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方法结合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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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0 19:37:13 发布
经济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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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chw | 2009-10-05 16:33:03 有0人认为这个回答不错 | 有0人认为这个回答没有帮助
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下半年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胀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国家在外围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做出的现行目标。也就是“一保一控”。如何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就把如何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到了首位。
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所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从现在经济的规模、国际的地位、国家的影响力和人民的收入、生活条件、居住环境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几十年坚强不息努力奋斗的成果！
过去我们经济的增长模式是采用西方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特定时期所采用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这种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投资不断增长，产能不断增加，消费最终是萎缩的。从2005年到2007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2%、36.4%和36.1%。这在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中都是最低的。 美国2007年消费是9.5万亿美元，占GDP的72%；中国的消费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36.1%，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几乎是中国的一倍。国内消费能否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半边蓝天，能否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劳动力报酬过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消费低迷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报酬过低。
如果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最类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2007年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在6.6%到8.9%之间。美世咨询去年曾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过8%。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除了印度之外，当年日本经济腾飞时的情况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老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当老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而从1978～2007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可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4%左右。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越体现社会分配的均等、公平。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而我国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只有41.4%。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亿，如果每年按10%的增长到2011年底将达361075亿左右。要使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达到普通国家的水平55%左右，就需要从今年开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总量，平均每年增长18%左右。而且是以提高最低工资为主的大幅提高。这个增幅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我们只有做到了，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工资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老百姓不敢消费。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约为1.7倍，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加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又大大降低了居民消费的安全感。
同时我国国民收入也存在分配不合理，企业劳动力的低报酬和企业高收入者的差距不断扩大。在企业相对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低报酬和企业高收入者的差距不断扩大，实际上也就是，高收入者侵占了低收入者的劳动力价值，加剧了国民的贫富分化。目前国内消费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高收入者消费意愿在降低，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又上升不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曾指出：当前我国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形成了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的“过剩型出口”，这种过剩型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而是由于高收入者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消费造成的，是一种典型的相对过剩。“在中国，关注穷人和帮助穷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而且还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需要。”马晓河认为，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2006年中国统计总人口131448万，城镇57706万占总人口43.9%，乡村73742万占总人口56.1%。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59005.6亿，占总消费支出（80120.5亿）73.6%。乡村居民消费支出额21114.9亿，占总消费支出（80120.5亿）26.4%。也就是占总人口43.9%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73.6%。可以看出国内消费极其的不均衡。这足以说明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是多么的迫切和关键，也是解决扩大内需的根本所在。
2006年统计的乡村人口是73742万，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就成为了关键。这两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力度，这说明了国家已对农民采取了倾斜和扶持政策。但要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保持可持续的高增长，这是远远不够的。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结构：一、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础生产设施的投入。二、加大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发展科技、高效农业，带动农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例如国家正在推行的，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10 万名大学生走进农村，执掌新农村建设。三、鼓励人才进入乡镇农业管理部门，加强国家对农业的引导和规划。四、积极发展农业信贷，对具有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战略农业和农业深远影响的，给予充足的农业信贷扶持。
农民的收入40％来自农业，60％是来自非农产业。在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同时，还需大幅提高非农产业的收入，所以就必须大幅提高企业低收入者的工资或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成功与否，将是关系到国内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还必须逐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解除国内消费的后顾之忧，我们就将没有理由再去担心我们国内消费的不增长了。
当前大幅提高企业的最低工资，无疑会给已经资金紧张的企业雪上加霜，加速部分企业的破产。但无疑也会加快国内企业优化重组和并购的步伐，也给我们调整国内经济增长的结构赢得了时间。我们不但可以用优惠的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快速转型，还可以放松和加大对部分行业的信贷来扶持企业的快速转型。近来有个别人提出用4000亿的资金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我想如果把4000亿资金用在需要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或转型企业的工资补贴上，这将会为国家提高企业最低工资的政策顺利实行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这无疑也会对国内消费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任何过大、过快地调整都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和风险。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容我们再等待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把国家政策充分宣传到位，同时辅以政策倾斜和补贴，对转型企业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国内企业就会顺利的完成转型和优化重组。届时，这必将会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深刻影响。 添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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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下半年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胀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国家在外围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做出的现行目标。也就是“一保一控”。如何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就把如何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到了首位。
