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一鸣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1期
提要 教育目的是教育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本文通过关于世界上教育目的的问题的分歧分析，以及中国建国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变化和认识，认为新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统一思想：⒈对青年一代的责任；⒉红营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⒊教育与消灭体脑差别、城乡差别；⒋德、智、体多方面的发展，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 教育目的 教育思想
本文的重点在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当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一些国际上有争方的问题。
一、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概述
在教育目的方面，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分歧。
英国的教育学家约翰·怀特在概括当前的主要观点时说：“一些人认为教育应当从其自身出发提高学生的理解力（或者知识、推理能力以及智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应当帮助每个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有些人把‘个性’和‘自治’看作头等重要的东西。有些人相信全面发展，相信在理论知识和实践成就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另外一些人则更重视在一些专门领域中取得杰出成绩。还有一些人提倡社会的需求，倡导确保为社会提供一支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劳动大军以及确保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民主制度。一些人强调艺术与文化，另一些人强调人的道德品质。总之，教育目的之多几乎无穷无尽。”①
在教育目的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同下述两点有关。
（一）教育目的是一种教育理想
每个教育工作者在进行工作时，都有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的可能是明确的，可以用文字或语言明晰地表达出来，也可能是比较模糊的、笼统的，但在实际上指导着他的工作。教育家在阐述其教育思想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教育目的。教育目的隐含着其理想的新人的形象，亦会包含着其对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解，人的理想形象和教育的理想作用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理想的人的形象是按其对教育的理想作用的理解来设计的。
由于教育目的是一种理想，是教育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人心目中的憧憬，就很难作出清晰的描绘。中国古代教育希望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士”、成“贤”、成“圣”。对于士、贤、圣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说明，但很难有一个全面的描述和概括，而且其具体的内容还会随着时代、以及解释者的不同而作出各种修正。
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想，是因为它并不是现实，同现实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甚至可能与现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一个教育家在提倡一种新的教育理想、教育目的时，往往要对现实的教育状况，现实教育的结果进行批判，甚至大肆挞伐。
在新旧时代更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教育目的这种论述方法，有很大的感染力，但由于它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一般人觉得缺乏可操作性。
教育目的属于理想的范畴，它同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以及对人必的理解有关。因此，从不同的哲学观点出发就会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实用主义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目的，要素主义有要素主义的教育目的，永恒主义有永恒主义的教育目的，托马斯主义有托马斯主义的教育目的，存在主义有存在主义的教育目的，如此等等。各种社会学，又可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这样就使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
现在使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感到困惑的是，能不能在如此众多、甚至相互矛盾的教育目的中综合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教育目的。
（二）教育目的论上的分歧
近现代的教育同古代的教育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古代，教育是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以培养统治者为目的，教育目的上的纷争集中于怎样的统治者才是理想的，这种理想的统治者应当怎样培养。到了近现代，教育已经成了国家的事业、社会的事业、公共的事业。
为了统一管理全国或一个地区的教育，就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社会需要规定统一的公共教育的教育目的。而有人则反对用社会的教育目的束缚儿童的发展。他们主张从人的自然发展出发确定教育目的。其代表人物是卢梭。卢梭认为，人是从自然、人和事物三方面接受教育的。我们的器官和能力的自发的发展构成自然的教育；教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发展构成了人给我们的教育；从周围事物获得的个人经验构成事物的教育。当三种教育和谐发展走向一个目的时，人才走向真正的目标。
卢梭的这种理论提出于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他所反对的社会目的，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的教育目的。唯有推翻这种教育目的，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所需的人才的成长。卢梭的理论一经提出， 思想界的教育界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实际管理教育事务时，就需要更为 规定性，不能任教育自发地发展。
另一种理论，强调以提高社会效率为教育目的。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一些欧洲国家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必须在国家的保护之下才能得到自由，得到发展。个人的发展必须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教育的目的也应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确定，德国的凯兴斯泰纳就主张以公民教育为目的。所谓“公民教育”，是要通过对每个人的教育，以保证“(a)使他们懂得画家的职能，并(b)使他们达到最高的个人效率。”“作为保证个人效率的手段，教育应使学生在社会中找到和其能力相当的位置。”按照这一思路，教育的重点在于公民的责任和职业的准备。
社会效率的目的论亦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这种教育目的所考虑的方面过于狭隘，偏于物质，片面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服从。他们主张以文化为教育目的。教育应致力于发展受教育者的精神文化。
这几种教育目的论似乎是对立的，相互驳难，好像只能取共一而排除其他方面。杜威则另有见解。他认为，“对于这些目的，用不着选择，也不必把它看作相互竞争的对手。”因为，“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大量的目的，这些目的在当时当地都具有巨大的价值。”“在一个由权威统治的时代，呼唤极大的自由；在一个充满无组织的个人活动的时代，呼唤把社会控制作为一个教育目的。”杜威这种分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20世纪中，教育目的上的争论没有停息过：提倡社会需要者有之，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亦不在少数，除了理论上的探讨，有不少学者还作了不少实际的调查。有的调查学生的利益是什么，学生的需要是哪样；有的调查学生应具备哪些品质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调查所取得的材料当然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在不同之中亦有相同的部分。人们不难发现：个人的需要与社会对个人的需要之间有相同之处，或者说基本部分是可以重合的。其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每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在按照社会的要求行事。
当然，现实社会里是存在着矛盾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都会有不同的社会利益，他们相互冲突、甚至斗争。因而，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在教育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和目的。
制定公共教育目的时所面临的矛盾，从实质上来说，并不是教育理论上的社会效率和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作的斗争。制定公共教育目的，是一种政治行为。各国的教育目的总是本国的基本利益之所在，它要求各方面的利益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发展
正确地确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工作的进行是极为重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现在才趋于一致。
第一阶段是解放初至1956年。
