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逸平雍际春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02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认识自然、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和伴随自身成长的历史进 程中形成特有的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共同塑造和不断得到发展的思想品格 、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被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并自觉遵循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理想信念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在民族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民族精神以其独有的导向、凝 聚、塑造、激励等多种功能发挥着精神纽带和内在动力的特殊作用，具有对内动员和汇 聚民族力量，对外树立和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就是要在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培育 新的文化和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多种实 现途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努力挖掘其精神养料，大力开发地域文化资源，就是弘扬 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中华民族精神及其时代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古代文明和优 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未曾中断的国度。中华传统文化绵延博广、海纳百川。根植于这 一民族基础和文化土壤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漫长的中华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历程中， 许多有不同血缘联系的人们，通过地缘、政治、语言、文化、经济、信仰等多方面的联 系，在互相交往、互相吸引、不断融合、不断认同中逐渐形成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上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贵和 著称的中华民族，追求和合大同的社会理想、崇德广业的价值目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毅行健的人格追求、阴阳变易的思维方式、厚德载物的宽 宏态度、威武不屈的民族节操、谦让友爱的伦理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深层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千百年来凝聚和激励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不断振奋精神，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矢志不 渝，自强不息，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精神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因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精神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历史现实，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伴随解决民族前途命运和探索救国方案的过程而形成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其主要内容 可概括为“进步”、“斗争”、“创造”、“科学”、“民主”、“大同”、“平民” 、“人的解放”等八大观点或八种精神。[1]这种精神是中同近代化进程社会大变革的 实践在时代精神上的集中体现。构成近代中民族精神的诸种观念，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 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融合创新的产物。一方面，从西方传入的“进步”、“斗争”、“ 创造”、“科学”、“民主”“人的解放”等观念，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生根、开 花、结果，就必须在其古代精神中找到契合点，实现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结合，使之中国 化；另一方面，原属中国本土的固有观念，如“大同”、“平民”的理想追求，又必须 借助外来文化的解构，使其近代化。中西思想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 开放精神与勇于变革的创造精神在近代的重大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质的飞 跃。[2]以爱国主义为主旨的近代民族精神，唤醒和强化了中华各族的民族意识，中国 人民认识到中华各族的利益与前途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休戚相关、密不可分， 任何一个阶层或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整体而求得独立与解放。于是，中华民族实 现了由自在的民族向自觉的民族的伟大转变。[3]这种民族精神，支撑和团结中华各族 人民忍辱负重、上下求索、共赴国难、同仇敌忾、“自强保种”，从而使中华民族免受 亡国之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伴随各 种新思潮和新思想的涌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使中国革命 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且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 华民族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历史地成为凝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 立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以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为指导， 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化了的 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应产生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中国气派和民 族风格的先进思想与文化，包含着人类思想精华和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精神遗产，直接 催生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升华。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以天下为 己任的爱国精神，奋勇向前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慨、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舍身为民的牺牲精 神……成为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是中华民族新精神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 族精神的凝聚激励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中，在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理论思想的指引下，以独立、富强、民主、法 治、开放为时代追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和革命实 践中，先后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六十四 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五种精神和抗“非典”精神等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民族 精神增添了新内容，激励中国人民向现代化和小康社会迈进。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创新升 华，具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优势和特点。中华民族精神已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的“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贯穿古今历史 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 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在伟大民族精 神的支撑、凝聚和激励下实现的。
二、地域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对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反映，深深 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民族精神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哺育和承载，而文 化又以民族精神为发展动力，两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又都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因而就必然存在着地域性和地域 差异。因此地域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历史悠久 和民族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形成，地域文化因素的作用更为明显 。
