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托宾十分关注移居他乡者的生活,《纽约客》杂志评价其小说《布鲁克林》时写道:“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付关军的小说《回乡记》,写的也是这样一个漂泊者,但作品写的不是漂泊者的他乡生活,而是他的一次返乡。他的返乡见闻,恰恰证实的却是自己的永远的离乡——他将是永远的漂泊者。“身家千万”的老板宋词回到故乡,被人们当作“救世主”,没有人知道他是回乡“避难”的。乡村不再是昔日的乡村,不再是人的避难所,宋词的故乡实际只在记忆中。一个地方消失,并不可怕,但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故乡的消失,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灾难。 鲁迅的小说《故乡》通过“我”重返故乡的所见所忆所想,书写回忆中故乡的纯美,现实中的故乡萧条,最终希望那里成为理想中的故乡,希望国家是理想中的中国。付关军的小说《回乡记》也是将现实与记忆中的故乡进行比较,他发现物是人非,记忆中的故乡是回不去了,残酷的现实已将精神故里挤压到坍塌。付关军在小说中流露的对故乡的情感,又和他的老乡莫言的“恋乡”与“怨乡”颇为相似。几乎是同时期见刊的类似小说,还有蒋一谈的短篇小说《故乡》(《上海文学》2013年6期),作品通过一个人由中国去美国看女儿,用拉开距离的方式,为重新思考“故乡”等问题找到契机。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故乡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故乡往往是与祖国同构的,所谓“国家”,国和家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因为有家的概念,有故乡的概念,而亲近国的概念。作家们一致选择这样的书写,证实中国作家怀有家国之忧的大有人在。 《回乡记》写一个人的故乡的消失,也写一个国家处在一种看不见的,危情的境地。危情不是单方面经济开发带来的表面的生态恶化,也不是城市化进程中四处拆迁带来的干群矛盾,而是这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人有一种无根之感,有一种不安定感,你感到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家园。故乡是人精神上的避难所,也是人的根,故乡情结人人都有,羁旅中的人常会怀念自己的家乡。故乡能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是安妥灵魂的地方,能抚慰人的内心创伤。项羽失败后,最后的去处是江东,那里是他的故乡,回到江东他就用机会东山再起。然而,他没有能够回到江东,面临的是四面楚歌,回故乡的希望破灭,或者说他在四面楚歌中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于是,只能乌江自刎。项羽,最终就只能做一个永远的漂泊者。 故乡问题,是重要的精神问题,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失去故乡的人,失去的是支撑精神世界的根基。树无根难活,人无根不立。像刘邦征服海内回故乡,像是给故乡交一份100分的答卷,便能吟出《大风歌》这样生民力旺盛,满腔豪情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就和项羽《垓下歌》大不一样了,失去回乡的路,纵英雄如项羽,也是末路英雄。《回乡记》中的宋词,就是一个没有根,失去了故乡的漂泊者。最大的幻灭感不是项羽的未能回乡,而是,宋词就站在那片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但却无法觉得这就是故乡。故乡对一个游子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而且,故乡还在排斥她的游子,宋词返乡后,如同处身于“故乡”的一场排异反应中。 关于“故乡”、“回乡”的小说,和之前大量写“进城”的小说是一种呼应。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几千年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大概有3亿农民涌向城市成为“民工”,这次人口大流动声势浩大,里面有政府倡导和推动的因素。而在之前的历史中,“永嘉之乱”人口流动不过90万,“安史之乱”人口迁徙不过100万,总之,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而且,这次人口大流动出去的人,尤其“民工”,他们出去不是在外地重建家园,这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的流动人口到外地可以重建家园完全不一样。这样,“进城”造就了一大批漂泊者,成了小说写作的资源。“进城”的人经过一段时间,或成功致富,或两手空空,他们带着不同的体验奔波于城市,他们终究要回老家看看,这时,开始出现“返乡”小说,人们开始通过“返乡”来思考当年的“进城”。 客观看待,《回乡记》中的宋词,在外地有自己的工厂“身家千万”,他应该是一个成功者。作品选择这样一个“成功者”来写这么一次“回乡”,来表现一个漂泊者的无家可归,非常具有代表意义,他代表着离家在外的3亿漂泊者。 李昌鹏,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
