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主讲人：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
核心提示
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
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
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
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
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
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
他就安静地回来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
决定了他不具有非农耕的侵略性。
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
一个家庭，一个朝廷。
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
忠孝就两全了。
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
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
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
“巨人性格”引发全世界好奇
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着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个好奇带有一种让我们不安的成分，我们对他们造成了不安，他们的疑虑又造成了我们的不安。前不久我在一个国际商会上演讲，居然有一些国家怀疑我们食品质量出现问题是全中国人的集体阴谋，这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只能说他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以他们视角来看，突然之间，眼前走过一个巨人， GDP、人口总量等都清楚，但唯一不了解的是他的性格。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全世界都希望能够了解。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国际经济文化讨论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惊讶。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发达或是不发达，任何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选择。为了安全感也好，荣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全部属于文化范畴。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造成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基本点是什么？走向现代的障碍在哪里？
郑和为何没带点黄金回来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条，太复杂了。首先可以肯定，我们在讲“文化”这两个字的时候，它最原始的意义指的是人的痕迹。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就是说我们在那地质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人的痕迹，我们就不叫它文化。人的痕迹当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成熟时期的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我们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我们缺少像地中海、波斯湾这样的内海，我们面对的是渺渺的太平洋，这对古人来说是没法被利用的，我们只有一个内海——渤海湾，太小了。海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虽然很靠近，实际比较陌生，主要是打渔、晒盐，是烟波浩渺、难于了解的地方，很难进行运输、航行，海洋就没有充分的发挥起来。中原部位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草原很难种稻子，种稻子和不种稻子的界限就是四百毫米降雨量，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可以种稻子，那是农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只能牧马。很奇怪，我们的长城正好和四百毫米降雨量的线重叠，可见我们的长城就是农耕文明防止游牧文明侵犯的界限。尽管游牧文明后来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主体还是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思想不想远征，迷恋脚下的熟土，对远方的生土走走看看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根，哪怕不是农民的书生，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书生在京城呆了好久，觉得是客居京城，最终目的是要回家，其实他五十年都在京城，这完全是一个农民思维。中华文明对远方土地没有兴趣，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思维，哪怕是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走了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安家，侵占对方领土。这证明什么？这不是明代的政策，证明是农耕文化的本能。成吉思汗远征，是因为游牧文明，而他的孙子要建立元朝、问鼎中华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农耕文明结束远征。
农耕文明带来了第二个思维，不喜欢极端，因为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夏天的极端不是热上加热，是秋天的凉风。冬天的极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开。极端没有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太大奇迹，中国文化的思维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对一切极端的梦想。重现了中庸的哲学，然后又重现了中庸之道。以前有好多年轻学者，说郑和那么好的船队，怎么就不拿点黄金回来？也可以像哥伦布那样去海外建立几个中华帝国？为什么不这样？我说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他就安静地回来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非极端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为我们的祖先感到
骄傲。世界上的极端，它一定是带有一种非农耕的侵略性，产生的根子是游牧或海洋文明。中庸之道是了不起的思维。季羡林先生讲，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物，这讲得很有道理，要相信按照中国思维，两种不同极端当中，一定有一个交集点或者一个合适点，让两方面都能勉强接受的点，中庸之道就找这个点。因为不断地找这个点，所以世界能够保持基本的和谐，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智慧。
与“水”有关系的统“治”
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化。占地面积多大呢？黄河流域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罗河、上尼罗河、下尼罗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4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万平方公里。希腊文明的范围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简单地说，当时其他所有古代文明总的地域加起来，只有中华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中华文明的体量极大，以前我们讲得多的是黄河文明，后来慢慢挖掘知道长江文明也了不起，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明，哪一个挖出来不都是震惊中外。我们写文章经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识，动不动就是天下，为什么呢？中华文化气魄宏伟，不会仅考虑家门前那一点东西。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教授研究地理环境，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华文明因为是农耕文明，就是长江、黄河文明，长江、黄河流遍中国那么多地方，就凭这一点，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被分离，因为如果不统一的话，治水就没法治，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这两条大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动脉，就决定了中国非统一不可。任何军阀混战，目标都是由谁来统一，统一是一个中心思维。马克斯·韦伯还说，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而且据他所知，都是水作为偏旁的。这话很有意思，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有一种整体智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叫“气”，有“气”。有的国家虽然很精致，但是就缺少一股气。 “余教授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或者到这儿来移民”，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些国家的“气”不够，这样一股气非常养人，能捕到一种我所熟悉的文化。
