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驻守岁月的信念
——古代女性悼亡诗词赏析与比较
【摘要】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由来已久，按常理而言，应是指以诗词形式悼念死者的所有作品，但从晋代潘岳的《悼亡诗》开始，“悼亡”逐渐成为了悼念亡妻的专称。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名篇也多出自男性文人之手，但女性的作品以其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在“悼亡”这个文学主题的系统中，同样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古代女性大多被剥夺了平等的接受文化浸染的机会，更鲜少有能用诗文寄托情感的女性文人出现。本文分别选取了在中国古代普通女性和知识女性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悼夫诗作，加以鉴赏比较，浅析其中所寄寓的情感以及折射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女性悼亡诗作；普通女性；知识女性；寄寓情感；价值观念
在中国古代，以“悼亡”为主题的诗词，作为文学系统中一个特殊的类别，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经久不衰。历为世人所称道的有潘岳《悼亡诗》中的“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有元稹《离思》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苏轼《江城子》中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有纳兰容若《浣溪沙》中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每一句都满溢着对往事的追忆与遗憾，对亡妻的眷恋与伤悼，一字一泪，哀伤凄婉，读来让人黯然神伤。“悼亡妻”的作品中那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细腻的情感，来自对往事缠绵的追怀，更来自封建时代男性对伴侣的难得的深沉忠贞。
而古代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没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丈夫亡故之时，顶多只能以啼哭来表达哀痛之情，少有用诗词来寄托哀思的。由扫叶山房刊印的《闺秀词话》就指出“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尽管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仍有不少出自女性之手的悼亡佳作的“遗珠”可供后人采撷欣赏。
《诗经·唐风》中的《葛生》便是一位女子为悼念亡夫而作，为后世悼亡诗的源头。
《诗经·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 蔹蔓于野 予美亡此 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 蔹蔓于域 予美亡此 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 锦衾烂兮 予美亡此 谁与独旦
夏之日 冬之夜 百岁之后 归於其居
冬之夜 夏之日 百岁之后 归於其室
《葛生》作为一首悼亡诗出现，是妻为夫悼，悼念丈夫从军丧亡。《毛诗序》则解释为：“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尽管它最初的原型已经是无从考据了，也许是女子的丈夫长时间地在外服役，已经很久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而好不容易盼来音讯时，却是惊闻噩耗。 痴望着丈夫坟头的荒草萋萋，心中无限悲怆凄凉。一面想象着丈夫在荒野蔓草之下独眠；一面想象着自己未来漫长岁月的可悲，唯有百年之后与良人同穴，才是归宿。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如蝼蚁般的生命可以被恣意碾碎，多少家庭被战火烧成灰烬，多少离人的眼泪撒在尘土飞扬的王土之上。在丈夫出征的那一刻，她就明白这样的别离一挥手就可能是永远，这是现实的残酷，在战争的铁蹄下谁又能全身而退呢？那一句轻叹：“夏之日，冬之夜，百年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年之后，归于其室。”看似平淡
而冷静，却是笃定的承诺，从容得连生死都不再在意，不刻意的求死同亡，哭天喊地，而是早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愿，不因多活人世而变迁，百年之后，与你同在。
郑玄曾如此评价：“平时衾枕而不见人，此所以不能独旦也。伤之极也。生无可见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诗伤存悼没最哀。” 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对丈夫的款款深情，都寄寓在一遍遍反复的咏叹之中，如自语，如倾诉。表现了一个妻子在丈夫离世之后的无限悲戚、无限惦念、无限痛苦，对自己生命因缺少丈夫而漫长难耐深感凄凉，对离去的丈夫独自长眠地下满怀挂念，对自己死后可以与丈夫同眠相伴心生期待。
从《葛生》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将爱情视同生命的痴意，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孟郊所写的《烈女操》：“梧桐相待死，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同样是对丈夫炽热浓烈的痴情，《烈女操》中更多了几分强硬与贞烈。《烈女操》中的女子发狠似的说着：“你看，那梧桐、鸳鸯都是同生共长，生死相随的。虽然我们没能共赴阴间，但我们也绝不忘昔日情意。你走后，我的心就如同那幽深的古井水，再不会为谁起一丝的波澜。”
