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口卢现祥
摘要：经济发展中稍度因素与非幸ｌ度因素的作用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变成谬误。经济发展中削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的、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因素；非书Ｊ度因素；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ＦＤ９１．３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卜８４０２（２００６）０８一００１０一０５
有关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关系原始状态，交易是不断重复进行的，卖和买几乎同时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发生，每项交易的参加者很少，当事人之间拥有对方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观点产生了一些误区，有的完全信息，因而不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人过分夸大制度功效的问题。
们的交易行为，达到合作解。这种个人的交易受市场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制度因素是指资源禀赋，包括和区域范围的局限，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费用高。实普通资源、大气、地质、水文和其他地理条件、技术等。际上这就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状态。这个阶段与资源禀赋相对应。制度指的是人们为方便合作而做类似于布罗代尔的下层市场组织，即面对面的即时买出的安排【ｌ】。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经济发展中的非制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度因素与制度因素，并分析这两者的关系。
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这个阶段也类似于奥尔森一、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自我实施型”的交易，在发展中国家，他认为看到更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
多的是现货交易，是依靠交易者的自我实施完成的，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的如在印度加尔各答街头的商品买卖，奥尔森把这种市大小（或主次）主要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我们场中的交易称为“自我实施型”的或在现场进行的交主要讨论以下四种情况时的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
易。
ｌ、从人类交易的阶段来看，从简单的交易到非人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交换的增加，市场规格化交易过程，也是一个制度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
模的扩大，另一类即非个人交换形式出现了。在这类诺思认为人类经历了两类交换形式。一类是简单交换形式中，交易极其复杂，交易的参与者很多，信息的交换形式。在这类交换形式中，专业化和分工处于
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
作者简介：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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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就会发生背离，如果个人收益与其投入不相对称，个人便失去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动力，社会效率也达不到最优。新古典理论没有把这两种交换状态区别开来。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看不见手的作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自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假定，说明不了非个人交换的状态。于是产生了“囚犯困境”和奥尔逊描述的
要高于在后期阶段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众多的上下层制度安排以引导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缺乏这些安排，使得资源禀赋的作用特别重要【３】。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制度上的差异会发挥更大的作用【４ｌ。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那些较早进入工业化并能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制度建设较为完善的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期阶段，制度创新会使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化使用，有效的制度可以克服资源瓶颈。
３、从一国的体制变迁来看，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制度绩效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
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实用价值。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贡献份额在２０％到５０％之间，有的学者的估计值甚至高达７０％。从这些分析看来，新旧制度的转型期可能对人的行为影响极为明显，一种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取代了压制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后，会使生产率大大地提高。当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是一个瓶颈因素的时候，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都会带来经济的发展。
菲利普・基弗和玛丽・雪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指出，拥有完善制度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通过对中国和加纳的比较分析，他们认为，正式制度（诸如控制和平衡性政治体制）以及某些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嘲。是不是一定具有完善制度的国家才有较高的增长率呢？我们认为不一定，如中国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并不完善，但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当然，在转型期制度绩效不一定都是高的，如前苏联、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在一定阶段就出现过经济增长的下降或放缓。
４、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的制度作用比较明显
西方国家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有的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有的制度安排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有的制度安排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
“搭便车”（“ｅｒｉｄｅｒ）情况，因此，制度便应运而生。
诺思所说的非个人交换形式类似于布罗代尔上层市场组织，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这个阶段也类似于奥尔森所说的“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在发达国家，典型的市场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等复杂类型的市场，奥尔森认为这类市场中的交易属于“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或者叫社会规划型市场）。这类交易不是现场进行的，而是依靠契约的实施来完成的，他把这类市场称为产权密集型或契约密集型市场。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简单的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过程，也是一个制度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交易的范围的扩大和交易层次也在增加。也就是讲交易越来越复杂。人的行为也越来越难以预期，于是制度就很重要了。
２、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在发展初始阶段的重要性要高于在后期阶段的重要性
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非制度因素为制度变迁创造了制度创新的潜力。在一定阶段后，制度因素比非制度因素更重要。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也就是讲，制度具有累积性和延续性。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的定义的资源禀赋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刚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拥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实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回。
为什么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越来越重要？相对而言，非制度因素在发展初始阶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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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关于技术变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技术决公司），这些制度安排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马克定论把技术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以凡伯伦为首的美思也曾经讲过，封建时代的生产力要比奴隶时代的生国制度学派并不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凡产力高，而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又比封建时代的生伯伦的体系中，正是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的辩证产力高。
