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危言——评高考历史全国卷的难度
纵观近几年历史高考试题的难度，已大大超过了公认的指标。失衡的难度，对当下中学历史教学产生了强烈的反拨作用，对正在改革中的历史高考，更具有重要的潜影响。业内对居高不下的试题难度虽啧有烦言，但受各种因素制约，对历年的试题难度缺乏明晰的透析，也鲜有专文论及此事。我们对此作了专题探讨，以期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对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有所助益。
一
难度是衡量试题难易程度的统计指标，通常情况下，难度=平均分∕满分值。高考试题的难度设计，既要符合高校选拔人才的要求，也要考虑对中学教学的导向作用，还应考虑与相关学科的平衡。难度具有敏感性，很容易被师生体察到。但受各种客观条件限制，考试主管部门并未及时公布相关数据，这对我们把握难度造成了一定困难。我们依据考试中心公开出版的历年高考试题分析、代表性省份公布的高考试题分析，将有关数据整理如下。
表一 近年新高考历史试题难度
说明：该表主要是依据使用全国课标Ⅰ卷基础教育较好的省区（2013年之前不分Ⅰ、Ⅱ卷），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
按照考试理论和考试测量学，高考难度值的确立原则应与录取率一致，“从理论上讲，难度值在0.5时分数的变异表现的最明显，其分布也趋于正态。”【1】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考难度大都稳定在0.5左右。但是，当下我国高考早已跨入大众化阶段，多数省市的录取率达到90%，高考试题的难度理应调低。但考虑到高考竞争的现状，业内专家认为现在的试题难度应控制在0.55至0.65。但是以上数据表明，近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不仅未降，反而越来越高，多数在0.4上下，大大低于上世纪录取率在20%时的难度。
表二 河北省政治、地理、历史优秀率统计（2012—2014年）
河北省毗邻北京、天津，经济文化水平居我国中上游，教育资源优厚，基础教育相对比较发达。该省自2012年启动新高考，省考试院每年都公布翔实的考试统计数据，其数据较有说服力，能整体代表我国历史高考水平。以上数据表明，历史高考的难度高于政治、地理，与两科是不平衡的，优秀率大大低于两科。历史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过低，属于薄弱学科。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历史教学的自身原因，但更与攀高的历史难度有关。河北如此，其他省份亦然。
表三 历年新高考历史高难度试题统计（I卷）
根据考试学理论，难度在0.3以下的题目为难题，0.7以上为易题，0.4至0.6之间为中档题。作为四选一的选择题，其概率是0.25，选择题的难度值通常大于0.25，试题难度值低于0.25，其区分度不高，多为淘汰题。按以上标准衡量，每年难度高的题几乎占到总量的1/4，其中每年都有应被淘汰的废题。如湖南省2013年的试题中，24题的难度是0.20,28题是0.12,30题是0.21；有的老师在考后曾对学校做过调查，在湖南一所生源中游的学校，一些平时各科学习好的考生，历史选择题竟有5、6道出错【2】。河北省在2014年也有3道题低于0.25。在选择题中每年几乎有1/4的题目属于高难度的淘汰题。主观题的难度受人为阅卷影响大，在得分率较低的情况下往往会有放松标准的情况，尽管如此，40、41题的难度仍是很大的。如2010年41题13分的第三问“恩格斯历史前提”题，吉林省有26%的考生得0分；2013年41题，河北省有21.19%的考生的得0分，30.07%的考生得3分；2014年该题得0分者占32.5%，平均得分4.16分。每年历史高考试题中有如此多的高难度题和淘汰题，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历史高考试题难度的拔高是伴随着能力要求的加强而出现的，不可否认，这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突出了能力和素养考查，改变了面上的教学理念；特别是颠覆了人们认为学习历史就是背记，通过硬性背记就能应对高考的成见。但应看到，“在高考这样高利害考试条件下，一项好的考试技术并不意味着产生好的影响。”【3】眼下历史已成了高考中最难的学科，试题脱离了高考实际。矫枉不能过正，超出了正常的度，事物就会走向反面。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与愿违、有悖初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试题难度过高所引发的负面作用。
第一、对考试公平性的影响。公平性应是高考命题追求的目标，畸高的难度势必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高考试卷难度、学科之间难度匹配、选择题难度等值设计不好，对高考公平性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4】由于难度过高，降低了历史学科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这对历史学习优势的考生显然有失公平。根据面上反映，由于试题设计刁怪，往往导致思维活跃的考生误入歧途，造成失分。相反，平时学习投入小、思维单纯的考生，仅凭感觉答题则往往懵对。一些投入不足的艺考生和体育特长生与一般文科生没有差别。很多考生反映，决定历史选择题得分的关键是答题技巧，排除法成了应答选择题的诀窍。全国的文科考生，经过三年苦读，整体得分率往往不到0.4，他们因历史学科成绩低而影响了录取。这些情况表明，历史高考难度不当，对高考公平性影响是巨大的。