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北有大漠，西为雪域高原，东南滨海，构成了一道与外界相对 封闭的周边屏障，而中国境内则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河流、气候复杂多样。平原、 高原、丘陵山地、沙漠戈壁、雪域草原，复经河流、山脉和热量、水分各异的自然带的 纵横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自然条件各异的地理单元。于是，周边相对阻塞而内地广 阔的地理环境，既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又为中华文化内聚性和 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纵深腹地。《礼记·王制》篇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 者异俗”。《国语》又云：“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我国古人 很早就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于人们风俗习惯和民性特点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 先民的生存分布和文化创造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迄今我国已发现的七千多 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似繁星遍布祖国各地，尤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 辽河流域和河套平原以北地区原始文化遗址分布较为集中。人们根据原始文化遗址的分 布特点和文化类型的相似与差异，将中华文化起源表述为“八大中心”、“七大系统” 、“六大区系”、“满天星斗”等。这种划分以及类型众多的考古学文化，正是早期中 华文化具有地域差异并呈多元发展的切实反映。不同地域的中华先民及其文化各自独立 发展又彼此交流联系，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远古文化。可见，在中华文明曙光初露 之时，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远古文化就呈多样化发展和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点。中华文 化的多元构成和民族精神赖以萌生的原始文化生态就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们共同创造和培育了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早在 民族形成之初，中华先民即在不同地域结成部落联盟和文化集团，如分布于中原的炎黄 集团，黄淮地区的东夷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彼此之间通过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人 口流动、联姻乃至攻伐征战，最终形成了商周时期分布中原的华夏部族及其四周的东夷 部族、南蛮部族、西戎部族和北狄部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多数成员，即由上述部族 发展演变而来，经过长期而复杂的演变，大致形成了汉族聚居内地农耕区域，少数民族 集中于山地林区、草原戈壁、沙漠雪域等周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与之相应也形成了 汉族地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农耕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以畜牧渔猎采集为特征的牧业文 明。因此，不论是中华民族的早期起源，还是历史上的民族分布格局，也呈现出明显的 地域特征和多元一体格局。不仅如此，不同民族在同一时代或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在不 同时代或不同的地区，其文化发展与主流特征同样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因而，中华传 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其内涵特色与变异更新，都与地域文化的发展与走向密不可分。
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远古文化，经历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和交流融合，进入了春 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基本形态 开始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差别与经济形态的地域分异，列国争霸、邦国林立的政 治分野，百家争鸣局面和学术文化的区域特色，还有上古以来民风遗俗流播传扬造就的 区域文化氛围，直接催生了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当时，人们按各地风俗的不同来区 分和认知地域文化。《礼记·王制》篇关于“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就是通 过诗歌体察各地的风俗民情；而《诗经·国风》所收诗歌即采自各国民间，并按国别而 进行编排，生动地展现了各地域间的民俗风情和不同文化特征。诗歌、音乐、语言、宗 教信仰、群体心态、学术流派、习俗风尚、服饰乃至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成为人们判 断、区别、标识地域文化的表征。于是，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地域文化 概念，如齐鲁文化、中州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 巴蜀文化等等，这些以列国分野为空间范围的地域文化，不仅出现且深入人心，长期成 为人们论及相关地区及其地方文化的代名词。这些异彩纷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 诸子的产生和各学派的流传分布上，地域特征最为明显。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纲 》中明确说：“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 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 国。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 ，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 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这段精 彩分析，不仅揭示了各学派渊源演变和传播交流的空间轨迹，而且也勾勒出各种学术流 派的地域特征。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地域文化的兴盛与多姿多彩，常为人们所道及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以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而将中国 划分为4大经济区域，又在4个大的区域之下划分出18个小区，其所划分的依据即以风俗 的异同与中心城市的有无为重要依据。[4]可见，这样的经济区域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文 化特色。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更是以风俗之异同将中国划分为秦地、魏地、 周地、陈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等13个风俗区 ，它仍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为标志。上述风俗区还可进一步划分成小的地域，如秦地 可分为关中、西北六郡、河西、巴蜀、西南夷等亚区。我们今天习称的齐鲁文化、中州 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陇右文化、西域文化、荆楚文化、 吴越文化、两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滇云文化、黔贵文化、江西文化、八闽文 化等地域文化，大多数是在秦汉风俗区域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上述地域文化，既构成中 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内涵丰富、结构复杂、风格鲜明、优势明显的中华文化综 合特征的局部反映或某一特征的集中展示，它构成中华文化一体之中的多元支撑。因而 ，某一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或价值取向，往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某些要素或特点的直 接素材和养料，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某些方面，具有强化和彰显功能。
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一体中的多元，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传承性。多样化 发展和多元并存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体发展的基因库，中华文化的基本传统和主 体特征又是各地域文化个性特征和本质内涵的综合概括和吸纳创新，而中华民族精神则 是对各地域文化精华和传统文化优秀成份的提炼升华的产物。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在一 定条件下，地域文化也会上升为主流文化，从而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主流特 征产生决定性影响、如秦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人们常常又称之为三秦文化，它以中央集 权、农本思想和文化专制为主要特征。[5](P283)战国后期，伴随秦国的强大和完成统 一，秦文化次第汇纳其他文化而由地域文化跃升为统治文化。其主流特征由秦至清一以 贯之，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统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再如齐鲁文化则由风格迥异、体系不同 的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而成。齐文化以东夷文化为主，周文化为辅，是一种合时务实， 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鲁文化则以周文化为主，东夷文化为辅， 是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6]随着齐国对鲁国的兼并以 及诸子学说的争鸣融合，形成了以儒学、黄老之学和阴阳学说为学术特色的齐鲁文化。 [7](P408)由于其文化特性与价值追求，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更加契合，也更能适应 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8]，因而，经交流融合、创新发展，以汉武帝独尊儒 术为标志，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统治文化，进而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主流。而更多的地域文化，则以其鲜明风格和独特价值，为中华文化和民族精 神的多姿多彩丰富个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料，使其生生不息积淀能量与活力，不断绵 延壮大和永葆青春。
