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集中体现
吴金明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
2008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一年。8月底前，面对政策新老“双防”，经济依然稳步增长；8月底后，面对急速的扩张政策，经济却快速下行。经济形势先扬后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湖南却出现了与全国趋势相反的变化，即先抑后扬，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速回调的双重影响之下，湖南依然出现了中部增速第一、全国第四的发展势头。再者，在中央同样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政策下，整整1年时间，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平均都在7%以下，而湖南却在10%以上，达到12.8%；而且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两型社会”建设进展顺利。那么，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与 2006年11月份以来湖南提出和推进的“一化三基”战略密切相关。实践表明，“一化三基”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具体化，是湖南实现科学跨越发展的“总抓手”。
一、“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要求在湖南的具体化
系统地看，湖南科学跨越发展战略是一个典型的“投入产出模型”，其投入系统，包括发展的基本要求、约束条件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投入等；其产出系统是一个目标体系，包括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而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一个结构转换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一化三基”战略，它是湖南科学跨越发展这一总战略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集中体现。
从“投入系统”看，“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要求在湖南的具体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发展。无论何时何地，湖南要实现科学跨越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总方针。二是发展的约束条件是守住“四条底线”。“底线”即是最低基准的、不能突破、必须守住的要求。2006年12月20日，湖南省委明确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守住的四条底线：一是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稳定粮食生产，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二是保持湖南的青山绿水，提高森林覆盖率；三是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四是重视民生，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幸福指数。这“四条底线”既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又辩证统一、逻辑紧密。湖南要实现科学跨越
发展，必须要守住这“四条底线”。可以说，守住这“四条底线”，就为湖南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筑起了坚强的生态屏障，为湖南实现“弯道超车”装上了扎实的“安全气囊”。三是发展的投入要强调突破“瓶颈要素”制约。当前生产要素的制约是影响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主要是电力、资金和土地的供求矛盾问题。解决电的问题，要立足本省，争取外援，统筹安排，确保重点。解决资金问题，要努力多争贷款额度，要努力提高存贷比率和贷款周转速度，要创新区域性金融体系和贷款方式，广泛吸纳民间资本等。解决用地问题，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增加土地供应规模，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用地流转改革，建立集约节约用地考核评价体系，积极盘活存量土地。
二、“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在湖南的具体实践
科学发展在湖南的体现是科学跨越式发展，其基本要求是：第一，发展的速度要快，赶超型、跨越式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第二，发展的质量要高，要讲求质量和效益，实现集约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发展的模式要新，要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以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新的发展方式来实现新的跨越。而实现科学跨越发展的具体实践就表现为“一化三基”，其实践内涵具体体现在“一化带动”、“基础先行”和“整体联动”三个方面：
一是以“新型工业化”或以“新型城市化”带动发展。根据反映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演进阶段性特征的诺瑟姆的S 型曲线理论，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以后，将会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以后才能减缓。城市化率在20％以下，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起步期，该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当城市化率发展到20％-70％之间的阶段，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成长期，此时工业化呈稳步、快速增长之势，并呈都市化特征；在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则进人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此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放慢。所谓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和加速发展时期，实际上是指城市化率在30%到70%之间的时期；而在城市化率达到55%之前，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般会慢于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会选择工业化带动发展的战略；而在城市化率达到55%之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般会快于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会选择城市化带动发展的战略；而在50%—60%的城市化率之间，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支撑、带动一国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上述变化可以概括表述为：在工业化的早中期，主要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主要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据经济发展的这一规律，湖南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互动发展的新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
已成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二者相辅相成，互促互动。缺少城市化，工业化没有后续支撑和发展载体；缺少工业化，城市化就没有造血功能和发展动力。所以，湖南“一化三基”战略中的“一化”， 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是指新型工业化，把“新型工业化”作为推进湖南发展的主引擎和第一推动力，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后期则是指新型城市化，即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步，将会把“新型城市化” 作为推进湖南发展的主引擎和第一推动力，以新型城市化提升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就新型工业化带动发展而言，就是要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带动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种带动作用，突出体现在增强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工业化的思路抓农业，用工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要通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增强城市产业支撑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促进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全省的后发赶超，科学跨越。