第二、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业内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服务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应该成为历史高考命题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才使历史学科考试、选拔历史人材才有意义。”【5】通过历史高考应吸引学生喜爱历史，提升学习历史的兴趣。与其相反，众多考生是以历史学习失败者身份进入高校的，他们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这是不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过高的难度，学生
的投入和得分成反比，大大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这也是历史成为学生最不喜欢学科的重要原因。由于高考试题与新课改设计相抵牾，对面上历史教学也造成负影响，增加了历史课业负担，导致了师生厌教厌学情绪。与命题者主观愿望相反，命题者加大难度、矫枉过正的做法，是不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
第三、对未来高考的影响。目前，使用全国卷的省份有扩大之势，来年将有25个省份使用全国卷，过高难度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扩大，这迫使我们更要正视全国卷的难度问题。我国即将实行的新高考方案，将采取统考和选考的方式，除语数外，考生在其他学科中选取三门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和高考。可以试想一下，在目前历史高难度试题的影响下，学生能选择这种高付出低回报的历史学科吗？由于仅应对学业水平测试，在高二即会过早结束历史教学，大批教师将会退出高考指导行列，这会对广大历史教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身关广大历史教师切身利益的后果，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四、对分省试题的示范效应。考试中心掌控着分省命题的评价权，考试中心的命题者还担负着对分省命题者的培训责任。在此情况下，全国卷对分省命题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上行下效，分省命题的历史试卷难度也不断拔高，同样成为各学科中难度最高的学科。
这几年的高考历史试题难度过高，与相邻学科悬殊大，高难度和废题量比例大，试题设计难度与公认的标准差距大，可以说试题难度设计是失衡的，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
导致历史高考试题难度过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更与命题专家的命题思路、设计思想相关。
1、命题专家的组成方面。国家考试命题中心的历史命题队伍由高校和科研等部门的学科专家组成。由于我国高校从事历史课程研究的薄弱，从事教学法的老师，不仅鲜有人参与命题，也“没能在高校层面代表中学历史教师发出足够的声音。”【6】教研部门人员和中学教师更是难以涉足。目前高校历史学科和中学体系的背离，造成了命题专家与中学教学体系的相对隔绝，种种客观环境也限制了他们对中学教学实际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命题专家多是从高校历史学科体系、自身学术素养和命题技术等层面来从事命题的。尽管其学术素养深厚、命题技术娴熟，但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认知却是缺位的。命题不是一般的学术活动，不是仅局限于学术圈内的，需要洞察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需要知悉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因为命题不仅凭借学术素养和命题技巧，还要符合学情、教材和考情。正如有人指出的：“命题就如同我们在摄制运动中的物体，质量的好坏既取决于摄影机的质量（命题技术），也取决于我们能否与运动的物质（学情）同步。” 【7】命题组成人员的局限性，致使其对课标和中学实际的认可度低，导致了命题与教学的脱节。
2、评价监督机制方面。高考与考生的命运前程、教师的社会地位、基础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理应由完备而健全的评价监督机制。“高考作为一种教育服务，其命题服务质量应由服务对象进行评价，但目前的评价属于内部评价而缺少服务对象的评价，是不完整的，因而难以回应社会的质疑。”【8】但由于高考命题过分强调其机密性和封闭性，忽视了开放性和服务性。过分强调考试的安全，断绝了命题者与服务对象的交流沟通，忽视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反应和声音。每年的高考试题评价会，事关对该年