如果说在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中华先民及其远古文化的生存与分布，最初就 呈多元格局和多样化发展的话，那么，从夏、商、周到战国时代，经长期而复杂的民族 之间、地域之间频繁的政治、经济联系，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至秦统一前，春秋时代 的“尊王攘夷”观念，逐渐被华夏居中，夷、蛮、戎、狄分居四方的五行五方思想中所 包含的文化认同观念所取代；“九州”说的出现，表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共同地域观念 确立；各族共同祖先黄帝形象在神话系统中至尊地位的确立，则是文化认同感的人格化 标志；列国诸侯在各自地域内为整齐语言、风俗、经济、文化的努力，奠定了统一的基 础。[7](P427)所有这些，为国家一统、民族一统和文化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认同的 心理基础。因而，秦统一中国和实现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跃进，便是水到渠成了。 以秦统一为标志，中华文化由此前的多元趋向一体过渡到由一体结构之内的多元发展。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之后，各地域文化的演变与走向，随着疆域的拓 展、国力增强、经济发展、交通条件改善、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扩散交流的深广，整体上 是在中华文化机体内的一种趋同发展，即各具个性风格的地域特色渐次弱化，地域差异 渐次缩小，各地域间文化的共性特征则不断增多，甚至有的地域文化汇入其他地域文化 而趋于消失。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特定历史阶段地域文化亦可向趋异的方向发展，甚至 在有此地域会产生新的地域文化。一般而言，统一王朝时期，地域文化向趋同方向发展 ，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时期莫不如此。而分裂时期则地域文化转向趋异。魏晋南北朝 时期政治并争与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快，使中华文化的趋异性特征非常明显，但这一过程 又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使中华文化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培育充满了活力。中华文化在这种趋同与趋异相交替，地域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和新的地 域文化不断产生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基础，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优化扩充 其结构层次，提高化合能力和创新优势，进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至明清时形成了稳 定的中华文化圈。文化的趋同为中华民族精神主流特征强化和张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文化的趋异则为民族精神的再造与创新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空间，地域文化则是 这一进程实现的桥梁与纽带。
地域文化的趋同发展并非是其地域特色的完全消失，而是中华文化一体结构的必然反 映。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体系内的不同地区或地域内，文化的地域特色 依然鲜明可辨。故时至今日，无论是民族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沿 海与内地之间、还是省际之间乃至一省之内的不同区域之间，彼此之间文化的地域差异 仍然显而易见。秦汉以来，在趋同趋势下的地域文化，伴随人们文化视野的扩大和相互 交融与交流的日益深广，而不断地在更新、融汇甚至消融。同时，彼此间的文化相似性 虽然愈来愈多，但积淀于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遗传基因仍然在持久地发挥作用， 影响和规范着本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精神风貌和习俗风尚而保持着自身的 独立性。例如，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因两国争霸和连年征战，尚武风俗蔚然成风，于 是“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9](《汉书》卷28《地理志》)，“士有陷坚之锐 ，俗有节慨之风。”[10]但至晋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后，当地民风为之大变：“ 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11] 可见，吴越之地虽然伴随历史的变迁和文化趋同而文化民俗彻底改观，但其地域特征并 未随之泯灭。再如陇右文化，其地域介于三秦与西域之间，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双向 交流的纽带和通道，在这一交流碰撞和当地多民族杂居的背景下，陇右文化兼收并蓄， 从周边地域文化和域外文明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既与中原文化同源共生，又包涵周边 民族文化因素的地域文化，并以过渡性、包容性特征而保持着自己的地域特色。因此， 在地域环境差异基础之上的地域文化，由于生产、生活空间的分异，社会发展程度的差 别，经济模式和民族分布的不同，语言风俗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文化创造的多途径与追 求文化消费的多样化选择，而具有持久性魅力和永续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原初生态，就呈现着多元性和多样化风貌，地域性 因素和地域文化构成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孕育生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 养料和发展创新的舞台。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升华，无 不根植于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肥土沃壤之中。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多元绽放，又 是中华文化有机整体或大系统下的亚文化或子系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 育的不竭源泉。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传扬，是对地域文化先进因素和优秀 成份的吸纳荟萃与凝结升华，它对于地域文化又具有导向、凝聚和规范作用，促其融合 扩展、认同主流和趋同一体；地域文化则又在趋同过程中凭借地缘优势创造和积累着自 身的个性风格与新的内容，并赋予中华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再造和扬弃以充足的养料与 能量。地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这种双向互动、相辅相成，是中华文化 及其民族精神多元互补、综合创新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永续常新的内驱力所在。由此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 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三、地域文化研究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 多元化方兴未艾，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重要。而综合国力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精神 力量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就必须大力提高综合国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 ，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 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使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相互沟通并达成较多认同，一些反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共同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得 到快速传播和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造成文化本土化的进一步 强化。如何使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有机统一，即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求的民 族精神有机结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华民族的 多元格局，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的经济形式和生活模 式之间的不平衡，作为这种不平衡性综合反映的文化，也就依然存在着地域特性，而且 这种地域性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新精神，研究地域文化，开发地域文化都是至关重 要的。
