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东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9期
中图分类号：F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2-0030-07
一、经济研究是培育复杂性科学的温床之一
复杂性科学从孕育到产生的历史可以简单概述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孕育，历时40多年；1940年代开始把复杂性看成科学概念，意识到复杂性正在成为科学前沿的研究对象，提出一系列有助于理解和描述复杂性的概念、方法、观点；70至80年代之交初步形成复杂性科学。一切科学思想都来自社会实践，复杂性科学亦然。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活动本质上属于复杂系统，因而是培育复杂性科学思想的重要土壤。科学整体作为系统，从简单性科学这种历史形态演化为复杂性科学这种历史形态，需要而且事实上经历着一系列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今天回头看去，这一进程中始终有来自经济研究的影响和推动。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就以下五点略加说明。
1.从物理到事理。简单性科学是广义的物理学（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关系和物质运动，不涉及人的因素起重要作用的事理现象。研究事理既要考虑物质关系和物质运动，也要考量人的情感、思想、决策、行为等因素，原则上属于复杂性范畴。科学转型演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是从单纯的物质观转向同时承认事理观。这一转变始于20世纪初，人们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事理现象，主要是经营管理问题，逐步形成运筹学。运筹学遵循投入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这一经济原则，用数学方法描述和处理有限资源分配、目标搜索、设备更新之类事理问题。列昂惕夫(1973)、康托罗维奇(1975)就是以运筹学的出色工作而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今天看来，运筹学能够有效解决的还是所谓硬系统、硬运筹、硬事理问题，原则上仍属于简单性科学。但它冲破单纯的物理观，开辟通向研究软系统、软运筹、软事理这类复杂性问题的道路，是经济对复杂性研究的重要影响。
2.从还原论到系统论。从方法论看，简单性科学是还原论科学，强调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宏观还原到微观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复杂性科学是系统论科学，强调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问题。科学转型演化必定伴随方法论转变，必须重新张扬整体观。贝塔朗菲说得好：“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1](p.2)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的转变跟经济学的影响和推动密切相关。在一般系统论创始人中，经济学家博尔丁的地位仅次于贝塔朗菲，对现代科学从分析范式转向系统范式有独特贡献。博尔丁自称是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走向一般系统论的[1](p.12)，他提出的组织模型、层次划分图式、经济系统的生态特性和演化特性等，其思想灵感首先来自经济学。当然，从经济学提炼系统思维的绝非博尔丁一人，而是几代人接力赛的结果。
3.从天然性到人工性。人类行为、社会发展充满天然性与人工性的矛盾。不考虑人工性，只从天然性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是简单性科学，从天然性与人工性矛盾统一的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往往是复杂性科学。“人工性问题之引人入胜，主要是当它关系到在复杂环境中生存的复杂系统的时候，人工性和复杂性这两个论题不可解脱地交织在一起。”[2]（第2版序）在复杂性科学初步形成其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司马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提出的有限理性、层级结构、人工性等概念是复杂性科学必不可少的武器。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西蒙对复杂性研究的贡献都直接联系着经济学和智能科学，是对经济复杂性和智能复杂性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有限理性概念更是为修正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而提出的，完全理性是简单性，有限理性连通着复杂性。
4.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简单性科学遵奉机械论，一个突出表现是把系统组分看成死的物质分子、原子，或机器的元件。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对系统组分的认识事实上都因袭机械论假设，不提组分的活性，难以有效描述复杂性。应对复杂性须克服机械论，采取有机论。科学从机械论向有机论转变有不同途径，圣塔菲的CAS（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其中之一。他们借用经济学的agent概念，把系统组分看成具有主动性和学习能力的主体，能通过积累经验而相互适应，进而适应更大环境，指出正是这种适应性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CAS理论的许多概念、方法、模型都有明显的经济学背景。
5.自组织观点。自组织理论为解释复杂性形成和演变的深层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没有自组织理论，就不会有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主要完成于普利高津、哈肯、艾根等人之手，但思想孕育跟经济学密切相关。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对经济自组织最早的表述，影响深远，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20世纪后半期，苏联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走向停滞，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的长足发展，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尽管它把市场的自组织功能绝对化，完全否定他组织，十分片面；但它有助于重新认识自组织对系统生成、存续、演化的建设性作用，在学术思想上有不可忽视的正面影响。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在1960-1970年代勃兴，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复兴有思想上的联系，也同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有联系，为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支持。
此外，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目的性、竞争与合作等等，这些对理解复杂性必不可少的概念的提出和深化，都从经济学中得到过启示。
二、复杂性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推动
事物总是相互作用的。逐步形成中的系统科学、信息科学、非线性科学、各种跨学科研究等，粗略说就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同时也在影响和滋养着经济研究。既然经济运行本质上是复杂系统，复杂性研究所提出的新思路、新概念、新方法就会不可阻挡地进入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和概念工具。事实上，1980年代以降，经济研究中引入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观点和方法已成为时尚，国内外举行了难以计数的有关经济复杂性研究的活动，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国际上复杂性研究学派林立，都非常关注经济复杂性问题，以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给出解释，这里仅提及五点。
1.博弈论经济学。竞争是研究系统演化、自组织之类复杂现象必不可少的概念。博弈论是研究策略性竞争的科学理论，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现实世界的博弈行为不限于经济系统，但自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经济竞争成为研究博弈现象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腾的名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被视为博弈论诞生的标志，它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运用博弈论分析经济现象，其基本概念“局中人”乃是一类特殊的经济人。博弈论1950年代以来的发展跟经济学的关系更加密切，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多方面深入地揭示了真实“局中人”固有的复杂性。相比之下，哈肯和艾克斯罗德关于合作与竞争的一般性研究倒显得受冷落了。
