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博物馆及其知识的成形
Hooper-Greenhill, Eilean,
目次
博物馆是什么？
欧洲的第一个博物馆？
皇家的宫殿
非理性的多宝格
世界的多宝格
皇家学院的储藏室
学术性的博物馆
对现在有用的过去
博物馆是什么？
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已经不再是建立于国家主义的文化庙宇，像大英博物馆之类的机构。如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博物馆，而且博物馆可能建立在农庄、船上、煤矿、仓库、监狱、城堡或小茅屋。去博物馆的经验常常很像是去主题公园或一个娱乐场所一样，而不再像是由不苟且的、有玻璃柜的博物馆。
过去最后的几年中我们看见博物馆的主要转变与重组。这项改变是极端的、急遽的，对于很多喜欢博物馆的人来说，这种改变是空前的、未曾期待过的、而且是不可接受的。这项改变把博物馆过去的设定陷入杂乱无章。这项最近的改变震惊了曾自称认识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应如何运作、与博物馆应该做什么的人。
博物馆认同的这项固定的看法有时却被坚持着，直至最近，还很少有人去干扰它。但是如果设定博物馆的现实只能有一种形式，那就错了。我们回首看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的现实改变了很多次。博物馆一直在修正运作的方式，而且它所做的都是依照着（它处于社会的）脉络、权力的游戏、与围绕着它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指令。博物馆，与所有其它社会的机构一样，服务着很多个主人，而且常常根据主人而演奏着不同的音调。也许其成功可以用它平衡所有音调的能力来定义，这个音调必须演奏出来，而且还要成为值得被倾听的音调。
目前，博物馆的很多决定是由其基金与维持它的领域作决策，现在提出的很多困难的问题成为博物馆的佐证，这些都是有关它在社区的角色、它的功能与潜力。而其响应则不是
可立即出现的，或说，对博物馆价值的感受与其它顺序相比是较低的、收藏被卖掉、馆员被解雇而且建筑物关门。所以，大半情况是以「博物馆是一个教育机构」来做响应。今天，博物馆的教育角色已被宣称是主要的左证。例如，英国博物馆协会的主席在为Derbyshire County Council要卖掉他们部分收藏的决策上争辩着说：
博物馆与其收藏是一份有价值的、不可取代的小区服务，而且有无比的教育价值。但是保存在博物馆的收藏呈现出无用时，就是在Derbyshire County下看管的收藏对教育与保存呈现不出利益来。
（The Independent 6 September 1990）
现在我们对知识很清楚的了解，它是博物馆所贡献的产品。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博物馆与艺廊里，是由于那些提供基金做展览的人之可能性而产生这项共同参与的新性质，这个机会可以透过民众到艺廊的一次访视，而改变一个人的感受，或改变他对世界的知识。例如，在The Independent Colour Supplement（8 September 1990），在1990年秋天the Royal Academy举办Monet 展览的一位赞助者宣称：
发现一个人的看法如何可能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在每个系列中，没有两张画是完全一样的。单一的主题。同一个物件。但是包围在不同的灯光、改变的季节与气氛之内。这是Monet 在90年代的风格。
数字设备的公司与其员工都以担任这项展览之赞助者而感到骄傲，这是首度将
Claude Monet的系列作品聚集在一起展览。
以广告用于称赞共同价值的形式而言，这是一种有关如何知道可以改变观看的宣称。就如我们所说的，一旦我们知道并且熟习这些画作之后，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将会有所不同。这项说明是博物馆与艺廊可以改变感受的一种认知方式，而且可以贡献于知识。
但是如果博物馆是一个我们可以来知道新事物的地方，而且是我们的感受可以有激进改变、这项「认知」的性质、与它将如何导致这些改变的地方。
（p. 3）直到最近博物馆才隶属于任何严密的主要分析形式。在过去，相较于例如学校、或媒体，博物馆以某种方式逃过它所隶属机构得谨慎研究。这项隐藏的课程与未被视穿、未被言道的那项强有力的、强调的设定，发现了建构在学校课程所认定的知识（Y oung, 1975）。电视节目也受到紧密的观察，来发现这一项由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元素所形成这个完全无裂缝的产品，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消费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72; 1980; 1982; Williams, 1974）。这项研究是有关认知以已经建立好的方式来透过电视、文学的影片，而能够、建构并消费于学校中。然而，不同元素的分析一起才构成「现实」，那就是我们认为是「那个博物馆」启动的「现实」。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认知」在博物馆的意思是什么？在博物馆中什么才算是知识？或者说，在博物馆里，理性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被视为是无稽的？为什么？这个情形在不同时间会改变吗？个体被期待在博物馆里应如何运作？观众的角色是什么？典藏研究员的角色又是什么？在博物馆里物质数据如何建构成为对象？个体如何建构为从属？空间、时间、从属与对象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也许是总结所有这些问题的问题是，博物馆如何被建构为「对象」？或，什么才算是一个博物馆？
