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孙静（以下简称Q）：学者于子乔等人曾在其文章《2000年美国东亚研究现状》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在美国社会科学学士学位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亚洲研究却增长了300%。（《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也愿意选择赴美学习东亚研究专业。那么美国的亚洲研究及东亚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研究对象及研究兴趣有哪些变化？
罗福林教授（以下简称L）：美国的亚洲研究始于19世纪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几所常青藤大学为进行学术研究的传教士开设讲座教授的职位，这些常青藤大学和比较著名的公立学校最早开设了东亚系，但规模不是很大。从地域上说，北部大学的东亚研究起步较早，南部的学校则起步较晚。
东亚学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学者只是将东亚看成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将其与埃及、波斯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放在一个类别。除了传教士，有些欧洲的大学教授、探险家及拥有东方古典文化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对东亚研究也感兴趣，就像电影里的印第安纳・琼斯。从现在的角度讲，可以说当时的东亚研究是对“死文化”的一种研究。因此，大学里也没有现代汉语的教学，只有传教士能够掌握现代汉语。学者和学生主要使用文言文就可以满足其阅读文献资料的需求。有意思的是，他们虽然使用英语写作，但是有时也会标注中文，让读者知道相对应的汉字。我们都知道，赛义德所讲的东方主义就是针对第一阶段东方历史的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因为东方是殖民地，所以西方学者有必要了解这个区域的古代文化。但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才建国不久，西方人对东方的现代社会都没有太大兴趣。当时有一种偏见，欧美学者认为现代东方文化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反而对现代东方人所忽略的古代文明更感兴趣。有些人批评赛义德更多关注中东的研究，而忽略了远东的研究。但我认为对19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东和远东的文明都是一样的，相对于欧洲来说，有一个类似“大东方”的类别，中、日、韩三个国家也在其中。直至20世纪初，美国学者对东亚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个阶段与冷战有关，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当时，中、日、韩三个国家的语言都对美国具有极大的国防价值。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的考量，美国政府会为大学拨款，发展现代东亚语言研究和教学。因此，大学会培养大量使用东亚语言的人才，东亚研究也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此阶段，东亚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但是，此时的学者不再过多关注古代文明，只是从数据的角度研究东方的政治、经济或历史，忽略了东方古老的文化渊源。
到了第三个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东亚研究方向，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对东方文化感兴趣，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外交、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工作机会。这个时期他们选择师从第二阶段的东亚研究学者。举个例子，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求学。当时大学里没有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只能在中国古典文学或中国历史两个专业中选择，而中国历史专业至少可以允许学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以林培瑞拿到了哈佛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后来教授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许多中国学者也加入中国研究的队伍。
有趣的是，当很多学校在20世纪初建立东亚系时，创立者们虽然都是美国人，但他们的老师通常是清末的文人，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科举式培养模式类似。后来，东亚研究才逐渐受到人类学、文学、历史学等西方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到了冷战后，学术界倾向于把整个世界分成几个区域，东方成为其中的一个板块，所以此时的东亚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地理的概念，而不是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美国的大学虽然有东亚研究系，但也往往会建立一个新的东亚研究中心，例如，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中心创建于1975年，当时中心并不是旨在培养汉学家或日韩研究专家，而是要为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东亚研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的机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自二战以来，美国参与了日本的战后发展，所以美日关系比较密切。同时，东亚中心与达顿商学院合作设立了一个项目（MA/MBA），学生有机会去日本参加实习，毕业后可以获得东亚学和工商企业管理双学位。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崛起，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兴趣。
跨学科的东亚研究
Q：既然美国最初的东亚研究是对东亚历史及东亚文明的研究，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东亚研究后来也受到了人类学、文学等西方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那么，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美国的东亚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交融及联系呢？
L：最早的东亚研究就是集中于东亚语言和文学，有特定的研究方法。之后，由于东亚研究的学者都是来自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因此这个时期的东亚研究注定是跨学科的。