首先，地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样性和时代精神的具体展现。我们建设和发展 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适应时代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相协调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丰富多彩的，也是 昂扬向上的。它的丰富多彩，既体现在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上，也体现在不同地域、不 同群体的群众因地制宜，采取当地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消费行为上。因此，这种 引导、激励、娱悦人们的先进文化，必然是一种一体结构中的多元绽放。而地域文化正 是这种先进文化多元绽放和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展现，而且，也是先进文化不 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交融、不断升华和弘扬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和力量源 泉。
其次，研究地域文化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无论古今 中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个性和特殊性。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包含有人 类文化的共同性，文化的共性寓于文化的个性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体多元而 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白战国以来产生了特色鲜明、风格各异、 兼容互补、渗透力和生命力极强的形形色色又持久存在、数量众多的地域文化。无论中 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趋同或是趋异，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锤炼、升华或再造， 都与地域文化的兴衰发展、增益转换息息相关、共生共荣。就此而言，重视地域文化， 研究地域文化，挖掘各种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实际就是对中华传统 文化丰富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一种个性解剖和继承弘扬。因此，中华传统文 化的优秀成份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个性魅力，往往深植于各地域文化之中，各地域文化是 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个性风格与内在价值的直接承担者。所以，研究和探讨中华地 域文化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以及内涵特色，实际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直 接揭示，也是继承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要途径之一。
再次，研究地域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环节。民族精神既有承传性，又 有时代性；民族精神也需要不断弘扬和培育。弘扬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培育也必 然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惟有如此，民族精神才能在弘扬中培育和发展，在培育中不 断弘扬和升华，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发挥民族之魂和文化之核的作用。对于历史悠久 、民族众多、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国而言，研究地域文化是揭示传统文化与民 族精神内在继承性和时代性规律与轨迹的中介与凭借，也是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 素材和现实养料。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民族精神，进而培育再造展现和引领时代潮流的民 族新精神，地域文化的研究既是切入点，也是出发点。
第四，研究地域文化，是因地制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现 实需要。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差异明显，因而，各 地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 衡性又集中反映在综合展现一个地区人们群体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与精神境界的 文化面貌上。因此，我们要走向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各有侧重、区分层次和分步实施、全 面推进的文化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以带动各地域间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 发展。地域文化对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 立足各地域文化的实际现状和个性特色，扬长避短、大力扶持、重点引导和积极推进地 域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基础上既百花齐放又不断融入主流文化当 中，从而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激励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地域文化也是一种资源， 在发展地域文化的同时，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兴办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则是 振兴区域经济和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既可带动和促 进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会不断塑造和培育新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 ，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地域文化 的存在和延续，一定程度上是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反映，而要缩小和消除 发展的不平衡，研究、挖掘和开发地域文化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第五，研究地域文化，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爱国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和 民族精神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国民精神情操与 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爱国主义必须从爱家乡、爱故土做起，而地域文化是实施爱国主 义教育取之不尽的宝藏和财富。地域文化中那些名胜古迹、文化景观、遗址文物、英雄 烈士、乡贤学士及其作品与精神产品，都是开展爱国主义绝好的素材。研究、挖掘、开 发地域文化资源，无疑是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弘扬培育民族 精神的重要一环。
第六，发展地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据上可知，地域文化不 仅是中华文化多元生态和多样性发展的主要体现，也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 神的主要内容和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地域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环节；开发 地域文化，又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现实需要。因而，发展地 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议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对时代 进步和主流思想的理论概括和理性展现，它引领着大众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和精神追求 ；同时，先进文化又需要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各种次文化的支撑和滋养。所以发展地域 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落实和不断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地 域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开发，也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研究、挖掘、开发和发展地域文化，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主流方向 ，必须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观念，防止片面化和庸俗化。这种倾向与地域文化 研究的主旨和真正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 性，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越是深入，越有助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发展，也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只有这样，面向新世纪的中国 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介绍：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陈逸平，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甘肃 天水 741001)