2.报酬递增经济学。W·B·阿瑟是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其经济学思想发源于他有关发展中国家人口经济问题的调研和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工作，并多方面受惠于正在形成中的复杂性科学，特别是普利高津关于系统演化和自组织的观点。阿瑟把自己的新经济学称为报酬递增经济学，强调经济系统的正反馈，向主流经济学基于负反馈的均衡论发起挑战。早在1979年，他就沿着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分野这样一个维度，从7个方面对新旧经济学进行比较，下面列出其中4条[3](p.36)，这足以看出复杂性研究对其思想影响之深，报酬递增经济学无疑属于把复杂性科学引入经济研究的产物：
旧经济学
·建立在19世纪物理学之上（均衡、稳定、确定性动力学）
·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经济中不存在真正的动力学变化
·把研究对象看作结构简单的事物
·经济学就像物理学那样简单新经济学
·建立在生物学之上（结构、形态、自组织、生命循环）
·经济永远处在时间的边缘，不断前进，结构时时在组合、衰败、发展
·认为研究对象具有潜在的复杂性
·经济学是高度复杂的科学
3.混沌经济学。混沌指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尽管学界有人认为它还算不上真正的复杂性，但毕竟是迄今发现的最复杂的动力学体制。混沌的基本特征，如非周期定态、奇怪吸引子、对初值敏感依赖性、长期行为不可预测性等，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都可以发现。所以，混沌学的出现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纷纷以混沌学概念和方法描述经济复杂性。最早的工作大约是在1975年，1980年代有关工作迅速增加。普利高津学派、哈肯学派、圣塔菲学派、微分动力学等都尝试把混沌学与各自的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复杂性。由理查德·H·戴等人写的14篇文章汇编成的《混沌经济学》一书[4]，大体代表了应用混沌理论研究经济复杂性的成果。北京大学学者陈平是作者之一，他发现经济系统的奇怪吸引子，并以可观察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描述经济混沌。[5]
4.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化理论逻辑地包含经济演化的思想，瓦尔拉斯、熊彼特、博尔丁等都承认经济系统的演化性。但作为一门经济学理论的演化经济学，出现于1970-1980年代，而系统演化的一般理论出现于1960-1970年代，它们的思想渊源关系是清楚的。粗略地说，把经济运行作为一种演化系统来研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就是演化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两个：一是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二是霍奇逊的《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1999)。后者受复杂性科学的影响很明显，霍奇逊认定经济学是：“处理复杂系统的科学”[6](p.59)，承认“演化”一词“与‘复杂性理论’相联系”[6](p.128)。在诸多复杂性理论中，除了早期的司马贺等人，他们更多的是受混沌理论和CAS理论的影响，把新奇性（恒新性、新事象）作为核心概念，重视隐喻的方法论意义，都同复杂性科学相一致。
5.中国复杂性科学界的经济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的形成与经济研究也有密切联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就是基于经济学家马宾指导的、710所于景元等人完成的有关粮油倒挂等问题的研究，由钱学森从理论上总结提炼而形成的。钱学森学派一向重视经济问题，作为其重要成员的方福康对经济复杂性作了持续多年的研究。[7]“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重大项目(1999-2003)，其中一个子项目是经济系统复杂性研究，他们在简要总结国际经济复杂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的模型分析、经济系统中的J结构、经济混沌和分维现象、多agent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涌现现象等做了专题研究。[8]此外，国际上研究经济复杂性的各种流派都有中国学者跟踪。
还有所谓模糊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动态经济学、虚拟经济学等，都是经济学受复杂性研究影响的结果。复杂性科学的每一种新思想、新方法迟早都会用于经济研究。
三、经济学前沿的发展趋势：把复杂性当复杂性
上述几家都直接应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经济现象，除博弈论经济学之外，迄今都未进入经济学主流。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经济学主流的各种经济理论大多都在沿着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不自觉地走向复杂性研究。此乃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系统是最复杂的客观事物之一，且现实的经济运行越来越复杂化，全球化显著地加快了这种趋势，经济学对此必定有所反映。人类的科学文化整体上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变，从简单性科学转变为复杂性科学。两者的方法论差别在于：简单性科学把复杂性视为假象，力主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复杂性科学强调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对待。处在这种文化大环境下，经济学作为知识系统本身也必然经历相应的转变，只是现在还基本处于自发状态。传统经济学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基本假设上，如完全理性假设、市场均衡假设、看不见的手假设等。要做到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必须修正这些假设。经济学前沿流派纷呈，如何划分学界尚存歧见。胡希宁等把它归纳为10种：博弈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学前沿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心理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9]我们的讨论聚集于完全理性假设。除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它流派都从一个或几个特定视角对这一假设作出修正，实际上揭示出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这里简略考察其中的五个，看看它们如何通过挑战完全理性假设而走向复杂性。
1.信息经济学。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从物质运动、能量转换的角度即可充分说明，它就是简单性问题；如果在物质运动、能量转换之外，还需要同时从信息运作角度才能充分说明，它就很可能是复杂性问题。传统经济学本质上也是物质科学，只讲经济系统的物质运动，不提它的信息运作。这集中表现在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中，它事实上隐含着完全信息假设，相信价格凝结了市场全部信息，经济人在交易中的信息能力具有对称性，都能获得全部信息，都具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这是对经济系统的极度简化，从根本上消除了经济人固有的复杂性，也就消除了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亦即把经济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从信息运作角度看，现实经济人的理性不完全的重要表现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信息处理能力并非无限；重要的还在于同一经济活动中不同经济人的信息不对称，这必然导致市场运行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都是经济系统复杂性产生的根源。信息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明确引入信息不完全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假设，使经济人概念的内涵大大复杂丰富起来，在把复杂性当复杂性的转变中迈出重要一步。