就新型城市化带动发展而言，就是以新型城市化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湖南新型城市化的“带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以长株潭核心增长极的发展，带动“3+5”城市群的“一体化”，进而明显推动“3+5” 向“+6”的辐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新型城市化的带动，进一步加快湖南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步伐，大幅度地提升“两型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使之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基本建成“两型社会”；同时，通过新型城市化的带动，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彻底打破“二元结构” 社会，完全实现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三农”现代化。
二是以“三基先行”支撑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基础先行与否的战略选择问题，是各国和地区高度重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从现有理论与实践看，基础先行与否的发展战略共有“超前型”、“ 滞后型”、“ 同步型”和“随后-同步型”四种类型。不管是哪种类型，只要进入到社会公共物品短缺为主的阶段，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就必然进入先行发展的阶段。目前，不管是理论预期，还是现实基础，湖南都已进入到社会公共物品短缺为主的阶段，亦即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必须也应该步入先行期，并将驻留较长时期。湖南省委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把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提升到战略思路的高度，提出“三个基础”是富民强省的支撑平台和重要抓手，特别强调抓基础、重长效的发展思路，突出三个“基础先行”：第一个：基础设施是湖南发展的先行资本。在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起基础作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它都属于典型的资本积累，特别是
在古典型经济蛙跳阶段；即使是在效率增进和创新发展的两个蛙跳阶段，它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依然不可低估。湖南也只有着力加强以综合运输体系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改善物流环境，扩张市场空间，降低经济成本，彰显湖南发展的区位优势。第二个：基础产业是湖南发展的先行产业。农业是最重要的基础产业，是永恒的国民经济基础；网络型基础产业提供着我省绝大部分准公共物品，其本身的发展与完善不仅是湖南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改善投资环境、扩张产业规模、提升产业效率提供坚实基础；以能源工业、基本原材料工业和基础信息产业为主体的基础工业不仅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与母体，在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它更成为工业竞争能力与安全保障的集中体现。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血液，基础产业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影响到湖南发展的安全和稳定。湖南只有着力加强以粮食产业、现代能源产业、基础信息产业为重点的基础产业建设，才能确保粮食、煤电油等经济快速增长的生命线安全。第三个：基础工作是湖南发展的先行工作。基础工作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且起着关键作用的工作，它包括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道德建设）建设、文化与制度设计、发展战略与规划、组织架构与干部队伍建设、重大灾害与群体事件的监测与预警、项目准备与整合资源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工作具有显著的基础性、前瞻性与长期性等特点。显而易见，基础工作的基础性实际上是指基础工作的先行性。就全部工作来说，基础工作处于一切之首；就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来说，基础工作也排在“三基”之首。所以，基础工作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对于区域发展来说，这是党委最重要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在任何时期都只能抓紧抓好，决不可掉以轻心。不管是新型工业化带动，还是新型城市化带动，都与“三个基础”密不可分。就湖南的发展看，湖南实施“三化”，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三个基础”不牢。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抓好了“三个基础”，就抓住了富民强省的突破口。
三是以“整体联动” 推进发展。“一化三基”不是简单的“一化”加“三基”，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战略。一个木桶的容量，决定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以及底板是否结实、是否渗漏。与战略目标的要求比较，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和“底板”。要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就要打牢基础，把这些“短板”加高、“底板”加固，才能承载更多的经济容量。在此基础上再做好“一化”的文章。“一化”不只是单纯地讲工业化，而是强调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不仅在内容上包括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三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了新型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和支撑作用。这在工作思路上是一个调整，就是要跳出就
工业抓工业、就城市抓城市、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将三者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形成良性循环。
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化三基”整合联动的方式是不同而且是递进的。正是这种不同决定和影响着一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依据主牵引力的不同，“一化三基”整合联动推进发展的方式从低到高依此有以下四种：（1）早期：资本积累推动的古典型经济蛙跳方式。这一方式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立足基础设施和网络型基础产业，围绕新型城市化，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推进资本积累意义上的“跨越发展”。我省在改革开放早期，不太注重运用这一方式，结果导致巨大的历史“欠帐”。自第九次党代会后，我省才彻底改变观念，通过夯实基础，推进资本积累意义上的蛙跳，湖南才逐步显示出交通区位优势，开始摆脱缓慢的发展困境。（2）近期：效率增进推动的学习型经济蛙跳方式。这一方式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近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沿海地带，在改革开放政策刺激下，以市场换技术，在“古典蛙跳”基础上，更加致力于技术依附型成长模式，采用“学习型蛙跳方式”，立足技术引进、消化与吸收推进快速发展。我省尽管和沿海地区相比，引进规模和投资力度虽然不大，但也基本上是采用这一方式，基于学习型蛙跳，立足资源储集型产业及其技术引进推进我省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省已明显加快了这一步伐，正在围绕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对接央企，做大、做优、做强资源储集产业，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力度，推进效率改进意义上的“跨越发展”。（3）当代：技术创新推动的创新型蛙跳方式。这是经济发展进入到当代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崇尚的发展方式, 也是湖南正努力进行探索的方式。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引下，基于建设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现实需要，湖南已迈入以创新型蛙跳推动发展的新阶段，即基于技术创新型蛙跳，立足现代优势产业、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围绕“两型社会”建设，进一步对接国家部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加快发展“两型产业”和深度调整结构的步伐，推进以“技术创新模式由线型向循环型转型”为代表的创新发展意义上的“跨越发展”阶段。建
