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看懂庄子[逍遥游]

三步赏读《逍遥游》

阐释国学经典,即对文本相关要素诸如内容、结构、技巧、语言、风格等做具体的阐发性解释。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关键,解决问题,突破难点。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的鲲鹏,和“决起而飞”“控于地而已矣”的“二虫”,它们谁更逍遥?这就是全篇的一个关键,是解读文本的一个突破口。

庄子对“逍遥游”给出的定义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是“无所待”。无论是鲲鹏还是蜩与学鸠,它们与“御风而行”的列子一样,飞行的时候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风,因此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逍遥游。

我们相信事物在发生质变之前都应该有个量变的积累,因此改变一下提问的方式:鲲鹏与“二虫”谁更“逍遥”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既然庄子所谓的“逍遥”必须无所待,“待”即倚仗、凭借,因此倚仗、凭借的东西越多,似乎就意味着越不逍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逍遥游》中来,就所待风的大小而论,鲲鹏之所待,似乎远大于蜩与学鸠。“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起飞、升空、南徙,鹏飞行的每一步都倚仗着风,而且是大风。所谓“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鹏身形的庞大,飞行的高远,都决定了它对风的倚仗远远超过了蜩与学鸠。

再者,从《大宗师》篇“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来看,“逍遥”“彷徨”都有悠然自得、纵任无为的意思。鹏的飞行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徙于南冥”,而目标是一种欲念,有了欲念似乎也就有了所待,不能悠然自得、纵任无为了。而蜩与学鸠呢?“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飞得随意,止得也随意。它们嘲笑鹏飞得太累,太专注,太有目标,似乎也正是以“逍遥”的名义。它们对飞行的理解,对目标的茫然和对追求的蔑视,不正类似于庄子“无为”的处世态度吗?以上种种,似乎都说明蜩与学鸠比鲲鹏更“逍遥”。

可是问题马上又产生了。对鲲鹏,庄子似乎没有批评;而对蜩与学鸠,却说“之二虫又何知”,嘲弄之意溢于言表。在后文中,庄子还把“知效一官”者之流比之斥(另一版本的“蜩与学鸠”),批判之意更是显而易见。如果在庄子心目中,蜩与学鸠真的比鲲鹏逍遥,这一切就很难理解了。笔者以为,即便庄子的“逍遥”正如向秀和郭象所认为的“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那么在庄子心中,蜩与学鸠也绝不会比鲲鹏更逍遥,而是恰恰相反。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明白“无所待”的真正含义。笔者以为,“无所待”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表现在精神层面。精神上的无所待,也就是“无己”“无功”“无名”,忘记功名利禄甚至达到“丧我”“坐忘”的境地,才是庄子真正追求的境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要人们丢开物质上的任何凭借去寻求“逍遥”,对人生又有什么实际指导意义呢?再者,如果庄子关注的不是精神的层面,那么永远都不能“免乎行”的他,又有什么资格评价“御风而行”的列子“犹有所待者也”呢?笔者还以为,鲲鹏的培风也好,列子的御风也罢,庄子无非只是以此为例,说明人们精神上“有所待”的普遍性。对物质上的凭借,庄子只是强调它们存在的普遍性,没有过多的褒贬,甚至还通过“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

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阐述了承载力与凭借的风水之间的关系,通过“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阐述了飞行距离与粮食储备之间的关系,更可见他对物质凭借的包容。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鲲鹏与“二虫”比较的着眼点放在精神层面。蜩与学鸠非常自得,将自己的飞行称为“飞之至也”,不但为此沾沾自喜、自我陶醉,还嘲笑比自己飞得更高更远的大鹏,显然背离了“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其在精神层面所待者大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庄子称“知效一官”者之流,“其自视也,亦若是则已矣”。鲲鹏虽然有所追求——徙于南冥,也有所待——大风,但从它飞行的高远来看,它追求的是远离尘俗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追求的正是精神上的“逍遥”。笔者这样讲有两点理由。其一,《诗经·郑风·清人》中出现的“逍遥”一词就与“翱翔”对举,“逍遥”即“翱翔”。其二,在先秦小农业文明的早期阶段,个人支配着简陋的工具,受制于自然环境,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免不了困窘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鲲鹏的翱翔,不正表现了古人超越限制的理想追求吗?鲲鹏的形象,不正是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的化身吗?既然追求的是逍遥,鲲鹏飞得越高远,不就越显现它的逍遥吗?而蜩与学鸠飞得越低距离越短,不就越显得不逍遥吗?林云铭《庄子因》说:“‘大’字是一篇之纲。”钟泰《庄子发微》也说:“本篇赞大而斥小。”尽管就整篇《逍遥游》讲,两位先生的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单就谁更接近庄子的“逍遥”这一点,对鲲鹏和“二虫”加以比较,前者显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在国学经典的阅读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滕王阁上的“飞阁”究竟为何物?“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到底该如何解读?作为阅读者,要善于发现这样的疑难问题,并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去解决它,以完成对经典的个性化阐释。