2.心理经济学。经济行为的每个环节都受经济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投资心理、交易心理、消费心理、纳税心理等。经济心理是经济人决策和行动中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的重要根源，因而也是经济复杂性的重要根源。完全理性假设不考虑经济人的心理，实质是忽视心理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给经济行为带来的复杂性，事实上把复杂性当作简单性。心理经济学把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强调要关注现实经济人的心理因素，深化了对现实经济行为的认识，从一个角度体现了经济学开始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不考虑经济人心理因素的经济学是简单性科学，考虑经济人心理因素的经济学是走向复杂性科学的经济学。
3.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是从研究手段方面应对经济复杂性的努力。表面看来，实验经济学的出现仅仅是经济研究手段的革新，与经济人假设并不直接相关。其实不然，如果完全理性假设成立，就用不着进行经济行为的实验研究。正是由于实际经济运行是复杂巨系统，不符合完全理性假设，才需要通过实验验证理论分析，据之做出必要的修正。经济实验的设计、操作和结果分析需要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成果，也是基于经济人不具有完全理性的认识。所以，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是经济学作为系统面对不可约化的复杂性的一种适应性演化行为。
4.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的第四要素，用制度变迁解释经济发展和增长，是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这其实可以用系统科学原理顺理成章地导出来。较为复杂的系统的组分包含构材件和连接件（组织件）两类，后者的功能是把前一类组分连接、整合起来。在经济活动中，天然要素、技术、偏好是构材件，制度是连接件，依靠制度把前三者整合起来，才能产生经济作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引入制度要素，从三要素说到四要素说，如此处理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应对复杂性的能力。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也提出明确的挑战，代之以另外三个假设：行为目的的双重性，理性的有限性，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9](p.242)这样的经济人显然具有复杂性，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人。
5.行为经济学。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直接挑战的是制度缺失的传统经济分析，信息经济学直接挑战的是完全信息假设和信息对称性假设，那么，行为经济学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的正是完全理性假设。任何系统的属性和特征都是在其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也只能在经济行为中表现出来。完全理性假设极大地消除了经济人的复杂性，考察的仅仅是理想的经济人决策行为，即人应该怎样决策才是完全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则引进心理学原理和方法，考察的是现实的经济人实际上如何决策，因而“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济人’”[9](p.152)，因为现实的经济人本身就是复杂系统。
经济学前沿这些流派的共同点是：目标相同，都指向完全理性假设，试图做出修正；效果相同，都揭示出经济复杂性的某些表现形式，深化了对经济复杂性的理解。尽管它们并未有意识地批判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的传统做法，没有使用复杂性这个概念，实际上都是着眼于应对复杂性而扩展经济理论的。
四、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些想法
迄今为止，中国流行的经济理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过去是引进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的经济理论，近30年来是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这样做具有实时的、历史的合理性，但历史发展到现在，需要也可能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1.国际金融危机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泛滥直接相关，深刻暴露了它的偏执、谬误和危害。现行经济学无法预见这次危机的发生，不能简单归结为“许多聪明人集体洞察力的失败”[10]，而是现行主流经济学的失败。历史在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表层看，危机形成在于英美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特别是金融系统缺乏应有的监管，这已是共识。从系统科学看，其深层机理在于任何复杂系统，包括经济系统，自身既是自组织的，又存在内部他组织，两者构成一种矛盾。如何对待这对矛盾，能否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后果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组织的机制主要是市场，经济他组织的机制主要是政权的计划与调控，两者的关系极为重要。鼓吹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重新勃起，并成为主导美英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有科学发展方面的原因。1960-1970年代勃兴的自组织理论，特别是普利高津的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发性在系统演化中的建设性作用，有十分积极的科学意义。但同时也形成一种自组织迷信或神话，轻视甚至否定他组织的建设性作用，给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科学支持。这次经济危机证明，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使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调控的他组织辩证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详细的分析留待专文论述。从政治层面看，不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既然存在政府，它就不会有权不用，而总是致力于干预、调控。拿美国来说，它的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在选举中花了大钱的利益集团绝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必然要求政府按照它们的利益大有作为。事实上，从里根到小布什的历届政府都从法律、政策、外交、甚至军事上为大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提供支持和保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它们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只是口头上反对政府干预，绝不反对政府保护利益集团这种干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政府的他组织作用，而在于他组织干预什么，向什么方向调控，调控的方式、方法、力度如何。可见，存在资本主义的他组织和社会主义的他组织之分，需要经济学给以科学的理论说明。最近发生的通钢事件是地方政府把经济危机完全转嫁于工人造成的，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他组织原则。
