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说史中，近、现代经济学有个重要的起源，叫做“重商主义”。在工业文明的萌芽阶段，一些注重海外贸易的国家注意到，同样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依靠海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个增量财富的来源是流通，是贸易。“重商主义”产生的客观基础若此。此后，由于大机器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开始把目光由流通转向生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人们不断争论于“利润”的来源究竟是资本还是劳动，但把财富增量的来源归结为生产领域则是共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剩余价值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大约可以说，这个论断为“重商主义”划了一个世纪的句号。 世纪之交，该如何认识商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地位?我们也许需要在新的意义上重新诠释与认识“重商主义”。 第一，商业资本的再振兴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的建议中提出一个判断，“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要实现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关键要依靠扩大内需。但人们在现实的生活活动中发现，新的供求矛盾并非仅仅是孰大孰小引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障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的经济运行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关于“垄断价”的争论持续不休；二是诸多领域中“价格大战”此起彼伏。这两个现象并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生产者的供给价格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说明了在这两个价格之间缺乏一个缓冲和协调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主体就是独立承担流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资本。批量采购的“国美”已经用其打破“峰会联盟价”的事实证明，商业资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买到便宜货。用理论语言概括就是，可以起到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趋于协调、衔接的作用。扩大内需，不仅要启动有效需求，而且要振兴商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商家广告取代厂家广告“标王”地位之日，就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真正实现之时。 第二，商业的繁荣是提高城市资源价值的根本措施之一。 传统地，人们认为，商业以及独立商业资本的存在价值就是可以降低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社会流通费用。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商业的作用还在于提高城市资源的自身价值。一个曾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级差地租的来源问题。其实常识可知，就城市经济来说，级差地租的存在并非是由于这些土地自身的生产率高，而在于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地要素的市场价值。同理可证，为什以香港营业员的收入要比内地城市高出许多倍?并非因为香港营业员销货过程中的递拿效率比内地营业员高多少，而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特别是商业发展水平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价值远高于内地。“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推进城市化。不论是建新城还是改造老城，一个重要思路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经济增长点”所提供的利润，而且要依靠商业繁荣带来的土地、房产、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普遍升值。 第三，商业的发达与成熟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世纪之初，中国不仅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还要实施让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战略。而现代化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就是要有高度发达、成熟的商业体系。一个已为国际经验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都是商业高度发达、成熟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唯有流通活跃经济才有活力，要素的不断流动与重新优化配置才能充分实现。对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率先构建现代化的商业体系。 第四，现代商业的发展是新经济的重要体现。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新经济”寄予厚望。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信息传播速度与效率的提高，而且是商流与物流、资金流的进一步分离，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巨大前景。目前恐怕已经没有人怀疑，将最先、最大规模地跨入“网络时代”的传统产业将是商业。“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显然，发展电子化、网络化的现代商业就是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是在发展“新经济”。
在经济学说史中，近、现代经济学有个重要的起源，叫做“重商主义”。在工业文明的萌芽阶段，一些注重海外贸易的国家注意到，同样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依靠海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个增量财富的来源是流通，是贸易。“重商主义”产生的客观基础若此。此后，由于大机器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开始把目光由流通转向生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人们不断争论于“利润”的来源究竟是资本还是劳动，但把财富增量的来源归结为生产领域则是共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剩余价值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大约可以说，这个论断为“重商主义”划了一个世纪的句号。 世纪之交，该如何认识商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地位?我们也许需要在新的意义上重新诠释与认识“重商主义”。 第一，商业资本的再振兴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的建议中提出一个判断，“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要实现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关键要依靠扩大内需。但人们在现实的生活活动中发现，新的供求矛盾并非仅仅是孰大孰小引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障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的经济运行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关于“垄断价”的争论持续不休；二是诸多领域中“价格大战”此起彼伏。这两个现象并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生产者的供给价格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说明了在这两个价格之间缺乏一个缓冲和协调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主体就是独立承担流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资本。批量采购的“国美”已经用其打破“峰会联盟价”的事实证明，商业资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买到便宜货。用理论语言概括就是，可以起到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趋于协调、衔接的作用。扩大内需，不仅要启动有效需求，而且要振兴商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商家广告取代厂家广告“标王”地位之日，就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真正实现之时。 第二，商业的繁荣是提高城市资源价值的根本措施之一。 传统地，人们认为，商业以及独立商业资本的存在价值就是可以降低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社会流通费用。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商业的作用还在于提高城市资源的自身价值。一个曾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级差地租的来源问题。其实常识可知，就城市经济来说，级差地租的存在并非是由于这些土地自身的生产率高，而在于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地要素的市场价值。同理可证，为什以香港营业员的收入要比内地城市高出许多倍?并非因为香港营业员销货过程中的递拿效率比内地营业员高多少，而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特别是商业发展水平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价值远高于内地。“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推进城市化。不论是建新城还是改造老城，一个重要思路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经济增长点”所提供的利润，而且要依靠商业繁荣带来的土地、房产、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普遍升值。 第三，商业的发达与成熟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世纪之初，中国不仅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还要实施让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战略。而现代化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就是要有高度发达、成熟的商业体系。一个已为国际经验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都是商业高度发达、成熟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唯有流通活跃经济才有活力，要素的不断流动与重新优化配置才能充分实现。对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率先构建现代化的商业体系。 第四，现代商业的发展是新经济的重要体现。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新经济”寄予厚望。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信息传播速度与效率的提高，而且是商流与物流、资金流的进一步分离，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巨大前景。目前恐怕已经没有人怀疑，将最先、最大规模地跨入“网络时代”的传统产业将是商业。“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显然，发展电子化、网络化的现代商业就是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是在发展“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