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存，毛泽东毅然北上访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外交异常艰难，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扼杀和孤立。1949年底，借机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北上访问“老大哥”苏联，并于次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中苏结盟关系，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寻求局部突围。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
最后，礼品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 转自铁血社区h tp :/b b s exu e n e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
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 ”。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条约什么的？）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从来都是弱国无外交！
。
展风采，日内瓦会议初显外交实力
与苏结盟，打开了外交被封锁的局面。新中国正准备搞经济时，朝鲜战争不幸爆发了，中国不得已卷入战争。1954年，朝鲜战争技术上已经处于停战阶段，马拉松式的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瑞士召开，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阻挠，日内瓦会议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中国的灵活外交，挽救了日内瓦会议。
交朋友，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大团结
1955年4月18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正是朝鲜战争各方签订停战协议，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初登国际舞台，中国和印度、缅甸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正成为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新生国家之间关系准则。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万隆会议基本确立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与五年前的外交困境相较，这是一个质的突破。
遗憾的是，以1956年波匈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为起点，中苏关系开始进入不稳定状态。1962年，中印爆发边境战争。苏加诺上台后，印度尼西亚疯狂排华，“反
华”声音四起。之后，随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中国外交部一度被冲击，中国外交全面瘫痪。
万隆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 、叙利亚、日本、南越(今越南南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大突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131个会员国的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压倒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阿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驱逐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从法理上说，这次行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的法律地位。
由于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前，美国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两度访华，迷惑了欧洲，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在“临门一脚”时改投赞成票，这一结果甚至出乎中国高层领导的意料之外。虽然宣传上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送进联合国”，但当时联合国的非洲国家只有30几张票，投给中国的票是26张，离76张总数还远。已经有“两弹一星”硬实力的中国突然“闯入”联合国，盘活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不出一年，就有包括日本在内的29个国家同中国建交。
为什么中国能够加入联合国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才能够抵制强权政治，屹立于世界。
（3）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声望才能不断提高。
（4）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才能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开创新局面。
（5）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大国外交，尼克松访华和邓小平访美
1972年2月21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珍宝岛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在两国尚未建交的背景下，尼克松访华，改写了世界权力格局，从中国对抗美苏，转成中美苏三角外交角力态势，这一关系决定了未来国际形势发展方向。1972年2月28日发布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之一。
中美接触始于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的“乒乓球外交”，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中美之间举行了友谊赛，这次接触对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时中美建交才27天。这次访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邓小平访美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历史的抉择，访问一大成果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乐观自信、朝气蓬勃、爱好和平的新中国形象”。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宏图大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美，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未设立国家主席。
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两国建交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显而易见。建交之初，两国关系以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为主，有时表现得比较脆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关系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依附关系而得到了空前的巩固。“这种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谁也不可能损害对方，否则就等于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美建交并发展互惠的经济关系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两个曾经敌对的国家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来，并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使双方合作空间越来越大，分歧不断缩小，这才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与促进。
双方都清楚，两国已经再也不可能为一些枝节问题而大动干戈，因为两国拥有相同的重大国家利益
