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以下简称《惨案》）的编辑工作，我是从2014年1月开始的。
刚接手的时候，《惨案》有4册样书，收录了全国129个重大惨案。所谓重大惨案，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几天或几十天，在同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内发生的日军屠杀、强奸中国平民造成800人以上伤亡的惨案。
这129个惨案，有的需要补充资料，有的需要作文字上的编辑和修改。
后来知道，日军在中国境内造成的重大惨案何止这129个！
可是，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散失较多，有不少档案和资料尚待发现和挖掘，加之许多证人因年事已高相继去世，能够收集到的证据较为充分的惨案材料已不是很多。尽管这样，惨案发生地的党史部门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收集、整理出许多惨案的佐证材料，我们将此编成了现在这套较为完整的173个惨案书稿。
书稿交付印刷了，可是，我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日军给我中华同胞造成的巨大伤痛令人不忍目睹。
历史不容篡改，也篡改不了
编辑出版《惨案》的缘起要从2004年说起。
那一年，8月15日，上午7时41分，天色阴沉，下着小雨。
日本首相小泉身着燕尾服，在秘书的陪伴下，乘公车来到靖国神社，登上正殿行礼参拜，并签名“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
这是小泉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第6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是他又一次公然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
小泉此次参拜，是在其9月份即将结束自民党总裁任期和首相任职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不惜以再次伤害当年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来履行其所谓的“参拜承诺”，对此，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无不感到极大愤慨。
这一年，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也在日本政坛明显抬头。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处心积虑地妄图为日本发动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翻案，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他们为战争翻案的“法宝”之一。
因此，参拜靖国神社不仅遭到一切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抗议，而且遭到日本人民和日本许多政党人士的坚决反对。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它是客观存在的，不容篡改，也篡改不了。企图歪曲历史，掩盖罪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日本政客的倒行逆施，同时也深深刺痛了一位中国党史专家的心，激起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妄图篡改侵略历史的强烈愤慨。
他，就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为了更加直接、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地还原当年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和损失，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种种言论，经李忠杰提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在全国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专题调研。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李忠杰动情地说：
“这项调查研究工作，本来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或者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应该进行。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系统、全面地进行。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在世的证人越来越少，现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已经有很大困难。但是，无论早晚，这项工作总得有人来做。现在才做，已经晚了几十年。但如果现在再不做，将来就更晚，也更困难了。所以，无论再困难，做，都是必要的。做好这项调研，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当年的牺牲殉难者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根本上，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负责，也是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负责。”
于是从2005年开始，全国党史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几十万名党史工作者投身到调研工作中。
不辱使命，奔赴调查取证第一线
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工作。大量的档案需要去查阅，无数的证人需要去寻访，浩繁的资料需要去复制。任务繁重，要求严格，因此，就必须选人员，定标准，分阶段，抓培训，勤指导，严把关。
全国各地的党史工作者不辱使命，奔赴调查取证第一线。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常连霆激动地说：“打小鬼子我没能赶上，现在调研小鬼子的罪行我豁出去了，非把小鬼子的罪行调查清楚。”
在他的带领下，山东省迅速形成了纵向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步调一致，横向十几个党政部门优势互补、携手攻关的工作格局。全省300多名省市县党政领导同志参与调研工作的动员、指导、协调，近4000名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文献资料，32万余名工作人员寻访证人。共查阅档案67857卷，复印档案资料111074页，查阅抗战期间及战后出版的书刊5730种，查阅文献资料57876册，复制文献资料123710页。走访调查8万余个行政村、609万名70岁以上（即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前出生）老人中的549万余人，分别占总数的95%和80%以上，收集证言证词151万余份。拍摄照片资料14812幅、录像资料2266小时，制作光盘1500余张。全省1931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建立了包括证人证言证词、伤亡人员名录、财产损失清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统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重大惨案证据材料以及证人和知情人口述录音、录像、照片等内容的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材料卷宗，共12892个。