而发展“两型产业”的核心是建设“两型企设“两型社会”的关键是发展“两型产业”，
业”，突破口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构建循环型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创新生态化是循环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现实载体是产业生态化。因此，以技术创新推动的创新型经济蛙跳是以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产业的生态化转变、城市的生态化转型为路径的，即通过产业技术与城市发展的生态化转向实现
“一化三基”战略在更高水平上的“整合”。最终实现创新发展意义上的“跨越发展”。（4）未来：“巧实力”推动的话语权型蛙跳方式。约瑟夫·奈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如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支配性实力；软实力是指包括政治感召力、文化凝聚力、外交影响力等软要素在内的、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能得到发展的能力。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而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结合便是“巧实力”。“巧实力”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竞争力的能力。对于湖南来说，不仅提升“软实力”很重要，而且构筑“巧实力”更为重要。因为，湖南 “两型社会” 的建设试验肩负着为全国探路的责任。在没有现存样板可依的情况下，靠湖南一省之力是不行的，需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及其部委的支持。因此，加快对接部委，推进省部共建“两型社会”是我们的理性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通过打造“巧实力”来发展湖南经济，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就目前来看，基于“巧实力”推动的话语权型经济蛙跳应立足于以下几点：围绕“两型社会”建设试验，立足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构建具有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模式和“3+5”城市群发展特色的“发展模式话语权”；围绕长株潭“绿心”、湘江“绿带”和洞庭湖“绿肾”构建低碳城市群的“绿色生态话语权”；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制备、汽车零部件等“再循环”、“再利用”和“再制造”，大力发展“两型产业”，建设“低碳经济省”，构筑以“低碳”为代表的“产业经济话语权”；围绕杂交水稻、人类胚胎干细胞、碳碳复合材料、太阳能光伏及储能材料、混合动力汽车、风能发电、永磁悬浮技术、超大规模并行计算技术等领域开展原始性创新，形成以发明专利、知识产权、标准为代表的“知识与科技话语权”；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在电广传媒、动漫、新闻出版、网络传媒等领域形成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话语权”。通过上述五个方面“话语权”的建立，推进湖南在中国乃至于世界的“综合话语权”的构筑，实现“一化三基”在更高水平上的融合，促进湖南的科学跨越发展，最终实现“话语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三、“一化三基”是湖南实现科学发展的“总抓手”
从湖南科学跨越发展的目标体系看，“一化三基”作为湖南实现科学发展的“总抓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近期看，“一化三基”是应对全球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长“回调”的“抓
手”。自2008年9月份起，导致我国经济快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个是我国经济实现连续30年高速增长后的回调。因此，“一化三基”战略从近期看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现资本积累意义上的“弯道超越”的“抓手”；又是应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回调”，实现效率改进与创新发展想结合的“复合式”“弯道超越”的“抓手”。刚刚过去的12个月，我们以这一“抓手”迎接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长回调的“双重”冲击，为湖南进一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面临后危机时代的新形势，我们更需要“一化三基”这一有力“抓手”来主动应对。首先是出口增速下降已成定局。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目前正兴起一股回归“实业”的思潮，这必然导致发达国家新一轮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复兴，将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地区、产业和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许多欧美国家将会挥动诸如“碳关税”、“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等大旗，大规模、高频率地启动对我国的贸易诉讼，中美、中欧的贸易摩擦会成倍增加，这将对我国出口型制造行业带来致命打击；而我国新一轮结构性调整将对“三高一低”产业产生“挤压效应”，出口增速下降或不可能大幅度地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与长期趋势。受此影响，我们对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能抱太多太大的希望。其次是消费增长尽管相对稳健，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爆发式增长。因为，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财富分配的结构是否合理。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是，财富分配在富人群体、中产阶层、穷人群体的分布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形成“橄榄状”结构；而我国的情形是基本上是“哑铃式”结构，导致我国内需将长期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未来五年内也很难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尽管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但从目前来看，还不能将“宝”全押在扩内需上。第三是投资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仍较强劲，尤其是处在应对全球危机，投资急速扩张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举措之时，但在危机过后仍将会受制于宏观调控尤其是信贷紧缩的影响。因此，要保持经济稳定，就一定要避免投资和出口下降“双碰头”。特别是，在危机过后的今后若干年，对投资不能单纯地“压规模”，而应重在“调结构”。总体上要按照以投资为主，内需扩大为辅，稳定出口需求来发展经济。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特别是湖南仍然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眼下出口下降需要投资来弥补和提供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由湖南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投资率通常会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说，投资与GDP 比率的上升本身就