三步赏读《逍遥游》

阐释国学经典,即对文本相关要素诸如内容、结构、技巧、语言、风格等做具体的阐发性解释。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关键,解决问题,突破难点。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的鲲鹏,和“决起而飞”“控于地而已矣”的“二虫”,它们谁更逍遥?这就是全篇的一个关键,是解读文本的一个突破口。

庄子对“逍遥游”给出的定义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是“无所待”。无论是鲲鹏还是蜩与学鸠,它们与“御风而行”的列子一样,飞行的时候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风,因此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逍遥游。

我们相信事物在发生质变之前都应该有个量变的积累,因此改变一下提问的方式:鲲鹏与“二虫”谁更“逍遥”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既然庄子所谓的“逍遥”必须无所待,“待”即倚仗、凭借,因此倚仗、凭借的东西越多,似乎就意味着越不逍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逍遥游》中来,就所待风的大小而论,鲲鹏之所待,似乎远大于蜩与学鸠。“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起飞、升空、南徙,鹏飞行的每一步都倚仗着风,而且是大风。所谓“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鹏身形的庞大,飞行的高远,都决定了它对风的倚仗远远超过了蜩与学鸠。

再者,从《大宗师》篇“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来看,“逍遥”“彷徨”都有悠然自得、纵任无为的意思。鹏的飞行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徙于南冥”,而目标是一种欲念,有了欲念似乎也就有了所待,不能悠然自得、纵任无为了。而蜩与学鸠呢?“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飞得随意,止得也随意。它们嘲笑鹏飞得太累,太专注,太有目标,似乎也正是以“逍遥”的名义。它们对飞行的理解,对目标的茫然和对追求的蔑视,不正类似于庄子“无为”的处世态度吗?以上种种,似乎都说明蜩与学鸠比鲲鹏更“逍遥”。

可是问题马上又产生了。对鲲鹏,庄子似乎没有批评;而对蜩与学鸠,却说“之二虫又何知”,嘲弄之意溢于言表。在后文中,庄子还把“知效一官”者之流比之斥(另一版本的“蜩与学鸠”),批判之意更是显而易见。如果在庄子心目中,蜩与学鸠真的比鲲鹏逍遥,这一切就很难理解了。笔者以为,即便庄子的“逍遥”正如向秀和郭象所认为的“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那么在庄子心中,蜩与学鸠也绝不会比鲲鹏更逍遥,而是恰恰相反。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明白“无所待”的真正含义。笔者以为,“无所待”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表现在精神层面。精神上的无所待,也就是“无己”“无功”“无名”,忘记功名利禄甚至达到“丧我”“坐忘”的境地,才是庄子真正追求的境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要人们丢开物质上的任何凭借去寻求“逍遥”,对人生又有什么实际指导意义呢?再者,如果庄子关注的不是精神的层面,那么永远都不能“免乎行”的他,又有什么资格评价“御风而行”的列子“犹有所待者也”呢?笔者还以为,鲲鹏的培风也好,列子的御风也罢,庄子无非只是以此为例,说明人们精神上“有所待”的普遍性。对物质上的凭借,庄子只是强调它们存在的普遍性,没有过多的褒贬,甚至还通过“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

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阐述了承载力与凭借的风水之间的关系,通过“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阐述了飞行距离与粮食储备之间的关系,更可见他对物质凭借的包容。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鲲鹏与“二虫”比较的着眼点放在精神层面。蜩与学鸠非常自得,将自己的飞行称为“飞之至也”,不但为此沾沾自喜、自我陶醉,还嘲笑比自己飞得更高更远的大鹏,显然背离了“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其在精神层面所待者大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庄子称“知效一官”者之流,“其自视也,亦若是则已矣”。鲲鹏虽然有所追求——徙于南冥,也有所待——大风,但从它飞行的高远来看,它追求的是远离尘俗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追求的正是精神上的“逍遥”。笔者这样讲有两点理由。其一,《诗经·郑风·清人》中出现的“逍遥”一词就与“翱翔”对举,“逍遥”即“翱翔”。其二,在先秦小农业文明的早期阶段,个人支配着简陋的工具,受制于自然环境,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免不了困窘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鲲鹏的翱翔,不正表现了古人超越限制的理想追求吗?鲲鹏的形象,不正是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的化身吗?既然追求的是逍遥,鲲鹏飞得越高远,不就越显现它的逍遥吗?而蜩与学鸠飞得越低距离越短,不就越显得不逍遥吗?林云铭《庄子因》说:“‘大’字是一篇之纲。”钟泰《庄子发微》也说:“本篇赞大而斥小。”尽管就整篇《逍遥游》讲,两位先生的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单就谁更接近庄子的“逍遥”这一点,对鲲鹏和“二虫”加以比较,前者显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在国学经典的阅读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滕王阁上的“飞阁”究竟为何物?“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到底该如何解读?作为阅读者,要善于发现这样的疑难问题,并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去解决它,以完成对经典的个性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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