在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样为抗战调研付出辛勤汗水和艰苦努力的，除了党史工作者，还有许多热心调研工作的各界人士。他们当中，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年过七八旬的老人。多年来，他们顶烈日、冒酷暑、战严寒、踏冰雪，查阅档案，搜寻资料，走村串户，寻访证人，拍摄照片，不辞劳苦，任劳任怨，收集到大量的证据材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扩大搜寻面，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组织查档小组，分赴美国、俄罗斯、日本，搜集了许多抗战史料。很多地方的课题组都到台湾查档。在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找到了数量巨大、整理比较细致的抗战档案。台北“国史馆”馆藏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档案，涉及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有8924卷，内容十分翔实具体，既有中央机关、军队系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也有地方省、市，县、区和个人填报的资料，包括台湾地区和华侨的档案资料。新疆防空委员会也报送有财产损失材料，如修筑防空工事、疏散费等财产损失。重庆市报送有日机空袭慰恤重伤难胞姓名卡，上面有卡号、伤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受伤时间、受伤地点、犒金额、发犒金时期、所住医院名称、医院地址、入院时间等，受伤部位还配有图片加以说明。所有这些，为查明当时各方面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提供了重要证据。 经过全国党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抗战调研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尊重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个人的存亡
“尊重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个人的存亡”。这一理念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调查和纪念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编辑《惨案》一书时，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我们注意把握好这样几个原则：
客观撰写。所有事实、数据都必须客观、真实、准确，一律用事实说话，材料具体、实在。不允许像写文艺作品那样写惨案的概述，不允许作任何想像、编造和煽情性的描写，不允许刻意追求语言的生动华美，不允许使用任何带有夸张性、主观推断性的文字。经过调研，凡是能够说清的事实、数字都予采用，但仍然说不清的情况、数据，就客观地说明未查核清楚，在汇总和整理数据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绝对不编造数字。
保留原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档案怎么记录的，就怎么保留，不随意改变。当事人知情人怎么说的，就怎么记录，不随意加工。所有的材料、事实都经得起法律和学术上的质证。各种数据，都确有根据，不随便编排、采信。不追求任何高数字、高指标。
统一规范。每一个惨案，都分概述和附件两个部分。概述，主要介绍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经过、后果。附件，列出各种证据材料，包括原始档案、证人证言、文献资料、相关照片等等。由于多种原因，有些惨案并没有找到原始档案记载或当年的报刊报道，亲历者也已先后去世，但这些惨案的基本事实都是客观存在并且表述清楚的，当地党史、地方志部门也都曾经有过调研并出版过相关的调研资料，因此编者也将其收入。每一个附件，都标明出处。
严格把关。《惨案》编辑后，先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抗战课题组领导和专家、相关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第一研究部的领导多次审阅，请他们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根据他们的审读意见，又多次对书稿进行资料补充、修改，力求使内容最大限度地客观、真实、丰富，文字表述更加平实、规范。最后，报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领导李忠杰审读。
在对《惨案》书稿进行补充、修改的日日夜夜里，从2014年1月至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和抗战课题组的领导、专家们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每天工作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有时，为了核对一个事实、一个数据，为了核实一个字眼、一张照片，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甚至需要反复与地方党史部门电话沟通，请他们派员，或是进京，或是下乡，反复查阅、踏勘、核实、修改、录入、复制。经多次修改后的《惨案》，又发回惨案发生地的地方党史部门再次进行核实、校对，力求准确无误，不出差错。
在编辑和审读的过程中，每一位工作者都以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觉精神，为圆满完成任务积极奉献，扎实奋斗，费尽了心血。
牢记历史，以史为鉴
2014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编辑出版，该书充分地证明，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日本国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其手段，无一不是军事手段。他们不仅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且一步步地实施吞并和灭亡全中国的计划。
在其占领区内，日本侵略者成为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机构的最高主宰，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他们对中国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惨无人道地杀戮中国人民。他们掠夺物资，强征劳工，施放毒气，蹂躏妇女和儿童，毁坏和窃取文物，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给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破坏。
正是依据日本侵入中国和别国的大量事实，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认定：日本策划、发动和执行了一种经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因而犯下“破坏和平罪”。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列举日本主要战犯所犯55项罪状时，判定：“全体被告阴谋策划、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和控制中国，以及为达到此目的，准备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正义的判决，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也无法抵赖或改变得了的。
可是，日本右翼势力居然谎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进行的自卫战争”，甚至置事实与铁证于不顾，否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这实在是荒唐无赖至极。
《惨案》的编辑出版，是对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荒谬言行的有力回击。它是一部史书，真实记载了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它是一本教材，教育人民必须爱党爱国，奋发图强，反抗侵略;它是一部范本，成为指导全国地方党史部门编辑出版同类调研成果的编辑规范。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族各界的伟大胜利，是一首“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壮歌。它不仅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显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上应有的地位。
只有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让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
（作者系《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副主编。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
