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的特质看中国哲学的拓展
2008年04月07日 10:09光明日报
儒学特质究竟为何,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仁智互见。而中国哲学研究的拓展究竟应当如何进行,也是一个令人颇费思量的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庞大的体系。按照类别划分,儒家哲学可分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等等。
如果从自然哲学的层面审视,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儒家哲学在本体论方面显得颇为不足,既缺乏细密的理论论证,更没有完整的体系。在本体论方面,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什么优长之处。
如果从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等方面考察,儒家哲学则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这种哲学,是真正充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这个特色,主要在于其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具有当下即是的精神,强调社会实践(学以致用、经邦济世、知行合一),不崇尚玄思,主张担水劈柴即是妙道。
如果上述意见能够成立,那么,就逻辑地引出一个问题:这是哲学吗?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儒家哲学不是哲学,恰恰相反,这刚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儒家哲学的特质。黑格尔们批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道德说教,其实未必就是蔑视中国哲学,只能说明他们不明白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表现样式和精神实质,只能说明他们是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但是,在事实判断的层面,黑格尔们是对的。
儒家哲学,始终以教化为重心,以道德境界的提升为追求,所谓以“文”化之、以文教化,最终落脚于道德人心和民情风俗的醇化,正是中国式哲学的体现。所谓内圣外王,便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有机融合,是儒家哲学从道德自我的建立入手进而建立道德社会,齐风化俗、平治天下的思想纲领,也是其价值哲学的目标,是儒家文化理想的哲学表现,可谓典范的文化哲学。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向上,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分,还有“纯化”和“泛化”之别。无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离不开先前的思想资源,都是对先前资源的肯定。区别只是在于,照着讲是宗经崇圣法古,不敢也不能超越前人;而接着讲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从而发展前人的思想。
同样,主张“纯化”中国哲学研究者,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强调概念、范畴、命题、理论体系对于把握中国哲学特质的意义,强调厘清中国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而反对把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人生关怀之类问题当作哲学问题。不采用“纯化”方式研究中国哲学的,更多的是关注中国哲学的整体背景和社会影响,关注中国哲学对于现实的人生社会的作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离不开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的把握,也就是说,都不能否认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无论是“本来”的中国哲学还是“写”的中国哲学。
可见,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本身,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特
定生态和语境。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导或者为主要表现样态的哲学。这个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儒家哲学,是一种崇文哲学。因此,应当从文化的视角、从文化哲学的层面考察儒家哲学。
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是个复杂的关系。文化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哲学思考的是思维方式。文化与哲学,二者相即相融,相互涵摄。文化是哲学的表现,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从人生观的角度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从世界观的角度看,哲学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从所涉及的对象及其内容的广延度来看,哲学相对集中、凝练,文化相对宽泛、广博。
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传统儒家哲学,建设当代中国哲学,都应当二者并行不悖。而在实践和操作的层面上,更应注重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儒家哲学看作一种文化形态,从“儒学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进行转化和升华。
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这表明,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与其生硬地去迁就西方哲学的范式,勉强地将其“哲理化”,以便和西方哲学相对应,不如遵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承认其伦理化、政治化的特质,从而在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其合理的定位和评价。显然,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挖掘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形上思辨的东西,而是要从生活哲学的层面,从生命理念的层面,从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的层面,从儒学文化为中国人所能够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方面着眼,进行发掘。
否则,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合理转化,所谓中国哲学的继往,就会落空;同样,所谓开来,也就缺乏历史依据和价值根基。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不妨抓住儒学文化这个重要问题。
儒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合理性。但是,它的某些内容,某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甚至,经过理性的爬梳和诠释,也能彰显它的现代性和普世性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具有很强民族性,又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普世性的东西,绝对不是西方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而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东西,是真正的“化”了的“文”,是真正的以“文”“化”之,是真正的生活哲学,行动哲学!这些内容和精神,便是古典意义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而这个中国的、儒家的哲学,是真正“文化”的!(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