在《共同纲领》里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②据此，在学校的暂行规程中规定：高等学校“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③中学要使学生的“身心获得全面的发展，以便为升入高等学校或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④小学“给儿童以全面的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自觉的、积极的成员。”⑤这些规定，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前奏。
1952年，我国宣布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教育方面作了如下的规定：“根据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渐提高人民文化水平。⑥
在这个阶段里，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建设事业服务，学校以培养建设人才为目的。受原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也有把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其着重点在于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发生争论的是在“全面发展”之下要不要加上“因材施教”这一条。
第二阶段是1957年至1966年。
1957年，毛泽东针对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形势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⑦
把毛泽东的论断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全面发展的人联系起来，是1958年的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说：“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意。”⑧
这个目的提出后，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亦带来了一些紊乱。
在1961年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件（草案）》时，保留了毛泽东提出的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提法，但明确声明：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⑨；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⑩。这三个条件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第三阶段是文化革命期间。
在文化革命期间，“破”字当头，建国后17年里积累起来的教育经验都遭到了批判。在教育目的方面虽然仍用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提法，但实际上已作了实质性的篡改。在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的情况下，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培养普通劳动者，而讳言教育负有培养知识分子、专家、技术人员的任务。根据“文革”的需要，强调青年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战士”、“反潮流”的英雄等等。总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敢于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反的革命者。
第四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要求对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的作出明确的回答。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
“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挥祖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11)
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要求所有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想、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2)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4)。这已经成为全国必须遵行的法律要求。
三、关于我国教育目的的几个认识问题
教育目的反映了人们对未来人才的期望，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又是应当符合当前的具体国情的，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正确地认识国情，是确定教育目的的前提。建国后，教育目的上的分歧、争论也在于对基本国情有不同的估计而造成的。现在，应当在这几方面统一我们的认识。
⒈关于青年一代的责任。
建国初，全国工作的重心是非常明确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全国解放后在新解放区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进行土地革命，但全国工作的重心已转向城市，转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当时预计，完成土改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青年一代的任务将是进行建设。青年都应成为建设者。同时，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青年要承担保卫祖国的任务，青年是建设者又是保卫者。建设需要知识，需要科学，青年一代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1956年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有志青年争当“红色专家”，勇攀科学高峰。在各级各类学校里都洋溢着浓厚的学习风气。
1956年，全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但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认为，全国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矛盾，应把注意力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反右”的扩大化，模糊了党和人们的视线，以致在相当长时期里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有抓住阶级斗争才能促进社会发展，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两个工作重心；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经济建设。国家就在这二个中心之间摇摆，时而强调建设的方面，时而强调革命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责任是什么也就成了问题，有时强调要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有时又将向资产阶级斗争提到了首位。在1957—1966年间，总的趋势是“阶级斗争”这个纲越举越高，青年学生时刻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准备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于是造成了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一声号令，青年一代立即投身于揪“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经过“文革”的教训，我国重新审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拨正了方向。“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5)。实事求是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仅仅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要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按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时期，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部署全国的工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青年的任务也就很明确了：青年一代应当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和保持政权，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这个制度，我们可对付敌对势力的破坏，保卫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劳动制度，保证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决定于人心的归属，只有靠实实在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国计民生的大事，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使之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发展。抓住经济建设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青年一代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行动，也在实际上继承了老一辈革命者开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青年肩上建设和接班是统一的，一肩两任，都要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