大战略，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外交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互相争夺世界霸权。日本、欧洲、加拿大，为中间派，是第二世界，他们具有两面性，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毛泽东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很多国家纷纷通过内部关系打探自己被分到哪个“世界”，很多国家为自己没有分到第三世界而向中方交涉。当时澳大利亚打听到要分到第二世界，迅速派出代表团，强烈要求分到第三世界。后经中方沟通，指出澳大利亚在第二世界仍然是第三世界争取和联合的力量后，澳方才接受。 展望未来，中苏恢复正常关系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在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自1957年后，中苏整整对抗了30年，其间爆发过边境军事冲突、苏联大军压境、苏军入侵阿富汗，而主轴就是意识形态争执。吸取历史教训后，中苏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至此，中国已经与美、日、苏等国际上重要国家都实现了正常国家关系。90年苏联解体后，苏联继任体俄罗斯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在中俄两国倡导下，以中亚国家为主要成员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组织诞生了，“上合”组织也是中国第一次实体参与的区域国际组织。
危机骤临，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事件
1999年5月7日，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5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击毁我使馆，并造成我使馆工作人员和驻外记者多人死亡。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全国出现民众“反美、反北约”示威游行。美国解释是误炸，并道歉和作了赔偿。 使馆被炸的伤疤还未痊愈，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潜入南海上空，窥探我军事机密。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 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战斗机在靠近美机时，美机进行大角度摆动，致使两机相撞，中国飞机坠入大海，飞行员殉难。
2009年4月，中美在南海又爆发了中美船只对峙事件，差点又上演了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故类似事件。这些事件表明，中美关系暗藏凶险，随时都可能危机骤临。
大国责任，中国力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第一阶段：浮现分离：中美空前合作之后的分离。
2006年10月初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中美同时愤怒地对朝鲜进行制裁，中美合作显著增长。然而，中美两国对待朝鲜问题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一方面，美国对朝鲜态度强硬并且对朝鲜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在与朝鲜的双边关系中始终保持耐力和毅力，即使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以后，中国仍在努力争取改善中朝关系。这种分歧导致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很快消失。
第二阶段：完成分离：中美对朝鲜问题博弈的转变。2009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中朝关系进入了自2005年以后的最好阶段。中国似乎“解脱”了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的困境，而美国对朝鲜的却态度依然强硬。至此，中美两国彻底分离。
其次，时殷弘分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形势。从世界“棋局”看，2009年初以来两番颇为急剧的上下波动表明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局限；俄罗斯对外政策方向近来明显地向西方靠拢；印度追求美国青睐和支持对华“竞斗”的态势难以变更；欧洲陷入金融困境……
上述全球和区域的战略环境应当引发中国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调整。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世界强国，就不能忘记亚洲是其发展的首要平台。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就需要持之以恒、审慎恰当地逐渐分解其他国家在东亚构筑的战略同盟和准同盟体系，从而建立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助于中国在中国—东亚关系中实现战略优化和政策优化。
互利共赢，中非合作论坛开启外交新局面
2006年11月，来自非洲大陆48国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要员，飞赴北京参加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这场峰会堪称国际关系史最为盛大的“一国一洲”对话会。这么大规模的对非合作峰会，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峰会标志中非从政治外交转型为互利合作的全面外交。 中非关系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在最艰苦的时候，也要慷慨支援非洲，横贯非洲的坦赞铁路边，数千名中国工程师长眠于此。
北京峰会是中非“互赢”新时代到来的宣言，中非全面展开各领域合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幅上升。另一个外交理论上的大突破就是“睦邻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引下，到2006年，中国和东盟自贸协定谈判取得突破。
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1958)
周恩来(Zhou Enlai 1898.3.5-1976.1.8)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 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
陈毅(Chen Yi 1901.8.26～1972.1.6)
陈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4～1972) 兼外交部长(1958～1972) 。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
第三任外交部长：姬鹏飞(1972-1974)
姬鹏飞(Ji Pengfei 1910.2.2～2000.2.10)
姬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山西临猗人。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长期担任军队卫生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 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1974.11-1976.12)
乔冠华(Qiao Guanhua 1913.3.28～1983.9.22)
乔冠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1974.11～1976.12) 。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
第五任外交部长：黄华(1976.12-1982.11)
黄华(Huang Hua 1913.1.25～ )
黄华，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1976.12～1982.11) 。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
第六任外交部长：吴学谦(1982.11-1988.4)
吴学谦(Wu Xueqian 1921.12.19～ )
吴学谦，上海人，1938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1983.6～1988.3) 兼外交部长(1982.11～1988.4) ，其间曾访问朝鲜、日本、肯尼亚、阿根廷等50多个国家。
第七任外交部长：钱其琛(1988.4-1998.3)
钱其琛(Qian Qichen 1928.1.5～ )
钱其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93.3～2003.3 )，外交部长(1988.4～1998.3) 。上海嘉定人。
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1998.3-2003.3)
唐家璇(Tang Jiaxuan 1938.1.17～ )
唐家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03.3～），外交部部长(1998.3.18～2003.3 )。江苏镇江人。1955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 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2003.3-2007.4)
男，1940年10月生，山东青岛人，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2003年—2007年 任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十任外交部长：杨洁篪（chí）(2007.4 ～ )
男，生于1950年5月，上海市人，大学学历。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杨洁篪为外交部部长。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一、新中国外交史的“前三十年”(1949-1978) ：“和平共处”外交
二、新中国外交史的“后三十年”(1979-2009) ：“和平发展”外交 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的战略意义
