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之所以把五年前的一篇旧文重新拿出来，是因为最近中国的学校频频出现投毒案件，我也懒得再写文章评论了，写得太多了，嫌啰嗦重复。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黄洋被疑似为同宿舍的同学投毒害死。多么可怕的事件。但是，人们只会一味地谴责，却不知道这后面蕴藏了多么可怕的文化价值观。
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许锡良
199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来到广州工作，第一次从电视里看广东新闻就看见了广东省高要市大规模投毒事件。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叫杜润琼的中年村妇，一脸冷漠，同时似乎也是一脸正气地为自己的投毒事件振振有词地辩护。原来她自1996年6月—11月，高要市金利镇三要管理区陆续出现大面积人畜中毒死亡的情况，163人（次）因中毒入院治疗，其中死亡18人；其中死亡的人中，有不少是少年儿童。另有243头猪、3100只鸡、300尾鱼、10头牛中毒死亡。这一特大投毒案经公安机关侦讯，系村妇杜润琼所为。这个年仅42岁，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村妇，在长达半年时间里，带领自己的儿子一起在村子里投毒。破案后，她被捕了，但是这个村妇平时并不是一个十分刁蛮的人，而且还特别喜欢小孩子，只要有小孩，她都喜欢拿点点心给孩子吃，孩子们平时也很喜欢她。面对记者的采访，当时她在电视上有一番宏论，大意是：现在社会太可怕了，贫富差异大，人口这么多，生存很艰难，富人没有心肝，她要为无产阶级贫农复仇。现在，国家在搞计划生育，投毒的目的就是减少社会人口，为国分忧，减轻社会压力。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村妇，却满口是报效祖国，为国分忧的高调，但是她报效祖国的方法就是配合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消灭人口。当时我感觉非常困惑，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文盲村妇，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思想政治觉悟？把自己的恐怖行为，上升到报效祖国，为国分忧。
现在想来，杜润琼的语言里明显是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色彩，她的小学三年的读书阶段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代的教育与她后来遇到的计划生育宣传形成了一种扎根深处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现在看来就是：灭绝人性的仇恨教育。中国人的阶级斗争，仇恨教育，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传统根基的。其实我们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思想理念,与“文革”时兴起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诛心论”，“腹诽论”，“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厥执中”，都是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幽暗意识。这种幽暗意识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也是一致的。其实有“害人”，才会有“防人”，前一句，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后一句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表明了中国人对人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为什么会高度不信任？这里面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因为“文字狱”的存在，因为因言获罪可能性极大，还因为人的生命安全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人治社会，害人与防人就是生存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幸福观是建立在追求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幸福的指数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来源。第一，通过刻苦努力，然后超出他人，达到“做人上人”的目的。其实，超越他人，是相对的。也就是如果你在努力，他人也在努力，最终你虽然也“进步”了，但是，没有人家“进步”得快，其实这种“进步”也就等于失败了。第二，如果自己实在无法“做人上人”，那么就剩下了另一条路，就是希望别人倒霉，希望别人倒霉的方式与方法有搞阴谋诡计，设置障碍与陷阱，互相投毒，甚至无端报复社会性杀人，总之是要让他人倒霉。这种希望别人倒霉的心理，其目的也是抚慰自己被残害的心灵而已。一个人如果感觉自己走投无路，只有一死,那么他就容易铤而走险，倒行逆施。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文化价值观其结果只能够如此。因此，翻开中国的历史书，充满的都是阴险狡诈毒辣残酷与欺骗，所做的事都是为了让自己出人头地，让别人倒霉，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别人倒霉了，幸福指数下降了，自己的幸福指数自然上升。更要命的是，中国人所谓的“做人上人”的途径，就是官本位社会下所谓的“仕途”，而这个竞争本身就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也就是官位数量有限，有强烈的排他性。这就更加增强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彼此防范。因此，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就非常容易沦为黑道，有时其险恶程度远在黑道之上。因此，李宗吾先生才会著有《厚黑学》一书问世。
