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取得巨大成效: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我国人口到2004年年初才达到13亿左右,将达到13亿的时间推迟了整整5年;另外一方面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人口优势,到目前为止,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70%强),由此进入了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又负担最轻的黄金发展时期。

但我们在看到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居安思危、看到人口形势背后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四大问题。

  第一,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下降。虽然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压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1.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也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

  第二,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2000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近期的人口预测发现,2020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状,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中,就有30个60岁以上的老人。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比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第三,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中期失衡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之中。考试 大网站整理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男婴与女婴之比)。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显示,0岁~4岁男女平均性别比为121.22∶100。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婚龄段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较高,将加大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

  从1982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年均3.87%;从1990年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总量的上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占我国总人口的8.41%,总量超过1亿人,比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期净增加了4000多万人

。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大多数少数民族新增人口分布在农村和牧区。这会给那些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在这样一种人口形势下,讨论未来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重点思考应对策略。

  人口生育政策应逐渐统一。我国分地区、分城乡、分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正面意义是:城市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城市劳动力总体的短缺,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提供了空间。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在城市大范围形成了家庭抚养关系的4∶2∶1结构,既刺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导致了城市家庭养老微观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城市未来的老人很难奢望得到子女传统意义上的“伺候”。因此,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主要为婚龄育龄年龄段人口所组成的新形势下,统一全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减轻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压力,也有利于减缓城市家庭抚养关系变化带来的压力。

  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近期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将争论的话题集中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上。有人主张继续不折不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只要未来科技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而另一观点则认为,人口急速下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

  需要注意的是:某一特殊职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化的抽象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种职业劳动力的区域性或总量性短缺,是经济结构转型、生产的科技含量、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的工资回报之间的矛盾结果。所以,失业与短缺往往同时存在。具体到当前南方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上,就是粮食生产收益与城市职工收益之间的比较效益差距。事实证明: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除经济活动人口外,还需要一定比例的家庭劳动人口,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供养等问题,这就是人口结构的和谐。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徘徊不前,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

  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老龄化水平。现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最困惑的难题是家底不清,数字不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尚难定论。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我国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27,但人口学专家估计的总和生育率是1.6~1.8———相差甚大!即使在1.6~1.8的水平上预测的未来人口,到2050年左右也达不到16亿的峰值水平。因此,我们必须对政策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之差仔细判断,现在可以确

定的是:大城市的实际生育率可能小于政策生育率;中小城市的政策生育率可能与实际生育率差不多;农村的实际生育率可能稍大于政策生育率。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取得巨大成效: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我国人口到2004年年初才达到13亿左右,将达到13亿的时间推迟了整整5年;另外一方面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人口优势,到目前为止,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70%强),由此进入了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又负担最轻的黄金发展时期。

但我们在看到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居安思危、看到人口形势背后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四大问题。

  第一,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下降。虽然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压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1.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也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

  第二,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2000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近期的人口预测发现,2020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状,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中,就有30个60岁以上的老人。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比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第三,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中期失衡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之中。考试 大网站整理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男婴与女婴之比)。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显示,0岁~4岁男女平均性别比为121.22∶100。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婚龄段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较高,将加大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

  从1982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年均3.87%;从1990年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总量的上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占我国总人口的8.41%,总量超过1亿人,比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期净增加了4000多万人

。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大多数少数民族新增人口分布在农村和牧区。这会给那些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在这样一种人口形势下,讨论未来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重点思考应对策略。

  人口生育政策应逐渐统一。我国分地区、分城乡、分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正面意义是:城市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城市劳动力总体的短缺,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提供了空间。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在城市大范围形成了家庭抚养关系的4∶2∶1结构,既刺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导致了城市家庭养老微观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城市未来的老人很难奢望得到子女传统意义上的“伺候”。因此,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主要为婚龄育龄年龄段人口所组成的新形势下,统一全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减轻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压力,也有利于减缓城市家庭抚养关系变化带来的压力。

  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近期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将争论的话题集中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上。有人主张继续不折不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只要未来科技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而另一观点则认为,人口急速下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

  需要注意的是:某一特殊职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化的抽象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种职业劳动力的区域性或总量性短缺,是经济结构转型、生产的科技含量、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的工资回报之间的矛盾结果。所以,失业与短缺往往同时存在。具体到当前南方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上,就是粮食生产收益与城市职工收益之间的比较效益差距。事实证明: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除经济活动人口外,还需要一定比例的家庭劳动人口,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供养等问题,这就是人口结构的和谐。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徘徊不前,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

  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老龄化水平。现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最困惑的难题是家底不清,数字不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尚难定论。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我国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27,但人口学专家估计的总和生育率是1.6~1.8———相差甚大!即使在1.6~1.8的水平上预测的未来人口,到2050年左右也达不到16亿的峰值水平。因此,我们必须对政策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之差仔细判断,现在可以确

定的是:大城市的实际生育率可能小于政策生育率;中小城市的政策生育率可能与实际生育率差不多;农村的实际生育率可能稍大于政策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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