⒉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1958年以后突出地提出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有革命的觉悟又要有做好革命工作的实际本领。1958年突出地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同时当时的形势有关的。在“反右”扩大化的影响下，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甚至是正确的观点，都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社会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同时，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实现共产主义似乎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于是要求全社会人人都应迅速地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要求青年一代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政治统帅业务，既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又有最高深的学识，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共产主义者。教育要以培养这样的人为目的。
“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政治统帅业务”等口号一经提出，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青年们对这一目标是心向往之，而又深感缺乏具体的标准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于是，一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红与专的标准，并据此去批判各种“错误”的倾向。这样必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一时间只敢讲红，不敢讲专，不敢讲高等学校要培养专家，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为了澄清一模糊的认识，1961年在讨论文科教材时，周扬提出：“红同专都是没有止境的，知识增长也是没有止境的”。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红”的标准“首先要求学生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也不可能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建设国家，主要是要培养大量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人才。”对“白”也要定个标准，“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他反对将红与白这种政治概念无限制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中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16)
陈毅在1961年也淳淳教育青年要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结合起来。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一个技术熟练的飞机驾驶员如果不爱国，把飞机开到了国外去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只有爱国热情，不掌握驾驶技术不能把飞机开起来或者上了天就掉下来了，也不是一个好的飞机驾驶员。他勉强青年既要政治思想好，又要掌握熟练的技术为祖国服务。
按此思想，60年代制定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里分别规定了对学生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或者说是德与智方面的明确要求，使学生有了明确、具体的努力方向，激发了学生奋发上进的热情。学校工作走上了正轨。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再次被搞乱。一时间，似乎只要所谓政治上好，敢于去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即使是全国青年一代变成文盲亦在所不惜，似乎只要有了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就一定可以上去。其恶果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文革”期间的紊乱状况，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就提出，学校的重要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认为，“学校应该永远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四人帮’把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说成什么‘智育第一’是彻底的荒谬，而且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实际上的取消和背叛”(17)。
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我国重新修改了60年代制定的各级学校工作的条例，对各级学生的德和智提出了有区别的明确的要求，使学校教育工作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来的反复使我们认识到：对每个人来说，德与智（才）、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不能偏废的，片面强调德、红、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排斥与否定智（才）、专、业务是一种“左”的表现。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由于各人的条件不同，志趣不同，以及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可以有所侧重。在学校教育中，应根据各级学校学生的水平提出具体的要求。
⒊关于教育与消灭体脑差别、城乡差别。
1958年，我国洋溢着一种盲目的乐观主认情绪，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消灭体脑的差别和城乡的差别，因而要求学校培养体脑结合的人推动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措施不当，造成了不少问题问题现在应当重新研讨。
首先讨论教育与城乡差别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到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将融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强调要消灭城乡差别，蛤实际进程却漫长而艰巨。
在建国初，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出现了农民流入城市的高峰，几乎每年有500万农民进入城市，使城市一时难以适应。1953年以后就开始限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但城镇人口还在增加，1957—1960年增长更快，由9949万人增至13073万人。以后，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动员职工下乡以减少城镇人口，并用户籍制度限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1968年之后的10年内又有1600多万知于、干部等各种人员向农村倒流。城乡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形成了二元化结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和相距甚远。据研究，农民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1955年为1∶2.4；1979年扩大为2∶2.9；1985年农村改革兴起后差距缩小为1:2.2，1991年又上升为1:3.0。这意味着城里人的日子比乡下人好上3倍。如何使农村发展起来，缩小城乡差距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农村要发展主要的问题是，一要使农业现代化，二要使由于农业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这两项又是要同步进行的。如果农业方面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适当的安排，仍然滞留于农村，就会限制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据估计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达1.5亿。如果每年转移出450万人，到2010年时才能将剩余劳动力中的50%转到非农业部门。
据此，我们就得重新构思发展农村教育的思路，在前一时期农村教育的重点放在普及教育和动员农村人口安心于农业生产方面。这条思想有它合理的一面，普及教育，普遍提高农村人口安心于农业生产方面。这条思路有它合理的一面，普及教育，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农村的发展，但又有不足之处，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就业分化的需要。现在一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已经认识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要致富，仅靠农业本身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努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使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教育也要作相应的改革，要“压缩普教规模，发展职业教育”，要“改革普教的内容，氢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对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定时期的职业技术培训。(18)
缩小城乡差距的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率。我国的城市化率还是很低的。1992年11.71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72.4%，城市化率只有27.6%，远远落后于48%的工业化率。这种状况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预计2000年城市化率提高到40%，2010年时提高到50%。
提高城市化率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教育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教育的任务庆当使大批转向城市的农村居民适应城市文化，并掌握一定的在城市谋生的职业技能。
