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大师 | 笑话大王张寿臣

来了您內!进来坐坐,沏茶倒水,嗑嗑瓜子,听听相声

有趣的误会

张寿臣在相声界不仅威望高,和同行的关系也很好。

在天津,他常去各区的相声场子串门,到北京了,当然也要去相声场子看看大家。

北京市曲艺团相声演员中,有和他一起长大的师兄弟汤金城、谭伯如;有曾一起同过台的王长友、罗荣寿;有他喜爱的青年演员赵振铎、赵世忠,还有他的盟侄陈涌泉、义子高凤山……张寿臣很想念他们,这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虽然天气很热,他执意要去北京曲艺团。

北京曲艺团的团址坐落在前门外大栅栏里面的迎秋剧场。剧场的后台没有门,演员及其他人员出入都经前台。张寿臣到剧场时,演员都在后台开会。

前台门前有一负责保安和传达工作的看门老大爷,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冲盹。张寿臣径直往后台走时,看门大爷被惊醒,拦住张寿臣说:“想听相声,晚上来。”

张寿臣心中暗想:“我想听相声什么相声我没听过啊。”口中却说:“我不听相声,我找人。”

看门大爷问:“您找谁呀”

张寿臣随口搭音,说:“我找说相声的。”这句话是句实话,他到曲艺团不是找某个人,确实是要找说相声的。没想到,看门大爷误会了,以为来人和他开玩笑,脸一沉,反唇相讥,说:“您说的对,我们这儿没外卖,后台全是说相声的。对不起您哪,后台正开会哪,开会时间一律不会客。”

张寿臣只好请求说:“我从天津来,您受点累,给通报一下。”

看门大爷的口气也缓和了,说:“您说您大老远的从天津来,240里地,天又这么热,我不给您找吧,显得我这么大的岁数不懂嘛。您别和我开玩笑啊,您找谁”

张寿臣见看门大爷答应给找人,忙说:“谢谢您了,给您添麻烦,找谁都成。”这句话本是善意,“找谁都成”,说相声的哪有不认识张寿臣的呢。

看门大爷又误会了,动了真气,说:“您越说越不像话,找谁都成,嘿嘿,没法儿给您找去!”

张寿臣无奈,只好说:“那就找高凤山吧。”

看门大爷点点头说:“哎,这还像话。”随后站起身来向后台走去,走到剧场门口,又转身追问了一句:“高凤山是您什么人”

张寿臣有些不耐烦了:“是我儿子!”

看门大爷听了此话,又走了回来,重新坐到椅子上:“您哪,纯粹拿我开涮!‘找说相声的’,‘找谁都成’,这不全是废话嘛!高凤山又是您的儿子了,高凤山家里的事儿我都清楚,他怎么成了您的儿子了!您赶快走,别在我这开搅。”

迎秋剧场距前门饭店虽然不远,但正值酷暑,天气闷热,张寿臣步行到目的地,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本想快些见到相声演员,也好歇歇脚喝口茶凉快凉快,没料到竟和看门的大爷纠缠不休,他的火气也被勾上来了:“我哪句话把您得罪了我哪句话和您开搅了凡是说相声的,给我找哪个都成,他们停止开会,也得让我进去!高凤山是我儿子您又不信了,后台还有我好几个儿子哪!大热的天儿,这不存心找别扭嘛!”

光荣退休

后台开会的人听见前面吵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走出来看个究竟,走在前面的高凤山见是张寿臣来到剧场,又惊又喜,忙趋步上前,请安问好,“哎哟,我的亲爹,大热的天,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们正准备抽空儿瞧您去哪,快,快快,您快后台歇会儿吧。”张寿臣没有回答高凤山及几位相声演员的问候,而是反问高凤山说:“你是我儿子不是”高凤山被问愣了,忙答道:“是啊,是啊,这还有错嘛!”张寿臣听后微微一笑,随后又用眼斜瞟了看门大爷一眼,得意的神情似乎在说:“怎么样我说的话没错吧,我找我儿子,这回你信了吧。”