首先是宗教学，它涉及了东方的宗教研究，例如在第一阶段，道教和佛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弗大还设立了西藏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和藏语。此外，近十几年来，全球学出现并迅速发展，对区域研究和传统的东亚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学生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往往认为全球学更有综合性，兼修一些地域研究的课。但问题是，全球学也需要依靠地域研究方的成果，而且有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批评西方学者使用英语，从欧美中心的角度研究全球学，从而缺少与东方文化的对话及沟通，因此具有浓重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我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认为东亚语言文学及文化的专业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学系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在2007年从一个覆盖全亚洲的系里独立出来，重点关注中、日、韩语言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在美国还有一个跨学科的大型学术组织，即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AAS）。亚洲学会始建于1941年，是个全美范围的学术组织，会员的研究领域涵盖亚洲研究的各个学科，学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年会。不仅如此，日本等亚洲地区还设有专门的亚洲学会分会。此外，美国本土的亚洲学会还会根据地区分成不同的分会，2015年美国东南部分会（SEC/AAS）将于1月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20年前，亚洲学会东南部分会年会的规模还很小，参会者只有20人左右。但时至今日，年会的规模已经迅速扩大，现有8000名会员，而去年在杜克大学举办的东南部分会吸引了近两百名学者前来交流讨论。之前我提到过，美国南部的东亚学起步较晚，这些地区的东亚系或东亚中心基本都是在近20年左右建立的。加州大学和一些常青藤大学很早就设立了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虽然南方学校的东亚文学博士学位还较少，但最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来到南方从事东亚研究。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Q：据我所知，您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时的专业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您还曾到南开大学留学，读过《道德经》和《庄子》，也对中国书法感兴趣。后来，您在哥伦比亚大学也选择中国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到底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呢？
L：在读大学前，我有个学习武术的美国朋友，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哲学教授，讲授东方哲学。武术师傅要求他读一些中国古典作品的英译文，我受到影响也接触了相关书籍。但后来，我发现读英文版比较别扭，对中文原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读大学后，我选修了东亚历史课，那位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历史和爱尔兰历史，讲课时也没有课本，主要是采用讲座的方式。我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后来在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习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学。1986年至1987年，我到南开大学做交换学生，选修了中国文学的高级课程，学习《水浒传》等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当时，美国的中文老师主要是讲解语法，然后由中文母语者做较机械的训练。但在中国的项目就用新的方法来改善语言教学：在南开的视听说课程上，老师用电视剧《故土》来做教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教授，学习中国文学。
Q：像费正清、史景迁、宇文所安等都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美国汉学家，您刚才提及的夏志清以及李欧梵、王德威等教授也都是非常著名的东亚研究学者，您能从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的角度，谈谈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吗？当前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L：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涉及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在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到了70年代，哈佛大学召开了可能是美国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时期作家的著作是研究的主流。会议组织者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主编了一本会议论文集，名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论文的作者为东亚语言文学专业的早期学者，其中收录了至少两三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夏志清、李欧梵和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等东亚研究的权威教授都参加了会议。我上大学时，中国文学研究的资料非常有限，除了刚才提到的这本论文集，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少数书籍。
后来，有些学者想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些新的课题，对鲁迅的研究兴趣转淡甚至有些反感。因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什么人关注鲁迅研究，当时东亚研究的学者大多做文类研究，比如我的博士研究题目就是《报告文学：历史经验的美学》，200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此同时，还有人选择研究诗歌、戏剧或散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东亚文学研究受到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和女性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我到哥大修的第一门课程便是《东亚文学的研究方法》。每次上课，我们会学习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讨论如何使用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这类课程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有必要学习这类课程，否则无法与比较文学专业学习中国文学的同学对话。这同时也表现出对东亚文学被边缘化的担忧和焦虑。当然，有一部分老教授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垃圾，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那些不知所云的术语会让学生产生更多困惑，担心这一理论化倾向最终会危害到东亚研究的健康发展。
最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重新回到了鲁迅研究，并试图在鲁迅作品中发现更新的价值。近两年，至少有五六本鲁迅研究的相关著作出版，颇具影响力和学术价值。这似乎是因为学者们已经走出了歪曲鲁迅的意识形态阴影，还因为最近总有人声称鲁迅正在从中国教材中逐渐消失。一些学者觉得应该承担起复兴鲁迅研究的重任，否则这位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就会无人问津。我最近也在关注鲁迅的散文，并在芝加哥的一次亚洲研究会议上发表了有关《野草》的主题演讲，题目是“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