农村的村落文化同城市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农村进入城镇，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都会有很大的不适应。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沟通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居民和刚来城市不久的居民和刚来城市不久的居民之间的交流、合作。教育要承担新来居民的职业培训的任务，并作好职业指导工作使之能在劳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其次讨论教育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候，旧式的分工将要消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那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将消失，人们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成为多方面发展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发展的规律得出的结论。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在资本主义中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产生一些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歪曲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的关系，以致影响到教育政策。现在需要澄清这些关系。
先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状况。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形成了直接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从事工艺、设计、管理，一部分人从事制作，两部分人的劳动构成了企业产品价值的要素。社会上还有一部分脱离生产过程的脑力劳动者亦得依附于物质生产过程。由于一部分脑力劳动者从事管理工作，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就往往同工人处于对立的地位。
但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状部旬在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工（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程序有了明显地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工业自动化的程序提高，生产要求工人具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这些国家里，体力劳动者中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者已不在少数，在企业里白领工人已占有相当数量。
195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技术和管理业务的“白领工人”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这种趋势今后还将继续发展。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体系完整的以研究开发为对象的知识生产部门。知识生产部门独立地物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而且是决定经济发展前途的关键产业。从事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不仅是产业大军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决定性的力量。
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分工中所发生的变化。
在我国，对知识分子的情况也要作具体分析。建国初，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作的分析。为了推进建设事业，建国后，我国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其数量远过于解放前知识分子的数目。对这部分人应该怎么看？有时被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更多的时候是将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的估计推而广之，把他们概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被“四人帮”利用，以致在文革期间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
针对“四人帮”的罪行，邓小平在1978年对我国知识分子作出了另一个估计：“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因而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个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19)。中共十四大又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并不是毛与皮的关系。他们都在创造着社会主义财富，既有物质财富亦有精神财富。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根据这些认识，过去那种强迫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甚至用知识分子转入体力劳动部门来实现体脑结合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是相当薄弱的。要实现“四化”的目标，教育界必须把培养知识分子和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作为光荣的职责。同时，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使工人、农民都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可以在脑力劳动部门和体力劳动部门之间自由地流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分工合作。
⒋关于德、智、休多方面的发展。教育目的是促进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到底有哪些方面应当得到发展呢？对此也是有争议的。这是由于对人的素质作不同分类所引起的。
一个人的发展包含着生理的和心理的两个方面。要促进人的生理方面的发展，必须对受教育者进行体育，使他们的机体得到健康的发展，并不断提高其机能。这是心理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可是，我国教育界一直未能把体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有许多教育措施甚至是直接损害学生健康的。现在应当把增强学生的体质提到极为重要的地位上来，要使受教育者在生理方面得到健康的发展。
人的心理发展的标志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事物离不开真、善、美三个方面。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地认识直、善、美并创造真、善、美，也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将真、善、美同智育、德育、美育直接等同起来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但就主要方面来说又确实是这样。学校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使学生求得真知识、知善、知识美，并在建设工作中体现真、善、美。近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也就越来越重视学生对技术和劳动技能的掌握，主张对青年进行技术教育和劳动技能教育。
上述所举几项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各育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有了发展的观点，就可以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全面发展，根据我国的教训，不能理解为要求学生样样都好的平均发展，也不能理解为人人都要发展成为一样的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同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并不是对立的、矛盾的，人的发展既应是全面的、和谐的，又应是有鲜明个性的。唯其如此，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多方面的需要。综观我国教育的各方面的变化，可见我国经常受到“左”的干扰，在教育方面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教育标准，影响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现在，我们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既是理想的又是切实可行的教育目的和目标。
注释：
①[英]约翰·怀特著，李永宏等译：《再论教育目的》，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③④⑤⑥⑦(12)(14)(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见张葆奎主编《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67、76、126、405、421、797、345—349页。
⑧《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同上，第381页。
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同上，第28页。
⑩《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件（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同上，第405、421页。
(11)《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13)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中国教育和发展文献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17)《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8—59页。
(18)刘荣勤、秦庆武：《农村教育与农村现代化——山东莱芜农科教协调发展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9)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第29—30页。
收稿日期：1996年7月4日