作者：陈逸平雍际春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02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认识自然、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和伴随自身成长的历史进 程中形成特有的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共同塑造和不断得到发展的思想品格 、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被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并自觉遵循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理想信念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在民族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民族精神以其独有的导向、凝 聚、塑造、激励等多种功能发挥着精神纽带和内在动力的特殊作用，具有对内动员和汇 聚民族力量，对外树立和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就是要在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培育 新的文化和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多种实 现途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努力挖掘其精神养料，大力开发地域文化资源，就是弘扬 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中华民族精神及其时代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古代文明和优 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未曾中断的国度。中华传统文化绵延博广、海纳百川。根植于这 一民族基础和文化土壤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漫长的中华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历程中， 许多有不同血缘联系的人们，通过地缘、政治、语言、文化、经济、信仰等多方面的联 系，在互相交往、互相吸引、不断融合、不断认同中逐渐形成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上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贵和 著称的中华民族，追求和合大同的社会理想、崇德广业的价值目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毅行健的人格追求、阴阳变易的思维方式、厚德载物的宽 宏态度、威武不屈的民族节操、谦让友爱的伦理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深层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千百年来凝聚和激励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不断振奋精神，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矢志不 渝，自强不息，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精神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因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精神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历史现实，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伴随解决民族前途命运和探索救国方案的过程而形成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其主要内容 可概括为“进步”、“斗争”、“创造”、“科学”、“民主”、“大同”、“平民” 、“人的解放”等八大观点或八种精神。[1]这种精神是中同近代化进程社会大变革的 实践在时代精神上的集中体现。构成近代中民族精神的诸种观念，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 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融合创新的产物。一方面，从西方传入的“进步”、“斗争”、“ 创造”、“科学”、“民主”“人的解放”等观念，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生根、开 花、结果，就必须在其古代精神中找到契合点，实现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结合，使之中国 化；另一方面，原属中国本土的固有观念，如“大同”、“平民”的理想追求，又必须 借助外来文化的解构，使其近代化。中西思想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 开放精神与勇于变革的创造精神在近代的重大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质的飞 跃。[2]以爱国主义为主旨的近代民族精神，唤醒和强化了中华各族的民族意识，中国 人民认识到中华各族的利益与前途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休戚相关、密不可分， 任何一个阶层或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整体而求得独立与解放。于是，中华民族实 现了由自在的民族向自觉的民族的伟大转变。[3]这种民族精神，支撑和团结中华各族 人民忍辱负重、上下求索、共赴国难、同仇敌忾、“自强保种”，从而使中华民族免受 亡国之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伴随各 种新思潮和新思想的涌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使中国革命 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且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 华民族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历史地成为凝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 立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以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为指导， 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化了的 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应产生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中国气派和民 族风格的先进思想与文化，包含着人类思想精华和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精神遗产，直接 催生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升华。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以天下为 己任的爱国精神，奋勇向前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慨、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舍身为民的牺牲精 神……成为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是中华民族新精神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 族精神的凝聚激励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中，在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理论思想的指引下，以独立、富强、民主、法 治、开放为时代追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和革命实 践中，先后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六十四 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五种精神和抗“非典”精神等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民族 精神增添了新内容，激励中国人民向现代化和小康社会迈进。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创新升 华，具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优势和特点。中华民族精神已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的“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贯穿古今历史 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 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在伟大民族精 神的支撑、凝聚和激励下实现的。
二、地域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对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反映，深深 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民族精神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哺育和承载，而文 化又以民族精神为发展动力，两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又都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因而就必然存在着地域性和地域 差异。因此地域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历史悠久 和民族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形成，地域文化因素的作用更为明显 。