很少有关于博物馆的重要研究，而且几乎这些都不是直接有博物馆经验专业所写的。直到最近，博物馆工作者一直处于对其日常的操作不重视、其所参与的过程也不重要。在博物馆操作中，批判的面向，或日常工作所反应的发展，事实上是相当弱的。事实上，主要的反应仍然是一些典藏研究员所积极坚持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操作的人员，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没有生产性的活动上。多半博物馆的工作，一直到最近，所进行的具体目标仍然是无法验证的、一般来说没有机构性政策的同意与了解，而且也不在舆论接受的脉络之内（Burrett, 1985; Miles, 1985; Prince and Schadla-Hall, 1985）。
缺乏博物馆专业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操作检视与释疑，意味着博物馆对其目前运作所依赖的基本强调原则检视的失败，也意味着在博物馆界建构一个（p. 4）重要的历史之失败。理性的建构告知博物馆所以存在的方式，不但是现在、也是过去，这已经不是问题性的，也因而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博物馆大半的说明并不把理性观念当成问题性的，虽则博物馆扮演「分类室」
（’Classifying House’, Whitehead, 1970; 1971）的角色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一直以来，这个「分类室」涉及于不同理性的建构。「理性」被理解为不需要解释的自我证明（self-evident ）：
在收集对象与维护对象上，博物馆在特定的知性环境所强调的根本角色是知识的仓库，同时也是对象的藏库，而且，其所有的操作，除非对象的累积可以依靠它有严格的理性，否则终归是无益的。（Cannon-Brookes, 1984:116）
但是如果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直不注意他们操作的效果，别人不会是瞎子。Michel Foucault 在The Order of Things书中的序言以论述指出，分类系统最特殊的效果是：
这本书是由在Borgesz 的争论中引起的，从隐藏的讥笑者所引起的，因为我读这项争论，在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中所有熟悉的里程碑，这项思想带着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地理所烙的印迹-打破一切有秩序的表面，与所有我们累积出来的规划，那是用来驯服目前存在事物的一种野蛮的挥霍，而且之后，又长期继续的去干扰与威胁，来崩溃我们古老的同类与他者之间的区别。这项争论可以从中国的某本百科全书中引述，其中写着：「动物分为：(a)属于皇帝的；(b)保存的；(c)驯服的；(d)乳猪；(e)蛊惑的；(f)寓言的；(g)迷路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发疯的；(j)不可数的；(k)用一个非常细致的骆驼毛笔所画的；(l)其它；(m)正在破水沟而出的；(n)鸿飞而至的。」这项分类的奇妙，在我们了解的事物上有一大跃进，以此无稽之谈来看，呈现出的事物是思
想的另一种系统的诱惑力，是我们自己的限制，是那项思维的全然不可能性。（Foucault, 1970: xv）
分类、排秩序与框架的系统，以此来列单的，在我们西方的思维方式认为是最根本的，事实上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真的是「不合理的」。但也许这个列（p. 5）单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是认知的一种有价值的方式。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没有一项理性可以说明这个列单的道理呢？
要让这一列单能够有道理就应该扩充思维，并且应该提供分类世界的事物新的可能性，甚至生活其中的新方式。这当然应该要求组织博物馆与艺廊收藏的新方式。例如，我们都知道的「美术与装饰艺术」与「自然史」之分别也将崩溃。我们用来解释对象与物种之交互关系的很多种分类就需要重新写过，收藏也将要重新做记录；艺术、文物与物种就需要放在不一样的柜子里展示，它们的记录与档案将需要重新检视与更正，它们在仓库抽屉、橱柜与架子上的位置需要重新放置。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Foucault 所描述的分类是「真实的」（true ），典藏研究员在鉴定、控管、排秩序与展示他们的收藏时将重新来过。
如果新的分类学意思是收藏排秩序与建档的新方式，那么，用现有的组织收藏的方式是否意味着，事实上，分类学是一种社会所结构而成的，而不一定是「真实的」或「理性的」呢？目前存在的分类系统可以是认知的一种方式，但是否它没有阻碍了其它的方式吗？这项排他性的、融合性的而且排好顺序的分类决定了对象是否成为收藏，是否也创造了知识的系统？仪式与权力的关系是否允许一些对象被视为有价值，而同时其它的就被拒绝，在某些方面就像仪式时程表与权力关系上的教师、主政者、学徒与国家所运作于学校的主题一样，他们运作分出更有价值的主题并控制了知识的变量（parameter ）？
