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何先生讲述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形，是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钱锺书同样写抗战时期几个颠沛流离的大学教师的小说《围城》不同的是，何先生是在几十年后去回忆那一段时光，他还是比较多地强调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义，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他又有自己的看法，并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便开始期待传闻中的他的下一部“上班记”。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事，我们一度住得很近，经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认识何先生之前，我已经受益于他翻译过的不少名著，那时恰好替《书城》杂志帮忙，就同彭刚商量，给何先生做一篇访问。彭刚是何先生的学生，为人为学都有几分神似何先生，他做的这个访问因而相当体贴，虽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记”，何先生还是谈到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谈到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权力的关系。
那一年，正好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因为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相识超过二十年，在上海的第一个访问便约了朱先生，谈的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国学”问题。朱先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他的批判性极强，教书、写作都带有激情，就如过去人常说的对待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当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可以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于我说过杂志的篇幅有限，访谈不能做得太长，当他看过我们整理好的谈话录音，再拿回来，就变成了一篇几乎是改写过的、删掉了所有问话的整整齐齐的稿子，从国学到经学、从晚清到民国，逻辑更严密，论述更清晰，话锋也更犀利。这篇题为《国学答问》的文章，发表在《书城》的2007年第9期。
等到访问何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于同年11月发表，我带着《书城》杂志回到北京，访问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在2003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清华大学的，从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比较多地见到这位忙碌的学者。我们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学，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听到一个故事，说李先生家里始终只有八个书柜，多年来就是只保留这八柜子书，后来房子大一点，才增加到十几个柜子。对李先生的访问，自然离不开上古史，当初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要证明中国确实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术性、政治性的议论都有，访谈时，我有意避开了过分政治化的提问，但还是请他从考古专业以及比较文明史的角度，谈他的上古史观、他的学术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负。这篇访谈很快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一期。
我是到了复旦大学以后，才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触，慢慢地熟悉起来。王先生曾说我和他先后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先后任职于同一个研究所，然后都到了复旦，这是一种缘分。而我对他这一班前辈的了解，主要是由于多年前曾仔细读过他参与编写的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又反复读过他参与的另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绿皮本”文学史。对他的访问，因此也就这样是从“文学史”开始，回首往事，听他讲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气氛下，当时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文学史。他们要“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做法会受到鼓励？在他们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中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访问记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九期。
在复旦大学，我认识最早的其实是章培恒先生，那时我才大学毕业不久，后来很多年，每到上海，拜访章先生都是一个固定节目。我认识的章先生，在爱憎分明这一点上，与朱维铮先生是颇为相似的，而在讲义气方面，他“任性”、不顾一切的程度，在学界中实属罕见。我们到上海时，他已经生病，我在他给研究生开的古代文学课上曾听过一节，只见他不但课上得规规矩矩，西装领带也穿戴得一丝不苟。做访问的那一天，他已经脚肿得厉害，必须要将两条腿平举，怎么坐都不舒服，可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答问，还冷不丁冒出一句幽默的话来，讲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是人学”，讲鲁迅、顾颉刚。这篇访问发表在2008年第十二期的《书城》。
学英文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以及新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这两本大词典的主编，都是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先生。就像章先生一样，陆先生在复旦、在上海都受到特别的尊重，有一段时间，他隔三差五地给《南方周末》等报纸写文章，讲述他在复旦六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里面有很多掌故，使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对复旦的历史也能有一点直观感受，所以和陆先生相识虽晚，却也一见如故，并不陌生。陆先生是一个对语言、文学都极其敏感的学者，人本来也相当温和，可是在现实中，似乎也还是有他内心的不平和无奈。对他的访问，发表在《书城》2012年第五期。
2015年恰逢裘锡圭先生八十寿辰，三十多年前，他就是教我们古文字学课的老师，他学问的严谨、做人的正派，有口皆碑。本来在北京、上海，我们都住同一个院儿，经常碰面，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早就预约的访问竟一直拖到他八十岁这一年。访问从他倡议的古典学重建开始，谈到现代学术史上的“古史辨”派，也谈到形形色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因为是给《书城》量身定做，访问时免不了也将裘先生“拉下水”，请他发表有关现实问题的看法，裘先生不仅回答得爽快，而且就像他讨论学术时喜欢用的一句口头禅“实事求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也不愿意苟且。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2015年第九期，刊出当日便在网络上疯传，令人意外。
2011章培恒先生去世，翌年朱维铮先生去世，使我们深感怅然，而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为他们都做了这样一篇访问。