在她们的深悲里，不仅有真情的涌流，还有其在传统文化浸染中生成的对男性主人坚贞专一、至死不渝的节操。尽管孟郊作为男性，固守着传统的贞洁观，宣扬贞节妇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生为死去的丈夫殉节，这样才算是至善至美之举，在今天看来仿佛是封建的说教，不免显得有些迂腐。但从《葛生》和《烈女操》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对男性的绝对尊从和依附下，古代妇女通常缺少独立自我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然而，出自明代女诗人商景兰的《悼亡》一诗则一反常态，同是抒写对丈夫逝去的悲痛，却展现出了独特的贞洁观和理性的生死观。
《悼亡》其一
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
《悼亡》其二
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於今吊屈平。
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商景兰，清初女诗人，曾经也拥有一段令世人艳羡的“金童玉女”般的婚姻，她与丈夫祁彪佳琴瑟和谐，志趣相投，一同享受了25年的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随着清军铁蹄的南下肆虐，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整个社会像一个无法破蛹的蚕茧，时有涌动，却依然黑暗。当崇祯自缢于北京，清兵对华夏虎视眈眈，作为读书人，祁彪佳面对与必经的一大考验，当然就是是否顺从清朝。清人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为官，在各种情势相逼之下，祁彪佳终究在1645年的闰六月初五日自沉于寓山居处梅花阁前的水池中。商景兰完美的婚姻也就以变故而中断。提起遭遇故国沦丧与伴侣死别双重打击的悲惨命运，备尝人世艰辛的女文人，人们通常会第一个联想到李清照，却少有人知道商景兰的名字，尽管她的《悼亡》成就了女性悼亡诗的顶峰之作。
在悼念为明王朝殉节的丈夫时，她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放声恸哭，有的只是深明大义，只是理智坚韧。在组诗《其一》中，八句句句都铿锵有力，四联对对都是斩钉截铁的相反。没有凄怆、没有缠绵，没有对往日生活的细腻回忆，没有对失去爱人后景况和心境的描摹，有的只是一个女性自我对存亡、对“君臣大义”、对“儿女人情”的体认和选择。在《其二》中，尽管作者用了凄美的意象，诸如失散的“凤凰”、断咽的“琴声”，更多的却是传统中正，带者历史气息的“青简、碧血”，以及“荀息和屈平”，感情依然是沉郁的、含而不露的。悼亡诗一向走的是婉约的脉路，那么，商景兰就是一反常规的“豪放派”。而这种反叛不是有
意为之，是作为封建社会上流知识女性心曲的直接表达。可以想象，作为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商景兰在和其夫《遗言》诗时焉能没有激潮澎湃的感情在胸中涌荡，只是这种情感在诉诸笔端时经过了自身知识修养和理性的过滤，显得更为淡定罢了。
最令人动容的是“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一句。作为女性，在以殉“节”而死的“贞节烈女”大量涌现的封建时代，商景兰以成熟的人生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君臣大节，还是儿女人情；无论是丈夫的死还是自己的生，都是一种“贞节”。在她看来，“儿女人情”是支撑她活下来的理由，在晚年所写的《琴楼遗稿序》中，她也强调了这一点：“乙酉岁，中丞公殉节，余不敢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
她选择不死，实在是因为不能为无益之死；她要完成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赋予她的使命与职责，完成祁公对她“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的嘱托。事实证明，商夫人确实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在她的支持下，儿子为反清复明抛头颅洒热血；在她的率领下，女儿儿媳以诗歌吟咏人生、寄托家国之痛······其实正如祁公所说“殉节为其易”。商景兰在夫亡国难的境况中苦寒守节、吟咏人生，都是在向世人诉说生比死更加艰难，更加忍辱负重。
商景兰的《悼亡》诗是一个古代知识女性对贞节的理解、对生命的承诺。《悼亡》（其一）中是一个独立、睿智的商景兰，《悼亡》（其二）里是一个含蓄、深情的商景兰。商景兰在其悼亡诗中向世人显示了她最真实也最傲人的风姿。
也许，不论是《葛生》、《烈女操》所展现的普通妇女的贞烈，还是《悼亡》所表达的知识女性的理性，这些在亡夫精神光环下勇敢活下来的女子，都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不论是凄婉哀绝的追惜，或是斩钉截铁的誓愿，亦或是深明大义的抉择，都是将款款深情化作驻守岁月的笃定信念，穿过漫长岁月，待百年之后，去向有他在的那永恒寂静中去一一说与他听。透过这些字字泣血的悼亡文字，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打探那一代的女子是如何穿过黑暗、星空、暴风雨来寻找自我，并在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面带微笑，悠远笃定，从而拥有了与我们不同的灵魂。