反映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尽管湖南已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整体经济实力也已日益提升，但湖南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资本深化的道路上，湖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此，为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的产出效率，即使是危机过后，也应适度放松信贷管制，同时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考核力度，适时适度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可能是合理的政策组合。第四，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的我国经济发展，也必然进入到一种中速增长的回调与自修复时期，从而开始大幅度地推进发展动力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新一轮结构性调整。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阶段的新情况特别是紧约束条件越来越多，宏观调控将更加复杂，难度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的200多年里所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在发展的现阶段我们都将遇到，这恰恰是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的综合反映，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我国经济早在2003年“非典”后就开始过热，2005年股改后，股市泡沫锐长；与此相适应，楼市泡沫也锐长；不仅如此，就连我国的出口也受到世界以美元为核心的资产泡沫的影响，2005至2007年三年，以美元为核心的资产泡沫进入增长高峰期，带动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过热，并诱发了我国2005至2007年的出口达到创历史性新高，被不少人称为“出口泡沫”。到2007年第四季度，这三大“泡沫”同期消失（2007年4月、9月和第4季度，我国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出口泡沫先后破裂），所以，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会下行。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快速下滑。从性质看，本轮经济下行实质上是战略性资源约束性的下行，是经济高速增长后长期性回调的一种理性下行，是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需要进行深度调整的下行，因此应对和解除“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的双重压力”的任务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基于上述四大形势，对于湖南来说，立足“一化三基”这一“抓手”，注重抓好“三个基础”，围绕新型工作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推进，强化工作目标责任制，狠抓落实，提高执行力，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是从中期看，“一化三基”是建设“富民强省”、率先“中部崛起”的“抓手。以“一化三基”推进科学跨越发展、加快富民强省步伐，重在富民、聚民、安民。其中，富民是龙头，富民是载体，富民也是指导思想；聚民，就是要团结、凝聚各方面人士的心，力量才会更大；安民，则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但是，在实现富民强省的路上，还要不断研究解决制约湖南发展的重大问题，
少走弯路，务求实效。从湖南目前情况分析，一方面，人才是湖南实现富民强省的关键，也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有效切入点。抓住这个关键，就能够在科学跨越、富民强省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质量更高。另一方面，全民创业是实现富民强省的核心所在，谁牵住了全民创业这个牛鼻子，谁就能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解决人才和全民创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强省和文化强省的建设。实现富民强省，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实现富民强省，核心是创新，根基在文化；实现富民强省，根本是产业，基础在项目。建设教育强省，传播文化知识，精心培育人才，提高全民素质，就是夯实富民强省的基础；建设文化强省，强化灵魂和精神依托，发展创意产业，就是练就湖南发展的“软实力”；建设经济强省，实现“两个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就是提升湖南发展的“硬实力”。但不管是建设教育强省、文化强省，还是建设经济强省都离不开“一化三基”，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推进“一化三基”，“三个强省”才能建成，才能率先中部崛起。
三是从远期看，“一化三基”是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抓手”。从目前湖南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看，试验区建设的主题是“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核心是“两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 ，载体是新型城市群，根本措施是综合配套改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与规划方案，2008年12月均得到国务院批复。其战略设计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架构、战略内容和战略举措四个方面。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化三基”，而且试验建设就是从基础工作起步的，做了长达25年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工作力度的加大），换来了国家的批准；最近两年实质性的步伐也基本上体现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方面。当然，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也较明显。就湖南来说，以“一化三基”建设“两型社会”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就我省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循环性技术，推进技术的生态化转向；二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彻底治理工业污染；三是大力发展静脉产业与再制造产业，打造“两型产业”体系。再制造是先进制造业的根本逻辑，是从更高水平与层次上解决资源循环利用的最佳途径。二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低碳
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以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为基础，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市场调节机制，以重构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观念意识等，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已成熟和定型的经济模式和工业体系，我省在向低碳经济调整和转型时，具有更大的潜力。目前，要特别关注：一是应加快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特别是强调发展低碳能源技术与产业。二是促进“低碳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人为本，以生态为先”作为我省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根本，强调以主体功能区建设为突破口，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生态体系。三是应充分发挥碳汇潜力，发展碳金融。
（2009年9月8日）
