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麟伊铭
凤凰周刊 2003年04期
新加坡《商业时报》日前刊文，尽管去年亚洲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但亚洲的富人非但未受影响，反呈大富大贵之势。伦敦Datamonitor公司对中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亚洲四地富裕人士的调查显示，亚洲富人正以每年6.3％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的富人增长最为迅速。
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这一过程亦是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兴的富人群体已渐成形，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
被买断的安全、空气、土地……
北京最好的土地和风景已被富人占据，这种占据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富人的别墅在蚕食风景区，北京的香山和长城周边都布满了富人的别墅。这使环保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处于尴尬境地，长城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对北京一个别墅区慢慢接近八达岭残长城心存愤慨，却不敢也不能呼吁反对，那些开发商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又有雄厚的权势和金钱做后盾，想动他们已经很难了。
不久前，北京回龙观某居住区买房者的权益联络人走在路上，突遭不明身份的人暴打，此事被疑为开发商或是物业管理商指使，有关方面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类似的事情在北京、广州、沈阳、深圳等地已发生多起。在拆迁、房屋的售后服务上，当代富人发现了一种“多快好省”地处理麻烦的办法，就是采取非常的“黑色”手段把“找麻烦的”摆平。而这些把业主打得鼻青脸肿的开发商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处理或惩罚。
富人影响着政策的制定，环保的标准，甚至景观的解释。
从2001年到2002年，百龙矿泉壶的老总在全社会一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呼声中，竟成功地在张家界修建了通天电梯，并主持全社会关于此事的大讨论，不能不说是大手笔。在上级有关部门下令调查的情况下，却有人出面替他疏通。
这位老总对世界文化遗产“下手”并不是黑着做的，他向世人郑重宣告，他是以环保为目的。一时间，众多媒体为他说话，报纸上都为此举叫好，在当前环保呼声甚高的世界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在一片附和声外，只有北大教授谢凝高一个人发出了微弱的反对之声。
2002年，房产大亨潘石屹也成为北京媒体的主角。他不是高官，不是著名艺术家，不是劳模，却有着比他们大得多的版面和高得多的频率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他微笑的圆脸有时占据大报的半个版。
在此态势下，他的规划图铺向了长城。他看中了北京水关长城脚下的一块地，请来了亚洲最好的十个建筑师，让他们设计了风格迥异的十栋别墅。这件整体艺术品，在2002年世界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威尼斯双年展上，一举拿下大奖。然而，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艺术。潘石屹拿大奖后，宣布将以其中的五栋别墅为蓝本，依样建造一百栋别墅，每栋售价一百万美元。消息传出，世界各地的富人闻讯订购。在长城脚下居住，这是一个从马可波罗时代就令西方人着迷的东方梦。
水关长城过去游人能够自由出入的部分已被保安把守，游人望而止步。过去这里清净如水，“能够听见虫子的鸣叫，现在已经听不见了。”潘石屹自己说。
“这到底违法不违法？谁都不出来说句话！”北京一位记者愤而言之。这确实是件奇事，对这一长城脚下的土木工程整个舆论界没有说声“不”。
其实好几家报纸曾想就这个问题展开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当众多社会名流都住进这些房子时，他们对这种作为还能说什么？
曾亲眼见到湖北某地方，为富一方的烟厂大老板对当地的县市一、二把手指手画脚，父母官没一点脾气地连连称是。的确，连他们的工资都是从烟厂老板的完税中抽取（如果老板抽身，他们及其下级单位将沦入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境地），他们还能说什么？
这种富人决定社会命运的情况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连中国顶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是一头雾水。
太快的物质变速
太慢的精神变速
捐款，在西方差不多被默认为富人应该做的事，他们除了少部分捐给政党外，多数用作慈善事业。美国每年除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外，还有一个由《价值》杂志评选的慈善家排行榜，两个排行榜名单重叠之处甚多。1999年美国慈善家排行榜上，“股市大鳄”乔治·索罗斯以累积捐款总额超过十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蝉联榜首。全美首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当年的百位慈善家中排名第15，捐款总额在1亿至2.5亿美元之间，身价仅次于盖茨的华尔街奇才华伦·巴菲特敬陪末座，所捐款项约3600万至5000万美元，因此竟成为传媒嘲讽的对象。
反观中国的富人在20年中创造了什么？许多人的表现颇令人失望，呈现给世人的是竞相摆阔的暴发户形象。《时代》杂志也加入了对中国富豪的冷嘲热讽。他们披露：浙江富豪黄巧灵，在杭州市郊数千公顷的水稻田间，建起了他的最为辉煌的杰作：一座价值1000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从价值6万美元的巴洛克沙发到地毯上的美国总统印章，这里的每个细节都被仿制得惟妙惟肖。
北京曾举办过一场车展，其中有一部加长宾利轿车。这款车全世界只有两部，另一部归英国女王使用。这部要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名车，按目前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估算，一个中国农民要花上3684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历经周朝、秦朝及唐宋元明清朝等，一直不吃不喝干活到现在，才够买这辆车。但这部车成为此次车展的抢手货。