2.“中国模式”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针对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而制定的华盛顿共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由西方炮制出来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宣言”[11]。它付诸实践近20年，在世界范围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基本破产。这一事实极具理论意义，它凸显现行经济学的片面和谬误，无力解决新世纪的全球问题，必须有全新的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思想。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反衬出所谓“北京共识”亦即“中国模式”的价值。中国社会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现有经济学不仅无法说明其机理，而且一再导出不同版本的“中国崩溃论”，而又一次次被证伪。相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恰好是在顶着国内外要求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压力下取得的。这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辛辣讽刺。成型的中国模式现在还谈不上，已具备某些要素却是不争的事实，构成对西方经济学的严重挑战。从系统科学看，中国社会初步做到既能够发挥市场的自组织作用，又能够发挥政府调控的他组织作用，将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乃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现行经济学无力给以科学解释，暴露了它的不科学，呼唤建立新的经济学。经济系统是在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军事的环境中运行演化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从经济系统的文化环境看，中国模式既有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积累和传承，也有20世纪一系列革命运动铸就的新精神、新文化为依托，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等，它的基本方面同样不能用现有经济理论解释。
3.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表述。经济学的新思想来源于经济运行的实践，西方经济理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实践的理论概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熟透了，它所蕴藏的理论原材料基本挖掘殆尽，对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创新不会再有重大作用。经济学前沿历史地转向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述。既然是市场经济，不论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必有共同的东西，即所谓中性机制。但也各自具有特殊的、相互对立的本质特征，包括运行机制，中性机制被镶嵌在这些非中性机制中。一切事物都内在地包含其对立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定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因素，经过批判地扬弃，即可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12]的借鉴和批判，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但这样做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的构建材料主要蕴藏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概括。不应该一开始就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要抓住能够从某个具体的特殊的角度反映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进行研究。如信息经济学，抓住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做文章，形成特定的理论，这种方法很可取。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寻找新问题，形成新假设，从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学理论。
4.经济学尤其需要克服还原论。经济研究也离不开还原方法，适当的还原分析能够把问题简化。经济人就是对经济现象进行还原分析而得到的概念，很有学术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归结为商品关系来分析，也是一种还原方法。但经济学不应该以还原论为主导，因为还原论是简单性科学的方法论，而经济学属于复杂性科学，经济研究要还原方法而不要还原论。在新的经济学中居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强调整体涌现性的系统论，重在把握经济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并在把握整体涌现性的前提下搞还原分析。现行经济学的方法论渗透着浓厚的还原论，尤其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把还原论全面深入地贯彻于经济学各方面，力图把宏观经济确立在微观基础上。这对经济理论的严密化、定量化确有贡献，但也把经济学引向片面追求数学化、线性化、形式化的轨道，仿佛经济学已经达到接近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界顶礼膜拜。这实际上是虚假的繁荣，带来很大弊病。西方经济学界对此早有理论批判，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不能解释“中国模式”，则是对它最有力的实践批判。问题还在于，经济学的还原论并非单纯的方法论，它跟世界观、政治意识形态有深层次联系，实际上是熊彼特所说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6](p.134)。把原本是复杂巨系统的社会经济运动还原到个人，从学理上把个人贪欲这种本质上的非理性打扮成完全理性，把个人主义作为社会整合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核心。实际上，它不过是以“科学”的名义赋予从事投资、生产、分配、交易的经营管理者以完全的理性，以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为准绳组织社会生活，因而最充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理想。社会主义既追求个人充分自由和经济效益，也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力求将这两方面恰当地结合起来。所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研究不能使用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还原论，只能用钱学森所说的作为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13](p.361)
5.向复杂性科学索取理论工具。从斯密、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就力图引进自然科学方法，马克思亦然，但他们能够应用的只有简单性科学。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述以简单性科学为基础，偏爱平衡态和确定性，追求数学化、线性化、形式化，力求把复杂的经济系统约化为简单系统来描述。即使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也承袭了这一套，经济控制论是线性系统理论。这既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使然，华丽的科学外衣有助于掩盖其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把经济运行当作复杂系统，自觉地把复杂性当复杂性对待，系统地引进复杂性科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经济学主流之所以不重视借鉴复杂性科学，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科学本身讲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复杂性科学还处在幼年时代，尚未给经济研究提供足够有效的武器，不能充分说服经济学界；二是复杂性科学现有的概念、原理、方法主要是基于数理科学提炼出来、用艰深的数理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接受起来有困难，欲有效地应用于经济研究，尚须作必要的创造性转换，要假以时日。附带指出，经济复杂性研究也有助于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但经济学目前的发展状况对于复杂性科学还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推动作用。一句话，经济学与复杂性科学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寻找课题，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从复杂性科学中借鉴概念、原理、方法，提出新的经济学假设，建立新的经济学学说，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以理论说明，并依据这种实践经验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应该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正路。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显然大有可为。由此而生发出一个猜想：只要坚持走这条路，中国人首先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是经济学家。
收稿日期：2009-11-22