“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集中体现
吴金明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
2008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一年。8月底前，面对政策新老“双防”，经济依然稳步增长；8月底后，面对急速的扩张政策，经济却快速下行。经济形势先扬后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湖南却出现了与全国趋势相反的变化，即先抑后扬，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速回调的双重影响之下，湖南依然出现了中部增速第一、全国第四的发展势头。再者，在中央同样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政策下，整整1年时间，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平均都在7%以下，而湖南却在10%以上，达到12.8%；而且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两型社会”建设进展顺利。那么，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与 2006年11月份以来湖南提出和推进的“一化三基”战略密切相关。实践表明，“一化三基”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具体化，是湖南实现科学跨越发展的“总抓手”。
一、“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要求在湖南的具体化
系统地看，湖南科学跨越发展战略是一个典型的“投入产出模型”，其投入系统，包括发展的基本要求、约束条件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投入等；其产出系统是一个目标体系，包括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而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一个结构转换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一化三基”战略，它是湖南科学跨越发展这一总战略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集中体现。
从“投入系统”看，“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要求在湖南的具体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发展。无论何时何地，湖南要实现科学跨越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总方针。二是发展的约束条件是守住“四条底线”。“底线”即是最低基准的、不能突破、必须守住的要求。2006年12月20日，湖南省委明确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守住的四条底线：一是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稳定粮食生产，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二是保持湖南的青山绿水，提高森林覆盖率；三是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四是重视民生，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幸福指数。这“四条底线”既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又辩证统一、逻辑紧密。湖南要实现科学跨越
发展，必须要守住这“四条底线”。可以说，守住这“四条底线”，就为湖南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筑起了坚强的生态屏障，为湖南实现“弯道超车”装上了扎实的“安全气囊”。三是发展的投入要强调突破“瓶颈要素”制约。当前生产要素的制约是影响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主要是电力、资金和土地的供求矛盾问题。解决电的问题，要立足本省，争取外援，统筹安排，确保重点。解决资金问题，要努力多争贷款额度，要努力提高存贷比率和贷款周转速度，要创新区域性金融体系和贷款方式，广泛吸纳民间资本等。解决用地问题，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增加土地供应规模，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用地流转改革，建立集约节约用地考核评价体系，积极盘活存量土地。
二、“一化三基”是科学发展在湖南的具体实践
科学发展在湖南的体现是科学跨越式发展，其基本要求是：第一，发展的速度要快，赶超型、跨越式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第二，发展的质量要高，要讲求质量和效益，实现集约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发展的模式要新，要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以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新的发展方式来实现新的跨越。而实现科学跨越发展的具体实践就表现为“一化三基”，其实践内涵具体体现在“一化带动”、“基础先行”和“整体联动”三个方面：
一是以“新型工业化”或以“新型城市化”带动发展。根据反映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演进阶段性特征的诺瑟姆的S 型曲线理论，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以后，将会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以后才能减缓。城市化率在20％以下，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起步期，该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当城市化率发展到20％-70％之间的阶段，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成长期，此时工业化呈稳步、快速增长之势，并呈都市化特征；在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则进人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此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放慢。所谓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和加速发展时期，实际上是指城市化率在30%到70%之间的时期；而在城市化率达到55%之前，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般会慢于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会选择工业化带动发展的战略；而在城市化率达到55%之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般会快于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会选择城市化带动发展的战略；而在50%—60%的城市化率之间，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支撑、带动一国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上述变化可以概括表述为：在工业化的早中期，主要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主要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据经济发展的这一规律，湖南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互动发展的新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
已成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二者相辅相成，互促互动。缺少城市化，工业化没有后续支撑和发展载体；缺少工业化，城市化就没有造血功能和发展动力。所以，湖南“一化三基”战略中的“一化”， 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是指新型工业化，把“新型工业化”作为推进湖南发展的主引擎和第一推动力，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后期则是指新型城市化，即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步，将会把“新型城市化” 作为推进湖南发展的主引擎和第一推动力，以新型城市化提升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就新型工业化带动发展而言，就是要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带动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种带动作用，突出体现在增强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工业化的思路抓农业，用工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要通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增强城市产业支撑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促进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全省的后发赶超，科学跨越。