试题的评价和来年命题的部署，是倾听基层反映、质询的良好时机。但评价会都是在高度机密下召开，参加者和主导者是命题组的核心成员，所指定参加的极个别中学教师代表，多居从属地位，且更换频繁。 在评价会上，命题专家是“官方的化身，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他们不仅把持评价的话语权，还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并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评判试卷。本来作为服务对象的“考生、中学、高校代表可以对高考命题提出质询，命题者也应及时对服务对象的质询进行答疑”。 【9】但服务对象却丧失了与命题者对话和质询的资格。在这种不健全的机制下，命题者不仅认识不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还孤芳自赏，自我评价，并且掌控着对分省试题的评价权。每年的评价报告，也不向社会公布，服务对象没有知情权。命题专家对媒体、基层的反映采取漠视态度，不理睬社会的反映，社会的反映不能上达，更形不成对命题者的监督。在这种机制下，还缺乏必要的问责，每年不断淘汰题题目的出现表明未形成纠错机制，在内部的评价报告中，对自身失误缺乏明确表达。现行的机制，与上世纪较通畅的对话机制相比是种倒退，与台湾地区每年召开探讨试题得失的研讨会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3、高考功能的认知方面。高考的功能体现在三方面：为高校选拔合格考生、引领中学教学、促进学生自身发展，从命题的实际来看，仅凸显了选拔功能，忽视了后面两项功能。仅从历史高考命题的依据来看，历史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明确是考课标、考纲，而只强调考纲。个中原因是因考纲与课标体系的差异，命题者过多考虑命题操作性，忽视了对课标和教材的依托，强调了考纲的指导性。不少省份的相关评价资料，在命题依据中直接不提课标。
我们应看到，高考还肩负着促进历史学科和考生自身发展的重任。从命题者的初衷来看，通过命题扭转人们对历史的偏见，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是无疑的。由于其自身局限，“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学历史教育应承载的职能和任务”，“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国民素质教育，而不是专业历史学的专业教育。”【10】由于立足点的偏差，命题者过多从高校历史专业的角度定位高考，忽视了对中学历史教学和学生自身素质发展的引领，与中学历史教学实际的联系也渐行渐远，历史专业化的倾向也日趋强烈，难度提升也是自然的事了。
4、命题的专业化趋向方面。命题专家成分的单一，导致了命题专业化倾向的发展。长期以来，命题专家认为中学教材滞后，教学内容陈旧，高校需对升入高校的学生进行洗脑和格式化，力图用考试杠杆进行矫正。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上世纪“刘宗绪时代”是被认可的。但在新课程实施后，不论是教材内容还是教师的理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命题者无视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固守着对中学教学的偏见，“热衷于把高校研究的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高考试题”，“其本质就是把历史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内容渗透到高考试题中。”【11】正因如此，他们弱化了对教材的依托，想当然地从自己专业知识中寻找命题点，大量学术前沿的素材成了高考命题素材，一些专业研究能力和要求渗透到了试题中。黄牧航教授曾有专文做过统计，其数据是惊人的。专业化趋向的发展，导致试题难度的拔高，“所谓难度，很大程度上就是拿大学历史专业的内容来为难考生”，“高考难度的研究生化成为当前中国见怪不怪的奇特现象。”【12】无怪乎有人惊乎，目前我国的高考与研究生考试发生了倒置，高考越来越像研究生考试。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和中学教师被试题难倒。愈演愈烈的专业化倾向，大大提高了试题的难度。
5、试题设计方面。多年来，命题专家苦心孤诣、孜孜不倦地研究高考，但由于定位的错误和客观