这些年陆陆续续访问的都是这样的前辈，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这种大转折、大动荡时代的一辈人。虽然没有刻意规划，却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机缘，得与这些前辈学者谈话，并将它们记录下来，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私心”的话，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这一代学术、思想的风气正是体现在一个个学者的身上，而通过对那一辈学者的访问，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如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时代的影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人，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鉴往知来”。
2010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书，周末常随城大的朋友登山，张信刚先生是这小小登山队里的元老，因此我们有过不少谈话。认识张先生，还是在他当城大校长的时候，他是一个科学家，偏偏在推动中国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方面，曾经有过巨大投入。2007年他退休以后，好像比过去更加忙碌，围绕人文与科技、世界与中国等话题，奔波于世界各地，观察、写作、讲演。张校长出生在沈阳，19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由于是海外“保钓”运动的骨干，1972年就回国见到周恩来。他也属于上一代知识分子，然而他经历过的岁月，与和他同岁的陆谷孙先生就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也全然不同，我为他做访问，由此特别留意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中国？他们的理想在哪里，理想又如何照进现实？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2010年第9期，收入本书，就是为了提供一种历史的对照。
本书的压轴，即对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日本学者的访问，事实上做得最早，曾发表于《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那还是在1998年，葛兆光到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我随同前往，那时经常见到的就是兴膳宏等几位教授， 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他们当时就已经是顶尖学者。兴膳教授与朱维铮先生同岁，青少年时代是在二战中度过，1965年读博士时第一次到中国，除了访问北大、复旦，还去过“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他研究的是中国古典，可是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家已经完全不同，对现代中国，同样怀着美好的想象和热情。当然，他首先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者，在他与川合康三、金文京教授身上，都看得到日本学者特有的那种细致、沉着的作风，而他们也都告诉我们，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研究中国，会带入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经验和方法，中国与日本，在这里会是以怎样的方式碰撞、交融？将这篇访谈收入本书，也许可以提供又一种不同的历史对照。
书的题名“陟彼景山”，取自《诗经·商颂·殷武》，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所以，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歌中唱道：“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这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只不过这里指的是学术上的传承，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前辈学者的敬意。
（《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戴燕主编，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录入编辑：王建亮
2006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何先生讲述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形，是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钱锺书同样写抗战时期几个颠沛流离的大学教师的小说《围城》不同的是，何先生是在几十年后去回忆那一段时光，他还是比较多地强调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义，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他又有自己的看法，并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便开始期待传闻中的他的下一部“上班记”。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事，我们一度住得很近，经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认识何先生之前，我已经受益于他翻译过的不少名著，那时恰好替《书城》杂志帮忙，就同彭刚商量，给何先生做一篇访问。彭刚是何先生的学生，为人为学都有几分神似何先生，他做的这个访问因而相当体贴，虽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记”，何先生还是谈到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谈到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权力的关系。
那一年，正好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因为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相识超过二十年，在上海的第一个访问便约了朱先生，谈的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国学”问题。朱先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他的批判性极强，教书、写作都带有激情，就如过去人常说的对待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当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可以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于我说过杂志的篇幅有限，访谈不能做得太长，当他看过我们整理好的谈话录音，再拿回来，就变成了一篇几乎是改写过的、删掉了所有问话的整整齐齐的稿子，从国学到经学、从晚清到民国，逻辑更严密，论述更清晰，话锋也更犀利。这篇题为《国学答问》的文章，发表在《书城》的2007年第9期。
等到访问何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于同年11月发表，我带着《书城》杂志回到北京，访问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在2003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清华大学的，从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比较多地见到这位忙碌的学者。我们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学，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听到一个故事，说李先生家里始终只有八个书柜，多年来就是只保留这八柜子书，后来房子大一点，才增加到十几个柜子。对李先生的访问，自然离不开上古史，当初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要证明中国确实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术性、政治性的议论都有，访谈时，我有意避开了过分政治化的提问，但还是请他从考古专业以及比较文明史的角度，谈他的上古史观、他的学术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负。这篇访谈很快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一期。