看门大爷站在一旁,看愣了。他如果想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转天去问高凤山了。

1960年以后,张寿臣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非常紧张、繁忙的阶段。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挖掘、整理传统剧目、曲目无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相声界,这项工作责无旁贷地由名望最高、资历最深、辈分最长、年龄最大的张寿臣承担下来了。张寿臣没有辜负党和各级领导对他的期望和重托,以对党和国家感恩报德的心情及对相声艺术执著负责的态度,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张寿臣的工作量不能算小,而他对于工作的态度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只要领导有令,他二话不说,即刻领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那时,交通不似如今这样方便,他腿脚又不好,出行必须雇用人力车,而车费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他在家接待采访者比之外出的任务也不轻松,往往是他还没有起床,来访者已经到了,这一拨儿刚走,那一拨儿接踵而至,有时要连续工作到夜间一两点钟才得休息。别的不谈,仅就茶水而言,一天要换沏几壶茶水。领导曾多次关切地问过他:“张老,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提出来。”张寿臣总是笑着摇头说:“没有,没有,国家重视相声,拿我当宝贝,只要把东西留下来别带走了,我心里就高兴。”

1962年的一天,张寿臣下班回来,兴奋地对妻子说:“组织上决定,有我、有他瞎叔(王殿玉)、曾大爷(曾振庭)、王佩臣我们4个人永远不退休。”从此,他“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劲头儿更足了。到了1964年,也即那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文艺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此时,似乎一切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的存有问题,当然相声艺术也不会例外。传统的相声段子大多能冠上一顶“小帽子”而被禁演,而新段子因题材狭窄创新有限,所以各演出团体只能反复演出几段允许上演的节目。这样的形势必然影响到张寿臣的工作,正当他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为挖掘、整理传统相声而工作时,突然被告知退休了。

当张寿臣接到退休的通知后,他的心情既有知足也有担忧。张寿臣参加工作不足十五年,按规定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虽然每月少拿近一半的工资,他知足无怨。他担忧的是,他是相声的代表,他的退休将意味着传统相声被抛弃了。退休那一天,张寿臣手持退休证,胸戴大红花,告别组织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说:“退休了,没用了。没用了国家还养活着,无功受禄,心中有愧呀。不是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旧社会谁还管哪。”其实,张寿臣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退休。退休后,他仍然担任着天津政协委员、天津曲协副主席的职务,仍然热心地为求教者讲艺。此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即肚子里的东西不要带走。然而,事情往往不朝主观想象的方向发展,终于有一天,没有人再敢登他的门了——“文革”开始了。

厄运之中

“文革”初起的时候,张寿臣退休已近两年,外面发生的一切,他知之甚少。一是他腿脚不灵便,很少出门;二是来看望他的人愈来愈少,唯一和外面沟通的是报纸和广播,可是批斗、游街、大字报等现实情况,报纸和广播是不会反映出来的。因此,“文革”的实质对于张寿臣来说,感受只有简单的3个字:不理解。

一天,张寿臣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有关“破四旧、立新风”的文章,周围邻居家如何“破四旧”的风闻也传进了他的耳中,他手拿报纸不解地自问道:“四旧怎么算是四旧呢破四旧又怎么个破法呢”既而他又说:“既然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就应当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地破四旧。”于是,在没有压力,没有指令,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一场主动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张家小院里认真且又稀里糊涂地开始实施了。张寿臣认为,建国以前的东西就属于四旧,凡是形势反对的、现时不需要的即应毁掉,首先是旧式服装,如长衫、马褂、皮袄及演出时的缎子桌围等都没有用了,把这些服装都拆成了单片。再有就是字画和书籍了,画有寿星老、麻姑献寿的几张字画被撕毁了,大批的书籍被撕毁了,上至《史记》、《资治通鉴》,下至《聊斋志异》、《水浒》、《三国演义》,还有一套16开本24册的《圣教史略》,最无辜的是一套12册的《象棋棋谱大全》……通通被撕成单页、碎片。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四麻袋碎纸片怎样处理呢扔进垃圾堆如果被人发现无异于自引其咎,没有办法,只好用火烧掉。为防火灾的发生,在小院当中放置一个洋炉子,在炉子里烧纸片。当洋火炉上的水壶里的水开了4次又有一锅肉被烧熟之后,火炉旁仍有一麻袋书籍碎片在等候着“贡献”最后的余热。