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北有大漠，西为雪域高原，东南滨海，构成了一道与外界相对 封闭的周边屏障，而中国境内则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河流、气候复杂多样。平原、 高原、丘陵山地、沙漠戈壁、雪域草原，复经河流、山脉和热量、水分各异的自然带的 纵横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自然条件各异的地理单元。于是，周边相对阻塞而内地广 阔的地理环境，既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又为中华文化内聚性和 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纵深腹地。《礼记·王制》篇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 者异俗”。《国语》又云：“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我国古人 很早就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于人们风俗习惯和民性特点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 先民的生存分布和文化创造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迄今我国已发现的七千多 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似繁星遍布祖国各地，尤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 辽河流域和河套平原以北地区原始文化遗址分布较为集中。人们根据原始文化遗址的分 布特点和文化类型的相似与差异，将中华文化起源表述为“八大中心”、“七大系统” 、“六大区系”、“满天星斗”等。这种划分以及类型众多的考古学文化，正是早期中 华文化具有地域差异并呈多元发展的切实反映。不同地域的中华先民及其文化各自独立 发展又彼此交流联系，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远古文化。可见，在中华文明曙光初露 之时，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远古文化就呈多样化发展和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点。中华文 化的多元构成和民族精神赖以萌生的原始文化生态就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们共同创造和培育了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早在 民族形成之初，中华先民即在不同地域结成部落联盟和文化集团，如分布于中原的炎黄 集团，黄淮地区的东夷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彼此之间通过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人 口流动、联姻乃至攻伐征战，最终形成了商周时期分布中原的华夏部族及其四周的东夷 部族、南蛮部族、西戎部族和北狄部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多数成员，即由上述部族 发展演变而来，经过长期而复杂的演变，大致形成了汉族聚居内地农耕区域，少数民族 集中于山地林区、草原戈壁、沙漠雪域等周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与之相应也形成了 汉族地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农耕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以畜牧渔猎采集为特征的牧业文 明。因此，不论是中华民族的早期起源，还是历史上的民族分布格局，也呈现出明显的 地域特征和多元一体格局。不仅如此，不同民族在同一时代或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在不 同时代或不同的地区，其文化发展与主流特征同样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因而，中华传 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其内涵特色与变异更新，都与地域文化的发展与走向密不可分。
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远古文化，经历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和交流融合，进入了春 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基本形态 开始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差别与经济形态的地域分异，列国争霸、邦国林立的政 治分野，百家争鸣局面和学术文化的区域特色，还有上古以来民风遗俗流播传扬造就的 区域文化氛围，直接催生了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当时，人们按各地风俗的不同来区 分和认知地域文化。《礼记·王制》篇关于“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就是通 过诗歌体察各地的风俗民情；而《诗经·国风》所收诗歌即采自各国民间，并按国别而 进行编排，生动地展现了各地域间的民俗风情和不同文化特征。诗歌、音乐、语言、宗 教信仰、群体心态、学术流派、习俗风尚、服饰乃至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成为人们判 断、区别、标识地域文化的表征。于是，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地域文化 概念，如齐鲁文化、中州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 巴蜀文化等等，这些以列国分野为空间范围的地域文化，不仅出现且深入人心，长期成 为人们论及相关地区及其地方文化的代名词。这些异彩纷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 诸子的产生和各学派的流传分布上，地域特征最为明显。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纲 》中明确说：“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 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 国。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 ，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 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这段精 彩分析，不仅揭示了各学派渊源演变和传播交流的空间轨迹，而且也勾勒出各种学术流 派的地域特征。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地域文化的兴盛与多姿多彩，常为人们所道及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以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而将中国 划分为4大经济区域，又在4个大的区域之下划分出18个小区，其所划分的依据即以风俗 的异同与中心城市的有无为重要依据。[4]可见，这样的经济区域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文 化特色。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更是以风俗之异同将中国划分为秦地、魏地、 周地、陈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等13个风俗区 ，它仍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为标志。上述风俗区还可进一步划分成小的地域，如秦地 可分为关中、西北六郡、河西、巴蜀、西南夷等亚区。我们今天习称的齐鲁文化、中州 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陇右文化、西域文化、荆楚文化、 吴越文化、两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滇云文化、黔贵文化、江西文化、八闽文 化等地域文化，大多数是在秦汉风俗区域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上述地域文化，既构成中 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内涵丰富、结构复杂、风格鲜明、优势明显的中华文化综 合特征的局部反映或某一特征的集中展示，它构成中华文化一体之中的多元支撑。因而 ，某一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或价值取向，往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某些要素或特点的直 接素材和养料，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某些方面，具有强化和彰显功能。
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一体中的多元，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传承性。多样化 发展和多元并存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体发展的基因库，中华文化的基本传统和主 体特征又是各地域文化个性特征和本质内涵的综合概括和吸纳创新，而中华民族精神则 是对各地域文化精华和传统文化优秀成份的提炼升华的产物。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在一 定条件下，地域文化也会上升为主流文化，从而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主流特 征产生决定性影响、如秦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人们常常又称之为三秦文化，它以中央集 权、农本思想和文化专制为主要特征。[5](P283)战国后期，伴随秦国的强大和完成统 一，秦文化次第汇纳其他文化而由地域文化跃升为统治文化。其主流特征由秦至清一以 贯之，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统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再如齐鲁文化则由风格迥异、体系不同 的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而成。齐文化以东夷文化为主，周文化为辅，是一种合时务实， 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鲁文化则以周文化为主，东夷文化为辅， 是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6]随着齐国对鲁国的兼并以 及诸子学说的争鸣融合，形成了以儒学、黄老之学和阴阳学说为学术特色的齐鲁文化。 [7](P408)由于其文化特性与价值追求，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更加契合，也更能适应 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8]，因而，经交流融合、创新发展，以汉武帝独尊儒 术为标志，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统治文化，进而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主流。而更多的地域文化，则以其鲜明风格和独特价值，为中华文化和民族精 神的多姿多彩丰富个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料，使其生生不息积淀能量与活力，不断绵 延壮大和永葆青春。