在博物馆里的分类学并未曾被考虑与合理关系的可能性，到底是使之理性化或阻止了它。在博物馆里，分类的发生是在于社会思潮的明显度。博物馆的选择与排序的过程很少从历史性的、地理性的特定性来了解，除非是在一个非常初阶的层次：
搜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活动，所有动物都有收集食物的特点，但是，除了几种特定的鸟之外，对象搜藏的系统是为实践一项庆祝性的功能，而不是为生理性的，这种功能仅限于人类几个文化与社会。（Cannon-Brookes, 1984:115）
（p. 6）与我们将博物馆的收藏所鉴定的特点视为当然的同时，某些特定的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也一样。物质事物的建构就像一个有特点的「对象」一样，并不被视为是问题性的。事物就是事物，过去对物质事物很少有用不同的、集思广益的方式的想法来了解，事实上，事物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元的去找物质事物的意思。虽然，就如上述的广告那些我们熟悉的方式，物质事物与它们有关联的、有关系的潜力之选择与多元形象，过去并不是博物馆「操作」（manipulate ）物质事物的方式，现在也可以是关系与联系，而事实上是创造的鉴别方式。（Barthes, 1977）
同样的，对象的分别与分类并未曾被开发为在空间与个别的分别与顺序上互相关系的排序。如果博物馆接受一项新的收藏，例如19世纪的机械银行，或16世纪丝缎的椅子，立即会产生创造一项新主题职位的需要（一个新的专业职位），或者，如果不可能，现有的主题角色就一定要透过分段工作来调适。社会史（或装饰艺术）的典藏研究员就一定要分出他/她现有工作负担来应付新收藏的需要。透过撰写目录与单主题书籍与布置新展览，就要完成研究、创造新知识。于是要发现新的空间，或者在旧有的空间做调整。也许，如果这个丝缎椅子的状况很好，而且曾属于一位有名的人所有，在Chippendale （英国家具设计家，Thomas Chippendale, 1718~79）椅子的空间因其状况不好，所以要展这丝缎椅子的空间就比较少。新的顺序系统却必需决定。这项程序持续下去，博物馆的鉴定工作就有了转换与新模式的形成。
博物馆与艺廊在其它脉络下有关如何给物质事物定位的决定是由几项因素组成，包括现有得对象分别、特定机构的特殊典藏操作、物质事物的具体状况与典藏研究员的兴趣、热诚与专长的几项问题。
虽然在每个机构对物质事物顺序的发生定义有严格的区别，这定义是可以用来排列个别主题、典藏领域原则、特定的仓库或展览空间，以及文物与标本，而这些区别每个机构都有不同，但同时也都为每个机构所坚持。同样的物质事物进入不同操作（p. 7）的领域就会有不同的分类。在Sheffield 所制作的18世纪所做的银勺在Birmingham City Museum可能分类于「工业艺术」之下、在Stoke-on-Trent 是「装饰艺术」、在Victoria & Albert Museum是「银器」、在Sheffield 的Kelham Island Museum是「工业」。其它对象也会各有不同的分类，而且这个勺本身的意义与特点也会相对的被修改。
在博物馆里讨论比较多的是有关于对象放置的位置与存取，这是在博物馆空间之内对对象的控制，与其它对象与标本有关（Thompson, 1984:113~376）但是这个空间问题在它们所可能做到的与它们所隐藏的问题上并不是问题性的。与在主题、对象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运作上，可见度的轴心并不会被质问是否代表其所建构的知识或权力。在很多案例上这个轴心并不会被感受到。主题与对象的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强有力的公部门或私人其操作的立场是「公众的成员」或「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员」之行动者。虽然很多博物馆都关心于「扩大观众」，一般这被视为是个别主题上对现有观众的扩充。一项比较严格的区别是放在典藏研究员的搜藏主题与观众视觉主题上的维持，甚至在其它操作的关联上会把这些区分反向操作。例如，参观博物馆时，典藏研究员是看不见的专业人员，除非他们宣称自己为保全特定的特权而演出「幕后」的特殊仪式，允许观众动手操作或接近对象，或由观众给予对象鉴定的意见。
在博物馆与艺廊里，权力的关系与其搜藏的主题之行动者是不对称的，他们做有关空间、时间与可见度的决策，换一句话说，是有关可能被看见什么、要如何被看见、与什么时
候才有可能。对公众而言，与收藏互动而不是仅仅观看的层次，一般完整而无缺失的展示对象都严重的被削减，也因此，收藏意义的定义就受限于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个人领域。那些了解如何操作可以把他们放在有权力的这些位置，与那些想减低这些人为权力的人，都会发现新的方式来提供更多机会给其它的人，以便建构与组成他们的诠释（Fewster, 1990）。很有趣的，一般这些典藏研究的操作，过去是在设计之后不让观众接触到对象的方式，意味着要完全重新来过。
然而，整体的来看，博物馆现有严谨关系的化妆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时间（p. 8）的背景上，这项当然性已经在其它历史时刻与其它地理空间的博物馆鉴别之说明上被突显出来。因此，到目前为止，写博物馆史在于将博物馆之间现存的关系放在追溯到最早的可能，然后识别出这些关系发展的演进线。从其它的历史时代来看，「博物馆」是从现存这些博物馆来读取其「直接祖先」的形式（Taylor, 1987:202）。「事实上现代博物馆的断代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然而，甚至在那个时代，我们就已经看见博物馆的这种双重角色：展示对象与为学者提供一个有用的收藏。」（Whitehead, 1981:7）
