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年轻人，已经在中环汇丰银行楼下驻扎了半个多月。与媒体普遍的预计相反，他们居然坚持了下来，而且过得还不错。他们白天聊天、扯淡、开会，与学者们一起举办论坛，入夜后有音乐、啤酒、诗歌朗诵，在帐篷里疯狂做爱，看上去并无撤离的打算。那些在中环上班的银行和地产精英人士，则小心翼翼地绕过年轻人贴在地面上反对他们的标语，若无其事地走过。 占领中环的年轻人并非无业游民，许多人是下班回家洗完澡再赶过来过夜的，带着笔挺的西装和洗漱用品。也许对一些人而言，住在汇丰广场上的帐篷里，比住在家里更舒服――如果那张铺位勉强可以称为“家”的话。我见过最小的居住空间就是一张床，面积不足两平米，空间高度不足一米。 这样的铺位有的用铁丝围起来，有的则只用一张帘子与其他笼子分隔，就像过去的大学宿舍那样。住这样铺位的人被称为“笼民（Cagemen）”，而这种分割的小铺位通常被叫做“胶囊”。最夸张的例子是一套房子被分为二十八个胶囊房。不仅是年轻人如此，许多中老年人也是如此。曾经有一幅漫画很精准地描述了这种胶囊房：一位老婆婆睡在床上，头枕电饭煲，怀中抱着电视机。 还有一种被称作“�房”的房子，即一套房子被分成三四间甚至更多间，分别出租。这种房子我在北京海淀图书城附近见过，一个看上去非常高档的社区里，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被塑胶板分成八间出租。住户要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因为要排队等厕所。我当时还不知道“蚁族”这个概念，只觉得不可忍受，而身处其中的住户表示，这已经比住地下室好多了。 在此次运动中，香港年轻人中的左翼人士，诉求目标就是反对地产及银行霸权。想想看，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不过八九千元，如果想在港岛买百平米左右的普通房子，需要不吃不喝一百多年。在人们的印象里，银行业已经与地产业沆瀣一气，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同盟，就是为了用房子骗取更多的钱。香港的资本主义一定是出现了某些问题，于是他们就选择资本主义的代表――汇丰银行――实施占领。 但是，这种诉求又无法在短期内达成。现有的结果都是现有秩序正常发展的必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许他们只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即现存的一切都是不对的，但自己也不知如何改变。港府的施政报告里不得不提及未来数年内增加公屋规划，给年轻人适当的扶助。然而从经验上看，这类规划往往最后沦于表面化且实效不佳。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媒体热炒的“逃离北上广”运动，渲染“农妇、山泉、有点田”的田园生活。前几天，这些旧闻终于有新进展：那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正在往城市回流。因为无法适应小地方的生活，比如需要关系、缺乏精神生活、远离信息中心等。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在城市中生活过，显然是回不去的。在城市中，哪怕是住在胶囊里，大概也觉得比县乡的生活更充实些。 海淀的胶囊公寓如今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并且还有各类报道宣称这种房子的好处。那些从祖国各地奔赴首都发誓要闯下一番事业的各种普通及文艺青年们，将在这样的铺位上一边幻想着美好的明天一边入睡，能够占领这样的一张床或许已经满足了。偌大的北京城，根本找不到能够支一张帐篷的地方。
香港的年轻人，已经在中环汇丰银行楼下驻扎了半个多月。与媒体普遍的预计相反，他们居然坚持了下来，而且过得还不错。他们白天聊天、扯淡、开会，与学者们一起举办论坛，入夜后有音乐、啤酒、诗歌朗诵，在帐篷里疯狂做爱，看上去并无撤离的打算。那些在中环上班的银行和地产精英人士，则小心翼翼地绕过年轻人贴在地面上反对他们的标语，若无其事地走过。 占领中环的年轻人并非无业游民，许多人是下班回家洗完澡再赶过来过夜的，带着笔挺的西装和洗漱用品。也许对一些人而言，住在汇丰广场上的帐篷里，比住在家里更舒服――如果那张铺位勉强可以称为“家”的话。我见过最小的居住空间就是一张床，面积不足两平米，空间高度不足一米。 这样的铺位有的用铁丝围起来，有的则只用一张帘子与其他笼子分隔，就像过去的大学宿舍那样。住这样铺位的人被称为“笼民（Cagemen）”，而这种分割的小铺位通常被叫做“胶囊”。最夸张的例子是一套房子被分为二十八个胶囊房。不仅是年轻人如此，许多中老年人也是如此。曾经有一幅漫画很精准地描述了这种胶囊房：一位老婆婆睡在床上，头枕电饭煲，怀中抱着电视机。 还有一种被称作“�房”的房子，即一套房子被分成三四间甚至更多间，分别出租。这种房子我在北京海淀图书城附近见过，一个看上去非常高档的社区里，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被塑胶板分成八间出租。住户要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因为要排队等厕所。我当时还不知道“蚁族”这个概念，只觉得不可忍受，而身处其中的住户表示，这已经比住地下室好多了。 在此次运动中，香港年轻人中的左翼人士，诉求目标就是反对地产及银行霸权。想想看，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不过八九千元，如果想在港岛买百平米左右的普通房子，需要不吃不喝一百多年。在人们的印象里，银行业已经与地产业沆瀣一气，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同盟，就是为了用房子骗取更多的钱。香港的资本主义一定是出现了某些问题，于是他们就选择资本主义的代表――汇丰银行――实施占领。 但是，这种诉求又无法在短期内达成。现有的结果都是现有秩序正常发展的必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许他们只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即现存的一切都是不对的，但自己也不知如何改变。港府的施政报告里不得不提及未来数年内增加公屋规划，给年轻人适当的扶助。然而从经验上看，这类规划往往最后沦于表面化且实效不佳。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媒体热炒的“逃离北上广”运动，渲染“农妇、山泉、有点田”的田园生活。前几天，这些旧闻终于有新进展：那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正在往城市回流。因为无法适应小地方的生活，比如需要关系、缺乏精神生活、远离信息中心等。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在城市中生活过，显然是回不去的。在城市中，哪怕是住在胶囊里，大概也觉得比县乡的生活更充实些。 海淀的胶囊公寓如今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并且还有各类报道宣称这种房子的好处。那些从祖国各地奔赴首都发誓要闯下一番事业的各种普通及文艺青年们，将在这样的铺位上一边幻想着美好的明天一边入睡，能够占领这样的一张床或许已经满足了。偌大的北京城，根本找不到能够支一张帐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