参加《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以下简称《惨案》）的编辑工作，我是从2014年1月开始的。
刚接手的时候，《惨案》有4册样书，收录了全国129个重大惨案。所谓重大惨案，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几天或几十天，在同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内发生的日军屠杀、强奸中国平民造成800人以上伤亡的惨案。
这129个惨案，有的需要补充资料，有的需要作文字上的编辑和修改。
后来知道，日军在中国境内造成的重大惨案何止这129个！
可是，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散失较多，有不少档案和资料尚待发现和挖掘，加之许多证人因年事已高相继去世，能够收集到的证据较为充分的惨案材料已不是很多。尽管这样，惨案发生地的党史部门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收集、整理出许多惨案的佐证材料，我们将此编成了现在这套较为完整的173个惨案书稿。
书稿交付印刷了，可是，我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日军给我中华同胞造成的巨大伤痛令人不忍目睹。
历史不容篡改，也篡改不了
编辑出版《惨案》的缘起要从2004年说起。
那一年，8月15日，上午7时41分，天色阴沉，下着小雨。
日本首相小泉身着燕尾服，在秘书的陪伴下，乘公车来到靖国神社，登上正殿行礼参拜，并签名“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
这是小泉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第6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是他又一次公然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
小泉此次参拜，是在其9月份即将结束自民党总裁任期和首相任职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不惜以再次伤害当年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来履行其所谓的“参拜承诺”，对此，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无不感到极大愤慨。
这一年，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也在日本政坛明显抬头。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处心积虑地妄图为日本发动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翻案，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他们为战争翻案的“法宝”之一。
因此，参拜靖国神社不仅遭到一切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抗议，而且遭到日本人民和日本许多政党人士的坚决反对。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它是客观存在的，不容篡改，也篡改不了。企图歪曲历史，掩盖罪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日本政客的倒行逆施，同时也深深刺痛了一位中国党史专家的心，激起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妄图篡改侵略历史的强烈愤慨。
他，就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为了更加直接、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地还原当年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和损失，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种种言论，经李忠杰提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在全国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专题调研。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李忠杰动情地说：
“这项调查研究工作，本来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或者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应该进行。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系统、全面地进行。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在世的证人越来越少，现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已经有很大困难。但是，无论早晚，这项工作总得有人来做。现在才做，已经晚了几十年。但如果现在再不做，将来就更晚，也更困难了。所以，无论再困难，做，都是必要的。做好这项调研，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当年的牺牲殉难者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根本上，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负责，也是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负责。”
于是从2005年开始，全国党史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几十万名党史工作者投身到调研工作中。
不辱使命，奔赴调查取证第一线
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工作。大量的档案需要去查阅，无数的证人需要去寻访，浩繁的资料需要去复制。任务繁重，要求严格，因此，就必须选人员，定标准，分阶段，抓培训，勤指导，严把关。
全国各地的党史工作者不辱使命，奔赴调查取证第一线。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常连霆激动地说：“打小鬼子我没能赶上，现在调研小鬼子的罪行我豁出去了，非把小鬼子的罪行调查清楚。”
在他的带领下，山东省迅速形成了纵向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步调一致，横向十几个党政部门优势互补、携手攻关的工作格局。全省300多名省市县党政领导同志参与调研工作的动员、指导、协调，近4000名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文献资料，32万余名工作人员寻访证人。共查阅档案67857卷，复印档案资料111074页，查阅抗战期间及战后出版的书刊5730种，查阅文献资料57876册，复制文献资料123710页。走访调查8万余个行政村、609万名70岁以上（即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前出生）老人中的549万余人，分别占总数的95%和80%以上，收集证言证词151万余份。拍摄照片资料14812幅、录像资料2266小时，制作光盘1500余张。全省1931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建立了包括证人证言证词、伤亡人员名录、财产损失清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统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重大惨案证据材料以及证人和知情人口述录音、录像、照片等内容的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材料卷宗，共12892个。