这种希望别人倒霉，并且设计陷阱，让人别人倒霉的幽暗心理，正是中国社会互相投毒的心理机制。而且，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残酷的争斗中失败的人，或者沦为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弱者，最容易找到这种报复方式，以泄心中的不满与仇恨。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通过煽动这种仇恨情绪，来达到暴动的目的的。在平时，这些弱者，因为受到歧视、践踏、冤屈与侮辱而无法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同时又找不到具体的复仇对象，因此，就将自己无法解释，也无法弄明白的悲惨命运，全部发泄到社会中去。这就形成了一个公共的投毒心理氛围。马加爵事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投毒心理。这些小孩从小就在人为的制造出来的不平等的环境中受到歧视教育与仇恨教育，他们在课本里学会了仇恨，在社会中，学会了追求“做人上人”，这些学生一进校，学校就根据听话、服从及考试成绩，及家庭背景等等因素，被分成了好、中、差，几类人。连上学才几个星期的幼儿园孩子，都分出了高低，有的被评为了“好孩子”，有的被评为了“坏孩子”。进入小学、中学后，又被分成了重点校与重点班之类。长期作为差生的孩子，或者处境不利的孩子，内心里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报复情绪的。尤其是这种歧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儿童时期，如果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长期在受歧视的气氛中成长，就容易埋下仇恨的心理。长大后，心中没有爱，只有充满复仇的冲动。因此，一个孩子，在幼小的时候，不分家庭背景，不论学习成绩，给孩子一种无差别的关爱与温暖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人道主义教育所必需有的。只有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埋下善良的种子，营造公平的环境，培养正义感与爱心，才能够为他成长之后结出善果。
另外，一个社会只有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时候，才能够从根子上减少这种投毒的行为，减少这种仇恨心理。那些投毒的人，常常是长期被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被侵害，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滋生仇恨情绪。其实人的本性或者万物的本性，都具备有抗击的本能反应。即使一块石头受到打击，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弹回来。一只动物长期受到虐待，也会作出反抗与报复行为。人，作为有理智、思想、情感的特殊动物，更是如此。
投毒行为，其实就是弱者的一种报复行为。三鹿毒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因为，投毒的参与者，常常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一个社会中最为普通的那些人。这些人投毒，并不完全是为了什么增加蛋白质测试指标，更是故意的一种侵害行为。我在农村时就曾经听到一些平时很善良的农民，把打了最多农药的稻谷卖做公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回答是，让吃这些粮食的城市里的人早点去死。问为什么希望城市里失早点死？回答是，城市里的人盘剥农村，让农村的人贫穷。他们这些农民的观念是十分朴素的，他们讲不出多少道理，但是，他们明白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之低下，身份之低贱，已经没有退路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类似这样阴暗心理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这些农民，绝对不会把有毒的稻谷给自己村子里的人吃，但是，他们会给那些陌生人的城市人吃。当然，城市里生产的奶粉也毫不客气地添加毒物，然后转销农村，去毒害农村的孩子。这些孩子因为家境贫穷，而只能够吃这些有毒物的奶粉。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就这样悄然产生了。
孔子的仁爱，是建立在“三纲五常六纪”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爱有等差，其实这种爱有等差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带有浓厚的偏见与歧视的假爱。因而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下，最容易产生的是仇恨与歧视心态。在熟人的圈子里，中国人一般还会讲点信用，一旦进入陌生人的环境中，便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等级制度，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充满着被压迫残害与歧视的境遇。这也是产生仇恨的根本原因。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是因为有平庸的恶在，而平庸的恶是因为各种仇恨或者其他身份歧视造成的。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失败的阴影下，完全在一种人生幻灭感的情绪感染下，他们因为长期缺乏关爱，长期受到歧视，而产生社会仇恨心理，甚至会以杀人的报复方式来同归于尽，这是人的自然反应。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关爱并敬畏一切人的生命，不要用阶级，也不要用户籍，更不要用身份与性别等外在因素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用这样的教育观来教育下一代，就显得十分迫切。只有这样，才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良好的作用。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一般来说，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相对会少得多。造成社会中互相投毒的现象是长期不公平不正义造成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博爱，人被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与关爱，是消除这种投毒现象的关键。
2008年10月9日