斗争与冲突导致了经济与政治制度被慢慢地置换与以上四个方面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制度和非制度替代，经济组织的体系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与调整。为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与经济发展阶段联什么出现技术进步？多西（１９８８）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在一起的，离开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很难搞清楚制度综述。一些解释性的因素包括：相对价格、可流动性、因素与非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上四企业和产业专有路径、标准操作程序、交易成本、市场个方面有些重叠，但我们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还是有差结构、技术路径和同步的不可改变性川。从这些解释因异的。
素来看，制度也是重要的解释因素。
二、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表现为，他们不能解释在人的、互动的关系
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即人类历史上有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对不少时期并没有出现大的技术进步，或没有技术变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即迁，但仍然存在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等现象（如诺技术决定论：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思）。另外，技术决定论还忽视了其他因素在社会经迁，即制度决定论。其实这种决定论的观点的争议有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人口压力代表着对食物需求的增点类似“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历史的长加，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必然要求制度变迁能产生河中，我们很难把制度与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
更多的预计回报。增加了的食物需求产生的压力与欧作用分开来。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只有在一定的洲对毛皮的需求在美国产生的作用相当，这两者都带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
来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升高，并都产生了新的制度安排变成谬误。
以增加这些商品的供给阎。
１、技术决定论的依据及其局限性
２、制度决定论的依据及其局限性
关于技术决定论主要是依据两点来分析的，一是制度决定论主要也是依据两点来分析的，一是技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这两者到底是谁决定谁的问题；术与制度的关系，这两者到底是谁决定谁的问题；二二是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是技术进步能降低成本、提是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是技术进步能降低成本、提高高生产率还是制度能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促生产率还是制度能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进经济发展，即使两者都重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主即使两者都重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主次的问题。或次的问题。
者说，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到底是制度变迁优先，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的观点划入了技术决技术变迁优先的问题。
定论。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一是就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来看，在制度决定论看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来，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技能与知识的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是更为动态的形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嘲。诺思特别提出了两个引
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技术）是最活跃的，而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
生产关系（制度）则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有趣产权。这两种导致技术变化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的是，技术决定论在美国近代制度学派的著作中也是（或至少部分具有）制度特征，涉及产权的法律习俗，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论点。凡伯伦和他的追随者将技以及它们的复杂程度显然是制度现象。这样，我们最后术视为经济进步与增长的动态因素，而制度是静态的可以得出一个理论判断：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因素。凡勃伦认为，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经济绩效随技术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的快速变化而提高，技术变化又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这里，制度成为主导的决定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力量，这种对增长的解释使哈罗德和多马所强调的资产生制度后果嘲。
源禀赋（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显得不重要ｏｑ。从人类
万
方数据
历史来看，新技术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但步伐缓慢，时有间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发展新技术的激励仅仅是偶然的。通常，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
ＩｌｌＪ。
二是就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把制度因素内生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把经济增长率中不能解释的“余值”（或“剩余”）归因于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能不能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诺思在《１６００一１８５０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１９６８）一文中的分析表明，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诺思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贡献【ｌ习。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本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机会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１３ｌ。
制度决定论的局限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是不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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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由制度决定？这个问题是制度决定论者尚未回答的问题，即使诺思的新经济史学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也好，还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好，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某一个阶段，这些分析都只是证明了这个阶段制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制度决定论由于受制度对经济绩效
的影响难以量化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决定论的分析还主要是限于逻辑及假设，制度很重要已经没有什么争议，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绩效如何量度成为制度经济学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３、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是互补的、互
动的关系
哈罗德・德姆塞茨针对强调制度在解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提出应当抛弃“诺思因果链’
（Ｎｏｎｈ位ｈａｉ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他认为，技术和自然禀
赋等非制度因素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变迁【均。我们认为哈罗德・德姆塞茨的这种关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这是因为，第一，制度的产生离不开技术和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第二，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制度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这也需要到非制度因素中去找原因。实际上作为制度决定论者的诺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如他所说的，近期的许多交易费用文献都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制度仅决定了交易费用，而技术仅决定了转化费用。但是技术、制度、转化成本与交易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比之更为复杂【１习。第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分析实际上科学地分析了非制度因素（生产力）与制度因素（生产关系）的关系。
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我们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改善潜力是很大的，从宏观上来讲，引入制度因素以后，我们潜在的ＧＤＰ比现在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还要大；从微观上讲，引入制度因素以后，我们关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还可外移。如诺思所分析的那样，使～个油田成为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创造一种具有强制力和监督力的组织来分配一个油田的产出，提高了交易费用（由于用于创立与维持及监督与依从一种组织的资源），同时油田的整合降低了转化成本（这是更为有效的抽油和精炼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抵销了交易费用的上升。在这一情形下，一种提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会受到降低转化成本的更大补偿Ｉｌｑ。
