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启念杨淑琴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3年03期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2)06-0059-06
2012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该书利用西方学者《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成果，对这部重要著作做了新的解读。其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写作经过和文本构成的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很有价值。本文尝试以此为基础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加以再认识。
《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依据国际著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英格·陶伯特的观点，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写作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临时动议”，在写完了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圣布鲁诺》章之后，批判施蒂纳的部分，即《圣麦克斯》章将要完成时，他们决定加写一章《一、费尔巴哈》，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费尔巴哈章。这一章的写作始终没有完成。聂锦芳教授认为，它的写作、修改和重写过程相当复杂，具体细节已经不可能详尽地复述出来。该章由六个部分组成，按照写作顺序，大致情况是：
(1)从《圣布鲁诺》章中抽出“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
(2)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教阶制》一小节的内容；
(3)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小节的内容；
(4)起草《费尔巴哈》章第1、2部分开头部分的两篇异文；
(5)起草《费尔巴哈》章第3部分论述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史的部分手稿；
(6)起草《费尔巴哈》章第4部分手稿，论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方式同唯心主义考查方式的区别。[1]86-88
前三个部分是从当时已经写好的几章中抽取出来的，后三个部分则是决定加写《一、费尔巴哈》后马克思恩格斯专门为这一章起草的。
至于加写费尔巴哈章的动机，聂锦芳教授认为主要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正面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阐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提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1]88显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面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批判费尔巴哈、阐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以及提出科学的世界观，都要以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阐述为基础。这样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本来没有设专章阐述唯物史观和批判费尔巴哈的打算，但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充满唯心主义历史观精神的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感觉到，要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史观，有必要首先亮明自己借以批判这种唯心史观的理论依据，即首先对自己的唯物史观作正面阐述，而这一阐述要从对费尔巴哈的分析批判开始。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此也有说明。在本章之初，他们曾经说：
“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2]7
这表明，他们写作这一章的目的的确是要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为后面对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所做批判提供理论依据。此外恩格斯1883年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在第一章结尾处写下：《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对原标题《一、费尔巴哈》做了改动。其中“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显然是对这一章内容的具体说明，也透露出了与上面的引文同样的意思。
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写作及其目的的上述认识，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但对它如何理解与评价，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根据费尔巴哈章的写作目的，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论述就在费尔巴哈章，就在这一章的六个组成部分之中。这为我们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正面表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路。
这六个部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安排，其发表时的逻辑顺序应该是：(4)、(5)、(6)、(1)、(2)、(3)。其中(2)和(3)，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①中，相当于第42页第2段到第80页，即全书结束。这两个部分讲了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化，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个人的历史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等等，内容比较散，没有对任何历史观的完整阐述。(4)、(5)、(6)、(1)四个部分，包括第6页到第42页第1段结束。其中第6页至第10页第2段，具有导语性质，看不出对某种理论的比较完整的正面阐述。
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正面的、也应该是比较完整的阐述，是在第10页第3段到第42页第1段的内容之中。这部分内容，经过阅读辨析，我们会发现，第22页第3段以前和这一段及以后直到第42页第1段，从文本结构的角度看，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者可以说，尽管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思想还不是很成熟，因而使用的概念和具体内容及其表述互有出入，但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个逻辑结构的重复。
第10页第3段到第22页第2段的主要内容：
(1)历史的前提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对人、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的决定作用(10页第3段到12页第2段)。
(2)生产力决定分工和所有制形式(12页第3、4、5段)。
(3)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13页第1段到15页第3段)。
(4)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决定着思想、观念、意识(15页末一段到16页第2段)。
(5)总结前面论述，在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简要阐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17页第2、3、4段)。
(6)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18页第2段到22页第2段)。
第22页第3段到42页第1段主要内容：
(1)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22页第3段到24页第2段)。
(2)生产力决定社会状况、社会联系(23页第3段)。
(3)意识的起源及其对物质的依赖(25页第2段)。
(4)分工与私有制、国家、人的异化及异化的消灭(27页第2段到31页第4段)。
(5)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32页1、2、3段)。
(6)世界历史的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实现(32页第4段到34页第2段)。
(7)在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概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36页第1段)。
(8)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37页第2段到43页第1段)。
比较这两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有几点是大致一致的。第一，都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的前提；第二，都认为生产力决定分工进而决定着所有制、社会关系及其变迁；第三，都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第四，都讲到了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第五，都概括性地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第六，都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批判了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这反映了它们在逻辑结构上的共同性。
下面就这六个方面的内容逐一加以介绍分析。