《论语》亲切如外公给我的信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华文化参与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释迦牟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岁，比庄子大十五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最聪明的人几乎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还不清楚，但只能告诉大家他们同时出现了，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分工。希腊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思考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是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思考的是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思考的是社会管理。分工那么精确，小重复有，大重复没有。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人类成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没有缺席，贡献还很大，这让我们很骄傲。尽管当时没有互相交流，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 秦汉帝国使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文化，是天上飘的云、地下流的水，自由而美丽，遗憾的是它很容易飘走流逝。这个时候需要有帝国的行政力量来选择自己民族的智慧，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来。文化人有时候不喜欢行政力量，但是在文明还处于随时可能流散的状态时，这个行政力量就太重要了。世界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帝国时代。最早是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当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东西方出现了两个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规定，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和户籍制。 我走遍了世界，看到很多地方的古文字，没有人认识这些古文字。这是什么字？不认识。我们不认识，当地人也不认识。埃及太阳神庙廊柱上的那些象形文字，据说只有少数考古学家能认出一部分。至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专家能读懂，但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就是完全不能传播的文字。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中国的文字也会这样，中国的历史就没了。古代世界各国打仗，赢者首先要让输者忘记自己王朝的记忆，忘记记忆的最好方法是让你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在整个文明上得服从了。中国恰恰相反，统一文字以后，这种现象就不能发生了。你消灭我的文字没用，你的文字就是我的文字，全中国只有一种文字。我在国外常说，
我晚上读《论语》，很像前天收到我乡下外公写给我的信，非常亲切。谁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字了，这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如果没有行政力量加以规范，就做不到。
秦汉帝国连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开放互融的文化。如梁启超所说，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使中华文化成为亚洲的文化。佛教的传入，证明中华文化有一种气度。任何一个宗教的传播往往有一个特点，如果那个地方文化浓度很高，就很难传入。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还处于原始时代，就比较容易传入。中国的奇迹是，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了，诸子百家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思维体系，我们已经有自己完整的文化构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还能浩浩荡荡地传入，而且能够深入朝野，这是一个奇迹。几千年来，它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息与共，互相滋养。甚至到后来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建立他们的理学和心学，都受到了佛学的重大影响。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历代开明皇帝的思维，用儒家治国，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体。基本上是多元并举，不仅国家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这是中华文化非常好的开放互融的态势。
忠孝之外，还有公共空间
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明代开始的。尽管当时国家力量并不弱，比如中庸之道都在发挥作用，但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欧洲相比，在时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有差距。第一个我们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从明代开始和欧洲显现的巨大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做什么呢？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还有拉斐尔的画在公共空间里展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市民每天评价。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对古文化进行认知。中国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公共空间的集体认知。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也有艺术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没有公共空间一说。今天我们的旅游者到国外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很难说是没有道德，是因为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
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历史上就有缺陷。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一个家庭，一个朝廷。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忠孝就两全了。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当县官出门，两块牌子肃静、回避，把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第一点，就市民社会和近代社会建立公共空间的觉醒，在明清就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落后在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制度或体制。
第二个，时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间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这话有点复杂，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学问说话给皇帝，而是需要对公共空间发言。有个总结很有趣，是说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等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真等来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主意，国破家亡更快。这是当时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我需要康德讲过的一句话：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康德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句话很短，但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缺少的。公共空间就是知识分子要发言的地方，他的使命就是在公共空间敢于对国家、社会、民族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
康熙皇帝领导着纪晓岚先生编成了一套《四库全书》，花了9年时间，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把过去中华文明最优秀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当然也有很大的遗憾，就是清王朝把不利于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删掉篡改了，不过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在这9年当中西方发生了什么？瓦特发明了联动式的蒸汽机；德国造出了第一座铁桥；英国造出了第一条铁轨；法国完成了热气球的飞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如果说这是自然科学，那么社会科学呢？亚当·斯密创立了《国富论》；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论》，与此同时歌德、孔迪亚克都有关键性的创造。这一比就发觉头有点晕了，同样的9年，我们总是在收集整理，他们在面向未来，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在咬文嚼字，这就与他们拉开差距。几十年以后，两个文明打起来了，我刚才说的是18世纪的后期， 19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打起来了，打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惨败！ 惨败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确实有足够的民族性，但是缺少了时代性，这是大问题。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追
赶？每次去国外，看到中国展出的永远是京剧脸谱、针灸和阴森森的几个老人雕像，永远不亲切，不能让大家感到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一定要大家看到真正的亲切，这样我们的民族性才能活起来，才能让时代性中加入中国人的生命力。 （根据余秋雨在南京图书馆的报告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李月宁整理编辑
