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与面:对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孙绪瑞:(1989�),男(汉族),安徽省五河县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2级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林则徐虎门硝烟,成为民族英雄,但是作为前方主帅,犯下了历史错误。广东防守并不严密,中国战略、战法及装备等均不足战,英军沿海北上是其军事计划。《南京条约》并非完全的不平等,其中包含着一些平等内容。   关键词:林则徐;广州防务;《南京条约》   近代史是高中历史的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出现。相比之下,教科书对近代史的描述,相对保守,有些知识点记述过于片面,甚至出现史实错误的现象。本文遂把教科书《鸦片战争》一课相关内容与近代史经典著作相比较研究,更深入的了解历史,希望有利于历史教育。   一、林则徐   在教科书中,林则徐上书痛陈鸦片泛滥及其危害,请求禁烟,作为钦差大臣,在广州缴获大量鸦片,并当众销毁,且在战争爆发前,在广州积极设防备战。林则徐成为了民族的英雄,载入史册。可是这是真实、全面的林则徐吗?禁烟期间,他有没有犯下历史的错误?他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   首先,看其犯下的历史错误。第一,林至广州禁烟,同意各国商人将鸦片交给代表英国政府的义律,然后自己从义律手中收缴鸦片,“林则徐面前的对手,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这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1],而这个错误源于林则徐的无知。第二,当英国人积极备战,准备侵华时,作为中国的前方主帅,林则徐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其在1840年6月中旬报告北京不会发生战争,“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经占领舟山12天了,战争到来了,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林则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2]。   其次,看其为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缴的,他是百战百胜的”,“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中国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3]蒋廷黻的评价可谓深刻、客观。   显然,林则徐有其历史功绩,载入史册,无可厚非,但也应看到其不足的地方,了解真实的林则徐,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历史人物。   二、广东防务   教科书对战争的开始记述为:“广东防御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就沿海北范,进攻厦门”,中国传统史书对此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后,因清军在广东军事作为较好,英军对此无可奈何,所以弃难攻易,沿海北上进攻厦门。而史实又是如何呢?   首先,林则徐制敌方略。林所设想的战略方法是,以“守”为战,据海岸炮台坚守,为此林设炮台,加兵丁。但其在广州主持修建的新炮台,和原本清政府炮台差别不大,“它们最基本的弱点是,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炮台侧后方发起的地面进攻。”[4]林则徐所依靠的炮台是靠不住的。   林设想的战术为“攻首尾跃中舱”,“林则徐设计的这种战法,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他没有航海经验,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全凭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和纸面上演绎,并未顾及在交战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5]可见,这种海战方法基本无价值可言。   其次,实战情况。1840年6月战争正式爆发后,中英“鸦片战争中,较大的战斗共12次”[6],“在这场前后断断续续打了近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从未取胜过……说明了中国既有的建立于冷兵器作战基础上的技战术和整个军事体制已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化战争”[7]。显然,林在广州的防务,无论如何,对英国来说,都不会构成阻碍。   最后,英军作战计划。陈恭禄在其《中国近百年史》中写道:“其(懿律)统率之军舰十六只,炮五百余尊,武装汽船四,运输船二十七,陆军四千人,六月(1840年)北上。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备,乃奉政府训令也”[8]。林之设备,即广东之军事防御,英军不惧林的军事防御,北上是其政府计划。   持此观念并非陈恭禄一人,李剑农认为:“中国记载往往说,则徐设防甚严,英军无隙可乘,故舍广东而北进:其实英军最初不向广东进兵,而以封锁广东向北方进行交涉,为英军预定的计划”[9]。茅海建论述更为详细,“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致海军部的公函中称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其中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在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10]。显而易见,英军作战计划是封锁珠江,沿海北上,占领沿海城市,直接打击中国首都地区。   林则徐确实在广东做出了军事努力,但是对于英军而言,没有严密可言,不存在“无隙可乘”之说,而且英军沿海北上,是其整体军事计划,并非弃难攻易。   三、《南京条约》   1842年8月,英军舰队驶抵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教科书中关于条约内容概括为四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海关收取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有双方商定等”。在常见学术著作中,对《南京条约》内容的介绍也多为上述四点,如姜涛、卞修跃著的《近代中国的开端》一书[11]。但是在阅读《南京条约》十三条内容后,认为教材内容只提到了“点”,不够全面。   茅海建对此的论述较为客观、全面。他认为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三处:“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前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对于其他款项,“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不涉及平等问题;第八款释放英囚符合当时及现在国际法通例;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第二款五口通商,第五款前部分废除行商,第十款新定税则,“这些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很难简单地以平等不平等来界定”。[12]所以,仅以“不平等”来形容《南京条约》不够全面。   显而易见,《南京条约》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条约中也包含一些不涉及平等问题的条款,甚至包含一些平等条款。   丰富的史料、不断颠覆性研究成果的出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特点,因此,教科书内容出现观念片面、史实错误等问题也属正常。而作为历史教育者,掌握历史研究前沿信息,有点到面的深入了解教科书内容,是进行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2][4][5][10][12]茅海建.《天朝的奔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112、116、135、137、142、483页.   [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12、13页.   [6]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6页.   [7] [11]姜涛,卞修跃.《近代中国的开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84-185页.   [8] 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页.   [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1页.