张寿臣虽退休在家,但论其地位和名望,是很难摆脱这场厄运的。一次,在原单位的批判会上,张寿臣被缺席批判。与会者历数了他的宗教信仰、权威地位、过生日的排场、拜师时的旧礼节等作为批判内容。其中,张寿臣的一位弟子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说:“张寿臣是封建的祖师爷,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我们要和他彻底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不再承认他是我的师父!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毛主席才是我的师父!”不久,张寿臣就听到了这一消息,当他得知心爱的弟子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的话,他茫然了。张寿臣和这个弟子的关系甚好,付出的辛劳也很大。在以往过生日时,这个弟子多次主动为老师组织寿日的活动,师父家中有事,他也是积极主动地帮忙,为什么突然之间竟成水火张寿臣遇有不顺心的事,爱骂街、爱着急,但是这一次他却非常冷静。不久,张寿臣的名字出现在造反派创办的各种小报上,名字倒着写上面打个×。家人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因为“批”和“斗”是连在一起的,“某人被揪出”、“某人被批斗、游街”的消息不绝于耳,经常找张寿臣聊天的果仁张张惠山,即在这一时期被斗死在群英戏院台上,而张惠山只是卖果仁的小贩,他遵纪守法、为人忠厚,没有任何理由被批斗的。有一天,一位张寿臣的老友来找他,把手中的一张小报递给张寿臣后说:“你看看吧,上面点了你的名字。”随后又说,“本来不想给你看这份小报,唯恐你看了以后担惊受怕,可是不让你知道不行啊,外面的形势你不了解,万一红卫兵真的来了,你更受不了。看看吧,有个思想准备。”

生病住院

这是一张由天津文艺界造反组织印制的名为《山鹰》的小报,上面赫然印有“打倒反动的艺术权威、相声的祖师爷张寿臣”的标题,令人心惊肉跳。

然而,张寿臣看过小报后却若无其事地笑了,他说:“说我是‘艺术权威’,这我承认,凡是相声里的事儿,我说了算;说我是‘祖师爷’,我也承认,如今说相声的,没有比我辈分大的;说我‘反动’,我不承认,旧社会,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新社会,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情。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怕,我不怕。”

张寿臣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且有每月的退休金,可谓经济稳定,生活无虞。可是,难熬的寂寞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抑。且不说青年时出入娱乐场所的繁喧,以及同行对他的崇敬而形成的众星捧月式的场面,即使退休后,拜访者、学艺者也是络绎不绝。然而,1966年“文革”以后,寂寞来到了他的身边。

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任何人也不敢沾惹和“权威”有联系的麻烦,除去在津的几位弟子如田立禾、穆祥林等,及几位老友如张起荣大爷、姜大爷、刘叔叔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以外,只有一位不怕引火烧身的常客经常来找张寿臣聊天儿,这就是干儿子赵佩茹,他为张寿臣带来了快乐和慰藉。然而好景不长,1969年赵佩茹无端被隔离审查,也不能来看他了。张寿臣打开收音机,想在收音机中听到同行的声音,而传出的除样板戏以外,一段相声也听不到。

张寿臣唯一可去的地方——到浴池洗澡,因为“文革”的不断深入也使他裹足难行,浴池的许多服务设施被取消,如,洗浴后不准休息、拖鞋自取、喝水自斟等,他很难适应,而用以代步的三轮车也适应形势的需要,一律拆掉顶篷改为光板的货运车,不再拉座了。

寂寞无奈的张寿臣,只好经常地将椅子搬到胡同口外的便道上,眼望过往的行人,希冀遇见一位相知和他说一说话以解心中的郁闷。

1970年春节过后,张寿臣病倒了,医家有谓“百病生于忧郁”,他的生病和几年来的寂寞郁闷不无关系。开始,只见一些感冒的症状,发烧咳嗽,胸闷气短,请来附近卫生院的医生,初步诊断为感冒转肺炎,可是吃药打针后并不见效,于是,央求邻居借来副食店的小推车,将他送到了总医院。