不仅如此，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视觉文化转向。就我同辈的学者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摄影、绘画、电影、漫画等视觉文化。当前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如果单纯从文字的角度讨论文学，就会使得中国文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中国电影中通常会出现一些方言或是地方文化。有些学者认为过去的中国文学经典更多是针对普通话作品的研究，但其实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文学作品中也会有方言小说或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几本书影响了很多美国学者。首先是刚才提到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还有王德威参与由魏爱莲（Ellen Widmer）主编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此书有意识地做了一个从五四到六四的比较，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放到一起讨论。王德威也较早提出可以将30年代的作家与80年代的作家进行比较，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和作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还有刘康、张英进与唐小兵合编的《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近些年还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工具性书籍，主要涉及中国现代文化的社会背景和作家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研究等，如由莫斯托（Joshua S.Mostow）等人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还有汤马斯・莫兰（Thomas Moran）主编的《文学传记词典：1900年至1949年期间的中国小说作家》（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1900―1949）。 Q：刚才您提到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学专业研究生在入学时也需要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而且教授们会推荐一些相关的著作，例如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等。然而，有的中国学者一直质疑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做法，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您对此怎么看？
L：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的文学理论更多是在解读英语或法语等文学作品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西方理论与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毫不相关。因为文学应该有一些普遍的特质，所以理论应该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阐释这些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虽然有限，但存在着一种阐释的可能性。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似乎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学作品来反观现有的西方文学理论，看这些理论能不能阐释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许我们发现有这种可能性，但也许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障碍。所以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也会更关注用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时遭遇的困难。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成为西方理论的补充。举个例子，很多不太喜欢报告文学的学者认为，这种文学作品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上非常无趣，但中国学者也会因为真实性而肯定它的价值。在讨论报告文学的那本书中，我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从这一视角出发，反而能够看到某些报告文学被人忽视的文学价值及美学特点。再如，茅盾的《多角关系》和《第一阶段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往往没有传统文学中的主人公，而是描写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人不一定互相认识，有时候通过某个机构或偶然发生的事件建立联系。可以说，这类小说不像茅盾早期作品那样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其中的人物相当多，一系列先后发生的事件是小说的主线。但我发现也可以将空间作为切入点，显然茅盾在这些作品中用空间作为一种叙事方法，一开始空间建立，之后静态空间转变为动态空间，空间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虽然空间理论不是当前最时髦的，但是我却通过茅盾的作品发现了这一理论的价值。这样既不是用西方美学来评价中国的作品，又用了理论来照亮中国文学作品特有的价值，可以说是对西方理论缺陷的一种补充。
思想现场还有我发现报告文学的作家基本都是左派的，而散文作家似乎右派居多，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小品文中，读者很难找到空间的写作。那么，是否偏左派的作家更重视空间呢？这些问题都是我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的困惑，反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理论的妙处。散文在中国是更重要的一个文类，通过阅读中国散文，我们也能够发现西方理论无法阐释的东西，这也是以后我会继续关注的问题。所谓的西方理论，虽然来自西方，但未必一直局限在西方文学文化的范围内，东方的文学应该可以使其更丰富、更强大，最后变成属于大家的、有普遍性的理论。
Q：除了刚才提及的一些研究著作，您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些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相关的书籍？
L：目前我正在读《中国散文诗：鲁迅的〈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 A Study of Lu Xun’s Wild Grass），出版于2014年。作者柯德席（Nicholas Kaldis）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将野草每篇文章都做了细读，并且都涉及相关背景介绍。另外一本是《发展的童话》（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两遍，非常有意思。它讲五四时期的人们对西方童话和发展理论的接受，还谈到爱罗先珂（B.R.Epomehk）对鲁迅的影响。作者是安道（Andrew F.Jones），曾经翻译过余华的小说和张爱玲的散文。他最早的一本书是介绍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叫作《如利刃：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及类型》（Like A Knife：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还有一本叫作《中国爵士乐时代的媒体文化与殖民现代性》（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讲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爵士乐。我主编过一本名叫《中国文学中含混的现代性》（Contested Modernit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的论文集。另外，我也推荐王斑等人主编的《中国与新左派视野》（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邓腾克（Kirk A.Denton）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1893―1945）》（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美国芝加哥大学张泠博士也为本文提供了帮助。）
（责任编辑陈琰娇）