这项「盲目」的历史，与在分析、了解与明言目前操作的这项失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首先是调解多元历史的困难。在与博物馆有关连的事物上尤其深刻，因为有一种绝对多元的形制，它有着不同的补助款与行政管理、不同的收藏与不同规模的运作。每一种不同物质的显示都可以与任何不同的限制与可能性的组合有关。
要彻底了解过去的第二项困难是缺乏一项历史的特定性。对「原始」与「传统」的寻求意味着寻求其相似性而不是其相异性，而在政治、文化、经济与意识型态所显示的特定不同组合的关系是看不见的，而终至失去。
第三是，其本身所有的改变的观念是不易厘清的。如果这个「目的」是要去呈现事物如何保持原貌，那么又应该如何去理解改变？博物馆内部改变的不能理解细述着目前了解的没有弹性。目前存在的条件就由单一、无不同的历史而被看成是一项不变的。目前运作的整理就被看成是唯一可能的一种，与在过去与现在最重要的反应之博物馆所具有的激进的潜力也因而失去。当所有其它社会领域都急遽改变的时刻，不管愿不愿意都会打击到博物馆的运作与可能性，这项弹性的缺乏模式，导致博物馆在与现存条件所构成新的元素，在调节与工作上产生严重的问题。没有采用的能力、成为博物馆的新方式、与召募新支持力的新方式，博物馆就会关门、收藏被卖掉、馆员解散。如果现在的博物馆与艺廊可以被视为不是博物馆可以存在的单一形式，而仅仅是几种多元权力扮演而允许产生的，那么权力扮演的转变可以被视为是一项不断的、推撞的过程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p. 9）如果过程是持续的而且不可避免的，那么选择就很清楚的是：走进战场，为争取权力来构成意义与定义；或远离战区让其它人去构成意义与定义。
有效用的历史
这本书要追问的是：目前存在的博物馆是为找到解决撰写与了解目前的历史。为了这项目的，深入了解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是很有用的。
Foucault 的著作在很多方面都很令人感兴趣。例如，Foucault 认为，基于对政权而建立有接受度的理性是有问题的（Foucault, 1980a: 257）。换一句话说，我们生活的一般尝试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其所有的面向都有问题，包括我们认为合理的最基础的理念，或「真实的」（true ）。Foucault 所认为的理由与真理是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观念，他以为理由与真理都有历史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脉络。绝对的理性不是接受传统的哲学信条，他以为理性的形式有一个历史的特定性。一个时代认为是一项理性的行动，在另一个时代并不是的，这是要依赖着当时流行的理由脉络。
Foucault 检视时代对理由形式是如何修正，还有，这些理由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被制定的。他也检视了理性的形式与真理的权势如何在运作或运作系统上描述它们自己，他也置疑在这些运作之内它们如何扮演它们的角色（Foucault, 1981a: 8）。理由、真理或知识如何产生，而且人们用限制与特殊特定的形式如何统御着这些理由、真理或知识与其它面向？
Foucault 的作品显示，我们认为合理的、真理的担任者（bearer ）之原始形制是植根于统治与压抑，是从力量与权力的关系所设立的（Hoy, 1986:225）。他提供一套可能鉴别这些条件的工具给我们，透过我们目前明显的看得见与谜或来运作。这些工具建议要用的技术是公开运作、认为理所当然的整体，去提问，藉以了解，然后接着去修正（Foucault, 1980a: 258）。如果我们用这些工具去分析、了解，并评量博物馆所（p. 10）以成为目前状况的理由，透过分析它们过去的方式，然后也许新的观察力的限度就会打开，新的激进行动之可能性就会产生。
Foucault 一项最有用的工具是他对历史的取向。Foucault 拒绝持续的、平顺的、进取的、整体化的、发展的历史定论。他以研究「有效用的历史」来代替，这是强调不连续的、断裂的、替代的而且破裂的过去观点（Foucault, 1974: 4）。Foucault 研究的标的不是「建立」、「理论」或「意识」，而是「运作」，是以掌握住当下时刻可以做出可接受的条件为目的（Foucault, 1981a: 5）。
发现真理的历史的方式之一是焦注于历史错误的发现。那些对我们现在相当明显最不合理的事物，透过仔细的、公开的分析，可能可以揭示出知识的当代建构的见证来。如果理性建构在事实上是有改变的，那么事实上，可能在我们现代相当合理的事物在过去并非如此为人所知，而且在将来也不会如此。我们熟知的一般常识性的运作，是由我们的社会的、文化的与认知的脉络中所带出并延续的，也是昨天我们认为是古怪的、误导的指示，是用我们缺乏知识与不通事故来做解释。就像我们看十六世纪的药剂师使用鸽子的翅膀放在病人的胸口来治疗退烧，是根本没用而且不可理解的，所以我们日常的一些动作（还有，谁知道什么）对在将来的其它人也会变成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的知识与真理是从其它的理性结构成的。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博物馆及其知识的成形