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所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从现在经济的规模、国际的地位、国家的影响力和人民的收入、生活条件、居住环境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几十年坚强不息努力奋斗的成果！
过去我们经济的增长模式是采用西方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特定时期所采用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这种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投资不断增长，产能不断增加，消费最终是萎缩的。从2005年到2007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2%、36.4%和36.1%。这在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中都是最低的。 美国2007年消费是9.5万亿美元，占GDP的72%；中国的消费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36.1%，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几乎是中国的一倍。国内消费能否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半边蓝天，能否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劳动力报酬过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消费低迷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报酬过低。
如果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最类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2007年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在6.6%到8.9%之间。美世咨询去年曾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过8%。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除了印度之外，当年日本经济腾飞时的情况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老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当老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而从1978～2007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可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4%左右。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越体现社会分配的均等、公平。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而我国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只有41.4%。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亿，如果每年按10%的增长到2011年底将达361075亿左右。要使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达到普通国家的水平55%左右，就需要从今年开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总量，平均每年增长18%左右。而且是以提高最低工资为主的大幅提高。这个增幅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我们只有做到了，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工资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老百姓不敢消费。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约为1.7倍，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加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又大大降低了居民消费的安全感。
同时我国国民收入也存在分配不合理，企业劳动力的低报酬和企业高收入者的差距不断扩大。在企业相对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低报酬和企业高收入者的差距不断扩大，实际上也就是，高收入者侵占了低收入者的劳动力价值，加剧了国民的贫富分化。目前国内消费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高收入者消费意愿在降低，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又上升不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曾指出：当前我国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形成了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的“过剩型出口”，这种过剩型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而是由于高收入者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消费造成的，是一种典型的相对过剩。“在中国，关注穷人和帮助穷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而且还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需要。”马晓河认为，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2006年中国统计总人口131448万，城镇57706万占总人口43.9%，乡村73742万占总人口56.1%。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59005.6亿，占总消费支出（80120.5亿）73.6%。乡村居民消费支出额21114.9亿，占总消费支出（80120.5亿）26.4%。也就是占总人口43.9%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73.6%。可以看出国内消费极其的不均衡。这足以说明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是多么的迫切和关键，也是解决扩大内需的根本所在。
2006年统计的乡村人口是73742万，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就成为了关键。这两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力度，这说明了国家已对农民采取了倾斜和扶持政策。但要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保持可持续的高增长，这是远远不够的。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结构：一、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础生产设施的投入。二、加大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发展科技、高效农业，带动农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例如国家正在推行的，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10 万名大学生走进农村，执掌新农村建设。三、鼓励人才进入乡镇农业管理部门，加强国家对农业的引导和规划。四、积极发展农业信贷，对具有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战略农业和农业深远影响的，给予充足的农业信贷扶持。
农民的收入40％来自农业，60％是来自非农产业。在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同时，还需大幅提高非农产业的收入，所以就必须大幅提高企业低收入者的工资或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成功与否，将是关系到国内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还必须逐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解除国内消费的后顾之忧，我们就将没有理由再去担心我们国内消费的不增长了。
当前大幅提高企业的最低工资，无疑会给已经资金紧张的企业雪上加霜，加速部分企业的破产。但无疑也会加快国内企业优化重组和并购的步伐，也给我们调整国内经济增长的结构赢得了时间。我们不但可以用优惠的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快速转型，还可以放松和加大对部分行业的信贷来扶持企业的快速转型。近来有个别人提出用4000亿的资金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我想如果把4000亿资金用在需要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或转型企业的工资补贴上，这将会为国家提高企业最低工资的政策顺利实行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这无疑也会对国内消费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任何过大、过快地调整都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和风险。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容我们再等待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把国家政策充分宣传到位，同时辅以政策倾斜和补贴，对转型企业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国内企业就会顺利的完成转型和优化重组。届时，这必将会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深刻影响。 添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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