的限制，其努力的效果却与初衷是不一致的。他们热衷于试题形式的翻新、历史材料的丰富、设问的乖巧，单从题型来看，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考试题型已经成熟，也得到了师生认可，应该定型了，但实际上，题型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中。单从41题来看，自2010年面世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变脸中，材料形式、作答要求等一年一个样，一直不定型。我们钦佩命题专家的自我否定精神，但质疑其动机，正如有人指出其“所以刻意追求试题形式，一是认为新形式就是考查能力；二是想通过新形式使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摸不清高考命题规律和特点，以达到控制试题难度的目的。”【13】题型与难度息息相关，题型的不断变化花样，必然影响考生的适应度，势必影响得分。把命题当成命题技术的“实验场”，把考生当成检验命题效果的“小白鼠”，在高考命题已经成熟的今天，真是难以让人认同。
围绕着考能力，选择题也是不断变换着。政治、地理一直保持的组合选择、否定选择题，因认为其思维含量低、难度小而被历史试题淘汰。而难度大、易产生歧意的最佳选择题却成了选择题的主体。最佳选择题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题型的选项与题干是程度关系，因备受争议而一度被淘汰。我们应看到，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历史认识中不可能排除主体的介入，所谓客观事实并不存在”“历史学家所做的只是依据时代的需要和自身立场对事实进行不断的解释。”【14】现在所谓的最佳选择题，表达的是命题者的思维方式和个人的解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客观性减弱，因而很容易产生歧意，更容易导致失分。最佳选择题往往不按规律出牌，出乎考生的设想，难度往往拔高，应该慎用。
在历史试题中，大量引用文言文材料，对考生设置了阅读障碍，在考查历史能力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考查，这种双重学科能力的考查，进一步加大了试题的难度。由于过分强调“新材料、新情境”，试卷的文字阅读量过大，试卷长度过长，试题偏离对教材的依托，考查了很多超范围的内容，引用了很多脱离学生实际的内容，这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试题的难度。2014年以来的试题似乎在这方面有一定改观，愿能持续下去。
无可否认，历史学科命题专家的敬业态度、学术素养、命题能力等堪称一流，命题难度过高的现状与其初衷也是相悖的，其命题动机和职业操守更是毋庸置疑，试题难度过高也是其不愿看到的。
我们并非否定这几年历史高考加强能力考查和素养考查的探索，历史高考难度的形成也是多方面的，其责任也不能全由命题者承担。我们应该全方位地审视历史高考的难度问题，恳望命题专家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中学一线教师和万千学子角度，从有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正视这一问题，对高考命题的难度问题作深刻的审思与切实的改进。
【1】刘芃：《考试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2】匡志林：《动机行为效果》，《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2年第9期。
【3】【5】陈畅：《对高考历史命题的反思》，《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第40页
【4】王后雄：《高考命题如何承载公平使命》，《湖北招生考试》2013年2月，第1页。
【6】【12】黄牧航：《论历史科高考命题的专业化倾向》，《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2年第12期，第9页。
【7】陈畅：《“历史解释”目标单项选择题的有效控制》，《历史教学》2009年第11期，第45页。
【8】陈畅：《顾客满意度视阈下高考命题质量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2月，第7页。
【9】陈畅：《高考命题的封闭与开放》，《历史教学》2013年第3期，第49页。
【10】【13】李晓风、成学江：《2014年北京文综历史试题评析》，《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4年第9期，第25页。
【11】黄牧航：《历史科高考中运用新成果初探》，《历史教学》2014年第1期，第9页。
【14】顾春梅：《上海高考历史科命题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历史教学》2102年第9期，第1页。 (作者地址：袁兆桐：山东省淄博市教研室，北京大教育评价中心；马自玲：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说明：本文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2015年第6期，略有改动）
全国有四套历史教材（人教、人民、岳麓、北师大），你使用的是哪种？
失衡与危言——评高考历史全国卷的难度
纵观近几年历史高考试题的难度，已大大超过了公认的指标。失衡的难度，对当下中学历史教学产生了强烈的反拨作用，对正在改革中的历史高考，更具有重要的潜影响。业内对居高不下的试题难度虽啧有烦言，但受各种因素制约，对历年的试题难度缺乏明晰的透析，也鲜有专文论及此事。我们对此作了专题探讨，以期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对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有所助益。