就新型城市化带动发展而言，就是以新型城市化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湖南新型城市化的“带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以长株潭核心增长极的发展，带动“3+5”城市群的“一体化”，进而明显推动“3+5” 向“+6”的辐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新型城市化的带动，进一步加快湖南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步伐，大幅度地提升“两型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使之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基本建成“两型社会”；同时，通过新型城市化的带动，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彻底打破“二元结构” 社会，完全实现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三农”现代化。
二是以“三基先行”支撑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基础先行与否的战略选择问题，是各国和地区高度重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从现有理论与实践看，基础先行与否的发展战略共有“超前型”、“ 滞后型”、“ 同步型”和“随后-同步型”四种类型。不管是哪种类型，只要进入到社会公共物品短缺为主的阶段，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就必然进入先行发展的阶段。目前，不管是理论预期，还是现实基础，湖南都已进入到社会公共物品短缺为主的阶段，亦即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必须也应该步入先行期，并将驻留较长时期。湖南省委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把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提升到战略思路的高度，提出“三个基础”是富民强省的支撑平台和重要抓手，特别强调抓基础、重长效的发展思路，突出三个“基础先行”：第一个：基础设施是湖南发展的先行资本。在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起基础作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它都属于典型的资本积累，特别是
在古典型经济蛙跳阶段；即使是在效率增进和创新发展的两个蛙跳阶段，它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依然不可低估。湖南也只有着力加强以综合运输体系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改善物流环境，扩张市场空间，降低经济成本，彰显湖南发展的区位优势。第二个：基础产业是湖南发展的先行产业。农业是最重要的基础产业，是永恒的国民经济基础；网络型基础产业提供着我省绝大部分准公共物品，其本身的发展与完善不仅是湖南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改善投资环境、扩张产业规模、提升产业效率提供坚实基础；以能源工业、基本原材料工业和基础信息产业为主体的基础工业不仅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与母体，在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它更成为工业竞争能力与安全保障的集中体现。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血液，基础产业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影响到湖南发展的安全和稳定。湖南只有着力加强以粮食产业、现代能源产业、基础信息产业为重点的基础产业建设，才能确保粮食、煤电油等经济快速增长的生命线安全。第三个：基础工作是湖南发展的先行工作。基础工作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且起着关键作用的工作，它包括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道德建设）建设、文化与制度设计、发展战略与规划、组织架构与干部队伍建设、重大灾害与群体事件的监测与预警、项目准备与整合资源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工作具有显著的基础性、前瞻性与长期性等特点。显而易见，基础工作的基础性实际上是指基础工作的先行性。就全部工作来说，基础工作处于一切之首；就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来说，基础工作也排在“三基”之首。所以，基础工作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对于区域发展来说，这是党委最重要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在任何时期都只能抓紧抓好，决不可掉以轻心。不管是新型工业化带动，还是新型城市化带动，都与“三个基础”密不可分。就湖南的发展看，湖南实施“三化”，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三个基础”不牢。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抓好了“三个基础”，就抓住了富民强省的突破口。
三是以“整体联动” 推进发展。“一化三基”不是简单的“一化”加“三基”，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战略。一个木桶的容量，决定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以及底板是否结实、是否渗漏。与战略目标的要求比较，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和“底板”。要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就要打牢基础，把这些“短板”加高、“底板”加固，才能承载更多的经济容量。在此基础上再做好“一化”的文章。“一化”不只是单纯地讲工业化，而是强调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不仅在内容上包括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三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了新型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和支撑作用。这在工作思路上是一个调整，就是要跳出就
工业抓工业、就城市抓城市、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将三者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形成良性循环。
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化三基”整合联动的方式是不同而且是递进的。正是这种不同决定和影响着一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依据主牵引力的不同，“一化三基”整合联动推进发展的方式从低到高依此有以下四种：（1）早期：资本积累推动的古典型经济蛙跳方式。这一方式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立足基础设施和网络型基础产业，围绕新型城市化，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推进资本积累意义上的“跨越发展”。我省在改革开放早期，不太注重运用这一方式，结果导致巨大的历史“欠帐”。自第九次党代会后，我省才彻底改变观念，通过夯实基础，推进资本积累意义上的蛙跳，湖南才逐步显示出交通区位优势，开始摆脱缓慢的发展困境。（2）近期：效率增进推动的学习型经济蛙跳方式。这一方式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近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沿海地带，在改革开放政策刺激下，以市场换技术，在“古典蛙跳”基础上，更加致力于技术依附型成长模式，采用“学习型蛙跳方式”，立足技术引进、消化与吸收推进快速发展。我省尽管和沿海地区相比，引进规模和投资力度虽然不大，但也基本上是采用这一方式，基于学习型蛙跳，立足资源储集型产业及其技术引进推进我省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省已明显加快了这一步伐，正在围绕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对接央企，做大、做优、做强资源储集产业，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力度，推进效率改进意义上的“跨越发展”。（3）当代：技术创新推动的创新型蛙跳方式。这是经济发展进入到当代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崇尚的发展方式, 也是湖南正努力进行探索的方式。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引下，基于建设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现实需要，湖南已迈入以创新型蛙跳推动发展的新阶段，即基于技术创新型蛙跳，立足现代优势产业、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围绕“两型社会”建设，进一步对接国家部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加快发展“两型产业”和深度调整结构的步伐，推进以“技术创新模式由线型向循环型转型”为代表的创新发展意义上的“跨越发展”阶段。建