按：之所以把五年前的一篇旧文重新拿出来，是因为最近中国的学校频频出现投毒案件，我也懒得再写文章评论了，写得太多了，嫌啰嗦重复。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黄洋被疑似为同宿舍的同学投毒害死。多么可怕的事件。但是，人们只会一味地谴责，却不知道这后面蕴藏了多么可怕的文化价值观。
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许锡良
199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来到广州工作，第一次从电视里看广东新闻就看见了广东省高要市大规模投毒事件。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叫杜润琼的中年村妇，一脸冷漠，同时似乎也是一脸正气地为自己的投毒事件振振有词地辩护。原来她自1996年6月—11月，高要市金利镇三要管理区陆续出现大面积人畜中毒死亡的情况，163人（次）因中毒入院治疗，其中死亡18人；其中死亡的人中，有不少是少年儿童。另有243头猪、3100只鸡、300尾鱼、10头牛中毒死亡。这一特大投毒案经公安机关侦讯，系村妇杜润琼所为。这个年仅42岁，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村妇，在长达半年时间里，带领自己的儿子一起在村子里投毒。破案后，她被捕了，但是这个村妇平时并不是一个十分刁蛮的人，而且还特别喜欢小孩子，只要有小孩，她都喜欢拿点点心给孩子吃，孩子们平时也很喜欢她。面对记者的采访，当时她在电视上有一番宏论，大意是：现在社会太可怕了，贫富差异大，人口这么多，生存很艰难，富人没有心肝，她要为无产阶级贫农复仇。现在，国家在搞计划生育，投毒的目的就是减少社会人口，为国分忧，减轻社会压力。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村妇，却满口是报效祖国，为国分忧的高调，但是她报效祖国的方法就是配合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消灭人口。当时我感觉非常困惑，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文盲村妇，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思想政治觉悟？把自己的恐怖行为，上升到报效祖国，为国分忧。
现在想来，杜润琼的语言里明显是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色彩，她的小学三年的读书阶段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代的教育与她后来遇到的计划生育宣传形成了一种扎根深处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现在看来就是：灭绝人性的仇恨教育。中国人的阶级斗争，仇恨教育，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传统根基的。其实我们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思想理念,与“文革”时兴起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诛心论”，“腹诽论”，“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厥执中”，都是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幽暗意识。这种幽暗意识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也是一致的。其实有“害人”，才会有“防人”，前一句，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后一句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表明了中国人对人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为什么会高度不信任？这里面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因为“文字狱”的存在，因为因言获罪可能性极大，还因为人的生命安全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人治社会，害人与防人就是生存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幸福观是建立在追求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幸福的指数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来源。第一，通过刻苦努力，然后超出他人，达到“做人上人”的目的。其实，超越他人，是相对的。也就是如果你在努力，他人也在努力，最终你虽然也“进步”了，但是，没有人家“进步”得快，其实这种“进步”也就等于失败了。第二，如果自己实在无法“做人上人”，那么就剩下了另一条路，就是希望别人倒霉，希望别人倒霉的方式与方法有搞阴谋诡计，设置障碍与陷阱，互相投毒，甚至无端报复社会性杀人，总之是要让他人倒霉。这种希望别人倒霉的心理，其目的也是抚慰自己被残害的心灵而已。一个人如果感觉自己走投无路，只有一死,那么他就容易铤而走险，倒行逆施。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文化价值观其结果只能够如此。因此，翻开中国的历史书，充满的都是阴险狡诈毒辣残酷与欺骗，所做的事都是为了让自己出人头地，让别人倒霉，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别人倒霉了，幸福指数下降了，自己的幸福指数自然上升。更要命的是，中国人所谓的“做人上人”的途径，就是官本位社会下所谓的“仕途”，而这个竞争本身就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也就是官位数量有限，有强烈的排他性。这就更加增强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彼此防范。因此，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就非常容易沦为黑道，有时其险恶程度远在黑道之上。因此，李宗吾先生才会著有《厚黑学》一书问世。