作者介绍：金一鸣，男，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作者：金一鸣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1期
提要 教育目的是教育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本文通过关于世界上教育目的的问题的分歧分析，以及中国建国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变化和认识，认为新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统一思想：⒈对青年一代的责任；⒉红营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⒊教育与消灭体脑差别、城乡差别；⒋德、智、体多方面的发展，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 教育目的 教育思想
本文的重点在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当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一些国际上有争方的问题。
一、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概述
在教育目的方面，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分歧。
英国的教育学家约翰·怀特在概括当前的主要观点时说：“一些人认为教育应当从其自身出发提高学生的理解力（或者知识、推理能力以及智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应当帮助每个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有些人把‘个性’和‘自治’看作头等重要的东西。有些人相信全面发展，相信在理论知识和实践成就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另外一些人则更重视在一些专门领域中取得杰出成绩。还有一些人提倡社会的需求，倡导确保为社会提供一支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劳动大军以及确保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民主制度。一些人强调艺术与文化，另一些人强调人的道德品质。总之，教育目的之多几乎无穷无尽。”①
在教育目的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同下述两点有关。
（一）教育目的是一种教育理想
每个教育工作者在进行工作时，都有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的可能是明确的，可以用文字或语言明晰地表达出来，也可能是比较模糊的、笼统的，但在实际上指导着他的工作。教育家在阐述其教育思想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教育目的。教育目的隐含着其理想的新人的形象，亦会包含着其对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解，人的理想形象和教育的理想作用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理想的人的形象是按其对教育的理想作用的理解来设计的。
由于教育目的是一种理想，是教育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人心目中的憧憬，就很难作出清晰的描绘。中国古代教育希望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士”、成“贤”、成“圣”。对于士、贤、圣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说明，但很难有一个全面的描述和概括，而且其具体的内容还会随着时代、以及解释者的不同而作出各种修正。
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想，是因为它并不是现实，同现实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甚至可能与现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一个教育家在提倡一种新的教育理想、教育目的时，往往要对现实的教育状况，现实教育的结果进行批判，甚至大肆挞伐。
在新旧时代更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教育目的这种论述方法，有很大的感染力，但由于它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一般人觉得缺乏可操作性。
教育目的属于理想的范畴，它同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以及对人必的理解有关。因此，从不同的哲学观点出发就会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实用主义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目的，要素主义有要素主义的教育目的，永恒主义有永恒主义的教育目的，托马斯主义有托马斯主义的教育目的，存在主义有存在主义的教育目的，如此等等。各种社会学，又可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这样就使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
现在使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感到困惑的是，能不能在如此众多、甚至相互矛盾的教育目的中综合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教育目的。
（二）教育目的论上的分歧
近现代的教育同古代的教育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古代，教育是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以培养统治者为目的，教育目的上的纷争集中于怎样的统治者才是理想的，这种理想的统治者应当怎样培养。到了近现代，教育已经成了国家的事业、社会的事业、公共的事业。
为了统一管理全国或一个地区的教育，就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社会需要规定统一的公共教育的教育目的。而有人则反对用社会的教育目的束缚儿童的发展。他们主张从人的自然发展出发确定教育目的。其代表人物是卢梭。卢梭认为，人是从自然、人和事物三方面接受教育的。我们的器官和能力的自发的发展构成自然的教育；教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发展构成了人给我们的教育；从周围事物获得的个人经验构成事物的教育。当三种教育和谐发展走向一个目的时，人才走向真正的目标。
卢梭的这种理论提出于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他所反对的社会目的，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的教育目的。唯有推翻这种教育目的，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所需的人才的成长。卢梭的理论一经提出， 思想界的教育界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实际管理教育事务时，就需要更为 规定性，不能任教育自发地发展。
另一种理论，强调以提高社会效率为教育目的。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一些欧洲国家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必须在国家的保护之下才能得到自由，得到发展。个人的发展必须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教育的目的也应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确定，德国的凯兴斯泰纳就主张以公民教育为目的。所谓“公民教育”，是要通过对每个人的教育，以保证“(a)使他们懂得画家的职能，并(b)使他们达到最高的个人效率。”“作为保证个人效率的手段，教育应使学生在社会中找到和其能力相当的位置。”按照这一思路，教育的重点在于公民的责任和职业的准备。
社会效率的目的论亦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这种教育目的所考虑的方面过于狭隘，偏于物质，片面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服从。他们主张以文化为教育目的。教育应致力于发展受教育者的精神文化。
这几种教育目的论似乎是对立的，相互驳难，好像只能取共一而排除其他方面。杜威则另有见解。他认为，“对于这些目的，用不着选择，也不必把它看作相互竞争的对手。”因为，“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大量的目的，这些目的在当时当地都具有巨大的价值。”“在一个由权威统治的时代，呼唤极大的自由；在一个充满无组织的个人活动的时代，呼唤把社会控制作为一个教育目的。”杜威这种分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20世纪中，教育目的上的争论没有停息过：提倡社会需要者有之，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亦不在少数，除了理论上的探讨，有不少学者还作了不少实际的调查。有的调查学生的利益是什么，学生的需要是哪样；有的调查学生应具备哪些品质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调查所取得的材料当然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在不同之中亦有相同的部分。人们不难发现：个人的需要与社会对个人的需要之间有相同之处，或者说基本部分是可以重合的。其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每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在按照社会的要求行事。
当然，现实社会里是存在着矛盾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都会有不同的社会利益，他们相互冲突、甚至斗争。因而，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在教育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和目的。
制定公共教育目的时所面临的矛盾，从实质上来说，并不是教育理论上的社会效率和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作的斗争。制定公共教育目的，是一种政治行为。各国的教育目的总是本国的基本利益之所在，它要求各方面的利益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发展
正确地确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工作的进行是极为重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现在才趋于一致。
第一阶段是解放初至1956年。
