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尚昆同志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议他写回忆录。后经他认真考虑，接受这些意见并亲自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关于写回忆录，杨尚昆同志说，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严肃对待。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史书，从个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 对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一直心怀内疚 杨尚昆同志自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到1965年“文革”前，在中央办公厅任主任20年，自1950年组建中直机关委员会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在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任上长达12年之久。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12月和1997年3月至5月间，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据他分析，即使没有彭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他还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如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杨尚昆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杨尚昆来说也很为难，如果他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张闻天，就会有人说他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儿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在“文革”中被篡改的“秘密窃听”， 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他回忆：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杨尚昆同志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像一张麻将牌，就是“听用”， 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载。谈及中办的工作，杨尚昆说：“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做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杨尚昆回忆说： “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1980年10月，中央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1993年，杨尚昆同志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议他写回忆录。后经他认真考虑，接受这些意见并亲自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关于写回忆录，杨尚昆同志说，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严肃对待。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史书，从个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 对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一直心怀内疚 杨尚昆同志自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到1965年“文革”前，在中央办公厅任主任20年，自1950年组建中直机关委员会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在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任上长达12年之久。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12月和1997年3月至5月间，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据他分析，即使没有彭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他还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如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杨尚昆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杨尚昆来说也很为难，如果他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张闻天，就会有人说他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儿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在“文革”中被篡改的“秘密窃听”， 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他回忆：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杨尚昆同志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像一张麻将牌，就是“听用”， 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载。谈及中办的工作，杨尚昆说：“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做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杨尚昆回忆说： “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1980年10月，中央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