如果说在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中华先民及其远古文化的生存与分布，最初就 呈多元格局和多样化发展的话，那么，从夏、商、周到战国时代，经长期而复杂的民族 之间、地域之间频繁的政治、经济联系，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至秦统一前，春秋时代 的“尊王攘夷”观念，逐渐被华夏居中，夷、蛮、戎、狄分居四方的五行五方思想中所 包含的文化认同观念所取代；“九州”说的出现，表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共同地域观念 确立；各族共同祖先黄帝形象在神话系统中至尊地位的确立，则是文化认同感的人格化 标志；列国诸侯在各自地域内为整齐语言、风俗、经济、文化的努力，奠定了统一的基 础。[7](P427)所有这些，为国家一统、民族一统和文化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认同的 心理基础。因而，秦统一中国和实现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跃进，便是水到渠成了。 以秦统一为标志，中华文化由此前的多元趋向一体过渡到由一体结构之内的多元发展。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之后，各地域文化的演变与走向，随着疆域的拓 展、国力增强、经济发展、交通条件改善、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扩散交流的深广，整体上 是在中华文化机体内的一种趋同发展，即各具个性风格的地域特色渐次弱化，地域差异 渐次缩小，各地域间文化的共性特征则不断增多，甚至有的地域文化汇入其他地域文化 而趋于消失。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特定历史阶段地域文化亦可向趋异的方向发展，甚至 在有此地域会产生新的地域文化。一般而言，统一王朝时期，地域文化向趋同方向发展 ，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时期莫不如此。而分裂时期则地域文化转向趋异。魏晋南北朝 时期政治并争与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快，使中华文化的趋异性特征非常明显，但这一过程 又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使中华文化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培育充满了活力。中华文化在这种趋同与趋异相交替，地域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和新的地 域文化不断产生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基础，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优化扩充 其结构层次，提高化合能力和创新优势，进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至明清时形成了稳 定的中华文化圈。文化的趋同为中华民族精神主流特征强化和张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文化的趋异则为民族精神的再造与创新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空间，地域文化则是 这一进程实现的桥梁与纽带。
地域文化的趋同发展并非是其地域特色的完全消失，而是中华文化一体结构的必然反 映。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体系内的不同地区或地域内，文化的地域特色 依然鲜明可辨。故时至今日，无论是民族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沿 海与内地之间、还是省际之间乃至一省之内的不同区域之间，彼此之间文化的地域差异 仍然显而易见。秦汉以来，在趋同趋势下的地域文化，伴随人们文化视野的扩大和相互 交融与交流的日益深广，而不断地在更新、融汇甚至消融。同时，彼此间的文化相似性 虽然愈来愈多，但积淀于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遗传基因仍然在持久地发挥作用， 影响和规范着本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精神风貌和习俗风尚而保持着自身的 独立性。例如，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因两国争霸和连年征战，尚武风俗蔚然成风，于 是“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9](《汉书》卷28《地理志》)，“士有陷坚之锐 ，俗有节慨之风。”[10]但至晋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后，当地民风为之大变：“ 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11] 可见，吴越之地虽然伴随历史的变迁和文化趋同而文化民俗彻底改观，但其地域特征并 未随之泯灭。再如陇右文化，其地域介于三秦与西域之间，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双向 交流的纽带和通道，在这一交流碰撞和当地多民族杂居的背景下，陇右文化兼收并蓄， 从周边地域文化和域外文明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既与中原文化同源共生，又包涵周边 民族文化因素的地域文化，并以过渡性、包容性特征而保持着自己的地域特色。因此， 在地域环境差异基础之上的地域文化，由于生产、生活空间的分异，社会发展程度的差 别，经济模式和民族分布的不同，语言风俗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文化创造的多途径与追 求文化消费的多样化选择，而具有持久性魅力和永续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原初生态，就呈现着多元性和多样化风貌，地域性 因素和地域文化构成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孕育生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 养料和发展创新的舞台。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升华，无 不根植于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肥土沃壤之中。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多元绽放，又 是中华文化有机整体或大系统下的亚文化或子系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 育的不竭源泉。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传扬，是对地域文化先进因素和优秀 成份的吸纳荟萃与凝结升华，它对于地域文化又具有导向、凝聚和规范作用，促其融合 扩展、认同主流和趋同一体；地域文化则又在趋同过程中凭借地缘优势创造和积累着自 身的个性风格与新的内容，并赋予中华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再造和扬弃以充足的养料与 能量。地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这种双向互动、相辅相成，是中华文化 及其民族精神多元互补、综合创新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永续常新的内驱力所在。由此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 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三、地域文化研究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 多元化方兴未艾，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重要。而综合国力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精神 力量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就必须大力提高综合国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 ，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 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使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相互沟通并达成较多认同，一些反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共同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得 到快速传播和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造成文化本土化的进一步 强化。如何使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有机统一，即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求的民 族精神有机结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华民族的 多元格局，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的经济形式和生活模 式之间的不平衡，作为这种不平衡性综合反映的文化，也就依然存在着地域特性，而且 这种地域性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新精神，研究地域文化，开发地域文化都是至关重 要的。