如果把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分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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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制度和组织协调的配套。“奖惩程度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扩散的速度取决于环境与制度的综合考虑，环境与制度因素在不同部门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存在发现这两者的所谓决定论最终要与成本联系起来，它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可以用成本来分析。如阿兰．斯密德所说，成功的技术变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制度变迁也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只是说降低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的性质和程度有差异而已。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并没有指定制度选择【切。实际上，即使有技术变化了，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或制度是否必然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变迁。从阿兰・斯密德的观点来看，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具有同样的功效，但是各自又有相对的独立性。
把制度与技术绝然分开是很困难的，它们的关系实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种动态的互相作用：制度对技术产生影响，而技术对制度也产生影响。实证经济学特别关心涉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社会组织或现存秩序，也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物质再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制度化了【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用生产力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生产关系来研究。制度经济学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系统研究了“物质再
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制度化”钧过程及制度体
系是如何形成的。
社会再生产是制度不断产生的过程。社会再生产在技术和制度的互相作用中进行的。特别是制度针对技术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技术设备、组织机构或社会知识、物质过程的变化立刻就会在社会遵循的惯例、法律和指导原则方面造成修正性调整的紧张气氛。这种调整不单是对技术规则进行单方面调整，它还塑造了或在技术上限制了一个社会集团的价值准则。这种制度调整是实证制度分析的中心。确实，按照实证观点经济问题是社会关系中技术关系持续不断的再制度化嗍。
经济发展中制度与技术的互补和互动关系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技术创新有时同时要求制度创新。例如，新的生产、运输、通讯、消费方式有可能使改变产权界定或调整商务惯例和工作常规成为必要。例如１９世纪的铁路建设热潮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还带来了治理股票证券市场的新制度鳓。技术进步产生了新的利润、名声、权力和声望的机会，也会产生实现这些进步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影响技术进步酬。第二，制度影响竞争的结果和技术进步的内容与进程圈。第三，一些技术的使用和推广需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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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明显差异。”一些相对独立的技术的应用比较快，另外一些取决于互补技术以及组织和制度协调的技术则应用缓慢，例如奥利弗．埃文斯１７８５年发明的蒸汽
货车，由于没有道路和轨道，一直没用；克拉伦斯．伯
宰发明的速冻可以显著地改善水果和蔬菜的质量，但是在多年后建立了商店和家庭冰柜的其他系统之后才发挥作用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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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叶阿忠，何刚：《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４）
（责任编辑：陈燕）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卢现祥， Lu Xianxiang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4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FUJIAN TRIBUNE(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2006，""(8)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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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阻碍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现有产权制度是中国物流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过度竞争。现有产权制度制约国有物流企业发展，一方面，没有产权流转制度盘活中小物流企业，另一方面，国有物流企业之间进行兼并的阻力很大，困难很多。
（5）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政府制度研究。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物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国家没能营造有利于物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未能制定适应物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制约中国物流业整体发展，政府行为给物流企业带来体制性成本。
（6）以江苏省为例，对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面访做了中国物流企业体制性成本构成的调查研究，通过邮寄问卷做了中国物流业发展中的制度因素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与上述研究吻合。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中国现代物流发展的政策建议。
5.期刊论文 高娜 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0,""(4)
民营经济是在我国制度变迁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然而,现阶段仍然存在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因此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探寻更为高效的制度安排,消除障碍,为民营经济架构适于发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
6.学位论文 郑艳霞 制度因素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 2008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忽略了制度因素。事实上，在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于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起了增长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制度的实证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得到了应用。
然而，由于制度的复杂性和量化的艰难性，对制度贡献率的量化还只停留在理论和定性分析阶段。本文主要研究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具体应用于工业经济，试图量化制度对工业经济的增长的贡献，测算制度因素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于以上思路和研究目的，论文在结构上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为提出问题和重要概念界定。提出经济增长过程中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引入制度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制度概念做出界定。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首先回顾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目的在于分析这些理论和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事实，提出其不能解释的经济问题，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设，进而把制度因素引进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该部分对我国工业经济制度安排变迁的历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把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量化，并通过实际案例做验证。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该部分根据前面几部分的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经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针对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7.期刊论文 王燕梅. 陈建全. 何利辉 自然条件和制度因素的双重约束--我国西南贫困山区发展障碍分析 -探索2004,""(5)
经过多年的扶贫支持,我国西部山区的经济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制约西南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另一个就是包括政府机构设置、行为方式、经济运行方式、企业制度等在内的制度因素.