一
难度是衡量试题难易程度的统计指标，通常情况下，难度=平均分∕满分值。高考试题的难度设计，既要符合高校选拔人才的要求，也要考虑对中学教学的导向作用，还应考虑与相关学科的平衡。难度具有敏感性，很容易被师生体察到。但受各种客观条件限制，考试主管部门并未及时公布相关数据，这对我们把握难度造成了一定困难。我们依据考试中心公开出版的历年高考试题分析、代表性省份公布的高考试题分析，将有关数据整理如下。
表一 近年新高考历史试题难度
说明：该表主要是依据使用全国课标Ⅰ卷基础教育较好的省区（2013年之前不分Ⅰ、Ⅱ卷），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
按照考试理论和考试测量学，高考难度值的确立原则应与录取率一致，“从理论上讲，难度值在0.5时分数的变异表现的最明显，其分布也趋于正态。”【1】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考难度大都稳定在0.5左右。但是，当下我国高考早已跨入大众化阶段，多数省市的录取率达到90%，高考试题的难度理应调低。但考虑到高考竞争的现状，业内专家认为现在的试题难度应控制在0.55至0.65。但是以上数据表明，近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不仅未降，反而越来越高，多数在0.4上下，大大低于上世纪录取率在20%时的难度。
表二 河北省政治、地理、历史优秀率统计（2012—2014年）
河北省毗邻北京、天津，经济文化水平居我国中上游，教育资源优厚，基础教育相对比较发达。该省自2012年启动新高考，省考试院每年都公布翔实的考试统计数据，其数据较有说服力，能整体代表我国历史高考水平。以上数据表明，历史高考的难度高于政治、地理，与两科是不平衡的，优秀率大大低于两科。历史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过低，属于薄弱学科。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历史教学的自身原因，但更与攀高的历史难度有关。河北如此，其他省份亦然。
表三 历年新高考历史高难度试题统计（I卷）
根据考试学理论，难度在0.3以下的题目为难题，0.7以上为易题，0.4至0.6之间为中档题。作为四选一的选择题，其概率是0.25，选择题的难度值通常大于0.25，试题难度值低于0.25，其区分度不高，多为淘汰题。按以上标准衡量，每年难度高的题几乎占到总量的1/4，其中每年都有应被淘汰的废题。如湖南省2013年的试题中，24题的难度是0.20,28题是0.12,30题是0.21；有的老师在考后曾对学校做过调查，在湖南一所生源中游的学校，一些平时各科学习好的考生，历史选择题竟有5、6道出错【2】。河北省在2014年也有3道题低于0.25。在选择题中每年几乎有1/4的题目属于高难度的淘汰题。主观题的难度受人为阅卷影响大，在得分率较低的情况下往往会有放松标准的情况，尽管如此，40、41题的难度仍是很大的。如2010年41题13分的第三问“恩格斯历史前提”题，吉林省有26%的考生得0分；2013年41题，河北省有21.19%的考生的得0分，30.07%的考生得3分；2014年该题得0分者占32.5%，平均得分4.16分。每年历史高考试题中有如此多的高难度题和淘汰题，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历史高考试题难度的拔高是伴随着能力要求的加强而出现的，不可否认，这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突出了能力和素养考查，改变了面上的教学理念；特别是颠覆了人们认为学习历史就是背记，通过硬性背记就能应对高考的成见。但应看到，“在高考这样高利害考试条件下，一项好的考试技术并不意味着产生好的影响。”【3】眼下历史已成了高考中最难的学科，试题脱离了高考实际。矫枉不能过正，超出了正常的度，事物就会走向反面。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与愿违、有悖初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试题难度过高所引发的负面作用。
第一、对考试公平性的影响。公平性应是高考命题追求的目标，畸高的难度势必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高考试卷难度、学科之间难度匹配、选择题难度等值设计不好，对高考公平性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4】由于难度过高，降低了历史学科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这对历史学习优势的考生显然有失公平。根据面上反映，由于试题设计刁怪，往往导致思维活跃的考生误入歧途，造成失分。相反，平时学习投入小、思维单纯的考生，仅凭感觉答题则往往懵对。一些投入不足的艺考生和体育特长生与一般文科生没有差别。很多考生反映，决定历史选择题得分的关键是答题技巧，排除法成了应答选择题的诀窍。全国的文科考生，经过三年苦读，整体得分率往往不到0.4，他们因历史学科成绩低而影响了录取。这些情况表明，历史高考难度不当，对高考公平性影响是巨大的。