美国东亚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孙静（以下简称Q）：学者于子乔等人曾在其文章《2000年美国东亚研究现状》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在美国社会科学学士学位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亚洲研究却增长了300%。（《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也愿意选择赴美学习东亚研究专业。那么美国的亚洲研究及东亚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研究对象及研究兴趣有哪些变化？
罗福林教授（以下简称L）：美国的亚洲研究始于19世纪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几所常青藤大学为进行学术研究的传教士开设讲座教授的职位，这些常青藤大学和比较著名的公立学校最早开设了东亚系，但规模不是很大。从地域上说，北部大学的东亚研究起步较早，南部的学校则起步较晚。
东亚学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学者只是将东亚看成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将其与埃及、波斯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放在一个类别。除了传教士，有些欧洲的大学教授、探险家及拥有东方古典文化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对东亚研究也感兴趣，就像电影里的印第安纳・琼斯。从现在的角度讲，可以说当时的东亚研究是对“死文化”的一种研究。因此，大学里也没有现代汉语的教学，只有传教士能够掌握现代汉语。学者和学生主要使用文言文就可以满足其阅读文献资料的需求。有意思的是，他们虽然使用英语写作，但是有时也会标注中文，让读者知道相对应的汉字。我们都知道，赛义德所讲的东方主义就是针对第一阶段东方历史的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因为东方是殖民地，所以西方学者有必要了解这个区域的古代文化。但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才建国不久，西方人对东方的现代社会都没有太大兴趣。当时有一种偏见，欧美学者认为现代东方文化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反而对现代东方人所忽略的古代文明更感兴趣。有些人批评赛义德更多关注中东的研究，而忽略了远东的研究。但我认为对19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东和远东的文明都是一样的，相对于欧洲来说，有一个类似“大东方”的类别，中、日、韩三个国家也在其中。直至20世纪初，美国学者对东亚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个阶段与冷战有关，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当时，中、日、韩三个国家的语言都对美国具有极大的国防价值。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的考量，美国政府会为大学拨款，发展现代东亚语言研究和教学。因此，大学会培养大量使用东亚语言的人才，东亚研究也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此阶段，东亚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但是，此时的学者不再过多关注古代文明，只是从数据的角度研究东方的政治、经济或历史，忽略了东方古老的文化渊源。
到了第三个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东亚研究方向，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对东方文化感兴趣，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外交、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工作机会。这个时期他们选择师从第二阶段的东亚研究学者。举个例子，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求学。当时大学里没有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只能在中国古典文学或中国历史两个专业中选择，而中国历史专业至少可以允许学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以林培瑞拿到了哈佛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后来教授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许多中国学者也加入中国研究的队伍。
有趣的是，当很多学校在20世纪初建立东亚系时，创立者们虽然都是美国人，但他们的老师通常是清末的文人，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科举式培养模式类似。后来，东亚研究才逐渐受到人类学、文学、历史学等西方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到了冷战后，学术界倾向于把整个世界分成几个区域，东方成为其中的一个板块，所以此时的东亚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地理的概念，而不是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美国的大学虽然有东亚研究系，但也往往会建立一个新的东亚研究中心，例如，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中心创建于1975年，当时中心并不是旨在培养汉学家或日韩研究专家，而是要为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东亚研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的机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自二战以来，美国参与了日本的战后发展，所以美日关系比较密切。同时，东亚中心与达顿商学院合作设立了一个项目（MA/MBA），学生有机会去日本参加实习，毕业后可以获得东亚学和工商企业管理双学位。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崛起，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兴趣。
跨学科的东亚研究
Q：既然美国最初的东亚研究是对东亚历史及东亚文明的研究，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东亚研究后来也受到了人类学、文学等西方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那么，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美国的东亚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交融及联系呢？
L：最早的东亚研究就是集中于东亚语言和文学，有特定的研究方法。之后，由于东亚研究的学者都是来自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因此这个时期的东亚研究注定是跨学科的。