1958年张寿臣胆囊切除手术时曾去过一次总医院,那一次,多方领导关照,主任医师主刀,张寿臣的病虽然很重,但未受痛苦,这一次不同了,张寿臣备受冷落,在门诊室,医生拿过病历本看了看封皮上张寿臣3个字,又抬起头来看了看病人,淡淡地说:“去照张大片吧。”这位医生约五十来岁,他应该知道张寿臣的,可是,他一句安慰的话、多余的话也没有。在照像室,已经站立不起来的张寿臣必须站在照像机前,他几次急躁地说:“不照了,不照了!”家人劝他并手搀左臂强撑住父亲的躯体,张寿臣才半蹲半立双腿颤抖勉强地照了一张像。最凄惨的情景是在观察室,张寿臣被诊断为肺癌以后,医生并没有安排他住院,而是被送到观察室观察。

离世之愿

所谓的观察室即是医院的门诊大厅,所谓的病床即是两把候诊用的木条长椅。妻子和两个儿子守护在病床前。护士负责输氧、输液,医生不请不来,只有病人出现病变时,医生才会派护士送来保守疗法的药物安咯血和氨茶碱。张寿臣在医院只住了两天,第三天天刚亮,他趁人不备突然拔掉输氧管和输液管,语气坚定地说:“回家!”家人见此状况,赶忙劝说:“回家还怎么治疗啊”张寿臣惨然一笑说:“别蒙我了,我这病没有治,我死到家里去,不在这活受罪。”拗不过张寿臣,家人只好找医生开了一些药,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好在肺癌只有憋闷感没有疼痛感,张寿臣靠对症药物及简单的医疗器械治疗,痛苦比在医院反而少了些。饮食越来越少,身体逐渐消瘦,可是张寿臣的精神却很好,思维清晰、谈吐依旧,心态平和从容,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他仍然坚持每日读报的习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开始,他戴花镜手拿放大镜自己阅读,后来他连拿放大镜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让家人为他读报,先将报纸的所有标题念上一遍,然后由他选题再逐段念给他听。

弥留之际的张寿臣呼吸急促、声音嘶哑,可是只要他有精力、有亲朋在他身旁,他就会不间歇地说话,好似说了一辈子的话还没有说够,又好似话的惯性迫使他不停地往下说,他谈的最多的是这样几项内容:以亲身经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他对家人说:“我经历了清朝专制、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新中国,新旧社会两重天哪。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这样做,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张寿臣期盼祖国的统一,他还对子女们说:“你们别忘了,台湾解放时(当时的提法)到我的坟前大喊3声,告诉我台湾解放了!”

面对相声的凋零,他对相声的前景感到忧虑和茫然,他说:“难道相声这行儿就真的完了吗”……

1970年7月9日早晨。

张寿臣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出了一身的凉汗,大口喘着粗气,似乎感觉到今日和往日的不同,示意坐在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来,张寿臣身倚枕头在床上,要过墙上的镜子又令儿子撕下“7月9日”的日历,然后,他端详着镜中的面容,用嘶哑、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头上流的不是汗,是油。你们要是不信拿张白纸试试,纸黯了,是汗,纸不黯,是油。‘汗如油、喘如牛’啊,绝象。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我今年73(岁),不算短寿了,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不是解放,我早就完了,旧社会说相声的,很少活这么大岁数的,我欺祖了,我知足啊……记住今天这个日子,7月9日,告诉你(在)新疆的兄弟,明年的今天是我的祭日……哭吧,呆会儿再哭我就听不见了……”张寿臣说话吃力,但他仍然在说。中午,儿子劝父亲休息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并示意扶他躺下,随即他又说:“我喝口水。”当老伴将小瓷壶嘴放在他嘴边的瞬间,忽然张寿臣的双眸定住、脸色变得惨白、喘动骤停、心脏停止了跳动,此刻是11点10分。