第二、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业内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服务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应该成为历史高考命题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才使历史学科考试、选拔历史人材才有意义。”【5】通过历史高考应吸引学生喜爱历史，提升学习历史的兴趣。与其相反，众多考生是以历史学习失败者身份进入高校的，他们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这是不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过高的难度，学生
的投入和得分成反比，大大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这也是历史成为学生最不喜欢学科的重要原因。由于高考试题与新课改设计相抵牾，对面上历史教学也造成负影响，增加了历史课业负担，导致了师生厌教厌学情绪。与命题者主观愿望相反，命题者加大难度、矫枉过正的做法，是不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
第三、对未来高考的影响。目前，使用全国卷的省份有扩大之势，来年将有25个省份使用全国卷，过高难度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扩大，这迫使我们更要正视全国卷的难度问题。我国即将实行的新高考方案，将采取统考和选考的方式，除语数外，考生在其他学科中选取三门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和高考。可以试想一下，在目前历史高难度试题的影响下，学生能选择这种高付出低回报的历史学科吗？由于仅应对学业水平测试，在高二即会过早结束历史教学，大批教师将会退出高考指导行列，这会对广大历史教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身关广大历史教师切身利益的后果，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四、对分省试题的示范效应。考试中心掌控着分省命题的评价权，考试中心的命题者还担负着对分省命题者的培训责任。在此情况下，全国卷对分省命题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上行下效，分省命题的历史试卷难度也不断拔高，同样成为各学科中难度最高的学科。
这几年的高考历史试题难度过高，与相邻学科悬殊大，高难度和废题量比例大，试题设计难度与公认的标准差距大，可以说试题难度设计是失衡的，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
导致历史高考试题难度过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更与命题专家的命题思路、设计思想相关。
1、命题专家的组成方面。国家考试命题中心的历史命题队伍由高校和科研等部门的学科专家组成。由于我国高校从事历史课程研究的薄弱，从事教学法的老师，不仅鲜有人参与命题，也“没能在高校层面代表中学历史教师发出足够的声音。”【6】教研部门人员和中学教师更是难以涉足。目前高校历史学科和中学体系的背离，造成了命题专家与中学教学体系的相对隔绝，种种客观环境也限制了他们对中学教学实际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命题专家多是从高校历史学科体系、自身学术素养和命题技术等层面来从事命题的。尽管其学术素养深厚、命题技术娴熟，但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认知却是缺位的。命题不是一般的学术活动，不是仅局限于学术圈内的，需要洞察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需要知悉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因为命题不仅凭借学术素养和命题技巧，还要符合学情、教材和考情。正如有人指出的：“命题就如同我们在摄制运动中的物体，质量的好坏既取决于摄影机的质量（命题技术），也取决于我们能否与运动的物质（学情）同步。” 【7】命题组成人员的局限性，致使其对课标和中学实际的认可度低，导致了命题与教学的脱节。
2、评价监督机制方面。高考与考生的命运前程、教师的社会地位、基础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理应由完备而健全的评价监督机制。“高考作为一种教育服务，其命题服务质量应由服务对象进行评价，但目前的评价属于内部评价而缺少服务对象的评价，是不完整的，因而难以回应社会的质疑。”【8】但由于高考命题过分强调其机密性和封闭性，忽视了开放性和服务性。过分强调考试的安全，断绝了命题者与服务对象的交流沟通，忽视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反应和声音。每年的高考试题评价会，事关对该年