在《共同纲领》里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②据此，在学校的暂行规程中规定：高等学校“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③中学要使学生的“身心获得全面的发展，以便为升入高等学校或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④小学“给儿童以全面的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自觉的、积极的成员。”⑤这些规定，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前奏。
1952年，我国宣布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教育方面作了如下的规定：“根据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渐提高人民文化水平。⑥
在这个阶段里，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建设事业服务，学校以培养建设人才为目的。受原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也有把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其着重点在于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发生争论的是在“全面发展”之下要不要加上“因材施教”这一条。
第二阶段是1957年至1966年。
1957年，毛泽东针对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形势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⑦
把毛泽东的论断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全面发展的人联系起来，是1958年的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说：“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意。”⑧
这个目的提出后，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亦带来了一些紊乱。
在1961年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件（草案）》时，保留了毛泽东提出的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提法，但明确声明：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⑨；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⑩。这三个条件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第三阶段是文化革命期间。
在文化革命期间，“破”字当头，建国后17年里积累起来的教育经验都遭到了批判。在教育目的方面虽然仍用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提法，但实际上已作了实质性的篡改。在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的情况下，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培养普通劳动者，而讳言教育负有培养知识分子、专家、技术人员的任务。根据“文革”的需要，强调青年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战士”、“反潮流”的英雄等等。总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敢于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反的革命者。
第四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要求对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的作出明确的回答。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
“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挥祖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11)
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要求所有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想、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2)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4)。这已经成为全国必须遵行的法律要求。
三、关于我国教育目的的几个认识问题
教育目的反映了人们对未来人才的期望，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又是应当符合当前的具体国情的，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正确地认识国情，是确定教育目的的前提。建国后，教育目的上的分歧、争论也在于对基本国情有不同的估计而造成的。现在，应当在这几方面统一我们的认识。
⒈关于青年一代的责任。
建国初，全国工作的重心是非常明确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全国解放后在新解放区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进行土地革命，但全国工作的重心已转向城市，转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当时预计，完成土改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青年一代的任务将是进行建设。青年都应成为建设者。同时，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青年要承担保卫祖国的任务，青年是建设者又是保卫者。建设需要知识，需要科学，青年一代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1956年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有志青年争当“红色专家”，勇攀科学高峰。在各级各类学校里都洋溢着浓厚的学习风气。
1956年，全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但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认为，全国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矛盾，应把注意力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反右”的扩大化，模糊了党和人们的视线，以致在相当长时期里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有抓住阶级斗争才能促进社会发展，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两个工作重心；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经济建设。国家就在这二个中心之间摇摆，时而强调建设的方面，时而强调革命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责任是什么也就成了问题，有时强调要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有时又将向资产阶级斗争提到了首位。在1957—1966年间，总的趋势是“阶级斗争”这个纲越举越高，青年学生时刻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准备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于是造成了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一声号令，青年一代立即投身于揪“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经过“文革”的教训，我国重新审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拨正了方向。“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5)。实事求是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仅仅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要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按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时期，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部署全国的工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青年的任务也就很明确了：青年一代应当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和保持政权，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这个制度，我们可对付敌对势力的破坏，保卫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劳动制度，保证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决定于人心的归属，只有靠实实在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国计民生的大事，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使之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发展。抓住经济建设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青年一代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行动，也在实际上继承了老一辈革命者开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青年肩上建设和接班是统一的，一肩两任，都要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