  作者简介:孙绪瑞:(1989�),男(汉族),安徽省五河县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2级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林则徐虎门硝烟,成为民族英雄,但是作为前方主帅,犯下了历史错误。广东防守并不严密,中国战略、战法及装备等均不足战,英军沿海北上是其军事计划。《南京条约》并非完全的不平等,其中包含着一些平等内容。   关键词:林则徐;广州防务;《南京条约》   近代史是高中历史的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出现。相比之下,教科书对近代史的描述,相对保守,有些知识点记述过于片面,甚至出现史实错误的现象。本文遂把教科书《鸦片战争》一课相关内容与近代史经典著作相比较研究,更深入的了解历史,希望有利于历史教育。   一、林则徐   在教科书中,林则徐上书痛陈鸦片泛滥及其危害,请求禁烟,作为钦差大臣,在广州缴获大量鸦片,并当众销毁,且在战争爆发前,在广州积极设防备战。林则徐成为了民族的英雄,载入史册。可是这是真实、全面的林则徐吗?禁烟期间,他有没有犯下历史的错误?他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   首先,看其犯下的历史错误。第一,林至广州禁烟,同意各国商人将鸦片交给代表英国政府的义律,然后自己从义律手中收缴鸦片,“林则徐面前的对手,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这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1],而这个错误源于林则徐的无知。第二,当英国人积极备战,准备侵华时,作为中国的前方主帅,林则徐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其在1840年6月中旬报告北京不会发生战争,“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经占领舟山12天了,战争到来了,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林则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2]。   其次,看其为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缴的,他是百战百胜的”,“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中国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3]蒋廷黻的评价可谓深刻、客观。   显然,林则徐有其历史功绩,载入史册,无可厚非,但也应看到其不足的地方,了解真实的林则徐,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历史人物。   二、广东防务   教科书对战争的开始记述为:“广东防御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就沿海北范,进攻厦门”,中国传统史书对此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后,因清军在广东军事作为较好,英军对此无可奈何,所以弃难攻易,沿海北上进攻厦门。而史实又是如何呢?   首先,林则徐制敌方略。林所设想的战略方法是,以“守”为战,据海岸炮台坚守,为此林设炮台,加兵丁。但其在广州主持修建的新炮台,和原本清政府炮台差别不大,“它们最基本的弱点是,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炮台侧后方发起的地面进攻。”[4]林则徐所依靠的炮台是靠不住的。   林设想的战术为“攻首尾跃中舱”,“林则徐设计的这种战法,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他没有航海经验,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全凭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和纸面上演绎,并未顾及在交战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5]可见,这种海战方法基本无价值可言。   其次,实战情况。1840年6月战争正式爆发后,中英“鸦片战争中,较大的战斗共12次”[6],“在这场前后断断续续打了近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从未取胜过……说明了中国既有的建立于冷兵器作战基础上的技战术和整个军事体制已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化战争”[7]。显然,林在广州的防务,无论如何,对英国来说,都不会构成阻碍。   最后,英军作战计划。陈恭禄在其《中国近百年史》中写道:“其(懿律)统率之军舰十六只,炮五百余尊,武装汽船四,运输船二十七,陆军四千人,六月(1840年)北上。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备,乃奉政府训令也”[8]。林之设备,即广东之军事防御,英军不惧林的军事防御,北上是其政府计划。   持此观念并非陈恭禄一人,李剑农认为:“中国记载往往说,则徐设防甚严,英军无隙可乘,故舍广东而北进:其实英军最初不向广东进兵,而以封锁广东向北方进行交涉,为英军预定的计划”[9]。茅海建论述更为详细,“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致海军部的公函中称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其中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在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10]。显而易见,英军作战计划是封锁珠江,沿海北上,占领沿海城市,直接打击中国首都地区。   林则徐确实在广东做出了军事努力,但是对于英军而言,没有严密可言,不存在“无隙可乘”之说,而且英军沿海北上,是其整体军事计划,并非弃难攻易。   三、《南京条约》   1842年8月,英军舰队驶抵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教科书中关于条约内容概括为四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海关收取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有双方商定等”。在常见学术著作中,对《南京条约》内容的介绍也多为上述四点,如姜涛、卞修跃著的《近代中国的开端》一书[11]。但是在阅读《南京条约》十三条内容后,认为教材内容只提到了“点”,不够全面。   茅海建对此的论述较为客观、全面。他认为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三处:“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前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对于其他款项,“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不涉及平等问题;第八款释放英囚符合当时及现在国际法通例;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第二款五口通商,第五款前部分废除行商,第十款新定税则,“这些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很难简单地以平等不平等来界定”。[12]所以,仅以“不平等”来形容《南京条约》不够全面。   显而易见,《南京条约》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条约中也包含一些不涉及平等问题的条款,甚至包含一些平等条款。   丰富的史料、不断颠覆性研究成果的出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特点,因此,教科书内容出现观念片面、史实错误等问题也属正常。而作为历史教育者,掌握历史研究前沿信息,有点到面的深入了解教科书内容,是进行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2][4][5][10][12]茅海建.《天朝的奔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112、116、135、137、142、483页.   [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12、13页.   [6]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6页.   [7] [11]姜涛,卞修跃.《近代中国的开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84-185页.   [8] 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页.   [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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