求生存，毛泽东毅然北上访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外交异常艰难，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扼杀和孤立。1949年底，借机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北上访问“老大哥”苏联，并于次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中苏结盟关系，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寻求局部突围。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
最后，礼品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 转自铁血社区h tp :/b b s exu e n e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
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 ”。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条约什么的？）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从来都是弱国无外交！
。
展风采，日内瓦会议初显外交实力
与苏结盟，打开了外交被封锁的局面。新中国正准备搞经济时，朝鲜战争不幸爆发了，中国不得已卷入战争。1954年，朝鲜战争技术上已经处于停战阶段，马拉松式的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瑞士召开，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阻挠，日内瓦会议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中国的灵活外交，挽救了日内瓦会议。
交朋友，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大团结
1955年4月18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正是朝鲜战争各方签订停战协议，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初登国际舞台，中国和印度、缅甸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正成为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新生国家之间关系准则。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万隆会议基本确立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与五年前的外交困境相较，这是一个质的突破。
遗憾的是，以1956年波匈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为起点，中苏关系开始进入不稳定状态。1962年，中印爆发边境战争。苏加诺上台后，印度尼西亚疯狂排华，“反
华”声音四起。之后，随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中国外交部一度被冲击，中国外交全面瘫痪。
万隆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 、叙利亚、日本、南越(今越南南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大突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131个会员国的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压倒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阿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驱逐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从法理上说，这次行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的法律地位。
由于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前，美国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两度访华，迷惑了欧洲，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在“临门一脚”时改投赞成票，这一结果甚至出乎中国高层领导的意料之外。虽然宣传上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送进联合国”，但当时联合国的非洲国家只有30几张票，投给中国的票是26张，离76张总数还远。已经有“两弹一星”硬实力的中国突然“闯入”联合国，盘活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不出一年，就有包括日本在内的29个国家同中国建交。
为什么中国能够加入联合国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才能够抵制强权政治，屹立于世界。
（3）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声望才能不断提高。
（4）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才能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开创新局面。
（5）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大国外交，尼克松访华和邓小平访美
1972年2月21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珍宝岛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在两国尚未建交的背景下，尼克松访华，改写了世界权力格局，从中国对抗美苏，转成中美苏三角外交角力态势，这一关系决定了未来国际形势发展方向。1972年2月28日发布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之一。
中美接触始于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的“乒乓球外交”，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中美之间举行了友谊赛，这次接触对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时中美建交才27天。这次访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邓小平访美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历史的抉择，访问一大成果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乐观自信、朝气蓬勃、爱好和平的新中国形象”。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宏图大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美，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未设立国家主席。
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两国建交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显而易见。建交之初，两国关系以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为主，有时表现得比较脆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关系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依附关系而得到了空前的巩固。“这种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谁也不可能损害对方，否则就等于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美建交并发展互惠的经济关系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两个曾经敌对的国家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来，并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使双方合作空间越来越大，分歧不断缩小，这才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与促进。
双方都清楚，两国已经再也不可能为一些枝节问题而大动干戈，因为两国拥有相同的重大国家利益
