伤175名。待集结重兵“围剿”时，壮丁队已携械退入山中。高雄千余名农民壮丁被“征用”后，到高雄后全体“哗变”，与日本宪兵激战半日，牺牲600多人。
同年夏，台湾共产党领导抗日志士炸毁了日军久留未储油库，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顷刻间化为烟雾，守卫日兵被打死10多人、伤60多人。此举给予殖民当局以重大打击，他们四处搜捕，却毫无结果。不久，台湾共产党又领导了雾社地区的高山族同胞反对征调兵员的起义。10月8日、11日，高雄等处又先后发生反战暴动，台民共计被杀200余人，被捕四五百人。
日本人“改姓名运动”的毒招
小林跻造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在军事上把台湾变成向菲律宾列岛“南进”的跳板，在经济上把台北和基隆变成维持战争的兵工厂，在文化上把这群“亚细亚的孤儿”改造成又一批被彻底洗了脑的“皇民”。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是小林跻造治台的总方针，是殖民政府加在台湾身上的三重枷锁。这三大政策中，殖民当局尤其不遗余力地推行“皇民化”，企图以之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成为日本的顺民，但没料到这场运动举步维艰。
在台民不平声中过了一年，小林跻造旋推一项毒招，借改订“户口规则”，颁布法令，推行“改姓名运动”，要台民“自愿”改用日本姓名，丢弃台湾人固有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参拜日本神社。为了使台民尽入彀中，殖民当局还以享受更好的物质供应（如增加日用品和生活燃料配给量）、受教育机会（如子弟优先入学）和升迁前途等条件做诱饵。
如李登辉有过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四郎、李登次郎，其中“岩里政男”最为他所爱。“里”与“李”同音，“岩”象征雄壮，“政男”则寓含了他那当日本警察的父亲李金龙的心思，即希望他成为政坛男子汉。李登辉的这些名字，是日本人长期统治台湾及李登辉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结果。
李登辉之流毕竟是少数。殖民当局试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广大台民用盐水和碱水一遍遍洗刷他们作为中国子民的胎记，但烙在血液里的胎记岂能轻易地被洗去？对于以“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为信条的中国台湾人来说，岂能轻易背弃祖宗！
至1940年底，台民易日本姓名者不及千人。殖民当局大为恼怒，为了对付台民的“不热心”，小林跻造下令以警察、宪兵胁迫改名，对不易名者进行惩罚。《台湾终战秘史》（其作者富泽繁是曾驻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就曾引述受害人旗山吴氏的回忆：一天他突遭日本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亚前线去了。
在此高压下，1941年台民改换日本姓名者7187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占当时台湾人口的2％左右。而且台湾人的这些日本姓名也颇多水分：台民们被逼急了，就采用种种巧妙办法改名。如用拆字、谐音之法，将雷姓改为“雨田”，张姓改为“弓长”，钟姓改为“金中”，戴姓改为“田井”（戴与日语田井读音相近）。
“皇民化运动”难以开花结果
与“皇民化运动”步骤相一致的是，殖民当局加紧了欺骗性的宣传，以混淆视听。
《台湾日日新报》说，在中国军队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该报还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如持枪在战马之上的日军骑兵，战地的营房、军士，与中国人谈判的日军将领等，极尽煽惑之能事。此外，还肆意对中国国民政府进行诋毁与丑化。如在1938年元旦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介石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殖民当局的电台每天都要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与报纸、电台相仿，宣传影片也走进了街头巷尾，仅1940年，殖民当局就拍制了一批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纪录片。一部叫《膺惩（严惩）的圣战》的影片，内容是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队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工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二十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是无能的，老打败仗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对于日军攻掠南京、滥杀30万无辜市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这类的影片对当时台湾民众的影响如何？一位叫李秀的台湾人回忆说，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台湾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自然与这样的宣传有关系。
殖民当局除仰赖这些手中掌控的媒体教化“皇民”，还建起了所谓的民间动员系统，以乡里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为其政令宣导员。他们的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还会有《皇民时局教典》等宣传品。《皇民时局教典》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举例如下：
问题一：“蒋介石是何许人？”
答案：“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
问题二：“汪兆铭（汪精卫）是何许人？”
答案：“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让台湾新一代憎恨蒋介石，有一年开小学运动会，日本人在操场跑道前摆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学生们以石头当飞镖乱射。
这些宣传，台湾民众是信，还是不信？当时曾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台湾人心知肚明，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还私下会嘀咕：“中国即使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他们不仅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
但日本人的欺骗宣传确实起到了毒化台民的作用，以致中国国民“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后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却不过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南京大屠杀，他们不知道日军杀害30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他们还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
一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台人，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当一部分台籍青年征召入日本军队时，面对识大体者的责问：“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他们却回答说：“‘代天打不义’，我们教唱的军歌就是这样说的。”其中毒之深，可见一斑。
但更多的台民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台南东石郡朴子街小学教师李钦明及其弟李启明，组织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经常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台胞“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他们还进行各种准备，派人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准备迎接祖国军队来台湾进行收复。是年5月事泄，李氏兄弟及抗日志士颜老千、林春等被捕，押送台南法院审理，被判刑8～12年不等。后来，李氏兄弟等多人惨死狱中，李钦明慨然录唐诗一首以明志：“胜败兵家不可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文留香，昭示着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些抗日诗文中，还有必要提及一位台民给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信，其中写道：“我们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鸟，被拘在这暗无天日的网罗中，不能以武力来自卫，日本军阀压制我们，使我们缺牙断爪，失去自卫能力，而敌人之无道与毒辣，又是那样可恨和可怕，我们在痛苦中无日不在淬砺精神抵御强盗，我们惟一的武器就是不灭的民族精神。”
经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吴三连曾回忆说：“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大陆是我们的祖国，当我年轻时，南部乡下所有父老前辈，他们惟一的希望还是期盼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去拜拜祖先，看看亲戚朋友，这是所有来到台湾居住的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是这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并使之最终从根本上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