在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样为抗战调研付出辛勤汗水和艰苦努力的，除了党史工作者，还有许多热心调研工作的各界人士。他们当中，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年过七八旬的老人。多年来，他们顶烈日、冒酷暑、战严寒、踏冰雪，查阅档案，搜寻资料，走村串户，寻访证人，拍摄照片，不辞劳苦，任劳任怨，收集到大量的证据材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扩大搜寻面，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组织查档小组，分赴美国、俄罗斯、日本，搜集了许多抗战史料。很多地方的课题组都到台湾查档。在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找到了数量巨大、整理比较细致的抗战档案。台北“国史馆”馆藏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档案，涉及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有8924卷，内容十分翔实具体，既有中央机关、军队系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也有地方省、市，县、区和个人填报的资料，包括台湾地区和华侨的档案资料。新疆防空委员会也报送有财产损失材料，如修筑防空工事、疏散费等财产损失。重庆市报送有日机空袭慰恤重伤难胞姓名卡，上面有卡号、伤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受伤时间、受伤地点、犒金额、发犒金时期、所住医院名称、医院地址、入院时间等，受伤部位还配有图片加以说明。所有这些，为查明当时各方面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提供了重要证据。 经过全国党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抗战调研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尊重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个人的存亡
“尊重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个人的存亡”。这一理念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调查和纪念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编辑《惨案》一书时，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我们注意把握好这样几个原则：
客观撰写。所有事实、数据都必须客观、真实、准确，一律用事实说话，材料具体、实在。不允许像写文艺作品那样写惨案的概述，不允许作任何想像、编造和煽情性的描写，不允许刻意追求语言的生动华美，不允许使用任何带有夸张性、主观推断性的文字。经过调研，凡是能够说清的事实、数字都予采用，但仍然说不清的情况、数据，就客观地说明未查核清楚，在汇总和整理数据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绝对不编造数字。
保留原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档案怎么记录的，就怎么保留，不随意改变。当事人知情人怎么说的，就怎么记录，不随意加工。所有的材料、事实都经得起法律和学术上的质证。各种数据，都确有根据，不随便编排、采信。不追求任何高数字、高指标。
统一规范。每一个惨案，都分概述和附件两个部分。概述，主要介绍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经过、后果。附件，列出各种证据材料，包括原始档案、证人证言、文献资料、相关照片等等。由于多种原因，有些惨案并没有找到原始档案记载或当年的报刊报道，亲历者也已先后去世，但这些惨案的基本事实都是客观存在并且表述清楚的，当地党史、地方志部门也都曾经有过调研并出版过相关的调研资料，因此编者也将其收入。每一个附件，都标明出处。
严格把关。《惨案》编辑后，先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抗战课题组领导和专家、相关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第一研究部的领导多次审阅，请他们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根据他们的审读意见，又多次对书稿进行资料补充、修改，力求使内容最大限度地客观、真实、丰富，文字表述更加平实、规范。最后，报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领导李忠杰审读。
在对《惨案》书稿进行补充、修改的日日夜夜里，从2014年1月至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和抗战课题组的领导、专家们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每天工作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有时，为了核对一个事实、一个数据，为了核实一个字眼、一张照片，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甚至需要反复与地方党史部门电话沟通，请他们派员，或是进京，或是下乡，反复查阅、踏勘、核实、修改、录入、复制。经多次修改后的《惨案》，又发回惨案发生地的地方党史部门再次进行核实、校对，力求准确无误，不出差错。
在编辑和审读的过程中，每一位工作者都以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觉精神，为圆满完成任务积极奉献，扎实奋斗，费尽了心血。
牢记历史，以史为鉴
2014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编辑出版，该书充分地证明，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日本国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其手段，无一不是军事手段。他们不仅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且一步步地实施吞并和灭亡全中国的计划。
在其占领区内，日本侵略者成为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机构的最高主宰，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他们对中国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惨无人道地杀戮中国人民。他们掠夺物资，强征劳工，施放毒气，蹂躏妇女和儿童，毁坏和窃取文物，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给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破坏。
正是依据日本侵入中国和别国的大量事实，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认定：日本策划、发动和执行了一种经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因而犯下“破坏和平罪”。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列举日本主要战犯所犯55项罪状时，判定：“全体被告阴谋策划、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和控制中国，以及为达到此目的，准备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正义的判决，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也无法抵赖或改变得了的。
可是，日本右翼势力居然谎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进行的自卫战争”，甚至置事实与铁证于不顾，否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这实在是荒唐无赖至极。
《惨案》的编辑出版，是对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荒谬言行的有力回击。它是一部史书，真实记载了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它是一本教材，教育人民必须爱党爱国，奋发图强，反抗侵略;它是一部范本，成为指导全国地方党史部门编辑出版同类调研成果的编辑规范。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族各界的伟大胜利，是一首“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壮歌。它不仅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显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上应有的地位。
只有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让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
（作者系《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副主编。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