来了您內!进来坐坐,沏茶倒水,嗑嗑瓜子,听听相声

有趣的误会

张寿臣在相声界不仅威望高,和同行的关系也很好。

在天津,他常去各区的相声场子串门,到北京了,当然也要去相声场子看看大家。

北京市曲艺团相声演员中,有和他一起长大的师兄弟汤金城、谭伯如;有曾一起同过台的王长友、罗荣寿;有他喜爱的青年演员赵振铎、赵世忠,还有他的盟侄陈涌泉、义子高凤山……张寿臣很想念他们,这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虽然天气很热,他执意要去北京曲艺团。

北京曲艺团的团址坐落在前门外大栅栏里面的迎秋剧场。剧场的后台没有门,演员及其他人员出入都经前台。张寿臣到剧场时,演员都在后台开会。

前台门前有一负责保安和传达工作的看门老大爷,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冲盹。张寿臣径直往后台走时,看门大爷被惊醒,拦住张寿臣说:“想听相声,晚上来。”

张寿臣心中暗想:“我想听相声什么相声我没听过啊。”口中却说:“我不听相声,我找人。”

看门大爷问:“您找谁呀”

张寿臣随口搭音,说:“我找说相声的。”这句话是句实话,他到曲艺团不是找某个人,确实是要找说相声的。没想到,看门大爷误会了,以为来人和他开玩笑,脸一沉,反唇相讥,说:“您说的对,我们这儿没外卖,后台全是说相声的。对不起您哪,后台正开会哪,开会时间一律不会客。”

张寿臣只好请求说:“我从天津来,您受点累,给通报一下。”

看门大爷的口气也缓和了,说:“您说您大老远的从天津来,240里地,天又这么热,我不给您找吧,显得我这么大的岁数不懂嘛。您别和我开玩笑啊,您找谁”

张寿臣见看门大爷答应给找人,忙说:“谢谢您了,给您添麻烦,找谁都成。”这句话本是善意,“找谁都成”,说相声的哪有不认识张寿臣的呢。

看门大爷又误会了,动了真气,说:“您越说越不像话,找谁都成,嘿嘿,没法儿给您找去!”

张寿臣无奈,只好说:“那就找高凤山吧。”

看门大爷点点头说:“哎,这还像话。”随后站起身来向后台走去,走到剧场门口,又转身追问了一句:“高凤山是您什么人”

张寿臣有些不耐烦了:“是我儿子!”

看门大爷听了此话,又走了回来,重新坐到椅子上:“您哪,纯粹拿我开涮!‘找说相声的’,‘找谁都成’,这不全是废话嘛!高凤山又是您的儿子了,高凤山家里的事儿我都清楚,他怎么成了您的儿子了!您赶快走,别在我这开搅。”

迎秋剧场距前门饭店虽然不远,但正值酷暑,天气闷热,张寿臣步行到目的地,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本想快些见到相声演员,也好歇歇脚喝口茶凉快凉快,没料到竟和看门的大爷纠缠不休,他的火气也被勾上来了:“我哪句话把您得罪了我哪句话和您开搅了凡是说相声的,给我找哪个都成,他们停止开会,也得让我进去!高凤山是我儿子您又不信了,后台还有我好几个儿子哪!大热的天儿,这不存心找别扭嘛!”

光荣退休

后台开会的人听见前面吵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走出来看个究竟,走在前面的高凤山见是张寿臣来到剧场,又惊又喜,忙趋步上前,请安问好,“哎哟,我的亲爹,大热的天,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们正准备抽空儿瞧您去哪,快,快快,您快后台歇会儿吧。”张寿臣没有回答高凤山及几位相声演员的问候,而是反问高凤山说:“你是我儿子不是”高凤山被问愣了,忙答道:“是啊,是啊,这还有错嘛!”张寿臣听后微微一笑,随后又用眼斜瞟了看门大爷一眼,得意的神情似乎在说:“怎么样我说的话没错吧,我找我儿子,这回你信了吧。”