作者介绍：苗东升，男，山西榆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作者：苗东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9期
中图分类号：F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2-0030-07
一、经济研究是培育复杂性科学的温床之一
复杂性科学从孕育到产生的历史可以简单概述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孕育，历时40多年；1940年代开始把复杂性看成科学概念，意识到复杂性正在成为科学前沿的研究对象，提出一系列有助于理解和描述复杂性的概念、方法、观点；70至80年代之交初步形成复杂性科学。一切科学思想都来自社会实践，复杂性科学亦然。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活动本质上属于复杂系统，因而是培育复杂性科学思想的重要土壤。科学整体作为系统，从简单性科学这种历史形态演化为复杂性科学这种历史形态，需要而且事实上经历着一系列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今天回头看去，这一进程中始终有来自经济研究的影响和推动。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就以下五点略加说明。
1.从物理到事理。简单性科学是广义的物理学（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关系和物质运动，不涉及人的因素起重要作用的事理现象。研究事理既要考虑物质关系和物质运动，也要考量人的情感、思想、决策、行为等因素，原则上属于复杂性范畴。科学转型演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是从单纯的物质观转向同时承认事理观。这一转变始于20世纪初，人们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事理现象，主要是经营管理问题，逐步形成运筹学。运筹学遵循投入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这一经济原则，用数学方法描述和处理有限资源分配、目标搜索、设备更新之类事理问题。列昂惕夫(1973)、康托罗维奇(1975)就是以运筹学的出色工作而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今天看来，运筹学能够有效解决的还是所谓硬系统、硬运筹、硬事理问题，原则上仍属于简单性科学。但它冲破单纯的物理观，开辟通向研究软系统、软运筹、软事理这类复杂性问题的道路，是经济对复杂性研究的重要影响。
2.从还原论到系统论。从方法论看，简单性科学是还原论科学，强调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宏观还原到微观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复杂性科学是系统论科学，强调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问题。科学转型演化必定伴随方法论转变，必须重新张扬整体观。贝塔朗菲说得好：“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1](p.2)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的转变跟经济学的影响和推动密切相关。在一般系统论创始人中，经济学家博尔丁的地位仅次于贝塔朗菲，对现代科学从分析范式转向系统范式有独特贡献。博尔丁自称是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走向一般系统论的[1](p.12)，他提出的组织模型、层次划分图式、经济系统的生态特性和演化特性等，其思想灵感首先来自经济学。当然，从经济学提炼系统思维的绝非博尔丁一人，而是几代人接力赛的结果。
3.从天然性到人工性。人类行为、社会发展充满天然性与人工性的矛盾。不考虑人工性，只从天然性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是简单性科学，从天然性与人工性矛盾统一的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往往是复杂性科学。“人工性问题之引人入胜，主要是当它关系到在复杂环境中生存的复杂系统的时候，人工性和复杂性这两个论题不可解脱地交织在一起。”[2]（第2版序）在复杂性科学初步形成其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司马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提出的有限理性、层级结构、人工性等概念是复杂性科学必不可少的武器。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西蒙对复杂性研究的贡献都直接联系着经济学和智能科学，是对经济复杂性和智能复杂性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有限理性概念更是为修正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而提出的，完全理性是简单性，有限理性连通着复杂性。
4.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简单性科学遵奉机械论，一个突出表现是把系统组分看成死的物质分子、原子，或机器的元件。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对系统组分的认识事实上都因袭机械论假设，不提组分的活性，难以有效描述复杂性。应对复杂性须克服机械论，采取有机论。科学从机械论向有机论转变有不同途径，圣塔菲的CAS（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其中之一。他们借用经济学的agent概念，把系统组分看成具有主动性和学习能力的主体，能通过积累经验而相互适应，进而适应更大环境，指出正是这种适应性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CAS理论的许多概念、方法、模型都有明显的经济学背景。
5.自组织观点。自组织理论为解释复杂性形成和演变的深层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没有自组织理论，就不会有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主要完成于普利高津、哈肯、艾根等人之手，但思想孕育跟经济学密切相关。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对经济自组织最早的表述，影响深远，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20世纪后半期，苏联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走向停滞，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的长足发展，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尽管它把市场的自组织功能绝对化，完全否定他组织，十分片面；但它有助于重新认识自组织对系统生成、存续、演化的建设性作用，在学术思想上有不可忽视的正面影响。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在1960-1970年代勃兴，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复兴有思想上的联系，也同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有联系，为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支持。
此外，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目的性、竞争与合作等等，这些对理解复杂性必不可少的概念的提出和深化，都从经济学中得到过启示。
二、复杂性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推动
事物总是相互作用的。逐步形成中的系统科学、信息科学、非线性科学、各种跨学科研究等，粗略说就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同时也在影响和滋养着经济研究。既然经济运行本质上是复杂系统，复杂性研究所提出的新思路、新概念、新方法就会不可阻挡地进入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和概念工具。事实上，1980年代以降，经济研究中引入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观点和方法已成为时尚，国内外举行了难以计数的有关经济复杂性研究的活动，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国际上复杂性研究学派林立，都非常关注经济复杂性问题，以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给出解释，这里仅提及五点。
1.博弈论经济学。竞争是研究系统演化、自组织之类复杂现象必不可少的概念。博弈论是研究策略性竞争的科学理论，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现实世界的博弈行为不限于经济系统，但自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经济竞争成为研究博弈现象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腾的名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被视为博弈论诞生的标志，它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运用博弈论分析经济现象，其基本概念“局中人”乃是一类特殊的经济人。博弈论1950年代以来的发展跟经济学的关系更加密切，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多方面深入地揭示了真实“局中人”固有的复杂性。相比之下，哈肯和艾克斯罗德关于合作与竞争的一般性研究倒显得受冷落了。