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主讲人：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
核心提示
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
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
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
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
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
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
他就安静地回来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
决定了他不具有非农耕的侵略性。
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
一个家庭，一个朝廷。
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
忠孝就两全了。
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
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
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
“巨人性格”引发全世界好奇
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着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个好奇带有一种让我们不安的成分，我们对他们造成了不安，他们的疑虑又造成了我们的不安。前不久我在一个国际商会上演讲，居然有一些国家怀疑我们食品质量出现问题是全中国人的集体阴谋，这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只能说他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以他们视角来看，突然之间，眼前走过一个巨人， GDP、人口总量等都清楚，但唯一不了解的是他的性格。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全世界都希望能够了解。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国际经济文化讨论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惊讶。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发达或是不发达，任何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选择。为了安全感也好，荣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全部属于文化范畴。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造成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基本点是什么？走向现代的障碍在哪里？
郑和为何没带点黄金回来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条，太复杂了。首先可以肯定，我们在讲“文化”这两个字的时候，它最原始的意义指的是人的痕迹。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就是说我们在那地质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人的痕迹，我们就不叫它文化。人的痕迹当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成熟时期的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我们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我们缺少像地中海、波斯湾这样的内海，我们面对的是渺渺的太平洋，这对古人来说是没法被利用的，我们只有一个内海——渤海湾，太小了。海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虽然很靠近，实际比较陌生，主要是打渔、晒盐，是烟波浩渺、难于了解的地方，很难进行运输、航行，海洋就没有充分的发挥起来。中原部位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草原很难种稻子，种稻子和不种稻子的界限就是四百毫米降雨量，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可以种稻子，那是农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只能牧马。很奇怪，我们的长城正好和四百毫米降雨量的线重叠，可见我们的长城就是农耕文明防止游牧文明侵犯的界限。尽管游牧文明后来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主体还是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思想不想远征，迷恋脚下的熟土，对远方的生土走走看看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根，哪怕不是农民的书生，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书生在京城呆了好久，觉得是客居京城，最终目的是要回家，其实他五十年都在京城，这完全是一个农民思维。中华文明对远方土地没有兴趣，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思维，哪怕是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走了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安家，侵占对方领土。这证明什么？这不是明代的政策，证明是农耕文化的本能。成吉思汗远征，是因为游牧文明，而他的孙子要建立元朝、问鼎中华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农耕文明结束远征。
农耕文明带来了第二个思维，不喜欢极端，因为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夏天的极端不是热上加热，是秋天的凉风。冬天的极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开。极端没有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太大奇迹，中国文化的思维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对一切极端的梦想。重现了中庸的哲学，然后又重现了中庸之道。以前有好多年轻学者，说郑和那么好的船队，怎么就不拿点黄金回来？也可以像哥伦布那样去海外建立几个中华帝国？为什么不这样？我说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他就安静地回来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非极端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为我们的祖先感到
骄傲。世界上的极端，它一定是带有一种非农耕的侵略性，产生的根子是游牧或海洋文明。中庸之道是了不起的思维。季羡林先生讲，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物，这讲得很有道理，要相信按照中国思维，两种不同极端当中，一定有一个交集点或者一个合适点，让两方面都能勉强接受的点，中庸之道就找这个点。因为不断地找这个点，所以世界能够保持基本的和谐，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智慧。
与“水”有关系的统“治”
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化。占地面积多大呢？黄河流域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罗河、上尼罗河、下尼罗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4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万平方公里。希腊文明的范围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简单地说，当时其他所有古代文明总的地域加起来，只有中华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中华文明的体量极大，以前我们讲得多的是黄河文明，后来慢慢挖掘知道长江文明也了不起，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明，哪一个挖出来不都是震惊中外。我们写文章经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识，动不动就是天下，为什么呢？中华文化气魄宏伟，不会仅考虑家门前那一点东西。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教授研究地理环境，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华文明因为是农耕文明，就是长江、黄河文明，长江、黄河流遍中国那么多地方，就凭这一点，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被分离，因为如果不统一的话，治水就没法治，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这两条大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动脉，就决定了中国非统一不可。任何军阀混战，目标都是由谁来统一，统一是一个中心思维。马克斯·韦伯还说，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而且据他所知，都是水作为偏旁的。这话很有意思，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有一种整体智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叫“气”，有“气”。有的国家虽然很精致，但是就缺少一股气。 “余教授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或者到这儿来移民”，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些国家的“气”不够，这样一股气非常养人，能捕到一种我所熟悉的文化。