爱情，驻守岁月的信念
——古代女性悼亡诗词赏析与比较
【摘要】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由来已久，按常理而言，应是指以诗词形式悼念死者的所有作品，但从晋代潘岳的《悼亡诗》开始，“悼亡”逐渐成为了悼念亡妻的专称。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名篇也多出自男性文人之手，但女性的作品以其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在“悼亡”这个文学主题的系统中，同样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古代女性大多被剥夺了平等的接受文化浸染的机会，更鲜少有能用诗文寄托情感的女性文人出现。本文分别选取了在中国古代普通女性和知识女性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悼夫诗作，加以鉴赏比较，浅析其中所寄寓的情感以及折射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女性悼亡诗作；普通女性；知识女性；寄寓情感；价值观念
在中国古代，以“悼亡”为主题的诗词，作为文学系统中一个特殊的类别，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经久不衰。历为世人所称道的有潘岳《悼亡诗》中的“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有元稹《离思》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苏轼《江城子》中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有纳兰容若《浣溪沙》中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每一句都满溢着对往事的追忆与遗憾，对亡妻的眷恋与伤悼，一字一泪，哀伤凄婉，读来让人黯然神伤。“悼亡妻”的作品中那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细腻的情感，来自对往事缠绵的追怀，更来自封建时代男性对伴侣的难得的深沉忠贞。
而古代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没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丈夫亡故之时，顶多只能以啼哭来表达哀痛之情，少有用诗词来寄托哀思的。由扫叶山房刊印的《闺秀词话》就指出“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尽管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仍有不少出自女性之手的悼亡佳作的“遗珠”可供后人采撷欣赏。
《诗经·唐风》中的《葛生》便是一位女子为悼念亡夫而作，为后世悼亡诗的源头。
《诗经·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 蔹蔓于野 予美亡此 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 蔹蔓于域 予美亡此 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 锦衾烂兮 予美亡此 谁与独旦
夏之日 冬之夜 百岁之后 归於其居
冬之夜 夏之日 百岁之后 归於其室
《葛生》作为一首悼亡诗出现，是妻为夫悼，悼念丈夫从军丧亡。《毛诗序》则解释为：“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尽管它最初的原型已经是无从考据了，也许是女子的丈夫长时间地在外服役，已经很久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而好不容易盼来音讯时，却是惊闻噩耗。 痴望着丈夫坟头的荒草萋萋，心中无限悲怆凄凉。一面想象着丈夫在荒野蔓草之下独眠；一面想象着自己未来漫长岁月的可悲，唯有百年之后与良人同穴，才是归宿。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如蝼蚁般的生命可以被恣意碾碎，多少家庭被战火烧成灰烬，多少离人的眼泪撒在尘土飞扬的王土之上。在丈夫出征的那一刻，她就明白这样的别离一挥手就可能是永远，这是现实的残酷，在战争的铁蹄下谁又能全身而退呢？那一句轻叹：“夏之日，冬之夜，百年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年之后，归于其室。”看似平淡
而冷静，却是笃定的承诺，从容得连生死都不再在意，不刻意的求死同亡，哭天喊地，而是早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愿，不因多活人世而变迁，百年之后，与你同在。
郑玄曾如此评价：“平时衾枕而不见人，此所以不能独旦也。伤之极也。生无可见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诗伤存悼没最哀。” 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对丈夫的款款深情，都寄寓在一遍遍反复的咏叹之中，如自语，如倾诉。表现了一个妻子在丈夫离世之后的无限悲戚、无限惦念、无限痛苦，对自己生命因缺少丈夫而漫长难耐深感凄凉，对离去的丈夫独自长眠地下满怀挂念，对自己死后可以与丈夫同眠相伴心生期待。
从《葛生》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将爱情视同生命的痴意，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孟郊所写的《烈女操》：“梧桐相待死，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同样是对丈夫炽热浓烈的痴情，《烈女操》中更多了几分强硬与贞烈。《烈女操》中的女子发狠似的说着：“你看，那梧桐、鸳鸯都是同生共长，生死相随的。虽然我们没能共赴阴间，但我们也绝不忘昔日情意。你走后，我的心就如同那幽深的古井水，再不会为谁起一丝的波澜。”