2.报酬递增经济学。W·B·阿瑟是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其经济学思想发源于他有关发展中国家人口经济问题的调研和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工作，并多方面受惠于正在形成中的复杂性科学，特别是普利高津关于系统演化和自组织的观点。阿瑟把自己的新经济学称为报酬递增经济学，强调经济系统的正反馈，向主流经济学基于负反馈的均衡论发起挑战。早在1979年，他就沿着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分野这样一个维度，从7个方面对新旧经济学进行比较，下面列出其中4条[3](p.36)，这足以看出复杂性研究对其思想影响之深，报酬递增经济学无疑属于把复杂性科学引入经济研究的产物：
旧经济学
·建立在19世纪物理学之上（均衡、稳定、确定性动力学）
·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经济中不存在真正的动力学变化
·把研究对象看作结构简单的事物
·经济学就像物理学那样简单新经济学
·建立在生物学之上（结构、形态、自组织、生命循环）
·经济永远处在时间的边缘，不断前进，结构时时在组合、衰败、发展
·认为研究对象具有潜在的复杂性
·经济学是高度复杂的科学
3.混沌经济学。混沌指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尽管学界有人认为它还算不上真正的复杂性，但毕竟是迄今发现的最复杂的动力学体制。混沌的基本特征，如非周期定态、奇怪吸引子、对初值敏感依赖性、长期行为不可预测性等，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都可以发现。所以，混沌学的出现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纷纷以混沌学概念和方法描述经济复杂性。最早的工作大约是在1975年，1980年代有关工作迅速增加。普利高津学派、哈肯学派、圣塔菲学派、微分动力学等都尝试把混沌学与各自的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复杂性。由理查德·H·戴等人写的14篇文章汇编成的《混沌经济学》一书[4]，大体代表了应用混沌理论研究经济复杂性的成果。北京大学学者陈平是作者之一，他发现经济系统的奇怪吸引子，并以可观察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描述经济混沌。[5]
4.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化理论逻辑地包含经济演化的思想，瓦尔拉斯、熊彼特、博尔丁等都承认经济系统的演化性。但作为一门经济学理论的演化经济学，出现于1970-1980年代，而系统演化的一般理论出现于1960-1970年代，它们的思想渊源关系是清楚的。粗略地说，把经济运行作为一种演化系统来研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就是演化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两个：一是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二是霍奇逊的《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1999)。后者受复杂性科学的影响很明显，霍奇逊认定经济学是：“处理复杂系统的科学”[6](p.59)，承认“演化”一词“与‘复杂性理论’相联系”[6](p.128)。在诸多复杂性理论中，除了早期的司马贺等人，他们更多的是受混沌理论和CAS理论的影响，把新奇性（恒新性、新事象）作为核心概念，重视隐喻的方法论意义，都同复杂性科学相一致。
5.中国复杂性科学界的经济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的形成与经济研究也有密切联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就是基于经济学家马宾指导的、710所于景元等人完成的有关粮油倒挂等问题的研究，由钱学森从理论上总结提炼而形成的。钱学森学派一向重视经济问题，作为其重要成员的方福康对经济复杂性作了持续多年的研究。[7]“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重大项目(1999-2003)，其中一个子项目是经济系统复杂性研究，他们在简要总结国际经济复杂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的模型分析、经济系统中的J结构、经济混沌和分维现象、多agent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涌现现象等做了专题研究。[8]此外，国际上研究经济复杂性的各种流派都有中国学者跟踪。
还有所谓模糊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动态经济学、虚拟经济学等，都是经济学受复杂性研究影响的结果。复杂性科学的每一种新思想、新方法迟早都会用于经济研究。
三、经济学前沿的发展趋势：把复杂性当复杂性
上述几家都直接应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经济现象，除博弈论经济学之外，迄今都未进入经济学主流。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经济学主流的各种经济理论大多都在沿着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不自觉地走向复杂性研究。此乃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系统是最复杂的客观事物之一，且现实的经济运行越来越复杂化，全球化显著地加快了这种趋势，经济学对此必定有所反映。人类的科学文化整体上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变，从简单性科学转变为复杂性科学。两者的方法论差别在于：简单性科学把复杂性视为假象，力主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复杂性科学强调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对待。处在这种文化大环境下，经济学作为知识系统本身也必然经历相应的转变，只是现在还基本处于自发状态。传统经济学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基本假设上，如完全理性假设、市场均衡假设、看不见的手假设等。要做到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必须修正这些假设。经济学前沿流派纷呈，如何划分学界尚存歧见。胡希宁等把它归纳为10种：博弈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学前沿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心理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9]我们的讨论聚集于完全理性假设。除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它流派都从一个或几个特定视角对这一假设作出修正，实际上揭示出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这里简略考察其中的五个，看看它们如何通过挑战完全理性假设而走向复杂性。
1.信息经济学。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从物质运动、能量转换的角度即可充分说明，它就是简单性问题；如果在物质运动、能量转换之外，还需要同时从信息运作角度才能充分说明，它就很可能是复杂性问题。传统经济学本质上也是物质科学，只讲经济系统的物质运动，不提它的信息运作。这集中表现在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中，它事实上隐含着完全信息假设，相信价格凝结了市场全部信息，经济人在交易中的信息能力具有对称性，都能获得全部信息，都具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这是对经济系统的极度简化，从根本上消除了经济人固有的复杂性，也就消除了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亦即把经济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从信息运作角度看，现实经济人的理性不完全的重要表现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信息处理能力并非无限；重要的还在于同一经济活动中不同经济人的信息不对称，这必然导致市场运行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都是经济系统复杂性产生的根源。信息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明确引入信息不完全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假设，使经济人概念的内涵大大复杂丰富起来，在把复杂性当复杂性的转变中迈出重要一步。