看门大爷站在一旁,看愣了。他如果想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转天去问高凤山了。

1960年以后,张寿臣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非常紧张、繁忙的阶段。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挖掘、整理传统剧目、曲目无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相声界,这项工作责无旁贷地由名望最高、资历最深、辈分最长、年龄最大的张寿臣承担下来了。张寿臣没有辜负党和各级领导对他的期望和重托,以对党和国家感恩报德的心情及对相声艺术执著负责的态度,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张寿臣的工作量不能算小,而他对于工作的态度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只要领导有令,他二话不说,即刻领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那时,交通不似如今这样方便,他腿脚又不好,出行必须雇用人力车,而车费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他在家接待采访者比之外出的任务也不轻松,往往是他还没有起床,来访者已经到了,这一拨儿刚走,那一拨儿接踵而至,有时要连续工作到夜间一两点钟才得休息。别的不谈,仅就茶水而言,一天要换沏几壶茶水。领导曾多次关切地问过他:“张老,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提出来。”张寿臣总是笑着摇头说:“没有,没有,国家重视相声,拿我当宝贝,只要把东西留下来别带走了,我心里就高兴。”

1962年的一天,张寿臣下班回来,兴奋地对妻子说:“组织上决定,有我、有他瞎叔(王殿玉)、曾大爷(曾振庭)、王佩臣我们4个人永远不退休。”从此,他“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劲头儿更足了。到了1964年,也即那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文艺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此时,似乎一切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的存有问题,当然相声艺术也不会例外。传统的相声段子大多能冠上一顶“小帽子”而被禁演,而新段子因题材狭窄创新有限,所以各演出团体只能反复演出几段允许上演的节目。这样的形势必然影响到张寿臣的工作,正当他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为挖掘、整理传统相声而工作时,突然被告知退休了。

当张寿臣接到退休的通知后,他的心情既有知足也有担忧。张寿臣参加工作不足十五年,按规定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虽然每月少拿近一半的工资,他知足无怨。他担忧的是,他是相声的代表,他的退休将意味着传统相声被抛弃了。退休那一天,张寿臣手持退休证,胸戴大红花,告别组织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说:“退休了,没用了。没用了国家还养活着,无功受禄,心中有愧呀。不是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旧社会谁还管哪。”其实,张寿臣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退休。退休后,他仍然担任着天津政协委员、天津曲协副主席的职务,仍然热心地为求教者讲艺。此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即肚子里的东西不要带走。然而,事情往往不朝主观想象的方向发展,终于有一天,没有人再敢登他的门了——“文革”开始了。

厄运之中

“文革”初起的时候,张寿臣退休已近两年,外面发生的一切,他知之甚少。一是他腿脚不灵便,很少出门;二是来看望他的人愈来愈少,唯一和外面沟通的是报纸和广播,可是批斗、游街、大字报等现实情况,报纸和广播是不会反映出来的。因此,“文革”的实质对于张寿臣来说,感受只有简单的3个字:不理解。

一天,张寿臣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有关“破四旧、立新风”的文章,周围邻居家如何“破四旧”的风闻也传进了他的耳中,他手拿报纸不解地自问道:“四旧怎么算是四旧呢破四旧又怎么个破法呢”既而他又说:“既然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就应当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地破四旧。”于是,在没有压力,没有指令,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一场主动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张家小院里认真且又稀里糊涂地开始实施了。张寿臣认为,建国以前的东西就属于四旧,凡是形势反对的、现时不需要的即应毁掉,首先是旧式服装,如长衫、马褂、皮袄及演出时的缎子桌围等都没有用了,把这些服装都拆成了单片。再有就是字画和书籍了,画有寿星老、麻姑献寿的几张字画被撕毁了,大批的书籍被撕毁了,上至《史记》、《资治通鉴》,下至《聊斋志异》、《水浒》、《三国演义》,还有一套16开本24册的《圣教史略》,最无辜的是一套12册的《象棋棋谱大全》……通通被撕成单页、碎片。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四麻袋碎纸片怎样处理呢扔进垃圾堆如果被人发现无异于自引其咎,没有办法,只好用火烧掉。为防火灾的发生,在小院当中放置一个洋炉子,在炉子里烧纸片。当洋火炉上的水壶里的水开了4次又有一锅肉被烧熟之后,火炉旁仍有一麻袋书籍碎片在等候着“贡献”最后的余热。