8.学位论文 周文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制度因素研究 2007
从7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作为发展核心的人类，其自身的生产和行为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目前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空前增长的人口数量、普遍而持续的贫困，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均是构成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数量庞大的人口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发展，人口问题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部门积蓄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己逾9亿，农村劳动力4.9亿，其中隐性失业者高达2亿以上。农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农业能够有效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严重制约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尚未突破城乡分隔的二元就业结构。在过去很长时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而受到了国家行政体制、政策规定等多项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能从农业中顺利转移出去，我国农民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不仅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会严重受阻。因此，尽快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不仅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此，我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消除限制和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和政策，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较早，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比较完善、成熟。他们敏锐抓住了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原因——收入的比较利益差异，并从这个基本原因出发，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修正。他们的理论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对就业和失业问题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就业与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实行市场经济较早的国家都对此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起步于八十年代后，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变革，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突出，此项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通过调查分析，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途径以及模式都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分析，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在对经典理论进行回顾、评论与借鉴的基础上，尝试以成都双流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的实证分析来映射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特征与问题，并评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采取的战略选择。
那么，何谓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且有争议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学者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超过农业劳动需求的农业劳动力。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这一问题上，却存在重大分歧。通过对各种定义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特定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劳动数量(潜在劳动供给能力)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最低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
该定义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指劳动供给能力(数量)，劳动者人数是剩余劳动力的载体，而非剩余劳动力本身。尽管现实中没有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
业劳动者，但是却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潜在劳动供给能力。为在实践中便于操作，可以规定特定时期内单位农业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劳动数量标准，并据此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用人数表示。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本文在阐述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以及呈现的特征上，进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分析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最后，提出了新阶段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即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制约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第一章为引言。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本文研究结构。
第二章介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理论。主要分成三个小节：在第一节中对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作出阐述；第二节中对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分别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效应以及决定因素来分析；在第三节中，阐述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些重要议题及本研究的重点。
第三章首先简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以及我国目前劳动力转移现状，其次重点以成都双流地区为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与特征。
第四章根据上述介绍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与特征，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市场为基础，建立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将这部分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将极大地促进城乡的经济发展；但是，影响和制约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也很多，为了全面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抓。
9.学位论文 张钰林 税会差异的制度因素分析 2009
20世纪90年代的会计准则改革与税制改革使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法出现了分离的趋势，且该趋势有逐步扩大的倾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二者的差异就成为我国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突出问题。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税制完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处理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的关系，既是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设计的理论问题，又是征纳双方确定征纳税额和反映会计信息的实践问题。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制度背景，本文着重从理论、实务和实证三方面讨论引起税会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在实证部分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影响税会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接下来说明对二者差异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最后结合实证部分的结论，从原则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上探求协调的可行思路。
会计准则与税收的差异处理不仅是税务部门与企业的重要工作，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明确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协调的方向，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加强二者间协调时将更具有针对性，进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涉税风险、减少社会成本、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最新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得出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税前利润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为理论分析提供支持。不足之处在于受笔者理论水平限制，政策建议不够成熟；另外实证数据采用的是2008年半年报数据，不能反映完整会计年度的税会差异情况。希望能借此文提醒自己理论水平的不足，作为以后相关方面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动力。
10.期刊论文 尚政国 浅淡制度因素对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科技创业月刊2005,18(4)
乡镇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乡镇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县域经济的崛起壮大.同时,乡镇经济又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乡镇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乡镇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民营经济.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jlt-rwshkxb200608002.aspx授权使用：中山大学(zsdx)，授权号：77120745-25cb-4a9a-8f18-9e3d01896f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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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口卢现祥
摘要：经济发展中稍度因素与非幸ｌ度因素的作用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变成谬误。经济发展中削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的、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因素；非书Ｊ度因素；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ＦＤ９１．３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卜８４０２（２００６）０８一００１０一０５
有关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关系原始状态，交易是不断重复进行的，卖和买几乎同时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发生，每项交易的参加者很少，当事人之间拥有对方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观点产生了一些误区，有的完全信息，因而不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人过分夸大制度功效的问题。