⒉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1958年以后突出地提出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有革命的觉悟又要有做好革命工作的实际本领。1958年突出地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同时当时的形势有关的。在“反右”扩大化的影响下，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甚至是正确的观点，都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社会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同时，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实现共产主义似乎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于是要求全社会人人都应迅速地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要求青年一代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政治统帅业务，既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又有最高深的学识，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共产主义者。教育要以培养这样的人为目的。
“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政治统帅业务”等口号一经提出，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青年们对这一目标是心向往之，而又深感缺乏具体的标准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于是，一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红与专的标准，并据此去批判各种“错误”的倾向。这样必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一时间只敢讲红，不敢讲专，不敢讲高等学校要培养专家，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为了澄清一模糊的认识，1961年在讨论文科教材时，周扬提出：“红同专都是没有止境的，知识增长也是没有止境的”。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红”的标准“首先要求学生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也不可能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建设国家，主要是要培养大量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人才。”对“白”也要定个标准，“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他反对将红与白这种政治概念无限制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中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16)
陈毅在1961年也淳淳教育青年要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结合起来。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一个技术熟练的飞机驾驶员如果不爱国，把飞机开到了国外去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只有爱国热情，不掌握驾驶技术不能把飞机开起来或者上了天就掉下来了，也不是一个好的飞机驾驶员。他勉强青年既要政治思想好，又要掌握熟练的技术为祖国服务。
按此思想，60年代制定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里分别规定了对学生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或者说是德与智方面的明确要求，使学生有了明确、具体的努力方向，激发了学生奋发上进的热情。学校工作走上了正轨。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再次被搞乱。一时间，似乎只要所谓政治上好，敢于去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即使是全国青年一代变成文盲亦在所不惜，似乎只要有了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就一定可以上去。其恶果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文革”期间的紊乱状况，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就提出，学校的重要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认为，“学校应该永远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四人帮’把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说成什么‘智育第一’是彻底的荒谬，而且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实际上的取消和背叛”(17)。
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我国重新修改了60年代制定的各级学校工作的条例，对各级学生的德和智提出了有区别的明确的要求，使学校教育工作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来的反复使我们认识到：对每个人来说，德与智（才）、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不能偏废的，片面强调德、红、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排斥与否定智（才）、专、业务是一种“左”的表现。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由于各人的条件不同，志趣不同，以及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可以有所侧重。在学校教育中，应根据各级学校学生的水平提出具体的要求。
⒊关于教育与消灭体脑差别、城乡差别。
1958年，我国洋溢着一种盲目的乐观主认情绪，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消灭体脑的差别和城乡的差别，因而要求学校培养体脑结合的人推动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措施不当，造成了不少问题问题现在应当重新研讨。
首先讨论教育与城乡差别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到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将融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强调要消灭城乡差别，蛤实际进程却漫长而艰巨。
在建国初，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出现了农民流入城市的高峰，几乎每年有500万农民进入城市，使城市一时难以适应。1953年以后就开始限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但城镇人口还在增加，1957—1960年增长更快，由9949万人增至13073万人。以后，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动员职工下乡以减少城镇人口，并用户籍制度限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1968年之后的10年内又有1600多万知于、干部等各种人员向农村倒流。城乡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形成了二元化结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和相距甚远。据研究，农民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1955年为1∶2.4；1979年扩大为2∶2.9；1985年农村改革兴起后差距缩小为1:2.2，1991年又上升为1:3.0。这意味着城里人的日子比乡下人好上3倍。如何使农村发展起来，缩小城乡差距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农村要发展主要的问题是，一要使农业现代化，二要使由于农业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这两项又是要同步进行的。如果农业方面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适当的安排，仍然滞留于农村，就会限制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据估计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达1.5亿。如果每年转移出450万人，到2010年时才能将剩余劳动力中的50%转到非农业部门。
据此，我们就得重新构思发展农村教育的思路，在前一时期农村教育的重点放在普及教育和动员农村人口安心于农业生产方面。这条思想有它合理的一面，普及教育，普遍提高农村人口安心于农业生产方面。这条思路有它合理的一面，普及教育，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农村的发展，但又有不足之处，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就业分化的需要。现在一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已经认识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要致富，仅靠农业本身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努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使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教育也要作相应的改革，要“压缩普教规模，发展职业教育”，要“改革普教的内容，氢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对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定时期的职业技术培训。(18)
缩小城乡差距的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率。我国的城市化率还是很低的。1992年11.71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72.4%，城市化率只有27.6%，远远落后于48%的工业化率。这种状况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预计2000年城市化率提高到40%，2010年时提高到50%。
提高城市化率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教育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教育的任务庆当使大批转向城市的农村居民适应城市文化，并掌握一定的在城市谋生的职业技能。