第一，关于历史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有两种说法。其一：“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②其二：“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2]22-23他们还特别指出：生产活动之所以是前提，因为“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他们与动物的主要区别[2]11。
第二，关于生产力决定分工进而决定着所有制、社会关系及其变迁。他们说：生产力的任何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化；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在其中。他们还用分工解释了国家的起源与功能，特别强调“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32。
第三，关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相关的论述很多。例如：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7。
第四，关于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是与寻找人类解放之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特点在《德法年鉴》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到。因此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成为其唯物史观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费尔巴哈章他们从分工决定的所有制的历史演变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两个角度对共产主义问题作了分析。
第五，关于对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的概括性阐述。无疑，在所有的内容中这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
这样的论述有两处。
其一，第17页2、3、4段。第2段称：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第3段是对上一段所说“我们的出发点”的进一步说明——“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这一段前面，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6。可见，“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因而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
第4段则是对上一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进一步说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
这三段的内容，集中在第2段中。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历史的方法，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的反射、反响，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其二，36页第1段：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都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的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2]36-37。
其中第一个句话之前的主要内容，即“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在形式上很像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历史观的“定义”。虽然所用概念还不够成熟，用语有欠准确，但内容相当完整。其主要思想有四：1.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方式，从而解释由它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市民社会；2.认为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3.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4.用市民社会解释各种意识形式及其内容。
第一个句号之后的内容，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历史观”的进一步说明：其一，它与唯心史观的主要区别是用实践解释观念而不是相反。其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具体机制，指出了它是如何“动起来”的，即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每一代人都从前辈手中获得既有的生产力、资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客观条件，但每一代人又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改变着这些客观条件并把改变了的客观条件留给下一代人。其三，社会革命能否成功由生产力等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决定，不取决于观念变革。
从宏观上看，17页2、3、4段和36页第1段都是在谈论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看法。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对两处表述的具体内容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它们所讲的对历史的理解，包含三个方面，即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考察历史的方法，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的反射、反响，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它们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了生产方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交往关系及其发展，进而解释了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观。
第六，对费尔巴哈等人唯心史观的批判。这部分内容明显是对第五方面所阐述理论的运用。
综上所述，上面六个方面的内容在逻辑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17页和36页两次阐述的历史观都是对前面内容的概括总结，这说明这两次阐述绝非偶然为之。也正因为如此，36页第1段才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这种观点表明”等正面阐述甚至定义性的说法。此外，两次阐述之后都立即开始运用其中的思想对唯心史观展开批判，也就是说，这些思想是他们与唯心史观斗争的理论基础。这与加写费尔巴哈章的动机完全吻合，它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这两个地方着意完整地正面阐述他们的历史观。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7页2、3、4段和36页第1段所阐述的历史观，正是我们要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对唯物史观的正面阐述。
费尔巴哈章对唯物史观的两次正面阐述，基本思想完全一致。比较而言，第36页的阐述更为集中也更为系统。下面我们以它为例对这一章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思想做一简要分析。
前文指出，36页第1段中第一个句号之前，可以视为唯物史观的“定义”；其内容有四点：1.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方式，从而解释由它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市民社会；2.认为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3.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4.用市民社会解释各种意识形式及其内容。这里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对生产关系概念所含内容的不成熟表达。其中的第一点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生产方式进而解释市民社会；第二点声明唯物史观的总特征是用市民社会解释历史；第三点用市民社会解释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第四点其实是在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三点内容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给人新鲜感因而值得重视的是第一点，即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生产方式与市民社会。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讨论。
“定义”一开始便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在费尔巴哈章，这一表述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和历史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次引用他们的一些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但费尔巴哈章所说的人的现实性不是强调人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强调他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③他们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10-11他们又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22-23他们对人的活动，物质生产活动，高度重视，跃然纸上。
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究竟有什么具体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有论述。36页第一段说：“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这当然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但是紧接这句话他们又说：“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这实际上是在肯定了生产力的物质存在性之后指出了它本身的发展动力所在，即：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新的一代如何改变？如前面所说：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的发展[2]21。