Hooper-Greenhill, Eilean,
目次
博物馆是什么？
欧洲的第一个博物馆？
皇家的宫殿
非理性的多宝格
世界的多宝格
皇家学院的储藏室
学术性的博物馆
对现在有用的过去
博物馆是什么？
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已经不再是建立于国家主义的文化庙宇，像大英博物馆之类的机构。如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博物馆，而且博物馆可能建立在农庄、船上、煤矿、仓库、监狱、城堡或小茅屋。去博物馆的经验常常很像是去主题公园或一个娱乐场所一样，而不再像是由不苟且的、有玻璃柜的博物馆。
过去最后的几年中我们看见博物馆的主要转变与重组。这项改变是极端的、急遽的，对于很多喜欢博物馆的人来说，这种改变是空前的、未曾期待过的、而且是不可接受的。这项改变把博物馆过去的设定陷入杂乱无章。这项最近的改变震惊了曾自称认识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应如何运作、与博物馆应该做什么的人。
博物馆认同的这项固定的看法有时却被坚持着，直至最近，还很少有人去干扰它。但是如果设定博物馆的现实只能有一种形式，那就错了。我们回首看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的现实改变了很多次。博物馆一直在修正运作的方式，而且它所做的都是依照着（它处于社会的）脉络、权力的游戏、与围绕着它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指令。博物馆，与所有其它社会的机构一样，服务着很多个主人，而且常常根据主人而演奏着不同的音调。也许其成功可以用它平衡所有音调的能力来定义，这个音调必须演奏出来，而且还要成为值得被倾听的音调。
目前，博物馆的很多决定是由其基金与维持它的领域作决策，现在提出的很多困难的问题成为博物馆的佐证，这些都是有关它在社区的角色、它的功能与潜力。而其响应则不是
可立即出现的，或说，对博物馆价值的感受与其它顺序相比是较低的、收藏被卖掉、馆员被解雇而且建筑物关门。所以，大半情况是以「博物馆是一个教育机构」来做响应。今天，博物馆的教育角色已被宣称是主要的左证。例如，英国博物馆协会的主席在为Derbyshire County Council要卖掉他们部分收藏的决策上争辩着说：
博物馆与其收藏是一份有价值的、不可取代的小区服务，而且有无比的教育价值。但是保存在博物馆的收藏呈现出无用时，就是在Derbyshire County下看管的收藏对教育与保存呈现不出利益来。
（The Independent 6 September 1990）
现在我们对知识很清楚的了解，它是博物馆所贡献的产品。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博物馆与艺廊里，是由于那些提供基金做展览的人之可能性而产生这项共同参与的新性质，这个机会可以透过民众到艺廊的一次访视，而改变一个人的感受，或改变他对世界的知识。例如，在The Independent Colour Supplement（8 September 1990），在1990年秋天the Royal Academy举办Monet 展览的一位赞助者宣称：
发现一个人的看法如何可能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在每个系列中，没有两张画是完全一样的。单一的主题。同一个物件。但是包围在不同的灯光、改变的季节与气氛之内。这是Monet 在90年代的风格。
数字设备的公司与其员工都以担任这项展览之赞助者而感到骄傲，这是首度将
Claude Monet的系列作品聚集在一起展览。
以广告用于称赞共同价值的形式而言，这是一种有关如何知道可以改变观看的宣称。就如我们所说的，一旦我们知道并且熟习这些画作之后，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将会有所不同。这项说明是博物馆与艺廊可以改变感受的一种认知方式，而且可以贡献于知识。
但是如果博物馆是一个我们可以来知道新事物的地方，而且是我们的感受可以有激进改变、这项「认知」的性质、与它将如何导致这些改变的地方。
（p. 3）直到最近博物馆才隶属于任何严密的主要分析形式。在过去，相较于例如学校、或媒体，博物馆以某种方式逃过它所隶属机构得谨慎研究。这项隐藏的课程与未被视穿、未被言道的那项强有力的、强调的设定，发现了建构在学校课程所认定的知识（Y oung, 1975）。电视节目也受到紧密的观察，来发现这一项由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元素所形成这个完全无裂缝的产品，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消费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72; 1980; 1982; Williams, 1974）。这项研究是有关认知以已经建立好的方式来透过电视、文学的影片，而能够、建构并消费于学校中。然而，不同元素的分析一起才构成「现实」，那就是我们认为是「那个博物馆」启动的「现实」。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认知」在博物馆的意思是什么？在博物馆中什么才算是知识？或者说，在博物馆里，理性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被视为是无稽的？为什么？这个情形在不同时间会改变吗？个体被期待在博物馆里应如何运作？观众的角色是什么？典藏研究员的角色又是什么？在博物馆里物质数据如何建构成为对象？个体如何建构为从属？空间、时间、从属与对象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也许是总结所有这些问题的问题是，博物馆如何被建构为「对象」？或，什么才算是一个博物馆？