们的交易行为，达到合作解。这种个人的交易受市场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制度因素是指资源禀赋，包括和区域范围的局限，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费用高。实普通资源、大气、地质、水文和其他地理条件、技术等。际上这就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状态。这个阶段与资源禀赋相对应。制度指的是人们为方便合作而做类似于布罗代尔的下层市场组织，即面对面的即时买出的安排【ｌ】。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经济发展中的非制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度因素与制度因素，并分析这两者的关系。
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这个阶段也类似于奥尔森一、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自我实施型”的交易，在发展中国家，他认为看到更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
多的是现货交易，是依靠交易者的自我实施完成的，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的如在印度加尔各答街头的商品买卖，奥尔森把这种市大小（或主次）主要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我们场中的交易称为“自我实施型”的或在现场进行的交主要讨论以下四种情况时的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
易。
ｌ、从人类交易的阶段来看，从简单的交易到非人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交换的增加，市场规格化交易过程，也是一个制度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
模的扩大，另一类即非个人交换形式出现了。在这类诺思认为人类经历了两类交换形式。一类是简单交换形式中，交易极其复杂，交易的参与者很多，信息的交换形式。在这类交换形式中，专业化和分工处于
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
作者简介：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０
万 方数据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这样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就会发生背离，如果个人收益与其投入不相对称，个人便失去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动力，社会效率也达不到最优。新古典理论没有把这两种交换状态区别开来。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看不见手的作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自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假定，说明不了非个人交换的状态。于是产生了“囚犯困境”和奥尔逊描述的
要高于在后期阶段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众多的上下层制度安排以引导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缺乏这些安排，使得资源禀赋的作用特别重要【３】。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制度上的差异会发挥更大的作用【４ｌ。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那些较早进入工业化并能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制度建设较为完善的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期阶段，制度创新会使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化使用，有效的制度可以克服资源瓶颈。
３、从一国的体制变迁来看，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制度绩效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
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实用价值。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贡献份额在２０％到５０％之间，有的学者的估计值甚至高达７０％。从这些分析看来，新旧制度的转型期可能对人的行为影响极为明显，一种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取代了压制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后，会使生产率大大地提高。当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是一个瓶颈因素的时候，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都会带来经济的发展。
菲利普・基弗和玛丽・雪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指出，拥有完善制度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通过对中国和加纳的比较分析，他们认为，正式制度（诸如控制和平衡性政治体制）以及某些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嘲。是不是一定具有完善制度的国家才有较高的增长率呢？我们认为不一定，如中国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并不完善，但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当然，在转型期制度绩效不一定都是高的，如前苏联、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在一定阶段就出现过经济增长的下降或放缓。
４、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的制度作用比较明显
西方国家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有的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有的制度安排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有的制度安排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
“搭便车”（“ｅｒｉｄｅｒ）情况，因此，制度便应运而生。
诺思所说的非个人交换形式类似于布罗代尔上层市场组织，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这个阶段也类似于奥尔森所说的“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在发达国家，典型的市场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等复杂类型的市场，奥尔森认为这类市场中的交易属于“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或者叫社会规划型市场）。这类交易不是现场进行的，而是依靠契约的实施来完成的，他把这类市场称为产权密集型或契约密集型市场。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简单的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过程，也是一个制度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交易的范围的扩大和交易层次也在增加。也就是讲交易越来越复杂。人的行为也越来越难以预期，于是制度就很重要了。
２、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在发展初始阶段的重要性要高于在后期阶段的重要性
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非制度因素为制度变迁创造了制度创新的潜力。在一定阶段后，制度因素比非制度因素更重要。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也就是讲，制度具有累积性和延续性。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的定义的资源禀赋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刚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拥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实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回。
为什么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越来越重要？相对而言，非制度因素在发展初始阶段的重要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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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关于技术变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技术决公司），这些制度安排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马克定论把技术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以凡伯伦为首的美思也曾经讲过，封建时代的生产力要比奴隶时代的生国制度学派并不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凡产力高，而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又比封建时代的生伯伦的体系中，正是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的辩证产力高。
斗争与冲突导致了经济与政治制度被慢慢地置换与以上四个方面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制度和非制度替代，经济组织的体系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与调整。为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与经济发展阶段联什么出现技术进步？多西（１９８８）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在一起的，离开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很难搞清楚制度综述。一些解释性的因素包括：相对价格、可流动性、因素与非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上四企业和产业专有路径、标准操作程序、交易成本、市场个方面有些重叠，但我们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还是有差结构、技术路径和同步的不可改变性川。从这些解释因异的。
素来看，制度也是重要的解释因素。
二、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表现为，他们不能解释在人的、互动的关系
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即人类历史上有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对不少时期并没有出现大的技术进步，或没有技术变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即迁，但仍然存在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等现象（如诺技术决定论：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思）。另外，技术决定论还忽视了其他因素在社会经迁，即制度决定论。其实这种决定论的观点的争议有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人口压力代表着对食物需求的增点类似“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历史的长加，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必然要求制度变迁能产生河中，我们很难把制度与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
更多的预计回报。增加了的食物需求产生的压力与欧作用分开来。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只有在一定的洲对毛皮的需求在美国产生的作用相当，这两者都带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
来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升高，并都产生了新的制度安排变成谬误。
以增加这些商品的供给阎。
１、技术决定论的依据及其局限性
２、制度决定论的依据及其局限性
关于技术决定论主要是依据两点来分析的，一是制度决定论主要也是依据两点来分析的，一是技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这两者到底是谁决定谁的问题；术与制度的关系，这两者到底是谁决定谁的问题；二二是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是技术进步能降低成本、提是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是技术进步能降低成本、提高高生产率还是制度能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促生产率还是制度能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进经济发展，即使两者都重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主即使两者都重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主次的问题。或次的问题。