2.心理经济学。经济行为的每个环节都受经济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投资心理、交易心理、消费心理、纳税心理等。经济心理是经济人决策和行动中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的重要根源，因而也是经济复杂性的重要根源。完全理性假设不考虑经济人的心理，实质是忽视心理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给经济行为带来的复杂性，事实上把复杂性当作简单性。心理经济学把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强调要关注现实经济人的心理因素，深化了对现实经济行为的认识，从一个角度体现了经济学开始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不考虑经济人心理因素的经济学是简单性科学，考虑经济人心理因素的经济学是走向复杂性科学的经济学。
3.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是从研究手段方面应对经济复杂性的努力。表面看来，实验经济学的出现仅仅是经济研究手段的革新，与经济人假设并不直接相关。其实不然，如果完全理性假设成立，就用不着进行经济行为的实验研究。正是由于实际经济运行是复杂巨系统，不符合完全理性假设，才需要通过实验验证理论分析，据之做出必要的修正。经济实验的设计、操作和结果分析需要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成果，也是基于经济人不具有完全理性的认识。所以，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是经济学作为系统面对不可约化的复杂性的一种适应性演化行为。
4.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的第四要素，用制度变迁解释经济发展和增长，是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这其实可以用系统科学原理顺理成章地导出来。较为复杂的系统的组分包含构材件和连接件（组织件）两类，后者的功能是把前一类组分连接、整合起来。在经济活动中，天然要素、技术、偏好是构材件，制度是连接件，依靠制度把前三者整合起来，才能产生经济作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引入制度要素，从三要素说到四要素说，如此处理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应对复杂性的能力。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也提出明确的挑战，代之以另外三个假设：行为目的的双重性，理性的有限性，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9](p.242)这样的经济人显然具有复杂性，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人。
5.行为经济学。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直接挑战的是制度缺失的传统经济分析，信息经济学直接挑战的是完全信息假设和信息对称性假设，那么，行为经济学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的正是完全理性假设。任何系统的属性和特征都是在其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也只能在经济行为中表现出来。完全理性假设极大地消除了经济人的复杂性，考察的仅仅是理想的经济人决策行为，即人应该怎样决策才是完全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则引进心理学原理和方法，考察的是现实的经济人实际上如何决策，因而“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济人’”[9](p.152)，因为现实的经济人本身就是复杂系统。
经济学前沿这些流派的共同点是：目标相同，都指向完全理性假设，试图做出修正；效果相同，都揭示出经济复杂性的某些表现形式，深化了对经济复杂性的理解。尽管它们并未有意识地批判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的传统做法，没有使用复杂性这个概念，实际上都是着眼于应对复杂性而扩展经济理论的。
四、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些想法
迄今为止，中国流行的经济理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过去是引进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的经济理论，近30年来是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这样做具有实时的、历史的合理性，但历史发展到现在，需要也可能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1.国际金融危机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泛滥直接相关，深刻暴露了它的偏执、谬误和危害。现行经济学无法预见这次危机的发生，不能简单归结为“许多聪明人集体洞察力的失败”[10]，而是现行主流经济学的失败。历史在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表层看，危机形成在于英美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特别是金融系统缺乏应有的监管，这已是共识。从系统科学看，其深层机理在于任何复杂系统，包括经济系统，自身既是自组织的，又存在内部他组织，两者构成一种矛盾。如何对待这对矛盾，能否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后果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组织的机制主要是市场，经济他组织的机制主要是政权的计划与调控，两者的关系极为重要。鼓吹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重新勃起，并成为主导美英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有科学发展方面的原因。1960-1970年代勃兴的自组织理论，特别是普利高津的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发性在系统演化中的建设性作用，有十分积极的科学意义。但同时也形成一种自组织迷信或神话，轻视甚至否定他组织的建设性作用，给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科学支持。这次经济危机证明，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使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调控的他组织辩证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详细的分析留待专文论述。从政治层面看，不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既然存在政府，它就不会有权不用，而总是致力于干预、调控。拿美国来说，它的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在选举中花了大钱的利益集团绝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必然要求政府按照它们的利益大有作为。事实上，从里根到小布什的历届政府都从法律、政策、外交、甚至军事上为大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提供支持和保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它们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只是口头上反对政府干预，绝不反对政府保护利益集团这种干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政府的他组织作用，而在于他组织干预什么，向什么方向调控，调控的方式、方法、力度如何。可见，存在资本主义的他组织和社会主义的他组织之分，需要经济学给以科学的理论说明。最近发生的通钢事件是地方政府把经济危机完全转嫁于工人造成的，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他组织原则。
2.“中国模式”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针对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而制定的华盛顿共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由西方炮制出来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宣言”[11]。它付诸实践近20年，在世界范围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基本破产。这一事实极具理论意义，它凸显现行经济学的片面和谬误，无力解决新世纪的全球问题，必须有全新的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思想。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反衬出所谓“北京共识”亦即“中国模式”的价值。中国社会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现有经济学不仅无法说明其机理，而且一再导出不同版本的“中国崩溃论”，而又一次次被证伪。相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恰好是在顶着国内外要求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压力下取得的。这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辛辣讽刺。成型的中国模式现在还谈不上，已具备某些要素却是不争的事实，构成对西方经济学的严重挑战。从系统科学看，中国社会初步做到既能够发挥市场的自组织作用，又能够发挥政府调控的他组织作用，将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乃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现行经济学无力给以科学解释，暴露了它的不科学，呼唤建立新的经济学。经济系统是在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军事的环境中运行演化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从经济系统的文化环境看，中国模式既有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积累和传承，也有20世纪一系列革命运动铸就的新精神、新文化为依托，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等，它的基本方面同样不能用现有经济理论解释。