很少有关于博物馆的重要研究，而且几乎这些都不是直接有博物馆经验专业所写的。直到最近，博物馆工作者一直处于对其日常的操作不重视、其所参与的过程也不重要。在博物馆操作中，批判的面向，或日常工作所反应的发展，事实上是相当弱的。事实上，主要的反应仍然是一些典藏研究员所积极坚持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操作的人员，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没有生产性的活动上。多半博物馆的工作，一直到最近，所进行的具体目标仍然是无法验证的、一般来说没有机构性政策的同意与了解，而且也不在舆论接受的脉络之内（Burrett, 1985; Miles, 1985; Prince and Schadla-Hall, 1985）。
缺乏博物馆专业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操作检视与释疑，意味着博物馆对其目前运作所依赖的基本强调原则检视的失败，也意味着在博物馆界建构一个（p. 4）重要的历史之失败。理性的建构告知博物馆所以存在的方式，不但是现在、也是过去，这已经不是问题性的，也因而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博物馆大半的说明并不把理性观念当成问题性的，虽则博物馆扮演「分类室」
（’Classifying House’, Whitehead, 1970; 1971）的角色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一直以来，这个「分类室」涉及于不同理性的建构。「理性」被理解为不需要解释的自我证明（self-evident ）：
在收集对象与维护对象上，博物馆在特定的知性环境所强调的根本角色是知识的仓库，同时也是对象的藏库，而且，其所有的操作，除非对象的累积可以依靠它有严格的理性，否则终归是无益的。（Cannon-Brookes, 1984:116）
但是如果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直不注意他们操作的效果，别人不会是瞎子。Michel Foucault 在The Order of Things书中的序言以论述指出，分类系统最特殊的效果是：
这本书是由在Borgesz 的争论中引起的，从隐藏的讥笑者所引起的，因为我读这项争论，在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中所有熟悉的里程碑，这项思想带着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地理所烙的印迹-打破一切有秩序的表面，与所有我们累积出来的规划，那是用来驯服目前存在事物的一种野蛮的挥霍，而且之后，又长期继续的去干扰与威胁，来崩溃我们古老的同类与他者之间的区别。这项争论可以从中国的某本百科全书中引述，其中写着：「动物分为：(a)属于皇帝的；(b)保存的；(c)驯服的；(d)乳猪；(e)蛊惑的；(f)寓言的；(g)迷路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发疯的；(j)不可数的；(k)用一个非常细致的骆驼毛笔所画的；(l)其它；(m)正在破水沟而出的；(n)鸿飞而至的。」这项分类的奇妙，在我们了解的事物上有一大跃进，以此无稽之谈来看，呈现出的事物是思
想的另一种系统的诱惑力，是我们自己的限制，是那项思维的全然不可能性。（Foucault, 1970: xv）
分类、排秩序与框架的系统，以此来列单的，在我们西方的思维方式认为是最根本的，事实上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真的是「不合理的」。但也许这个列（p. 5）单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是认知的一种有价值的方式。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没有一项理性可以说明这个列单的道理呢？
要让这一列单能够有道理就应该扩充思维，并且应该提供分类世界的事物新的可能性，甚至生活其中的新方式。这当然应该要求组织博物馆与艺廊收藏的新方式。例如，我们都知道的「美术与装饰艺术」与「自然史」之分别也将崩溃。我们用来解释对象与物种之交互关系的很多种分类就需要重新写过，收藏也将要重新做记录；艺术、文物与物种就需要放在不一样的柜子里展示，它们的记录与档案将需要重新检视与更正，它们在仓库抽屉、橱柜与架子上的位置需要重新放置。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Foucault 所描述的分类是「真实的」（true ），典藏研究员在鉴定、控管、排秩序与展示他们的收藏时将重新来过。
如果新的分类学意思是收藏排秩序与建档的新方式，那么，用现有的组织收藏的方式是否意味着，事实上，分类学是一种社会所结构而成的，而不一定是「真实的」或「理性的」呢？目前存在的分类系统可以是认知的一种方式，但是否它没有阻碍了其它的方式吗？这项排他性的、融合性的而且排好顺序的分类决定了对象是否成为收藏，是否也创造了知识的系统？仪式与权力的关系是否允许一些对象被视为有价值，而同时其它的就被拒绝，在某些方面就像仪式时程表与权力关系上的教师、主政者、学徒与国家所运作于学校的主题一样，他们运作分出更有价值的主题并控制了知识的变量（parameter ）？