农村的村落文化同城市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农村进入城镇，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都会有很大的不适应。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沟通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居民和刚来城市不久的居民和刚来城市不久的居民之间的交流、合作。教育要承担新来居民的职业培训的任务，并作好职业指导工作使之能在劳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其次讨论教育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候，旧式的分工将要消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那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将消失，人们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成为多方面发展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发展的规律得出的结论。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在资本主义中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产生一些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歪曲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的关系，以致影响到教育政策。现在需要澄清这些关系。
先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状况。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形成了直接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从事工艺、设计、管理，一部分人从事制作，两部分人的劳动构成了企业产品价值的要素。社会上还有一部分脱离生产过程的脑力劳动者亦得依附于物质生产过程。由于一部分脑力劳动者从事管理工作，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就往往同工人处于对立的地位。
但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状部旬在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工（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程序有了明显地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工业自动化的程序提高，生产要求工人具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这些国家里，体力劳动者中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者已不在少数，在企业里白领工人已占有相当数量。
195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技术和管理业务的“白领工人”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这种趋势今后还将继续发展。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体系完整的以研究开发为对象的知识生产部门。知识生产部门独立地物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而且是决定经济发展前途的关键产业。从事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不仅是产业大军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决定性的力量。
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分工中所发生的变化。
在我国，对知识分子的情况也要作具体分析。建国初，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作的分析。为了推进建设事业，建国后，我国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其数量远过于解放前知识分子的数目。对这部分人应该怎么看？有时被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更多的时候是将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的估计推而广之，把他们概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被“四人帮”利用，以致在文革期间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
针对“四人帮”的罪行，邓小平在1978年对我国知识分子作出了另一个估计：“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因而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个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19)。中共十四大又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并不是毛与皮的关系。他们都在创造着社会主义财富，既有物质财富亦有精神财富。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根据这些认识，过去那种强迫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甚至用知识分子转入体力劳动部门来实现体脑结合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是相当薄弱的。要实现“四化”的目标，教育界必须把培养知识分子和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作为光荣的职责。同时，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使工人、农民都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可以在脑力劳动部门和体力劳动部门之间自由地流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分工合作。
⒋关于德、智、休多方面的发展。教育目的是促进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到底有哪些方面应当得到发展呢？对此也是有争议的。这是由于对人的素质作不同分类所引起的。
一个人的发展包含着生理的和心理的两个方面。要促进人的生理方面的发展，必须对受教育者进行体育，使他们的机体得到健康的发展，并不断提高其机能。这是心理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可是，我国教育界一直未能把体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有许多教育措施甚至是直接损害学生健康的。现在应当把增强学生的体质提到极为重要的地位上来，要使受教育者在生理方面得到健康的发展。
人的心理发展的标志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事物离不开真、善、美三个方面。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地认识直、善、美并创造真、善、美，也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将真、善、美同智育、德育、美育直接等同起来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但就主要方面来说又确实是这样。学校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使学生求得真知识、知善、知识美，并在建设工作中体现真、善、美。近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也就越来越重视学生对技术和劳动技能的掌握，主张对青年进行技术教育和劳动技能教育。
上述所举几项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各育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有了发展的观点，就可以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全面发展，根据我国的教训，不能理解为要求学生样样都好的平均发展，也不能理解为人人都要发展成为一样的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同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并不是对立的、矛盾的，人的发展既应是全面的、和谐的，又应是有鲜明个性的。唯其如此，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多方面的需要。综观我国教育的各方面的变化，可见我国经常受到“左”的干扰，在教育方面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教育标准，影响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现在，我们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既是理想的又是切实可行的教育目的和目标。
注释：
①[英]约翰·怀特著，李永宏等译：《再论教育目的》，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③④⑤⑥⑦(12)(14)(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见张葆奎主编《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67、76、126、405、421、797、345—349页。
⑧《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同上，第381页。
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同上，第28页。
⑩《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件（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同上，第405、421页。
(11)《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13)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中国教育和发展文献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17)《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8—59页。
(18)刘荣勤、秦庆武：《农村教育与农村现代化——山东莱芜农科教协调发展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9)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第29—30页。
收稿日期：1996年7月4日
作者介绍：金一鸣，男，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