接下来他们又说：“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37这里说的“环境”指什么？请看下文：“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前面曾有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的说法，可见“环境”即“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一方面告诉我们人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活动创造的，另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秘密——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人创造的，因此人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对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说明。
在同一段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36这里所说的“革命”，从上下文看，是指“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如前面所说，取决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观念形态上层建筑的发展也借助人的活动而得到唯物主义的说明。
由此可见，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是费尔巴哈章历史观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他们才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32说到底，费尔巴哈章的唯物史观是一种最终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历史的理论。
事实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他们毕生坚持的基本观点。1846年12月，马克思说：蒲鲁东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3]538-539恩格斯1888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258。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695-696
费尔巴哈章中的唯物史观，由于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它不仅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而是唯物主义的，而且通过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作用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观念上层建筑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第一次使它们有了历史，并对它做了彻底唯物主义的说明。同时，在这里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客观规律只存在于人的活动的结果之中。这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分析获得的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思想的新认识。
它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传统理解，也包括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基本一致，但二者又的确有所不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种认识能不能成立？如果能够成立，它与迄今为止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什么关系？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它？它在我们深入理解当今时代的现实生活以及分析批判国外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责难中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注释：
①下面行文中所说页码，均为该书页码。
②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1页，第2、3、4段及注释①。
③《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6页。恩格斯也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
作者介绍：安启念(1947- )，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杨淑琴(1964- )，女，北京农学院思政部讲师，北京 102206。
作者：安启念杨淑琴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3年03期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2)06-0059-06
2012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该书利用西方学者《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成果，对这部重要著作做了新的解读。其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写作经过和文本构成的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很有价值。本文尝试以此为基础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加以再认识。
《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依据国际著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英格·陶伯特的观点，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写作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临时动议”，在写完了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圣布鲁诺》章之后，批判施蒂纳的部分，即《圣麦克斯》章将要完成时，他们决定加写一章《一、费尔巴哈》，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费尔巴哈章。这一章的写作始终没有完成。聂锦芳教授认为，它的写作、修改和重写过程相当复杂，具体细节已经不可能详尽地复述出来。该章由六个部分组成，按照写作顺序，大致情况是：
(1)从《圣布鲁诺》章中抽出“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
(2)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教阶制》一小节的内容；
(3)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小节的内容；
(4)起草《费尔巴哈》章第1、2部分开头部分的两篇异文；
(5)起草《费尔巴哈》章第3部分论述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史的部分手稿；
(6)起草《费尔巴哈》章第4部分手稿，论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方式同唯心主义考查方式的区别。[1]86-88
前三个部分是从当时已经写好的几章中抽取出来的，后三个部分则是决定加写《一、费尔巴哈》后马克思恩格斯专门为这一章起草的。
至于加写费尔巴哈章的动机，聂锦芳教授认为主要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正面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阐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提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1]88显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面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批判费尔巴哈、阐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以及提出科学的世界观，都要以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阐述为基础。这样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本来没有设专章阐述唯物史观和批判费尔巴哈的打算，但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充满唯心主义历史观精神的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感觉到，要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史观，有必要首先亮明自己借以批判这种唯心史观的理论依据，即首先对自己的唯物史观作正面阐述，而这一阐述要从对费尔巴哈的分析批判开始。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此也有说明。在本章之初，他们曾经说：
“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2]7
这表明，他们写作这一章的目的的确是要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为后面对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所做批判提供理论依据。此外恩格斯1883年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在第一章结尾处写下：《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对原标题《一、费尔巴哈》做了改动。其中“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显然是对这一章内容的具体说明，也透露出了与上面的引文同样的意思。