大战略，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外交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互相争夺世界霸权。日本、欧洲、加拿大，为中间派，是第二世界，他们具有两面性，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毛泽东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很多国家纷纷通过内部关系打探自己被分到哪个“世界”，很多国家为自己没有分到第三世界而向中方交涉。当时澳大利亚打听到要分到第二世界，迅速派出代表团，强烈要求分到第三世界。后经中方沟通，指出澳大利亚在第二世界仍然是第三世界争取和联合的力量后，澳方才接受。 展望未来，中苏恢复正常关系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在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自1957年后，中苏整整对抗了30年，其间爆发过边境军事冲突、苏联大军压境、苏军入侵阿富汗，而主轴就是意识形态争执。吸取历史教训后，中苏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至此，中国已经与美、日、苏等国际上重要国家都实现了正常国家关系。90年苏联解体后，苏联继任体俄罗斯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在中俄两国倡导下，以中亚国家为主要成员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组织诞生了，“上合”组织也是中国第一次实体参与的区域国际组织。
危机骤临，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事件
1999年5月7日，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5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击毁我使馆，并造成我使馆工作人员和驻外记者多人死亡。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全国出现民众“反美、反北约”示威游行。美国解释是误炸，并道歉和作了赔偿。 使馆被炸的伤疤还未痊愈，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潜入南海上空，窥探我军事机密。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 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战斗机在靠近美机时，美机进行大角度摆动，致使两机相撞，中国飞机坠入大海，飞行员殉难。
2009年4月，中美在南海又爆发了中美船只对峙事件，差点又上演了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故类似事件。这些事件表明，中美关系暗藏凶险，随时都可能危机骤临。
大国责任，中国力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第一阶段：浮现分离：中美空前合作之后的分离。
2006年10月初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中美同时愤怒地对朝鲜进行制裁，中美合作显著增长。然而，中美两国对待朝鲜问题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一方面，美国对朝鲜态度强硬并且对朝鲜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在与朝鲜的双边关系中始终保持耐力和毅力，即使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以后，中国仍在努力争取改善中朝关系。这种分歧导致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很快消失。
第二阶段：完成分离：中美对朝鲜问题博弈的转变。2009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中朝关系进入了自2005年以后的最好阶段。中国似乎“解脱”了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的困境，而美国对朝鲜的却态度依然强硬。至此，中美两国彻底分离。
其次，时殷弘分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形势。从世界“棋局”看，2009年初以来两番颇为急剧的上下波动表明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局限；俄罗斯对外政策方向近来明显地向西方靠拢；印度追求美国青睐和支持对华“竞斗”的态势难以变更；欧洲陷入金融困境……
上述全球和区域的战略环境应当引发中国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调整。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世界强国，就不能忘记亚洲是其发展的首要平台。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就需要持之以恒、审慎恰当地逐渐分解其他国家在东亚构筑的战略同盟和准同盟体系，从而建立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助于中国在中国—东亚关系中实现战略优化和政策优化。
互利共赢，中非合作论坛开启外交新局面
2006年11月，来自非洲大陆48国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要员，飞赴北京参加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这场峰会堪称国际关系史最为盛大的“一国一洲”对话会。这么大规模的对非合作峰会，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峰会标志中非从政治外交转型为互利合作的全面外交。 中非关系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在最艰苦的时候，也要慷慨支援非洲，横贯非洲的坦赞铁路边，数千名中国工程师长眠于此。
北京峰会是中非“互赢”新时代到来的宣言，中非全面展开各领域合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幅上升。另一个外交理论上的大突破就是“睦邻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引下，到2006年，中国和东盟自贸协定谈判取得突破。
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1958)
周恩来(Zhou Enlai 1898.3.5-1976.1.8)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 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
陈毅(Chen Yi 1901.8.26～1972.1.6)
陈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4～1972) 兼外交部长(1958～1972) 。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
第三任外交部长：姬鹏飞(1972-1974)
姬鹏飞(Ji Pengfei 1910.2.2～2000.2.10)
姬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山西临猗人。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长期担任军队卫生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 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1974.11-1976.12)
乔冠华(Qiao Guanhua 1913.3.28～1983.9.22)
乔冠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1974.11～1976.12) 。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
第五任外交部长：黄华(1976.12-1982.11)
黄华(Huang Hua 1913.1.25～ )
黄华，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1976.12～1982.11) 。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
第六任外交部长：吴学谦(1982.11-1988.4)
吴学谦(Wu Xueqian 1921.12.19～ )
吴学谦，上海人，1938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1983.6～1988.3) 兼外交部长(1982.11～1988.4) ，其间曾访问朝鲜、日本、肯尼亚、阿根廷等50多个国家。
第七任外交部长：钱其琛(1988.4-1998.3)
钱其琛(Qian Qichen 1928.1.5～ )
钱其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93.3～2003.3 )，外交部长(1988.4～1998.3) 。上海嘉定人。
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1998.3-2003.3)
唐家璇(Tang Jiaxuan 1938.1.17～ )
唐家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03.3～），外交部部长(1998.3.18～2003.3 )。江苏镇江人。1955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 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2003.3-2007.4)
男，1940年10月生，山东青岛人，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2003年—2007年 任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十任外交部长：杨洁篪（chí）(2007.4 ～ )
男，生于1950年5月，上海市人，大学学历。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杨洁篪为外交部部长。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一、新中国外交史的“前三十年”(1949-1978) ：“和平共处”外交
二、新中国外交史的“后三十年”(1979-2009) ：“和平发展”外交 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