张寿臣虽退休在家,但论其地位和名望,是很难摆脱这场厄运的。一次,在原单位的批判会上,张寿臣被缺席批判。与会者历数了他的宗教信仰、权威地位、过生日的排场、拜师时的旧礼节等作为批判内容。其中,张寿臣的一位弟子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说:“张寿臣是封建的祖师爷,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我们要和他彻底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不再承认他是我的师父!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毛主席才是我的师父!”不久,张寿臣就听到了这一消息,当他得知心爱的弟子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的话,他茫然了。张寿臣和这个弟子的关系甚好,付出的辛劳也很大。在以往过生日时,这个弟子多次主动为老师组织寿日的活动,师父家中有事,他也是积极主动地帮忙,为什么突然之间竟成水火张寿臣遇有不顺心的事,爱骂街、爱着急,但是这一次他却非常冷静。不久,张寿臣的名字出现在造反派创办的各种小报上,名字倒着写上面打个×。家人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因为“批”和“斗”是连在一起的,“某人被揪出”、“某人被批斗、游街”的消息不绝于耳,经常找张寿臣聊天的果仁张张惠山,即在这一时期被斗死在群英戏院台上,而张惠山只是卖果仁的小贩,他遵纪守法、为人忠厚,没有任何理由被批斗的。有一天,一位张寿臣的老友来找他,把手中的一张小报递给张寿臣后说:“你看看吧,上面点了你的名字。”随后又说,“本来不想给你看这份小报,唯恐你看了以后担惊受怕,可是不让你知道不行啊,外面的形势你不了解,万一红卫兵真的来了,你更受不了。看看吧,有个思想准备。”

生病住院

这是一张由天津文艺界造反组织印制的名为《山鹰》的小报,上面赫然印有“打倒反动的艺术权威、相声的祖师爷张寿臣”的标题,令人心惊肉跳。

然而,张寿臣看过小报后却若无其事地笑了,他说:“说我是‘艺术权威’,这我承认,凡是相声里的事儿,我说了算;说我是‘祖师爷’,我也承认,如今说相声的,没有比我辈分大的;说我‘反动’,我不承认,旧社会,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新社会,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情。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怕,我不怕。”

张寿臣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且有每月的退休金,可谓经济稳定,生活无虞。可是,难熬的寂寞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抑。且不说青年时出入娱乐场所的繁喧,以及同行对他的崇敬而形成的众星捧月式的场面,即使退休后,拜访者、学艺者也是络绎不绝。然而,1966年“文革”以后,寂寞来到了他的身边。

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任何人也不敢沾惹和“权威”有联系的麻烦,除去在津的几位弟子如田立禾、穆祥林等,及几位老友如张起荣大爷、姜大爷、刘叔叔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以外,只有一位不怕引火烧身的常客经常来找张寿臣聊天儿,这就是干儿子赵佩茹,他为张寿臣带来了快乐和慰藉。然而好景不长,1969年赵佩茹无端被隔离审查,也不能来看他了。张寿臣打开收音机,想在收音机中听到同行的声音,而传出的除样板戏以外,一段相声也听不到。

张寿臣唯一可去的地方——到浴池洗澡,因为“文革”的不断深入也使他裹足难行,浴池的许多服务设施被取消,如,洗浴后不准休息、拖鞋自取、喝水自斟等,他很难适应,而用以代步的三轮车也适应形势的需要,一律拆掉顶篷改为光板的货运车,不再拉座了。

寂寞无奈的张寿臣,只好经常地将椅子搬到胡同口外的便道上,眼望过往的行人,希冀遇见一位相知和他说一说话以解心中的郁闷。

1970年春节过后,张寿臣病倒了,医家有谓“百病生于忧郁”,他的生病和几年来的寂寞郁闷不无关系。开始,只见一些感冒的症状,发烧咳嗽,胸闷气短,请来附近卫生院的医生,初步诊断为感冒转肺炎,可是吃药打针后并不见效,于是,央求邻居借来副食店的小推车,将他送到了总医院。

