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梁田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叫梁田。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国家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出版于2013年，恰与当前我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大崛起后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时代背景相应和，与其说是写经济，不如说是通过写经济来写社会和政权的变更。作者通过分析从管仲变法到改革开放2000多年来经济变革成败得失，让读者能够更宏观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中国改革难题。 整本书，内容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开始写起；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到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再到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时期；再到晚清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以及一系列疯狂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拖入停止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连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
作者在写这些经济变革史的时候，始终采取了自己的两个分析工具进行分析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历史上及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互相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作者认为2000多年来众多制度创新，主要都是围绕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对应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通过利用这两个工具分析，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通过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从"统一文化"看经济制度改革。书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的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作者认为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文化，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认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但在"统一"背后，默然垂手而立的是冷峻的集权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化的经济变革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同时又往往很容易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
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当前经济改革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从管仲和商鞅两大变法看"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管仲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但是毋庸置疑，过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在文革期间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崩溃边缘，现在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仍在，政府这只"手"伸得过长也是当前部分人认为"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当前进入发展"新常态",要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就必须激活民营经济，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造成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理念要更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
3、从"桑弘扬之问"看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特别是当前一些国企垄断转行、傲慢自大、腐败滋生，使民众对于国有经济的看法日益趋于负面。一些激进人士甚至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使全民都参与到国有经济占有的顶层经济。但是，全部私营化能否解答汉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扬的三问呢？国有专营的支持者桑弘羊与众朝臣辩解时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因为若将其全部国企私营化，这必将"弱中央、强地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或许会突破"统一文化"的边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经济，我们应当考虑的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受到的利益最大化。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或许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若要让市场在国企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则势必要在国企推行政、党、企分开。
总的来说，读完这本书真的受益匪浅，思维得到了拓展，思想得到了加深。但是这本书也不是完书一本。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梁田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叫梁田。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国家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出版于2013年，恰与当前我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大崛起后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时代背景相应和，与其说是写经济，不如说是通过写经济来写社会和政权的变更。作者通过分析从管仲变法到改革开放2000多年来经济变革成败得失，让读者能够更宏观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中国改革难题。 整本书，内容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开始写起；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到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再到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时期；再到晚清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以及一系列疯狂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拖入停止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连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
作者在写这些经济变革史的时候，始终采取了自己的两个分析工具进行分析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历史上及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互相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作者认为2000多年来众多制度创新，主要都是围绕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对应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通过利用这两个工具分析，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通过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从"统一文化"看经济制度改革。书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的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作者认为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文化，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认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但在"统一"背后，默然垂手而立的是冷峻的集权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化的经济变革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同时又往往很容易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
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当前经济改革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从管仲和商鞅两大变法看"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管仲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但是毋庸置疑，过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在文革期间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崩溃边缘，现在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仍在，政府这只"手"伸得过长也是当前部分人认为"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当前进入发展"新常态",要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就必须激活民营经济，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造成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理念要更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
3、从"桑弘扬之问"看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特别是当前一些国企垄断转行、傲慢自大、腐败滋生，使民众对于国有经济的看法日益趋于负面。一些激进人士甚至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使全民都参与到国有经济占有的顶层经济。但是，全部私营化能否解答汉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扬的三问呢？国有专营的支持者桑弘羊与众朝臣辩解时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因为若将其全部国企私营化，这必将"弱中央、强地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或许会突破"统一文化"的边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经济，我们应当考虑的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受到的利益最大化。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或许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若要让市场在国企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则势必要在国企推行政、党、企分开。
总的来说，读完这本书真的受益匪浅，思维得到了拓展，思想得到了加深。但是这本书也不是完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