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说,它的外在特点有四方面:一是它的统一性,说“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二是它的连续性,说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的。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那样,在发展中产生过断档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即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魏诗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发展下来。史学也是如此。三是它的包容性,说中国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融汇,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如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包容性在明末清初有所减弱,但有容乃大仍是中国文化的本色。四是它的多样性,说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蒙古族文化、苗族文化、藏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是异彩纷呈,各有特色。 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说法很多,概括起来也很难。大体说来,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导因素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还有任继愈先生的“宗教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儒学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在实质上都是宗教。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潮构成了唐宋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近千年的宗教史和思想史。也有李泽厚先生的“美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社会政治哲学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同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联系密切,它的哲学追求是美感和乐感,而不是苦感和罪感。第四,还有梁漱溟先生的“伦理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这四种观点具有代表性,跟个人所研究的侧重面有很大关系。 最近几年,又有些新的概括,认为中国文化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它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宗法道德观念才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遵循某个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所谓“天”的概念,历代帝王也有祭天的仪式,但就其实质来看,这里的“天”不过是自然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天道”,实际上也指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二是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与中庸。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讲求分别与对抗,而是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和而不同”,就是讲各种不同质的事物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如果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不偏不倚,各安其位,就能够达到“和”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最佳境界。三是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爱土、敬土、安土,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生命与依靠。因此,人们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总是祈求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在战乱的时候便梦想有一个“桃花源”。由安土乐天的心理而产生了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凡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个个都要思乡、怀旧、寻根、问祖,这同西方文化确实大不相同。 现在,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深刻变化和巨大发展的阶段。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包括好坏两个方面)一齐涌了进来。国内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不断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这几年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思想、趣味、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也与我们的旧有传统大不相同。总而言之,中国文化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巨变。 只要我们不因循守旧,盲目自满,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也不崇洋媚外,丢掉自我,照搬人家的一切,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文化的成分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和贡献,继承和吸收古代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借鉴和吸取外来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果,建立一种性质、结构和功能都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 李红梅
概括起来说,它的外在特点有四方面:一是它的统一性,说“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二是它的连续性,说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的。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那样,在发展中产生过断档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即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魏诗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发展下来。史学也是如此。三是它的包容性,说中国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融汇,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如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包容性在明末清初有所减弱,但有容乃大仍是中国文化的本色。四是它的多样性,说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蒙古族文化、苗族文化、藏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是异彩纷呈,各有特色。 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说法很多,概括起来也很难。大体说来,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导因素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还有任继愈先生的“宗教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儒学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在实质上都是宗教。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潮构成了唐宋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近千年的宗教史和思想史。也有李泽厚先生的“美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社会政治哲学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同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联系密切,它的哲学追求是美感和乐感,而不是苦感和罪感。第四,还有梁漱溟先生的“伦理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这四种观点具有代表性,跟个人所研究的侧重面有很大关系。 最近几年,又有些新的概括,认为中国文化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它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宗法道德观念才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遵循某个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所谓“天”的概念,历代帝王也有祭天的仪式,但就其实质来看,这里的“天”不过是自然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天道”,实际上也指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二是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与中庸。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讲求分别与对抗,而是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和而不同”,就是讲各种不同质的事物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如果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不偏不倚,各安其位,就能够达到“和”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最佳境界。三是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爱土、敬土、安土,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生命与依靠。因此,人们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总是祈求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在战乱的时候便梦想有一个“桃花源”。由安土乐天的心理而产生了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凡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个个都要思乡、怀旧、寻根、问祖,这同西方文化确实大不相同。 现在,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深刻变化和巨大发展的阶段。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包括好坏两个方面)一齐涌了进来。国内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不断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这几年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思想、趣味、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也与我们的旧有传统大不相同。总而言之,中国文化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巨变。 只要我们不因循守旧,盲目自满,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也不崇洋媚外,丢掉自我,照搬人家的一切,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文化的成分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和贡献,继承和吸收古代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借鉴和吸取外来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果,建立一种性质、结构和功能都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 李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