者说，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到底是制度变迁优先，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的观点划入了技术决技术变迁优先的问题。
定论。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一是就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来看，在制度决定论看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来，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技能与知识的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是更为动态的形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嘲。诺思特别提出了两个引
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技术）是最活跃的，而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
生产关系（制度）则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有趣产权。这两种导致技术变化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的是，技术决定论在美国近代制度学派的著作中也是（或至少部分具有）制度特征，涉及产权的法律习俗，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论点。凡伯伦和他的追随者将技以及它们的复杂程度显然是制度现象。这样，我们最后术视为经济进步与增长的动态因素，而制度是静态的可以得出一个理论判断：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因素。凡勃伦认为，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经济绩效随技术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的快速变化而提高，技术变化又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这里，制度成为主导的决定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力量，这种对增长的解释使哈罗德和多马所强调的资产生制度后果嘲。
源禀赋（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显得不重要ｏｑ。从人类
万
方数据
历史来看，新技术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但步伐缓慢，时有间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发展新技术的激励仅仅是偶然的。通常，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
ＩｌｌＪ。
二是就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把制度因素内生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把经济增长率中不能解释的“余值”（或“剩余”）归因于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能不能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诺思在《１６００一１８５０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１９６８）一文中的分析表明，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诺思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贡献【ｌ习。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本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机会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１３ｌ。
制度决定论的局限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是不是始
万
方数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终由制度决定？这个问题是制度决定论者尚未回答的问题，即使诺思的新经济史学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也好，还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好，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某一个阶段，这些分析都只是证明了这个阶段制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制度决定论由于受制度对经济绩效
的影响难以量化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决定论的分析还主要是限于逻辑及假设，制度很重要已经没有什么争议，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绩效如何量度成为制度经济学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３、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是互补的、互
动的关系
哈罗德・德姆塞茨针对强调制度在解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提出应当抛弃“诺思因果链’
（Ｎｏｎｈ位ｈａｉ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他认为，技术和自然禀
赋等非制度因素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变迁【均。我们认为哈罗德・德姆塞茨的这种关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这是因为，第一，制度的产生离不开技术和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第二，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制度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这也需要到非制度因素中去找原因。实际上作为制度决定论者的诺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如他所说的，近期的许多交易费用文献都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制度仅决定了交易费用，而技术仅决定了转化费用。但是技术、制度、转化成本与交易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比之更为复杂【１习。第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分析实际上科学地分析了非制度因素（生产力）与制度因素（生产关系）的关系。
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我们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改善潜力是很大的，从宏观上来讲，引入制度因素以后，我们潜在的ＧＤＰ比现在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还要大；从微观上讲，引入制度因素以后，我们关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还可外移。如诺思所分析的那样，使～个油田成为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创造一种具有强制力和监督力的组织来分配一个油田的产出，提高了交易费用（由于用于创立与维持及监督与依从一种组织的资源），同时油田的整合降低了转化成本（这是更为有效的抽油和精炼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抵销了交易费用的上升。在这一情形下，一种提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会受到降低转化成本的更大补偿Ｉｌｑ。
如果把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分析，我们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要有制度和组织协调的配套。“奖惩程度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扩散的速度取决于环境与制度的综合考虑，环境与制度因素在不同部门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存在发现这两者的所谓决定论最终要与成本联系起来，它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可以用成本来分析。如阿兰．斯密德所说，成功的技术变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制度变迁也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只是说降低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的性质和程度有差异而已。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并没有指定制度选择【切。实际上，即使有技术变化了，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或制度是否必然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变迁。从阿兰・斯密德的观点来看，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具有同样的功效，但是各自又有相对的独立性。
把制度与技术绝然分开是很困难的，它们的关系实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种动态的互相作用：制度对技术产生影响，而技术对制度也产生影响。实证经济学特别关心涉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社会组织或现存秩序，也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物质再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制度化了【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用生产力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生产关系来研究。制度经济学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系统研究了“物质再
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制度化”钧过程及制度体
系是如何形成的。
社会再生产是制度不断产生的过程。社会再生产在技术和制度的互相作用中进行的。特别是制度针对技术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技术设备、组织机构或社会知识、物质过程的变化立刻就会在社会遵循的惯例、法律和指导原则方面造成修正性调整的紧张气氛。这种调整不单是对技术规则进行单方面调整，它还塑造了或在技术上限制了一个社会集团的价值准则。这种制度调整是实证制度分析的中心。确实，按照实证观点经济问题是社会关系中技术关系持续不断的再制度化嗍。
经济发展中制度与技术的互补和互动关系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技术创新有时同时要求制度创新。例如，新的生产、运输、通讯、消费方式有可能使改变产权界定或调整商务惯例和工作常规成为必要。例如１９世纪的铁路建设热潮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还带来了治理股票证券市场的新制度鳓。技术进步产生了新的利润、名声、权力和声望的机会，也会产生实现这些进步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影响技术进步酬。第二，制度影响竞争的结果和技术进步的内容与进程圈。第三，一些技术的使用和推广需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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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明显差异。”一些相对独立的技术的应用比较快，另外一些取决于互补技术以及组织和制度协调的技术则应用缓慢，例如奥利弗．埃文斯１７８５年发明的蒸汽
货车，由于没有道路和轨道，一直没用；克拉伦斯．伯
宰发明的速冻可以显著地改善水果和蔬菜的质量，但是在多年后建立了商店和家庭冰柜的其他系统之后才发挥作用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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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４）
（责任编辑：陈燕）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卢现祥， Lu Xianxiang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4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FUJIAN TRIBUNE(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2006，""(8)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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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廖丹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现行税收制度相关性研究 2007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是党、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跨世纪发展的一项战略部署。