首先是宗教学，它涉及了东方的宗教研究，例如在第一阶段，道教和佛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弗大还设立了西藏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和藏语。此外，近十几年来，全球学出现并迅速发展，对区域研究和传统的东亚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学生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往往认为全球学更有综合性，兼修一些地域研究的课。但问题是，全球学也需要依靠地域研究方的成果，而且有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批评西方学者使用英语，从欧美中心的角度研究全球学，从而缺少与东方文化的对话及沟通，因此具有浓重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我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认为东亚语言文学及文化的专业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学系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在2007年从一个覆盖全亚洲的系里独立出来，重点关注中、日、韩语言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在美国还有一个跨学科的大型学术组织，即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AAS）。亚洲学会始建于1941年，是个全美范围的学术组织，会员的研究领域涵盖亚洲研究的各个学科，学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年会。不仅如此，日本等亚洲地区还设有专门的亚洲学会分会。此外，美国本土的亚洲学会还会根据地区分成不同的分会，2015年美国东南部分会（SEC/AAS）将于1月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20年前，亚洲学会东南部分会年会的规模还很小，参会者只有20人左右。但时至今日，年会的规模已经迅速扩大，现有8000名会员，而去年在杜克大学举办的东南部分会吸引了近两百名学者前来交流讨论。之前我提到过，美国南部的东亚学起步较晚，这些地区的东亚系或东亚中心基本都是在近20年左右建立的。加州大学和一些常青藤大学很早就设立了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虽然南方学校的东亚文学博士学位还较少，但最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来到南方从事东亚研究。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Q：据我所知，您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时的专业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您还曾到南开大学留学，读过《道德经》和《庄子》，也对中国书法感兴趣。后来，您在哥伦比亚大学也选择中国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到底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呢？
L：在读大学前，我有个学习武术的美国朋友，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哲学教授，讲授东方哲学。武术师傅要求他读一些中国古典作品的英译文，我受到影响也接触了相关书籍。但后来，我发现读英文版比较别扭，对中文原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读大学后，我选修了东亚历史课，那位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历史和爱尔兰历史，讲课时也没有课本，主要是采用讲座的方式。我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后来在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习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学。1986年至1987年，我到南开大学做交换学生，选修了中国文学的高级课程，学习《水浒传》等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当时，美国的中文老师主要是讲解语法，然后由中文母语者做较机械的训练。但在中国的项目就用新的方法来改善语言教学：在南开的视听说课程上，老师用电视剧《故土》来做教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教授，学习中国文学。
Q：像费正清、史景迁、宇文所安等都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美国汉学家，您刚才提及的夏志清以及李欧梵、王德威等教授也都是非常著名的东亚研究学者，您能从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的角度，谈谈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吗？当前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L：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涉及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在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到了70年代，哈佛大学召开了可能是美国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时期作家的著作是研究的主流。会议组织者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主编了一本会议论文集，名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论文的作者为东亚语言文学专业的早期学者，其中收录了至少两三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夏志清、李欧梵和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等东亚研究的权威教授都参加了会议。我上大学时，中国文学研究的资料非常有限，除了刚才提到的这本论文集，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少数书籍。
后来，有些学者想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些新的课题，对鲁迅的研究兴趣转淡甚至有些反感。因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什么人关注鲁迅研究，当时东亚研究的学者大多做文类研究，比如我的博士研究题目就是《报告文学：历史经验的美学》，200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此同时，还有人选择研究诗歌、戏剧或散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东亚文学研究受到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和女性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我到哥大修的第一门课程便是《东亚文学的研究方法》。每次上课，我们会学习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讨论如何使用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这类课程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有必要学习这类课程，否则无法与比较文学专业学习中国文学的同学对话。这同时也表现出对东亚文学被边缘化的担忧和焦虑。当然，有一部分老教授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垃圾，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那些不知所云的术语会让学生产生更多困惑，担心这一理论化倾向最终会危害到东亚研究的健康发展。
最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重新回到了鲁迅研究，并试图在鲁迅作品中发现更新的价值。近两年，至少有五六本鲁迅研究的相关著作出版，颇具影响力和学术价值。这似乎是因为学者们已经走出了歪曲鲁迅的意识形态阴影，还因为最近总有人声称鲁迅正在从中国教材中逐渐消失。一些学者觉得应该承担起复兴鲁迅研究的重任，否则这位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就会无人问津。我最近也在关注鲁迅的散文，并在芝加哥的一次亚洲研究会议上发表了有关《野草》的主题演讲，题目是“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