在她们的深悲里，不仅有真情的涌流，还有其在传统文化浸染中生成的对男性主人坚贞专一、至死不渝的节操。尽管孟郊作为男性，固守着传统的贞洁观，宣扬贞节妇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生为死去的丈夫殉节，这样才算是至善至美之举，在今天看来仿佛是封建的说教，不免显得有些迂腐。但从《葛生》和《烈女操》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对男性的绝对尊从和依附下，古代妇女通常缺少独立自我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然而，出自明代女诗人商景兰的《悼亡》一诗则一反常态，同是抒写对丈夫逝去的悲痛，却展现出了独特的贞洁观和理性的生死观。
《悼亡》其一
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
《悼亡》其二
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於今吊屈平。
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商景兰，清初女诗人，曾经也拥有一段令世人艳羡的“金童玉女”般的婚姻，她与丈夫祁彪佳琴瑟和谐，志趣相投，一同享受了25年的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随着清军铁蹄的南下肆虐，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整个社会像一个无法破蛹的蚕茧，时有涌动，却依然黑暗。当崇祯自缢于北京，清兵对华夏虎视眈眈，作为读书人，祁彪佳面对与必经的一大考验，当然就是是否顺从清朝。清人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为官，在各种情势相逼之下，祁彪佳终究在1645年的闰六月初五日自沉于寓山居处梅花阁前的水池中。商景兰完美的婚姻也就以变故而中断。提起遭遇故国沦丧与伴侣死别双重打击的悲惨命运，备尝人世艰辛的女文人，人们通常会第一个联想到李清照，却少有人知道商景兰的名字，尽管她的《悼亡》成就了女性悼亡诗的顶峰之作。
在悼念为明王朝殉节的丈夫时，她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放声恸哭，有的只是深明大义，只是理智坚韧。在组诗《其一》中，八句句句都铿锵有力，四联对对都是斩钉截铁的相反。没有凄怆、没有缠绵，没有对往日生活的细腻回忆，没有对失去爱人后景况和心境的描摹，有的只是一个女性自我对存亡、对“君臣大义”、对“儿女人情”的体认和选择。在《其二》中，尽管作者用了凄美的意象，诸如失散的“凤凰”、断咽的“琴声”，更多的却是传统中正，带者历史气息的“青简、碧血”，以及“荀息和屈平”，感情依然是沉郁的、含而不露的。悼亡诗一向走的是婉约的脉路，那么，商景兰就是一反常规的“豪放派”。而这种反叛不是有
意为之，是作为封建社会上流知识女性心曲的直接表达。可以想象，作为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商景兰在和其夫《遗言》诗时焉能没有激潮澎湃的感情在胸中涌荡，只是这种情感在诉诸笔端时经过了自身知识修养和理性的过滤，显得更为淡定罢了。
最令人动容的是“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一句。作为女性，在以殉“节”而死的“贞节烈女”大量涌现的封建时代，商景兰以成熟的人生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君臣大节，还是儿女人情；无论是丈夫的死还是自己的生，都是一种“贞节”。在她看来，“儿女人情”是支撑她活下来的理由，在晚年所写的《琴楼遗稿序》中，她也强调了这一点：“乙酉岁，中丞公殉节，余不敢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
她选择不死，实在是因为不能为无益之死；她要完成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赋予她的使命与职责，完成祁公对她“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的嘱托。事实证明，商夫人确实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在她的支持下，儿子为反清复明抛头颅洒热血；在她的率领下，女儿儿媳以诗歌吟咏人生、寄托家国之痛······其实正如祁公所说“殉节为其易”。商景兰在夫亡国难的境况中苦寒守节、吟咏人生，都是在向世人诉说生比死更加艰难，更加忍辱负重。
商景兰的《悼亡》诗是一个古代知识女性对贞节的理解、对生命的承诺。《悼亡》（其一）中是一个独立、睿智的商景兰，《悼亡》（其二）里是一个含蓄、深情的商景兰。商景兰在其悼亡诗中向世人显示了她最真实也最傲人的风姿。
也许，不论是《葛生》、《烈女操》所展现的普通妇女的贞烈，还是《悼亡》所表达的知识女性的理性，这些在亡夫精神光环下勇敢活下来的女子，都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不论是凄婉哀绝的追惜，或是斩钉截铁的誓愿，亦或是深明大义的抉择，都是将款款深情化作驻守岁月的笃定信念，穿过漫长岁月，待百年之后，去向有他在的那永恒寂静中去一一说与他听。透过这些字字泣血的悼亡文字，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打探那一代的女子是如何穿过黑暗、星空、暴风雨来寻找自我，并在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面带微笑，悠远笃定，从而拥有了与我们不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