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充实西部大开发理论，而且对于加强我们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因素是制度因素。本文以税收制度作为研究方向，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供求分析框架，对西部大开发所需的税收制度以及现行税收制度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现行税收制度相对于西部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需求来说出现了税收制度供给不足或税收制度供给滞后的状况。
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对税收制度创新的需求十分迫切。本文从税收制度的正式约束方面，对西部大开发所需的税收制度做出了重新安排的一些设想。认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必须从九个方面来进行完善：加快增值税转型；完善消费税；
统一内外企业税收制度；调整个人所得税及相关税收制度；开征环境保护税或扩大现行资源税课征范围，提高资源税税率；初步建立西部税式支出制度；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税费关系，为西部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规范的转移支付力度，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研究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阐明东西部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供求分析框架，对西部大开发所需的税收制度以及现行税收制度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根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税收制度重新进行安排。
2.期刊论文 冀静 浅析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的相互关系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21)
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变成谬误.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的、互动的关系.
3.学位论文 冯建波 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中的制度建设 20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东、中、西部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不断地增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地区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地区差距的成因究意是什么,作者认为,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还是制度因素.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围绕市场经济发展,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一系列规则、观念、企业行为、政府行为等.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差距就是制度方面的差距,所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从消除中西部与东部的制度差异入手.促使中西部地区分工的出现和专业化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的经济水平.
4.学位论文 莫鸿 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正式制度因素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2008
现代物流业是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和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但是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相对滞后，制度因素是阻碍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本论文通过对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市场制度因素、产权制度因素、政府因素的分析和研究，为中国现代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保障和实践依据。
本论文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通过资料收集发现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经分析表明制度因素是阻碍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对国内外相关研
究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的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还停留在对制约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制度因素的表象的描述，进一步研究制约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制度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2）制度对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运用聚类分析法对物流产业进行分析，根据物流产业总产值划分，1980年至2007年中国物流业发展分为3类，每一类对应不同的制度环境，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物流产业发展的不同，得出制度变迁对中国物流业发展有重要作用。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中国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关联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关联性很显著，但是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中国物流固定资产投入偏低，物流基础设施“瓶颈”是阻碍中国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有产权制度制约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复合系统模型对中国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协调性很好，但是是建立在物流产业的数量上，而物流产业质量的提高有待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及有力执行。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具体表现在：高额的物流成本、低下的运输效率、较高的仓储保管费及管理费、偏低的物流业总体水平。
（3）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市场制度研究。对中国物流市场集中度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物流市场集中度低，属于微粒市场，中国物流市场集中度低的制度根源是市场准入制度不足。构建贝特兰德博弈对中国物流企业定价行为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物流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就是小的个体私人物流企业冲击具有一定规模的物流企业，其制度根源是交通部门对物流企业征收公路养护费、道路通行费、过桥费和运输管理费的不合理对物流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4）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阻碍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现有产权制度是中国物流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过度竞争。现有产权制度制约国有物流企业发展，一方面，没有产权流转制度盘活中小物流企业，另一方面，国有物流企业之间进行兼并的阻力很大，困难很多。
（5）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政府制度研究。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物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国家没能营造有利于物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未能制定适应物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制约中国物流业整体发展，政府行为给物流企业带来体制性成本。
（6）以江苏省为例，对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面访做了中国物流企业体制性成本构成的调查研究，通过邮寄问卷做了中国物流业发展中的制度因素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与上述研究吻合。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中国现代物流发展的政策建议。
5.期刊论文 高娜 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0,""(4)
民营经济是在我国制度变迁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然而,现阶段仍然存在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因此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探寻更为高效的制度安排,消除障碍,为民营经济架构适于发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
6.学位论文 郑艳霞 制度因素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 2008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忽略了制度因素。事实上，在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于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起了增长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制度的实证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得到了应用。
然而，由于制度的复杂性和量化的艰难性，对制度贡献率的量化还只停留在理论和定性分析阶段。本文主要研究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具体应用于工业经济，试图量化制度对工业经济的增长的贡献，测算制度因素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于以上思路和研究目的，论文在结构上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为提出问题和重要概念界定。提出经济增长过程中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引入制度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制度概念做出界定。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首先回顾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目的在于分析这些理论和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事实，提出其不能解释的经济问题，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设，进而把制度因素引进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该部分对我国工业经济制度安排变迁的历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把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量化，并通过实际案例做验证。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该部分根据前面几部分的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经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针对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7.期刊论文 王燕梅. 陈建全. 何利辉 自然条件和制度因素的双重约束--我国西南贫困山区发展障碍分析 -探索2004,""(5)
经过多年的扶贫支持,我国西部山区的经济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制约西南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另一个就是包括政府机构设置、行为方式、经济运行方式、企业制度等在内的制度因素.