首先，地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样性和时代精神的具体展现。我们建设和发展 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适应时代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相协调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丰富多彩的，也是 昂扬向上的。它的丰富多彩，既体现在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上，也体现在不同地域、不 同群体的群众因地制宜，采取当地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消费行为上。因此，这种 引导、激励、娱悦人们的先进文化，必然是一种一体结构中的多元绽放。而地域文化正 是这种先进文化多元绽放和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展现，而且，也是先进文化不 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交融、不断升华和弘扬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和力量源 泉。
其次，研究地域文化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无论古今 中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个性和特殊性。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包含有人 类文化的共同性，文化的共性寓于文化的个性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体多元而 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白战国以来产生了特色鲜明、风格各异、 兼容互补、渗透力和生命力极强的形形色色又持久存在、数量众多的地域文化。无论中 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趋同或是趋异，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锤炼、升华或再造， 都与地域文化的兴衰发展、增益转换息息相关、共生共荣。就此而言，重视地域文化， 研究地域文化，挖掘各种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实际就是对中华传统 文化丰富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一种个性解剖和继承弘扬。因此，中华传统文 化的优秀成份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个性魅力，往往深植于各地域文化之中，各地域文化是 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个性风格与内在价值的直接承担者。所以，研究和探讨中华地 域文化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以及内涵特色，实际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直 接揭示，也是继承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要途径之一。
再次，研究地域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环节。民族精神既有承传性，又 有时代性；民族精神也需要不断弘扬和培育。弘扬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培育也必 然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惟有如此，民族精神才能在弘扬中培育和发展，在培育中不 断弘扬和升华，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发挥民族之魂和文化之核的作用。对于历史悠久 、民族众多、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国而言，研究地域文化是揭示传统文化与民 族精神内在继承性和时代性规律与轨迹的中介与凭借，也是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 素材和现实养料。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民族精神，进而培育再造展现和引领时代潮流的民 族新精神，地域文化的研究既是切入点，也是出发点。
第四，研究地域文化，是因地制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现 实需要。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差异明显，因而，各 地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 衡性又集中反映在综合展现一个地区人们群体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与精神境界的 文化面貌上。因此，我们要走向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各有侧重、区分层次和分步实施、全 面推进的文化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以带动各地域间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 发展。地域文化对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 立足各地域文化的实际现状和个性特色，扬长避短、大力扶持、重点引导和积极推进地 域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基础上既百花齐放又不断融入主流文化当 中，从而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激励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地域文化也是一种资源， 在发展地域文化的同时，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兴办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则是 振兴区域经济和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既可带动和促 进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会不断塑造和培育新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 ，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地域文化 的存在和延续，一定程度上是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反映，而要缩小和消除 发展的不平衡，研究、挖掘和开发地域文化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第五，研究地域文化，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爱国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和 民族精神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国民精神情操与 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爱国主义必须从爱家乡、爱故土做起，而地域文化是实施爱国主 义教育取之不尽的宝藏和财富。地域文化中那些名胜古迹、文化景观、遗址文物、英雄 烈士、乡贤学士及其作品与精神产品，都是开展爱国主义绝好的素材。研究、挖掘、开 发地域文化资源，无疑是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弘扬培育民族 精神的重要一环。
第六，发展地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据上可知，地域文化不 仅是中华文化多元生态和多样性发展的主要体现，也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 神的主要内容和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地域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环节；开发 地域文化，又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现实需要。因而，发展地 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议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对时代 进步和主流思想的理论概括和理性展现，它引领着大众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和精神追求 ；同时，先进文化又需要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各种次文化的支撑和滋养。所以发展地域 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落实和不断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地 域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开发，也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研究、挖掘、开发和发展地域文化，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主流方向 ，必须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观念，防止片面化和庸俗化。这种倾向与地域文化 研究的主旨和真正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 性，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越是深入，越有助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发展，也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只有这样，面向新世纪的中国 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介绍：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陈逸平，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甘肃 天水 7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