不仅如此，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视觉文化转向。就我同辈的学者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摄影、绘画、电影、漫画等视觉文化。当前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如果单纯从文字的角度讨论文学，就会使得中国文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中国电影中通常会出现一些方言或是地方文化。有些学者认为过去的中国文学经典更多是针对普通话作品的研究，但其实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文学作品中也会有方言小说或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几本书影响了很多美国学者。首先是刚才提到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还有王德威参与由魏爱莲（Ellen Widmer）主编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此书有意识地做了一个从五四到六四的比较，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放到一起讨论。王德威也较早提出可以将30年代的作家与80年代的作家进行比较，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和作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还有刘康、张英进与唐小兵合编的《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近些年还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工具性书籍，主要涉及中国现代文化的社会背景和作家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研究等，如由莫斯托（Joshua S.Mostow）等人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还有汤马斯・莫兰（Thomas Moran）主编的《文学传记词典：1900年至1949年期间的中国小说作家》（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1900―1949）。 Q：刚才您提到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学专业研究生在入学时也需要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而且教授们会推荐一些相关的著作，例如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等。然而，有的中国学者一直质疑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做法，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您对此怎么看？
L：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的文学理论更多是在解读英语或法语等文学作品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西方理论与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毫不相关。因为文学应该有一些普遍的特质，所以理论应该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阐释这些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虽然有限，但存在着一种阐释的可能性。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似乎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学作品来反观现有的西方文学理论，看这些理论能不能阐释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许我们发现有这种可能性，但也许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障碍。所以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也会更关注用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时遭遇的困难。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成为西方理论的补充。举个例子，很多不太喜欢报告文学的学者认为，这种文学作品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上非常无趣，但中国学者也会因为真实性而肯定它的价值。在讨论报告文学的那本书中，我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从这一视角出发，反而能够看到某些报告文学被人忽视的文学价值及美学特点。再如，茅盾的《多角关系》和《第一阶段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往往没有传统文学中的主人公，而是描写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人不一定互相认识，有时候通过某个机构或偶然发生的事件建立联系。可以说，这类小说不像茅盾早期作品那样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其中的人物相当多，一系列先后发生的事件是小说的主线。但我发现也可以将空间作为切入点，显然茅盾在这些作品中用空间作为一种叙事方法，一开始空间建立，之后静态空间转变为动态空间，空间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虽然空间理论不是当前最时髦的，但是我却通过茅盾的作品发现了这一理论的价值。这样既不是用西方美学来评价中国的作品，又用了理论来照亮中国文学作品特有的价值，可以说是对西方理论缺陷的一种补充。
思想现场还有我发现报告文学的作家基本都是左派的，而散文作家似乎右派居多，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小品文中，读者很难找到空间的写作。那么，是否偏左派的作家更重视空间呢？这些问题都是我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的困惑，反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理论的妙处。散文在中国是更重要的一个文类，通过阅读中国散文，我们也能够发现西方理论无法阐释的东西，这也是以后我会继续关注的问题。所谓的西方理论，虽然来自西方，但未必一直局限在西方文学文化的范围内，东方的文学应该可以使其更丰富、更强大，最后变成属于大家的、有普遍性的理论。
Q：除了刚才提及的一些研究著作，您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些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相关的书籍？
L：目前我正在读《中国散文诗：鲁迅的〈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 A Study of Lu Xun’s Wild Grass），出版于2014年。作者柯德席（Nicholas Kaldis）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将野草每篇文章都做了细读，并且都涉及相关背景介绍。另外一本是《发展的童话》（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两遍，非常有意思。它讲五四时期的人们对西方童话和发展理论的接受，还谈到爱罗先珂（B.R.Epomehk）对鲁迅的影响。作者是安道（Andrew F.Jones），曾经翻译过余华的小说和张爱玲的散文。他最早的一本书是介绍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叫作《如利刃：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及类型》（Like A Knife：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还有一本叫作《中国爵士乐时代的媒体文化与殖民现代性》（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讲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爵士乐。我主编过一本名叫《中国文学中含混的现代性》（Contested Modernit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的论文集。另外，我也推荐王斑等人主编的《中国与新左派视野》（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邓腾克（Kirk A.Denton）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1893―1945）》（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美国芝加哥大学张泠博士也为本文提供了帮助。）
（责任编辑陈琰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