而发展“两型产业”的核心是建设“两型企设“两型社会”的关键是发展“两型产业”，
业”，突破口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构建循环型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创新生态化是循环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现实载体是产业生态化。因此，以技术创新推动的创新型经济蛙跳是以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产业的生态化转变、城市的生态化转型为路径的，即通过产业技术与城市发展的生态化转向实现
“一化三基”战略在更高水平上的“整合”。最终实现创新发展意义上的“跨越发展”。（4）未来：“巧实力”推动的话语权型蛙跳方式。约瑟夫·奈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如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支配性实力；软实力是指包括政治感召力、文化凝聚力、外交影响力等软要素在内的、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能得到发展的能力。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而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结合便是“巧实力”。“巧实力”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竞争力的能力。对于湖南来说，不仅提升“软实力”很重要，而且构筑“巧实力”更为重要。因为，湖南 “两型社会” 的建设试验肩负着为全国探路的责任。在没有现存样板可依的情况下，靠湖南一省之力是不行的，需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及其部委的支持。因此，加快对接部委，推进省部共建“两型社会”是我们的理性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通过打造“巧实力”来发展湖南经济，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就目前来看，基于“巧实力”推动的话语权型经济蛙跳应立足于以下几点：围绕“两型社会”建设试验，立足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构建具有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模式和“3+5”城市群发展特色的“发展模式话语权”；围绕长株潭“绿心”、湘江“绿带”和洞庭湖“绿肾”构建低碳城市群的“绿色生态话语权”；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制备、汽车零部件等“再循环”、“再利用”和“再制造”，大力发展“两型产业”，建设“低碳经济省”，构筑以“低碳”为代表的“产业经济话语权”；围绕杂交水稻、人类胚胎干细胞、碳碳复合材料、太阳能光伏及储能材料、混合动力汽车、风能发电、永磁悬浮技术、超大规模并行计算技术等领域开展原始性创新，形成以发明专利、知识产权、标准为代表的“知识与科技话语权”；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在电广传媒、动漫、新闻出版、网络传媒等领域形成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话语权”。通过上述五个方面“话语权”的建立，推进湖南在中国乃至于世界的“综合话语权”的构筑，实现“一化三基”在更高水平上的融合，促进湖南的科学跨越发展，最终实现“话语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三、“一化三基”是湖南实现科学发展的“总抓手”
从湖南科学跨越发展的目标体系看，“一化三基”作为湖南实现科学发展的“总抓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近期看，“一化三基”是应对全球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长“回调”的“抓
手”。自2008年9月份起，导致我国经济快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个是我国经济实现连续30年高速增长后的回调。因此，“一化三基”战略从近期看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现资本积累意义上的“弯道超越”的“抓手”；又是应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回调”，实现效率改进与创新发展想结合的“复合式”“弯道超越”的“抓手”。刚刚过去的12个月，我们以这一“抓手”迎接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长回调的“双重”冲击，为湖南进一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面临后危机时代的新形势，我们更需要“一化三基”这一有力“抓手”来主动应对。首先是出口增速下降已成定局。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目前正兴起一股回归“实业”的思潮，这必然导致发达国家新一轮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复兴，将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地区、产业和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许多欧美国家将会挥动诸如“碳关税”、“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等大旗，大规模、高频率地启动对我国的贸易诉讼，中美、中欧的贸易摩擦会成倍增加，这将对我国出口型制造行业带来致命打击；而我国新一轮结构性调整将对“三高一低”产业产生“挤压效应”，出口增速下降或不可能大幅度地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与长期趋势。受此影响，我们对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能抱太多太大的希望。其次是消费增长尽管相对稳健，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爆发式增长。因为，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财富分配的结构是否合理。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是，财富分配在富人群体、中产阶层、穷人群体的分布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形成“橄榄状”结构；而我国的情形是基本上是“哑铃式”结构，导致我国内需将长期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未来五年内也很难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尽管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但从目前来看，还不能将“宝”全押在扩内需上。第三是投资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仍较强劲，尤其是处在应对全球危机，投资急速扩张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举措之时，但在危机过后仍将会受制于宏观调控尤其是信贷紧缩的影响。因此，要保持经济稳定，就一定要避免投资和出口下降“双碰头”。特别是，在危机过后的今后若干年，对投资不能单纯地“压规模”，而应重在“调结构”。总体上要按照以投资为主，内需扩大为辅，稳定出口需求来发展经济。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特别是湖南仍然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眼下出口下降需要投资来弥补和提供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由湖南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投资率通常会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说，投资与GDP 比率的上升本身就