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写作及其目的的上述认识，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但对它如何理解与评价，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根据费尔巴哈章的写作目的，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论述就在费尔巴哈章，就在这一章的六个组成部分之中。这为我们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正面表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路。
这六个部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安排，其发表时的逻辑顺序应该是：(4)、(5)、(6)、(1)、(2)、(3)。其中(2)和(3)，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①中，相当于第42页第2段到第80页，即全书结束。这两个部分讲了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化，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个人的历史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等等，内容比较散，没有对任何历史观的完整阐述。(4)、(5)、(6)、(1)四个部分，包括第6页到第42页第1段结束。其中第6页至第10页第2段，具有导语性质，看不出对某种理论的比较完整的正面阐述。
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正面的、也应该是比较完整的阐述，是在第10页第3段到第42页第1段的内容之中。这部分内容，经过阅读辨析，我们会发现，第22页第3段以前和这一段及以后直到第42页第1段，从文本结构的角度看，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者可以说，尽管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思想还不是很成熟，因而使用的概念和具体内容及其表述互有出入，但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个逻辑结构的重复。
第10页第3段到第22页第2段的主要内容：
(1)历史的前提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对人、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的决定作用(10页第3段到12页第2段)。
(2)生产力决定分工和所有制形式(12页第3、4、5段)。
(3)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13页第1段到15页第3段)。
(4)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决定着思想、观念、意识(15页末一段到16页第2段)。
(5)总结前面论述，在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简要阐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17页第2、3、4段)。
(6)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18页第2段到22页第2段)。
第22页第3段到42页第1段主要内容：
(1)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22页第3段到24页第2段)。
(2)生产力决定社会状况、社会联系(23页第3段)。
(3)意识的起源及其对物质的依赖(25页第2段)。
(4)分工与私有制、国家、人的异化及异化的消灭(27页第2段到31页第4段)。
(5)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32页1、2、3段)。
(6)世界历史的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实现(32页第4段到34页第2段)。
(7)在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概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36页第1段)。
(8)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37页第2段到43页第1段)。
比较这两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有几点是大致一致的。第一，都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的前提；第二，都认为生产力决定分工进而决定着所有制、社会关系及其变迁；第三，都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第四，都讲到了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第五，都概括性地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第六，都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批判了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这反映了它们在逻辑结构上的共同性。
下面就这六个方面的内容逐一加以介绍分析。
第一，关于历史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有两种说法。其一：“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②其二：“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2]22-23他们还特别指出：生产活动之所以是前提，因为“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他们与动物的主要区别[2]11。
第二，关于生产力决定分工进而决定着所有制、社会关系及其变迁。他们说：生产力的任何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化；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在其中。他们还用分工解释了国家的起源与功能，特别强调“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32。
第三，关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相关的论述很多。例如：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7。
第四，关于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是与寻找人类解放之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特点在《德法年鉴》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到。因此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成为其唯物史观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费尔巴哈章他们从分工决定的所有制的历史演变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两个角度对共产主义问题作了分析。
第五，关于对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的概括性阐述。无疑，在所有的内容中这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
这样的论述有两处。
其一，第17页2、3、4段。第2段称：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第3段是对上一段所说“我们的出发点”的进一步说明——“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这一段前面，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6。可见，“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因而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
第4段则是对上一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进一步说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
这三段的内容，集中在第2段中。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历史的方法，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的反射、反响，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其二，36页第1段：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都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的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2]36-37。
其中第一个句话之前的主要内容，即“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在形式上很像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历史观的“定义”。虽然所用概念还不够成熟，用语有欠准确，但内容相当完整。其主要思想有四：1.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方式，从而解释由它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市民社会；2.认为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3.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4.用市民社会解释各种意识形式及其内容。
第一个句号之后的内容，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历史观”的进一步说明：其一，它与唯心史观的主要区别是用实践解释观念而不是相反。其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具体机制，指出了它是如何“动起来”的，即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每一代人都从前辈手中获得既有的生产力、资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客观条件，但每一代人又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改变着这些客观条件并把改变了的客观条件留给下一代人。其三，社会革命能否成功由生产力等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决定，不取决于观念变革。