《论语》亲切如外公给我的信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华文化参与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释迦牟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岁，比庄子大十五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最聪明的人几乎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还不清楚，但只能告诉大家他们同时出现了，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分工。希腊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思考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是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思考的是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思考的是社会管理。分工那么精确，小重复有，大重复没有。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人类成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没有缺席，贡献还很大，这让我们很骄傲。尽管当时没有互相交流，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 秦汉帝国使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文化，是天上飘的云、地下流的水，自由而美丽，遗憾的是它很容易飘走流逝。这个时候需要有帝国的行政力量来选择自己民族的智慧，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来。文化人有时候不喜欢行政力量，但是在文明还处于随时可能流散的状态时，这个行政力量就太重要了。世界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帝国时代。最早是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当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东西方出现了两个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规定，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和户籍制。 我走遍了世界，看到很多地方的古文字，没有人认识这些古文字。这是什么字？不认识。我们不认识，当地人也不认识。埃及太阳神庙廊柱上的那些象形文字，据说只有少数考古学家能认出一部分。至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专家能读懂，但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就是完全不能传播的文字。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中国的文字也会这样，中国的历史就没了。古代世界各国打仗，赢者首先要让输者忘记自己王朝的记忆，忘记记忆的最好方法是让你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在整个文明上得服从了。中国恰恰相反，统一文字以后，这种现象就不能发生了。你消灭我的文字没用，你的文字就是我的文字，全中国只有一种文字。我在国外常说，
我晚上读《论语》，很像前天收到我乡下外公写给我的信，非常亲切。谁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字了，这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如果没有行政力量加以规范，就做不到。
秦汉帝国连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开放互融的文化。如梁启超所说，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使中华文化成为亚洲的文化。佛教的传入，证明中华文化有一种气度。任何一个宗教的传播往往有一个特点，如果那个地方文化浓度很高，就很难传入。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还处于原始时代，就比较容易传入。中国的奇迹是，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了，诸子百家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思维体系，我们已经有自己完整的文化构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还能浩浩荡荡地传入，而且能够深入朝野，这是一个奇迹。几千年来，它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息与共，互相滋养。甚至到后来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建立他们的理学和心学，都受到了佛学的重大影响。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历代开明皇帝的思维，用儒家治国，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体。基本上是多元并举，不仅国家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这是中华文化非常好的开放互融的态势。
忠孝之外，还有公共空间
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明代开始的。尽管当时国家力量并不弱，比如中庸之道都在发挥作用，但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欧洲相比，在时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有差距。第一个我们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从明代开始和欧洲显现的巨大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做什么呢？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还有拉斐尔的画在公共空间里展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市民每天评价。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对古文化进行认知。中国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公共空间的集体认知。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也有艺术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没有公共空间一说。今天我们的旅游者到国外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很难说是没有道德，是因为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
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历史上就有缺陷。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一个家庭，一个朝廷。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忠孝就两全了。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当县官出门，两块牌子肃静、回避，把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第一点，就市民社会和近代社会建立公共空间的觉醒，在明清就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落后在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制度或体制。
第二个，时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间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这话有点复杂，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学问说话给皇帝，而是需要对公共空间发言。有个总结很有趣，是说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等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真等来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主意，国破家亡更快。这是当时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我需要康德讲过的一句话：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康德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句话很短，但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缺少的。公共空间就是知识分子要发言的地方，他的使命就是在公共空间敢于对国家、社会、民族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
康熙皇帝领导着纪晓岚先生编成了一套《四库全书》，花了9年时间，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把过去中华文明最优秀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当然也有很大的遗憾，就是清王朝把不利于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删掉篡改了，不过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在这9年当中西方发生了什么？瓦特发明了联动式的蒸汽机；德国造出了第一座铁桥；英国造出了第一条铁轨；法国完成了热气球的飞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如果说这是自然科学，那么社会科学呢？亚当·斯密创立了《国富论》；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论》，与此同时歌德、孔迪亚克都有关键性的创造。这一比就发觉头有点晕了，同样的9年，我们总是在收集整理，他们在面向未来，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在咬文嚼字，这就与他们拉开差距。几十年以后，两个文明打起来了，我刚才说的是18世纪的后期， 19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打起来了，打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惨败！ 惨败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确实有足够的民族性，但是缺少了时代性，这是大问题。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追
赶？每次去国外，看到中国展出的永远是京剧脸谱、针灸和阴森森的几个老人雕像，永远不亲切，不能让大家感到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一定要大家看到真正的亲切，这样我们的民族性才能活起来，才能让时代性中加入中国人的生命力。 （根据余秋雨在南京图书馆的报告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李月宁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