从儒学的特质看中国哲学的拓展
2008年04月07日 10:09光明日报
儒学特质究竟为何,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仁智互见。而中国哲学研究的拓展究竟应当如何进行,也是一个令人颇费思量的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庞大的体系。按照类别划分,儒家哲学可分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等等。
如果从自然哲学的层面审视,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儒家哲学在本体论方面显得颇为不足,既缺乏细密的理论论证,更没有完整的体系。在本体论方面,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什么优长之处。
如果从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等方面考察,儒家哲学则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这种哲学,是真正充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这个特色,主要在于其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具有当下即是的精神,强调社会实践(学以致用、经邦济世、知行合一),不崇尚玄思,主张担水劈柴即是妙道。
如果上述意见能够成立,那么,就逻辑地引出一个问题:这是哲学吗?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儒家哲学不是哲学,恰恰相反,这刚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儒家哲学的特质。黑格尔们批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道德说教,其实未必就是蔑视中国哲学,只能说明他们不明白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表现样式和精神实质,只能说明他们是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但是,在事实判断的层面,黑格尔们是对的。
儒家哲学,始终以教化为重心,以道德境界的提升为追求,所谓以“文”化之、以文教化,最终落脚于道德人心和民情风俗的醇化,正是中国式哲学的体现。所谓内圣外王,便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有机融合,是儒家哲学从道德自我的建立入手进而建立道德社会,齐风化俗、平治天下的思想纲领,也是其价值哲学的目标,是儒家文化理想的哲学表现,可谓典范的文化哲学。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向上,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分,还有“纯化”和“泛化”之别。无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离不开先前的思想资源,都是对先前资源的肯定。区别只是在于,照着讲是宗经崇圣法古,不敢也不能超越前人;而接着讲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从而发展前人的思想。
同样,主张“纯化”中国哲学研究者,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强调概念、范畴、命题、理论体系对于把握中国哲学特质的意义,强调厘清中国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而反对把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人生关怀之类问题当作哲学问题。不采用“纯化”方式研究中国哲学的,更多的是关注中国哲学的整体背景和社会影响,关注中国哲学对于现实的人生社会的作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离不开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的把握,也就是说,都不能否认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无论是“本来”的中国哲学还是“写”的中国哲学。
可见,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本身,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特
定生态和语境。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导或者为主要表现样态的哲学。这个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儒家哲学,是一种崇文哲学。因此,应当从文化的视角、从文化哲学的层面考察儒家哲学。
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是个复杂的关系。文化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哲学思考的是思维方式。文化与哲学,二者相即相融,相互涵摄。文化是哲学的表现,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从人生观的角度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从世界观的角度看,哲学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从所涉及的对象及其内容的广延度来看,哲学相对集中、凝练,文化相对宽泛、广博。
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传统儒家哲学,建设当代中国哲学,都应当二者并行不悖。而在实践和操作的层面上,更应注重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儒家哲学看作一种文化形态,从“儒学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进行转化和升华。
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这表明,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与其生硬地去迁就西方哲学的范式,勉强地将其“哲理化”,以便和西方哲学相对应,不如遵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承认其伦理化、政治化的特质,从而在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其合理的定位和评价。显然,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挖掘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形上思辨的东西,而是要从生活哲学的层面,从生命理念的层面,从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的层面,从儒学文化为中国人所能够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方面着眼,进行发掘。
否则,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合理转化,所谓中国哲学的继往,就会落空;同样,所谓开来,也就缺乏历史依据和价值根基。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不妨抓住儒学文化这个重要问题。
儒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合理性。但是,它的某些内容,某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甚至,经过理性的爬梳和诠释,也能彰显它的现代性和普世性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具有很强民族性,又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普世性的东西,绝对不是西方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而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东西,是真正的“化”了的“文”,是真正的以“文”“化”之,是真正的生活哲学,行动哲学!这些内容和精神,便是古典意义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而这个中国的、儒家的哲学,是真正“文化”的!(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