更不用提在澳门赌场及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新泽西州大西洋赌场，中国新贵已成为他们取悦的对象，这些赌场新手无不是豪气万丈、一掷万金。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创造似乎与本应大有作为的富人没什么关系。这些被媒体鼓动起来的富人仅收购了一些字画以便赚更多钱，他们不懂室内乐，不懂歌剧，也不屑挖掘埋藏在祖国山河中的民间艺术。
中国的富翁们创造出了一个致富极快而又迅速消失的纪录，让富裕的西方世界瞠目结舌。中国在福布斯上榜的富人每年有20％-40％原地蒸发，空缺为其它闻所未闻的新富们顶上。每年榜上总有些人被有关方面逮捕，攫取、钻营、恐慌、防范、隐藏、说谎、紧张……中国的富人确实没有闲暇和精力顾及文化和艺术了。
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是富人和穷人共同耕耘的。中华民族在等待稳定、温馨、守法的、在精神上同样富有的富人阶层的出现，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新精神贵族，他们将给社会带来宁静、慈善、雅致和深深的心灵感动。
私营企业家的机遇和挑战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富人和财富带来的积极一面。无可置疑的是，任何时代的社会财富所有者都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新的就业机会的制造引擎。
中共十六大的一个最显著特色就是允许“私企老板入党”。在北京参加十六大的236人组成的主席团中，企业家（包括私营企业家）有17名，是历届党代会最多的一次。民营企业家党员代表破天荒举行记者会。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允许资本拥有者参与国家控制的经济，这一决策回报丰厚。现在的中国经济是80年代的20多倍，私人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1990年到1999年的10年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的增长度，比国企快4倍，比集体企业快6倍。私有经济目前占中国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在20年前微乎其微。
从这个层面看，中央准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中国私营企业者也希望参与政治生活。新兴富人阶层不仅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政治存在。据官方统计，截至1999年底，中国登记在案的私营企业投资者近300万人，注册资金共10287亿元，从业人员2022万人。作为中共党员的私企业主也在增多，仅浙江就已有5000人左右，积极要求入党的也有4000多人。
中央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对于私营企业老板占很大比例的中国富人群体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不只是指企业家入党可以使之摆脱政治边缘人物的尴尬处境，也为重建自身形象提供了舞台。挑战，则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反省、不断更新，逐步接近一个健康、饱满的富人阶层，不仅为社会提供良好示范，也成为国家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作者：沙麟伊铭
凤凰周刊 2003年04期
新加坡《商业时报》日前刊文，尽管去年亚洲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但亚洲的富人非但未受影响，反呈大富大贵之势。伦敦Datamonitor公司对中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亚洲四地富裕人士的调查显示，亚洲富人正以每年6.3％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的富人增长最为迅速。
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这一过程亦是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兴的富人群体已渐成形，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
被买断的安全、空气、土地……
北京最好的土地和风景已被富人占据，这种占据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富人的别墅在蚕食风景区，北京的香山和长城周边都布满了富人的别墅。这使环保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处于尴尬境地，长城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对北京一个别墅区慢慢接近八达岭残长城心存愤慨，却不敢也不能呼吁反对，那些开发商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又有雄厚的权势和金钱做后盾，想动他们已经很难了。
不久前，北京回龙观某居住区买房者的权益联络人走在路上，突遭不明身份的人暴打，此事被疑为开发商或是物业管理商指使，有关方面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类似的事情在北京、广州、沈阳、深圳等地已发生多起。在拆迁、房屋的售后服务上，当代富人发现了一种“多快好省”地处理麻烦的办法，就是采取非常的“黑色”手段把“找麻烦的”摆平。而这些把业主打得鼻青脸肿的开发商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处理或惩罚。
富人影响着政策的制定，环保的标准，甚至景观的解释。
从2001年到2002年，百龙矿泉壶的老总在全社会一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呼声中，竟成功地在张家界修建了通天电梯，并主持全社会关于此事的大讨论，不能不说是大手笔。在上级有关部门下令调查的情况下，却有人出面替他疏通。
这位老总对世界文化遗产“下手”并不是黑着做的，他向世人郑重宣告，他是以环保为目的。一时间，众多媒体为他说话，报纸上都为此举叫好，在当前环保呼声甚高的世界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在一片附和声外，只有北大教授谢凝高一个人发出了微弱的反对之声。
2002年，房产大亨潘石屹也成为北京媒体的主角。他不是高官，不是著名艺术家，不是劳模，却有着比他们大得多的版面和高得多的频率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他微笑的圆脸有时占据大报的半个版。