这种希望别人倒霉，并且设计陷阱，让人别人倒霉的幽暗心理，正是中国社会互相投毒的心理机制。而且，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残酷的争斗中失败的人，或者沦为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弱者，最容易找到这种报复方式，以泄心中的不满与仇恨。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通过煽动这种仇恨情绪，来达到暴动的目的的。在平时，这些弱者，因为受到歧视、践踏、冤屈与侮辱而无法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同时又找不到具体的复仇对象，因此，就将自己无法解释，也无法弄明白的悲惨命运，全部发泄到社会中去。这就形成了一个公共的投毒心理氛围。马加爵事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投毒心理。这些小孩从小就在人为的制造出来的不平等的环境中受到歧视教育与仇恨教育，他们在课本里学会了仇恨，在社会中，学会了追求“做人上人”，这些学生一进校，学校就根据听话、服从及考试成绩，及家庭背景等等因素，被分成了好、中、差，几类人。连上学才几个星期的幼儿园孩子，都分出了高低，有的被评为了“好孩子”，有的被评为了“坏孩子”。进入小学、中学后，又被分成了重点校与重点班之类。长期作为差生的孩子，或者处境不利的孩子，内心里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报复情绪的。尤其是这种歧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儿童时期，如果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长期在受歧视的气氛中成长，就容易埋下仇恨的心理。长大后，心中没有爱，只有充满复仇的冲动。因此，一个孩子，在幼小的时候，不分家庭背景，不论学习成绩，给孩子一种无差别的关爱与温暖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人道主义教育所必需有的。只有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埋下善良的种子，营造公平的环境，培养正义感与爱心，才能够为他成长之后结出善果。
另外，一个社会只有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时候，才能够从根子上减少这种投毒的行为，减少这种仇恨心理。那些投毒的人，常常是长期被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被侵害，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滋生仇恨情绪。其实人的本性或者万物的本性，都具备有抗击的本能反应。即使一块石头受到打击，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弹回来。一只动物长期受到虐待，也会作出反抗与报复行为。人，作为有理智、思想、情感的特殊动物，更是如此。
投毒行为，其实就是弱者的一种报复行为。三鹿毒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因为，投毒的参与者，常常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一个社会中最为普通的那些人。这些人投毒，并不完全是为了什么增加蛋白质测试指标，更是故意的一种侵害行为。我在农村时就曾经听到一些平时很善良的农民，把打了最多农药的稻谷卖做公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回答是，让吃这些粮食的城市里的人早点去死。问为什么希望城市里失早点死？回答是，城市里的人盘剥农村，让农村的人贫穷。他们这些农民的观念是十分朴素的，他们讲不出多少道理，但是，他们明白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之低下，身份之低贱，已经没有退路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类似这样阴暗心理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这些农民，绝对不会把有毒的稻谷给自己村子里的人吃，但是，他们会给那些陌生人的城市人吃。当然，城市里生产的奶粉也毫不客气地添加毒物，然后转销农村，去毒害农村的孩子。这些孩子因为家境贫穷，而只能够吃这些有毒物的奶粉。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就这样悄然产生了。
孔子的仁爱，是建立在“三纲五常六纪”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爱有等差，其实这种爱有等差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带有浓厚的偏见与歧视的假爱。因而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下，最容易产生的是仇恨与歧视心态。在熟人的圈子里，中国人一般还会讲点信用，一旦进入陌生人的环境中，便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等级制度，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充满着被压迫残害与歧视的境遇。这也是产生仇恨的根本原因。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是因为有平庸的恶在，而平庸的恶是因为各种仇恨或者其他身份歧视造成的。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失败的阴影下，完全在一种人生幻灭感的情绪感染下，他们因为长期缺乏关爱，长期受到歧视，而产生社会仇恨心理，甚至会以杀人的报复方式来同归于尽，这是人的自然反应。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关爱并敬畏一切人的生命，不要用阶级，也不要用户籍，更不要用身份与性别等外在因素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用这样的教育观来教育下一代，就显得十分迫切。只有这样，才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良好的作用。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一般来说，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相对会少得多。造成社会中互相投毒的现象是长期不公平不正义造成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博爱，人被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与关爱，是消除这种投毒现象的关键。
2008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