在博物馆里的分类学并未曾被考虑与合理关系的可能性，到底是使之理性化或阻止了它。在博物馆里，分类的发生是在于社会思潮的明显度。博物馆的选择与排序的过程很少从历史性的、地理性的特定性来了解，除非是在一个非常初阶的层次：
搜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活动，所有动物都有收集食物的特点，但是，除了几种特定的鸟之外，对象搜藏的系统是为实践一项庆祝性的功能，而不是为生理性的，这种功能仅限于人类几个文化与社会。（Cannon-Brookes, 1984:115）
（p. 6）与我们将博物馆的收藏所鉴定的特点视为当然的同时，某些特定的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也一样。物质事物的建构就像一个有特点的「对象」一样，并不被视为是问题性的。事物就是事物，过去对物质事物很少有用不同的、集思广益的方式的想法来了解，事实上，事物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元的去找物质事物的意思。虽然，就如上述的广告那些我们熟悉的方式，物质事物与它们有关联的、有关系的潜力之选择与多元形象，过去并不是博物馆「操作」（manipulate ）物质事物的方式，现在也可以是关系与联系，而事实上是创造的鉴别方式。（Barthes, 1977）
同样的，对象的分别与分类并未曾被开发为在空间与个别的分别与顺序上互相关系的排序。如果博物馆接受一项新的收藏，例如19世纪的机械银行，或16世纪丝缎的椅子，立即会产生创造一项新主题职位的需要（一个新的专业职位），或者，如果不可能，现有的主题角色就一定要透过分段工作来调适。社会史（或装饰艺术）的典藏研究员就一定要分出他/她现有工作负担来应付新收藏的需要。透过撰写目录与单主题书籍与布置新展览，就要完成研究、创造新知识。于是要发现新的空间，或者在旧有的空间做调整。也许，如果这个丝缎椅子的状况很好，而且曾属于一位有名的人所有，在Chippendale （英国家具设计家，Thomas Chippendale, 1718~79）椅子的空间因其状况不好，所以要展这丝缎椅子的空间就比较少。新的顺序系统却必需决定。这项程序持续下去，博物馆的鉴定工作就有了转换与新模式的形成。
博物馆与艺廊在其它脉络下有关如何给物质事物定位的决定是由几项因素组成，包括现有得对象分别、特定机构的特殊典藏操作、物质事物的具体状况与典藏研究员的兴趣、热诚与专长的几项问题。
虽然在每个机构对物质事物顺序的发生定义有严格的区别，这定义是可以用来排列个别主题、典藏领域原则、特定的仓库或展览空间，以及文物与标本，而这些区别每个机构都有不同，但同时也都为每个机构所坚持。同样的物质事物进入不同操作（p. 7）的领域就会有不同的分类。在Sheffield 所制作的18世纪所做的银勺在Birmingham City Museum可能分类于「工业艺术」之下、在Stoke-on-Trent 是「装饰艺术」、在Victoria & Albert Museum是「银器」、在Sheffield 的Kelham Island Museum是「工业」。其它对象也会各有不同的分类，而且这个勺本身的意义与特点也会相对的被修改。
在博物馆里讨论比较多的是有关于对象放置的位置与存取，这是在博物馆空间之内对对象的控制，与其它对象与标本有关（Thompson, 1984:113~376）但是这个空间问题在它们所可能做到的与它们所隐藏的问题上并不是问题性的。与在主题、对象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运作上，可见度的轴心并不会被质问是否代表其所建构的知识或权力。在很多案例上这个轴心并不会被感受到。主题与对象的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强有力的公部门或私人其操作的立场是「公众的成员」或「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员」之行动者。虽然很多博物馆都关心于「扩大观众」，一般这被视为是个别主题上对现有观众的扩充。一项比较严格的区别是放在典藏研究员的搜藏主题与观众视觉主题上的维持，甚至在其它操作的关联上会把这些区分反向操作。例如，参观博物馆时，典藏研究员是看不见的专业人员，除非他们宣称自己为保全特定的特权而演出「幕后」的特殊仪式，允许观众动手操作或接近对象，或由观众给予对象鉴定的意见。
在博物馆与艺廊里，权力的关系与其搜藏的主题之行动者是不对称的，他们做有关空间、时间与可见度的决策，换一句话说，是有关可能被看见什么、要如何被看见、与什么时
候才有可能。对公众而言，与收藏互动而不是仅仅观看的层次，一般完整而无缺失的展示对象都严重的被削减，也因此，收藏意义的定义就受限于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个人领域。那些了解如何操作可以把他们放在有权力的这些位置，与那些想减低这些人为权力的人，都会发现新的方式来提供更多机会给其它的人，以便建构与组成他们的诠释（Fewster, 1990）。很有趣的，一般这些典藏研究的操作，过去是在设计之后不让观众接触到对象的方式，意味着要完全重新来过。
然而，整体的来看，博物馆现有严谨关系的化妆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时间（p. 8）的背景上，这项当然性已经在其它历史时刻与其它地理空间的博物馆鉴别之说明上被突显出来。因此，到目前为止，写博物馆史在于将博物馆之间现存的关系放在追溯到最早的可能，然后识别出这些关系发展的演进线。从其它的历史时代来看，「博物馆」是从现存这些博物馆来读取其「直接祖先」的形式（Taylor, 1987:202）。「事实上现代博物馆的断代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然而，甚至在那个时代，我们就已经看见博物馆的这种双重角色：展示对象与为学者提供一个有用的收藏。」（Whitehead, 1981:7）