3.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表述。经济学的新思想来源于经济运行的实践，西方经济理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实践的理论概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熟透了，它所蕴藏的理论原材料基本挖掘殆尽，对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创新不会再有重大作用。经济学前沿历史地转向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述。既然是市场经济，不论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必有共同的东西，即所谓中性机制。但也各自具有特殊的、相互对立的本质特征，包括运行机制，中性机制被镶嵌在这些非中性机制中。一切事物都内在地包含其对立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定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因素，经过批判地扬弃，即可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12]的借鉴和批判，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但这样做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的构建材料主要蕴藏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概括。不应该一开始就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要抓住能够从某个具体的特殊的角度反映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进行研究。如信息经济学，抓住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做文章，形成特定的理论，这种方法很可取。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寻找新问题，形成新假设，从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学理论。
4.经济学尤其需要克服还原论。经济研究也离不开还原方法，适当的还原分析能够把问题简化。经济人就是对经济现象进行还原分析而得到的概念，很有学术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归结为商品关系来分析，也是一种还原方法。但经济学不应该以还原论为主导，因为还原论是简单性科学的方法论，而经济学属于复杂性科学，经济研究要还原方法而不要还原论。在新的经济学中居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强调整体涌现性的系统论，重在把握经济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并在把握整体涌现性的前提下搞还原分析。现行经济学的方法论渗透着浓厚的还原论，尤其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把还原论全面深入地贯彻于经济学各方面，力图把宏观经济确立在微观基础上。这对经济理论的严密化、定量化确有贡献，但也把经济学引向片面追求数学化、线性化、形式化的轨道，仿佛经济学已经达到接近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界顶礼膜拜。这实际上是虚假的繁荣，带来很大弊病。西方经济学界对此早有理论批判，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不能解释“中国模式”，则是对它最有力的实践批判。问题还在于，经济学的还原论并非单纯的方法论，它跟世界观、政治意识形态有深层次联系，实际上是熊彼特所说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6](p.134)。把原本是复杂巨系统的社会经济运动还原到个人，从学理上把个人贪欲这种本质上的非理性打扮成完全理性，把个人主义作为社会整合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核心。实际上，它不过是以“科学”的名义赋予从事投资、生产、分配、交易的经营管理者以完全的理性，以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为准绳组织社会生活，因而最充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理想。社会主义既追求个人充分自由和经济效益，也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力求将这两方面恰当地结合起来。所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研究不能使用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还原论，只能用钱学森所说的作为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13](p.361)
5.向复杂性科学索取理论工具。从斯密、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就力图引进自然科学方法，马克思亦然，但他们能够应用的只有简单性科学。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述以简单性科学为基础，偏爱平衡态和确定性，追求数学化、线性化、形式化，力求把复杂的经济系统约化为简单系统来描述。即使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也承袭了这一套，经济控制论是线性系统理论。这既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使然，华丽的科学外衣有助于掩盖其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把经济运行当作复杂系统，自觉地把复杂性当复杂性对待，系统地引进复杂性科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经济学主流之所以不重视借鉴复杂性科学，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科学本身讲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复杂性科学还处在幼年时代，尚未给经济研究提供足够有效的武器，不能充分说服经济学界；二是复杂性科学现有的概念、原理、方法主要是基于数理科学提炼出来、用艰深的数理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接受起来有困难，欲有效地应用于经济研究，尚须作必要的创造性转换，要假以时日。附带指出，经济复杂性研究也有助于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但经济学目前的发展状况对于复杂性科学还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推动作用。一句话，经济学与复杂性科学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寻找课题，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从复杂性科学中借鉴概念、原理、方法，提出新的经济学假设，建立新的经济学学说，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以理论说明，并依据这种实践经验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应该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正路。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显然大有可为。由此而生发出一个猜想：只要坚持走这条路，中国人首先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是经济学家。
收稿日期：2009-11-22
作者介绍：苗东升，男，山西榆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