我是到了复旦大学以后，才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触，慢慢地熟悉起来。王先生曾说我和他先后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先后任职于同一个研究所，然后都到了复旦，这是一种缘分。而我对他这一班前辈的了解，主要是由于多年前曾仔细读过他参与编写的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又反复读过他参与的另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绿皮本”文学史。对他的访问，因此也就这样是从“文学史”开始，回首往事，听他讲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气氛下，当时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文学史。他们要“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做法会受到鼓励？在他们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中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访问记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九期。
在复旦大学，我认识最早的其实是章培恒先生，那时我才大学毕业不久，后来很多年，每到上海，拜访章先生都是一个固定节目。我认识的章先生，在爱憎分明这一点上，与朱维铮先生是颇为相似的，而在讲义气方面，他“任性”、不顾一切的程度，在学界中实属罕见。我们到上海时，他已经生病，我在他给研究生开的古代文学课上曾听过一节，只见他不但课上得规规矩矩，西装领带也穿戴得一丝不苟。做访问的那一天，他已经脚肿得厉害，必须要将两条腿平举，怎么坐都不舒服，可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答问，还冷不丁冒出一句幽默的话来，讲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是人学”，讲鲁迅、顾颉刚。这篇访问发表在2008年第十二期的《书城》。
学英文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以及新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这两本大词典的主编，都是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先生。就像章先生一样，陆先生在复旦、在上海都受到特别的尊重，有一段时间，他隔三差五地给《南方周末》等报纸写文章，讲述他在复旦六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里面有很多掌故，使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对复旦的历史也能有一点直观感受，所以和陆先生相识虽晚，却也一见如故，并不陌生。陆先生是一个对语言、文学都极其敏感的学者，人本来也相当温和，可是在现实中，似乎也还是有他内心的不平和无奈。对他的访问，发表在《书城》2012年第五期。
2015年恰逢裘锡圭先生八十寿辰，三十多年前，他就是教我们古文字学课的老师，他学问的严谨、做人的正派，有口皆碑。本来在北京、上海，我们都住同一个院儿，经常碰面，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早就预约的访问竟一直拖到他八十岁这一年。访问从他倡议的古典学重建开始，谈到现代学术史上的“古史辨”派，也谈到形形色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因为是给《书城》量身定做，访问时免不了也将裘先生“拉下水”，请他发表有关现实问题的看法，裘先生不仅回答得爽快，而且就像他讨论学术时喜欢用的一句口头禅“实事求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也不愿意苟且。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2015年第九期，刊出当日便在网络上疯传，令人意外。
2011章培恒先生去世，翌年朱维铮先生去世，使我们深感怅然，而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为他们都做了这样一篇访问。
这些年陆陆续续访问的都是这样的前辈，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这种大转折、大动荡时代的一辈人。虽然没有刻意规划，却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机缘，得与这些前辈学者谈话，并将它们记录下来，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私心”的话，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这一代学术、思想的风气正是体现在一个个学者的身上，而通过对那一辈学者的访问，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如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时代的影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人，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鉴往知来”。
2010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书，周末常随城大的朋友登山，张信刚先生是这小小登山队里的元老，因此我们有过不少谈话。认识张先生，还是在他当城大校长的时候，他是一个科学家，偏偏在推动中国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方面，曾经有过巨大投入。2007年他退休以后，好像比过去更加忙碌，围绕人文与科技、世界与中国等话题，奔波于世界各地，观察、写作、讲演。张校长出生在沈阳，19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由于是海外“保钓”运动的骨干，1972年就回国见到周恩来。他也属于上一代知识分子，然而他经历过的岁月，与和他同岁的陆谷孙先生就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也全然不同，我为他做访问，由此特别留意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中国？他们的理想在哪里，理想又如何照进现实？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2010年第9期，收入本书，就是为了提供一种历史的对照。
本书的压轴，即对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日本学者的访问，事实上做得最早，曾发表于《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那还是在1998年，葛兆光到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我随同前往，那时经常见到的就是兴膳宏等几位教授， 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他们当时就已经是顶尖学者。兴膳教授与朱维铮先生同岁，青少年时代是在二战中度过，1965年读博士时第一次到中国，除了访问北大、复旦，还去过“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他研究的是中国古典，可是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家已经完全不同，对现代中国，同样怀着美好的想象和热情。当然，他首先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者，在他与川合康三、金文京教授身上，都看得到日本学者特有的那种细致、沉着的作风，而他们也都告诉我们，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研究中国，会带入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经验和方法，中国与日本，在这里会是以怎样的方式碰撞、交融？将这篇访谈收入本书，也许可以提供又一种不同的历史对照。
书的题名“陟彼景山”，取自《诗经·商颂·殷武》，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所以，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歌中唱道：“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这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只不过这里指的是学术上的传承，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前辈学者的敬意。
（《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戴燕主编，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录入编辑：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