反映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尽管湖南已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整体经济实力也已日益提升，但湖南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资本深化的道路上，湖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此，为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的产出效率，即使是危机过后，也应适度放松信贷管制，同时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考核力度，适时适度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可能是合理的政策组合。第四，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的我国经济发展，也必然进入到一种中速增长的回调与自修复时期，从而开始大幅度地推进发展动力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新一轮结构性调整。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阶段的新情况特别是紧约束条件越来越多，宏观调控将更加复杂，难度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的200多年里所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在发展的现阶段我们都将遇到，这恰恰是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的综合反映，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我国经济早在2003年“非典”后就开始过热，2005年股改后，股市泡沫锐长；与此相适应，楼市泡沫也锐长；不仅如此，就连我国的出口也受到世界以美元为核心的资产泡沫的影响，2005至2007年三年，以美元为核心的资产泡沫进入增长高峰期，带动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过热，并诱发了我国2005至2007年的出口达到创历史性新高，被不少人称为“出口泡沫”。到2007年第四季度，这三大“泡沫”同期消失（2007年4月、9月和第4季度，我国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出口泡沫先后破裂），所以，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会下行。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快速下滑。从性质看，本轮经济下行实质上是战略性资源约束性的下行，是经济高速增长后长期性回调的一种理性下行，是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需要进行深度调整的下行，因此应对和解除“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的双重压力”的任务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基于上述四大形势，对于湖南来说，立足“一化三基”这一“抓手”，注重抓好“三个基础”，围绕新型工作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推进，强化工作目标责任制，狠抓落实，提高执行力，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是从中期看，“一化三基”是建设“富民强省”、率先“中部崛起”的“抓手。以“一化三基”推进科学跨越发展、加快富民强省步伐，重在富民、聚民、安民。其中，富民是龙头，富民是载体，富民也是指导思想；聚民，就是要团结、凝聚各方面人士的心，力量才会更大；安民，则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但是，在实现富民强省的路上，还要不断研究解决制约湖南发展的重大问题，
少走弯路，务求实效。从湖南目前情况分析，一方面，人才是湖南实现富民强省的关键，也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有效切入点。抓住这个关键，就能够在科学跨越、富民强省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质量更高。另一方面，全民创业是实现富民强省的核心所在，谁牵住了全民创业这个牛鼻子，谁就能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解决人才和全民创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强省和文化强省的建设。实现富民强省，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实现富民强省，核心是创新，根基在文化；实现富民强省，根本是产业，基础在项目。建设教育强省，传播文化知识，精心培育人才，提高全民素质，就是夯实富民强省的基础；建设文化强省，强化灵魂和精神依托，发展创意产业，就是练就湖南发展的“软实力”；建设经济强省，实现“两个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就是提升湖南发展的“硬实力”。但不管是建设教育强省、文化强省，还是建设经济强省都离不开“一化三基”，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推进“一化三基”，“三个强省”才能建成，才能率先中部崛起。
三是从远期看，“一化三基”是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抓手”。从目前湖南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看，试验区建设的主题是“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核心是“两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 ，载体是新型城市群，根本措施是综合配套改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与规划方案，2008年12月均得到国务院批复。其战略设计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架构、战略内容和战略举措四个方面。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化三基”，而且试验建设就是从基础工作起步的，做了长达25年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工作力度的加大），换来了国家的批准；最近两年实质性的步伐也基本上体现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方面。当然，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也较明显。就湖南来说，以“一化三基”建设“两型社会”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就我省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循环性技术，推进技术的生态化转向；二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彻底治理工业污染；三是大力发展静脉产业与再制造产业，打造“两型产业”体系。再制造是先进制造业的根本逻辑，是从更高水平与层次上解决资源循环利用的最佳途径。二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低碳
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以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为基础，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市场调节机制，以重构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观念意识等，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已成熟和定型的经济模式和工业体系，我省在向低碳经济调整和转型时，具有更大的潜力。目前，要特别关注：一是应加快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特别是强调发展低碳能源技术与产业。二是促进“低碳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人为本，以生态为先”作为我省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根本，强调以主体功能区建设为突破口，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生态体系。三是应充分发挥碳汇潜力，发展碳金融。
（2009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