在此态势下，他的规划图铺向了长城。他看中了北京水关长城脚下的一块地，请来了亚洲最好的十个建筑师，让他们设计了风格迥异的十栋别墅。这件整体艺术品，在2002年世界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威尼斯双年展上，一举拿下大奖。然而，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艺术。潘石屹拿大奖后，宣布将以其中的五栋别墅为蓝本，依样建造一百栋别墅，每栋售价一百万美元。消息传出，世界各地的富人闻讯订购。在长城脚下居住，这是一个从马可波罗时代就令西方人着迷的东方梦。
水关长城过去游人能够自由出入的部分已被保安把守，游人望而止步。过去这里清净如水，“能够听见虫子的鸣叫，现在已经听不见了。”潘石屹自己说。
“这到底违法不违法？谁都不出来说句话！”北京一位记者愤而言之。这确实是件奇事，对这一长城脚下的土木工程整个舆论界没有说声“不”。
其实好几家报纸曾想就这个问题展开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当众多社会名流都住进这些房子时，他们对这种作为还能说什么？
曾亲眼见到湖北某地方，为富一方的烟厂大老板对当地的县市一、二把手指手画脚，父母官没一点脾气地连连称是。的确，连他们的工资都是从烟厂老板的完税中抽取（如果老板抽身，他们及其下级单位将沦入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境地），他们还能说什么？
这种富人决定社会命运的情况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连中国顶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是一头雾水。
太快的物质变速
太慢的精神变速
捐款，在西方差不多被默认为富人应该做的事，他们除了少部分捐给政党外，多数用作慈善事业。美国每年除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外，还有一个由《价值》杂志评选的慈善家排行榜，两个排行榜名单重叠之处甚多。1999年美国慈善家排行榜上，“股市大鳄”乔治·索罗斯以累积捐款总额超过十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蝉联榜首。全美首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当年的百位慈善家中排名第15，捐款总额在1亿至2.5亿美元之间，身价仅次于盖茨的华尔街奇才华伦·巴菲特敬陪末座，所捐款项约3600万至5000万美元，因此竟成为传媒嘲讽的对象。
反观中国的富人在20年中创造了什么？许多人的表现颇令人失望，呈现给世人的是竞相摆阔的暴发户形象。《时代》杂志也加入了对中国富豪的冷嘲热讽。他们披露：浙江富豪黄巧灵，在杭州市郊数千公顷的水稻田间，建起了他的最为辉煌的杰作：一座价值1000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从价值6万美元的巴洛克沙发到地毯上的美国总统印章，这里的每个细节都被仿制得惟妙惟肖。
北京曾举办过一场车展，其中有一部加长宾利轿车。这款车全世界只有两部，另一部归英国女王使用。这部要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名车，按目前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估算，一个中国农民要花上3684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历经周朝、秦朝及唐宋元明清朝等，一直不吃不喝干活到现在，才够买这辆车。但这部车成为此次车展的抢手货。
更不用提在澳门赌场及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新泽西州大西洋赌场，中国新贵已成为他们取悦的对象，这些赌场新手无不是豪气万丈、一掷万金。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创造似乎与本应大有作为的富人没什么关系。这些被媒体鼓动起来的富人仅收购了一些字画以便赚更多钱，他们不懂室内乐，不懂歌剧，也不屑挖掘埋藏在祖国山河中的民间艺术。
中国的富翁们创造出了一个致富极快而又迅速消失的纪录，让富裕的西方世界瞠目结舌。中国在福布斯上榜的富人每年有20％-40％原地蒸发，空缺为其它闻所未闻的新富们顶上。每年榜上总有些人被有关方面逮捕，攫取、钻营、恐慌、防范、隐藏、说谎、紧张……中国的富人确实没有闲暇和精力顾及文化和艺术了。
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是富人和穷人共同耕耘的。中华民族在等待稳定、温馨、守法的、在精神上同样富有的富人阶层的出现，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新精神贵族，他们将给社会带来宁静、慈善、雅致和深深的心灵感动。
私营企业家的机遇和挑战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富人和财富带来的积极一面。无可置疑的是，任何时代的社会财富所有者都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新的就业机会的制造引擎。
中共十六大的一个最显著特色就是允许“私企老板入党”。在北京参加十六大的236人组成的主席团中，企业家（包括私营企业家）有17名，是历届党代会最多的一次。民营企业家党员代表破天荒举行记者会。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允许资本拥有者参与国家控制的经济，这一决策回报丰厚。现在的中国经济是80年代的20多倍，私人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1990年到1999年的10年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的增长度，比国企快4倍，比集体企业快6倍。私有经济目前占中国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在20年前微乎其微。
从这个层面看，中央准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中国私营企业者也希望参与政治生活。新兴富人阶层不仅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政治存在。据官方统计，截至1999年底，中国登记在案的私营企业投资者近300万人，注册资金共10287亿元，从业人员2022万人。作为中共党员的私企业主也在增多，仅浙江就已有5000人左右，积极要求入党的也有4000多人。
中央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对于私营企业老板占很大比例的中国富人群体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不只是指企业家入党可以使之摆脱政治边缘人物的尴尬处境，也为重建自身形象提供了舞台。挑战，则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反省、不断更新，逐步接近一个健康、饱满的富人阶层，不仅为社会提供良好示范，也成为国家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