爱尔兰作家托宾十分关注移居他乡者的生活,《纽约客》杂志评价其小说《布鲁克林》时写道:“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付关军的小说《回乡记》,写的也是这样一个漂泊者,但作品写的不是漂泊者的他乡生活,而是他的一次返乡。他的返乡见闻,恰恰证实的却是自己的永远的离乡——他将是永远的漂泊者。“身家千万”的老板宋词回到故乡,被人们当作“救世主”,没有人知道他是回乡“避难”的。乡村不再是昔日的乡村,不再是人的避难所,宋词的故乡实际只在记忆中。一个地方消失,并不可怕,但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故乡的消失,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灾难。 鲁迅的小说《故乡》通过“我”重返故乡的所见所忆所想,书写回忆中故乡的纯美,现实中的故乡萧条,最终希望那里成为理想中的故乡,希望国家是理想中的中国。付关军的小说《回乡记》也是将现实与记忆中的故乡进行比较,他发现物是人非,记忆中的故乡是回不去了,残酷的现实已将精神故里挤压到坍塌。付关军在小说中流露的对故乡的情感,又和他的老乡莫言的“恋乡”与“怨乡”颇为相似。几乎是同时期见刊的类似小说,还有蒋一谈的短篇小说《故乡》(《上海文学》2013年6期),作品通过一个人由中国去美国看女儿,用拉开距离的方式,为重新思考“故乡”等问题找到契机。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故乡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故乡往往是与祖国同构的,所谓“国家”,国和家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因为有家的概念,有故乡的概念,而亲近国的概念。作家们一致选择这样的书写,证实中国作家怀有家国之忧的大有人在。 《回乡记》写一个人的故乡的消失,也写一个国家处在一种看不见的,危情的境地。危情不是单方面经济开发带来的表面的生态恶化,也不是城市化进程中四处拆迁带来的干群矛盾,而是这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人有一种无根之感,有一种不安定感,你感到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家园。故乡是人精神上的避难所,也是人的根,故乡情结人人都有,羁旅中的人常会怀念自己的家乡。故乡能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是安妥灵魂的地方,能抚慰人的内心创伤。项羽失败后,最后的去处是江东,那里是他的故乡,回到江东他就用机会东山再起。然而,他没有能够回到江东,面临的是四面楚歌,回故乡的希望破灭,或者说他在四面楚歌中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于是,只能乌江自刎。项羽,最终就只能做一个永远的漂泊者。 故乡问题,是重要的精神问题,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失去故乡的人,失去的是支撑精神世界的根基。树无根难活,人无根不立。像刘邦征服海内回故乡,像是给故乡交一份100分的答卷,便能吟出《大风歌》这样生民力旺盛,满腔豪情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就和项羽《垓下歌》大不一样了,失去回乡的路,纵英雄如项羽,也是末路英雄。《回乡记》中的宋词,就是一个没有根,失去了故乡的漂泊者。最大的幻灭感不是项羽的未能回乡,而是,宋词就站在那片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但却无法觉得这就是故乡。故乡对一个游子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而且,故乡还在排斥她的游子,宋词返乡后,如同处身于“故乡”的一场排异反应中。 关于“故乡”、“回乡”的小说,和之前大量写“进城”的小说是一种呼应。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几千年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大概有3亿农民涌向城市成为“民工”,这次人口大流动声势浩大,里面有政府倡导和推动的因素。而在之前的历史中,“永嘉之乱”人口流动不过90万,“安史之乱”人口迁徙不过100万,总之,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而且,这次人口大流动出去的人,尤其“民工”,他们出去不是在外地重建家园,这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的流动人口到外地可以重建家园完全不一样。这样,“进城”造就了一大批漂泊者,成了小说写作的资源。“进城”的人经过一段时间,或成功致富,或两手空空,他们带着不同的体验奔波于城市,他们终究要回老家看看,这时,开始出现“返乡”小说,人们开始通过“返乡”来思考当年的“进城”。 客观看待,《回乡记》中的宋词,在外地有自己的工厂“身家千万”,他应该是一个成功者。作品选择这样一个“成功者”来写这么一次“回乡”,来表现一个漂泊者的无家可归,非常具有代表意义,他代表着离家在外的3亿漂泊者。 李昌鹏,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