从宏观上看，17页2、3、4段和36页第1段都是在谈论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看法。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对两处表述的具体内容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它们所讲的对历史的理解，包含三个方面，即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考察历史的方法，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的反射、反响，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它们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了生产方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交往关系及其发展，进而解释了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观。
第六，对费尔巴哈等人唯心史观的批判。这部分内容明显是对第五方面所阐述理论的运用。
综上所述，上面六个方面的内容在逻辑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17页和36页两次阐述的历史观都是对前面内容的概括总结，这说明这两次阐述绝非偶然为之。也正因为如此，36页第1段才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这种观点表明”等正面阐述甚至定义性的说法。此外，两次阐述之后都立即开始运用其中的思想对唯心史观展开批判，也就是说，这些思想是他们与唯心史观斗争的理论基础。这与加写费尔巴哈章的动机完全吻合，它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这两个地方着意完整地正面阐述他们的历史观。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7页2、3、4段和36页第1段所阐述的历史观，正是我们要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对唯物史观的正面阐述。
费尔巴哈章对唯物史观的两次正面阐述，基本思想完全一致。比较而言，第36页的阐述更为集中也更为系统。下面我们以它为例对这一章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思想做一简要分析。
前文指出，36页第1段中第一个句号之前，可以视为唯物史观的“定义”；其内容有四点：1.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方式，从而解释由它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市民社会；2.认为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3.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4.用市民社会解释各种意识形式及其内容。这里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对生产关系概念所含内容的不成熟表达。其中的第一点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生产方式进而解释市民社会；第二点声明唯物史观的总特征是用市民社会解释历史；第三点用市民社会解释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第四点其实是在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三点内容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给人新鲜感因而值得重视的是第一点，即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生产方式与市民社会。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讨论。
“定义”一开始便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在费尔巴哈章，这一表述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和历史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次引用他们的一些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但费尔巴哈章所说的人的现实性不是强调人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强调他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③他们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10-11他们又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22-23他们对人的活动，物质生产活动，高度重视，跃然纸上。
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究竟有什么具体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有论述。36页第一段说：“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这当然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但是紧接这句话他们又说：“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这实际上是在肯定了生产力的物质存在性之后指出了它本身的发展动力所在，即：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新的一代如何改变？如前面所说：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的发展[2]21。
接下来他们又说：“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37这里说的“环境”指什么？请看下文：“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前面曾有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的说法，可见“环境”即“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一方面告诉我们人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活动创造的，另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秘密——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人创造的，因此人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对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说明。
在同一段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36这里所说的“革命”，从上下文看，是指“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如前面所说，取决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观念形态上层建筑的发展也借助人的活动而得到唯物主义的说明。
由此可见，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是费尔巴哈章历史观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他们才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32说到底，费尔巴哈章的唯物史观是一种最终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历史的理论。
事实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他们毕生坚持的基本观点。1846年12月，马克思说：蒲鲁东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3]538-539恩格斯1888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258。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695-696
费尔巴哈章中的唯物史观，由于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它不仅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而是唯物主义的，而且通过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作用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观念上层建筑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第一次使它们有了历史，并对它做了彻底唯物主义的说明。同时，在这里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客观规律只存在于人的活动的结果之中。这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分析获得的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思想的新认识。
它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传统理解，也包括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基本一致，但二者又的确有所不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种认识能不能成立？如果能够成立，它与迄今为止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什么关系？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它？它在我们深入理解当今时代的现实生活以及分析批判国外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责难中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注释：
①下面行文中所说页码，均为该书页码。
②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1页，第2、3、4段及注释①。
③《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6页。恩格斯也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
作者介绍：安启念(1947- )，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杨淑琴(1964- )，女，北京农学院思政部讲师，北京 1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