8.学位论文 周文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制度因素研究 2007
从7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作为发展核心的人类，其自身的生产和行为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目前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空前增长的人口数量、普遍而持续的贫困，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均是构成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数量庞大的人口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发展，人口问题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部门积蓄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己逾9亿，农村劳动力4.9亿，其中隐性失业者高达2亿以上。农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农业能够有效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严重制约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尚未突破城乡分隔的二元就业结构。在过去很长时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而受到了国家行政体制、政策规定等多项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能从农业中顺利转移出去，我国农民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不仅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会严重受阻。因此，尽快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不仅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此，我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消除限制和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和政策，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较早，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比较完善、成熟。他们敏锐抓住了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原因——收入的比较利益差异，并从这个基本原因出发，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修正。他们的理论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对就业和失业问题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就业与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实行市场经济较早的国家都对此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起步于八十年代后，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变革，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突出，此项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通过调查分析，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途径以及模式都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分析，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在对经典理论进行回顾、评论与借鉴的基础上，尝试以成都双流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的实证分析来映射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特征与问题，并评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采取的战略选择。
那么，何谓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且有争议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学者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超过农业劳动需求的农业劳动力。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这一问题上，却存在重大分歧。通过对各种定义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特定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劳动数量(潜在劳动供给能力)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最低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
该定义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指劳动供给能力(数量)，劳动者人数是剩余劳动力的载体，而非剩余劳动力本身。尽管现实中没有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
业劳动者，但是却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潜在劳动供给能力。为在实践中便于操作，可以规定特定时期内单位农业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劳动数量标准，并据此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用人数表示。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本文在阐述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以及呈现的特征上，进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分析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最后，提出了新阶段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即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制约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第一章为引言。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本文研究结构。
第二章介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理论。主要分成三个小节：在第一节中对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作出阐述；第二节中对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分别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效应以及决定因素来分析；在第三节中，阐述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些重要议题及本研究的重点。
第三章首先简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以及我国目前劳动力转移现状，其次重点以成都双流地区为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与特征。
第四章根据上述介绍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与特征，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市场为基础，建立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将这部分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将极大地促进城乡的经济发展；但是，影响和制约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也很多，为了全面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抓。
9.学位论文 张钰林 税会差异的制度因素分析 2009
20世纪90年代的会计准则改革与税制改革使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法出现了分离的趋势，且该趋势有逐步扩大的倾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二者的差异就成为我国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突出问题。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税制完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处理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的关系，既是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设计的理论问题，又是征纳双方确定征纳税额和反映会计信息的实践问题。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制度背景，本文着重从理论、实务和实证三方面讨论引起税会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在实证部分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影响税会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接下来说明对二者差异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最后结合实证部分的结论，从原则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上探求协调的可行思路。
会计准则与税收的差异处理不仅是税务部门与企业的重要工作，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明确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协调的方向，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加强二者间协调时将更具有针对性，进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涉税风险、减少社会成本、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最新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得出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税前利润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为理论分析提供支持。不足之处在于受笔者理论水平限制，政策建议不够成熟；另外实证数据采用的是2008年半年报数据，不能反映完整会计年度的税会差异情况。希望能借此文提醒自己理论水平的不足，作为以后相关方面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动力。
10.期刊论文 尚政国 浅淡制度因素对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科技创业月刊2005,18(4)
乡镇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乡镇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县域经济的崛起壮大.同时,乡镇经济又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乡镇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乡镇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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