1958年张寿臣胆囊切除手术时曾去过一次总医院,那一次,多方领导关照,主任医师主刀,张寿臣的病虽然很重,但未受痛苦,这一次不同了,张寿臣备受冷落,在门诊室,医生拿过病历本看了看封皮上张寿臣3个字,又抬起头来看了看病人,淡淡地说:“去照张大片吧。”这位医生约五十来岁,他应该知道张寿臣的,可是,他一句安慰的话、多余的话也没有。在照像室,已经站立不起来的张寿臣必须站在照像机前,他几次急躁地说:“不照了,不照了!”家人劝他并手搀左臂强撑住父亲的躯体,张寿臣才半蹲半立双腿颤抖勉强地照了一张像。最凄惨的情景是在观察室,张寿臣被诊断为肺癌以后,医生并没有安排他住院,而是被送到观察室观察。

离世之愿

所谓的观察室即是医院的门诊大厅,所谓的病床即是两把候诊用的木条长椅。妻子和两个儿子守护在病床前。护士负责输氧、输液,医生不请不来,只有病人出现病变时,医生才会派护士送来保守疗法的药物安咯血和氨茶碱。张寿臣在医院只住了两天,第三天天刚亮,他趁人不备突然拔掉输氧管和输液管,语气坚定地说:“回家!”家人见此状况,赶忙劝说:“回家还怎么治疗啊”张寿臣惨然一笑说:“别蒙我了,我这病没有治,我死到家里去,不在这活受罪。”拗不过张寿臣,家人只好找医生开了一些药,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好在肺癌只有憋闷感没有疼痛感,张寿臣靠对症药物及简单的医疗器械治疗,痛苦比在医院反而少了些。饮食越来越少,身体逐渐消瘦,可是张寿臣的精神却很好,思维清晰、谈吐依旧,心态平和从容,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他仍然坚持每日读报的习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开始,他戴花镜手拿放大镜自己阅读,后来他连拿放大镜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让家人为他读报,先将报纸的所有标题念上一遍,然后由他选题再逐段念给他听。

弥留之际的张寿臣呼吸急促、声音嘶哑,可是只要他有精力、有亲朋在他身旁,他就会不间歇地说话,好似说了一辈子的话还没有说够,又好似话的惯性迫使他不停地往下说,他谈的最多的是这样几项内容:以亲身经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他对家人说:“我经历了清朝专制、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新中国,新旧社会两重天哪。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这样做,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张寿臣期盼祖国的统一,他还对子女们说:“你们别忘了,台湾解放时(当时的提法)到我的坟前大喊3声,告诉我台湾解放了!”

面对相声的凋零,他对相声的前景感到忧虑和茫然,他说:“难道相声这行儿就真的完了吗”……

1970年7月9日早晨。

张寿臣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出了一身的凉汗,大口喘着粗气,似乎感觉到今日和往日的不同,示意坐在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来,张寿臣身倚枕头在床上,要过墙上的镜子又令儿子撕下“7月9日”的日历,然后,他端详着镜中的面容,用嘶哑、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头上流的不是汗,是油。你们要是不信拿张白纸试试,纸黯了,是汗,纸不黯,是油。‘汗如油、喘如牛’啊,绝象。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我今年73(岁),不算短寿了,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不是解放,我早就完了,旧社会说相声的,很少活这么大岁数的,我欺祖了,我知足啊……记住今天这个日子,7月9日,告诉你(在)新疆的兄弟,明年的今天是我的祭日……哭吧,呆会儿再哭我就听不见了……”张寿臣说话吃力,但他仍然在说。中午,儿子劝父亲休息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并示意扶他躺下,随即他又说:“我喝口水。”当老伴将小瓷壶嘴放在他嘴边的瞬间,忽然张寿臣的双眸定住、脸色变得惨白、喘动骤停、心脏停止了跳动,此刻是11点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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