这项「盲目」的历史，与在分析、了解与明言目前操作的这项失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首先是调解多元历史的困难。在与博物馆有关连的事物上尤其深刻，因为有一种绝对多元的形制，它有着不同的补助款与行政管理、不同的收藏与不同规模的运作。每一种不同物质的显示都可以与任何不同的限制与可能性的组合有关。
要彻底了解过去的第二项困难是缺乏一项历史的特定性。对「原始」与「传统」的寻求意味着寻求其相似性而不是其相异性，而在政治、文化、经济与意识型态所显示的特定不同组合的关系是看不见的，而终至失去。
第三是，其本身所有的改变的观念是不易厘清的。如果这个「目的」是要去呈现事物如何保持原貌，那么又应该如何去理解改变？博物馆内部改变的不能理解细述着目前了解的没有弹性。目前存在的条件就由单一、无不同的历史而被看成是一项不变的。目前运作的整理就被看成是唯一可能的一种，与在过去与现在最重要的反应之博物馆所具有的激进的潜力也因而失去。当所有其它社会领域都急遽改变的时刻，不管愿不愿意都会打击到博物馆的运作与可能性，这项弹性的缺乏模式，导致博物馆在与现存条件所构成新的元素，在调节与工作上产生严重的问题。没有采用的能力、成为博物馆的新方式、与召募新支持力的新方式，博物馆就会关门、收藏被卖掉、馆员解散。如果现在的博物馆与艺廊可以被视为不是博物馆可以存在的单一形式，而仅仅是几种多元权力扮演而允许产生的，那么权力扮演的转变可以被视为是一项不断的、推撞的过程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p. 9）如果过程是持续的而且不可避免的，那么选择就很清楚的是：走进战场，为争取权力来构成意义与定义；或远离战区让其它人去构成意义与定义。
有效用的历史
这本书要追问的是：目前存在的博物馆是为找到解决撰写与了解目前的历史。为了这项目的，深入了解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是很有用的。
Foucault 的著作在很多方面都很令人感兴趣。例如，Foucault 认为，基于对政权而建立有接受度的理性是有问题的（Foucault, 1980a: 257）。换一句话说，我们生活的一般尝试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其所有的面向都有问题，包括我们认为合理的最基础的理念，或「真实的」（true ）。Foucault 所认为的理由与真理是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观念，他以为理由与真理都有历史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脉络。绝对的理性不是接受传统的哲学信条，他以为理性的形式有一个历史的特定性。一个时代认为是一项理性的行动，在另一个时代并不是的，这是要依赖着当时流行的理由脉络。
Foucault 检视时代对理由形式是如何修正，还有，这些理由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被制定的。他也检视了理性的形式与真理的权势如何在运作或运作系统上描述它们自己，他也置疑在这些运作之内它们如何扮演它们的角色（Foucault, 1981a: 8）。理由、真理或知识如何产生，而且人们用限制与特殊特定的形式如何统御着这些理由、真理或知识与其它面向？
Foucault 的作品显示，我们认为合理的、真理的担任者（bearer ）之原始形制是植根于统治与压抑，是从力量与权力的关系所设立的（Hoy, 1986:225）。他提供一套可能鉴别这些条件的工具给我们，透过我们目前明显的看得见与谜或来运作。这些工具建议要用的技术是公开运作、认为理所当然的整体，去提问，藉以了解，然后接着去修正（Foucault, 1980a: 258）。如果我们用这些工具去分析、了解，并评量博物馆所（p. 10）以成为目前状况的理由，透过分析它们过去的方式，然后也许新的观察力的限度就会打开，新的激进行动之可能性就会产生。
Foucault 一项最有用的工具是他对历史的取向。Foucault 拒绝持续的、平顺的、进取的、整体化的、发展的历史定论。他以研究「有效用的历史」来代替，这是强调不连续的、断裂的、替代的而且破裂的过去观点（Foucault, 1974: 4）。Foucault 研究的标的不是「建立」、「理论」或「意识」，而是「运作」，是以掌握住当下时刻可以做出可接受的条件为目的（Foucault, 1981a: 5）。
发现真理的历史的方式之一是焦注于历史错误的发现。那些对我们现在相当明显最不合理的事物，透过仔细的、公开的分析，可能可以揭示出知识的当代建构的见证来。如果理性建构在事实上是有改变的，那么事实上，可能在我们现代相当合理的事物在过去并非如此为人所知，而且在将来也不会如此。我们熟知的一般常识性的运作，是由我们的社会的、文化的与认知的脉络中所带出并延续的，也是昨天我们认为是古怪的、误导的指示，是用我们缺乏知识与不通事故来做解释。就像我们看十六世纪的药剂师使用鸽子的翅膀放在病人的胸口来治疗退烧，是根本没用而且不可理解的，所以我们日常的一些动作（还有，谁知道什么）对在将来的其它人也会变成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的知识与真理是从其它的理性结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