试题的评价和来年命题的部署，是倾听基层反映、质询的良好时机。但评价会都是在高度机密下召开，参加者和主导者是命题组的核心成员，所指定参加的极个别中学教师代表，多居从属地位，且更换频繁。 在评价会上，命题专家是“官方的化身，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他们不仅把持评价的话语权，还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并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评判试卷。本来作为服务对象的“考生、中学、高校代表可以对高考命题提出质询，命题者也应及时对服务对象的质询进行答疑”。 【9】但服务对象却丧失了与命题者对话和质询的资格。在这种不健全的机制下，命题者不仅认识不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还孤芳自赏，自我评价，并且掌控着对分省试题的评价权。每年的评价报告，也不向社会公布，服务对象没有知情权。命题专家对媒体、基层的反映采取漠视态度，不理睬社会的反映，社会的反映不能上达，更形不成对命题者的监督。在这种机制下，还缺乏必要的问责，每年不断淘汰题题目的出现表明未形成纠错机制，在内部的评价报告中，对自身失误缺乏明确表达。现行的机制，与上世纪较通畅的对话机制相比是种倒退，与台湾地区每年召开探讨试题得失的研讨会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3、高考功能的认知方面。高考的功能体现在三方面：为高校选拔合格考生、引领中学教学、促进学生自身发展，从命题的实际来看，仅凸显了选拔功能，忽视了后面两项功能。仅从历史高考命题的依据来看，历史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明确是考课标、考纲，而只强调考纲。个中原因是因考纲与课标体系的差异，命题者过多考虑命题操作性，忽视了对课标和教材的依托，强调了考纲的指导性。不少省份的相关评价资料，在命题依据中直接不提课标。
我们应看到，高考还肩负着促进历史学科和考生自身发展的重任。从命题者的初衷来看，通过命题扭转人们对历史的偏见，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是无疑的。由于其自身局限，“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学历史教育应承载的职能和任务”，“中学历史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国民素质教育，而不是专业历史学的专业教育。”【10】由于立足点的偏差，命题者过多从高校历史专业的角度定位高考，忽视了对中学历史教学和学生自身素质发展的引领，与中学历史教学实际的联系也渐行渐远，历史专业化的倾向也日趋强烈，难度提升也是自然的事了。
4、命题的专业化趋向方面。命题专家成分的单一，导致了命题专业化倾向的发展。长期以来，命题专家认为中学教材滞后，教学内容陈旧，高校需对升入高校的学生进行洗脑和格式化，力图用考试杠杆进行矫正。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上世纪“刘宗绪时代”是被认可的。但在新课程实施后，不论是教材内容还是教师的理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命题者无视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固守着对中学教学的偏见，“热衷于把高校研究的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高考试题”，“其本质就是把历史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内容渗透到高考试题中。”【11】正因如此，他们弱化了对教材的依托，想当然地从自己专业知识中寻找命题点，大量学术前沿的素材成了高考命题素材，一些专业研究能力和要求渗透到了试题中。黄牧航教授曾有专文做过统计，其数据是惊人的。专业化趋向的发展，导致试题难度的拔高，“所谓难度，很大程度上就是拿大学历史专业的内容来为难考生”，“高考难度的研究生化成为当前中国见怪不怪的奇特现象。”【12】无怪乎有人惊乎，目前我国的高考与研究生考试发生了倒置，高考越来越像研究生考试。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和中学教师被试题难倒。愈演愈烈的专业化倾向，大大提高了试题的难度。
5、试题设计方面。多年来，命题专家苦心孤诣、孜孜不倦地研究高考，但由于定位的错误和客观
的限制，其努力的效果却与初衷是不一致的。他们热衷于试题形式的翻新、历史材料的丰富、设问的乖巧，单从题型来看，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考试题型已经成熟，也得到了师生认可，应该定型了，但实际上，题型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中。单从41题来看，自2010年面世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变脸中，材料形式、作答要求等一年一个样，一直不定型。我们钦佩命题专家的自我否定精神，但质疑其动机，正如有人指出其“所以刻意追求试题形式，一是认为新形式就是考查能力；二是想通过新形式使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摸不清高考命题规律和特点，以达到控制试题难度的目的。”【13】题型与难度息息相关，题型的不断变化花样，必然影响考生的适应度，势必影响得分。把命题当成命题技术的“实验场”，把考生当成检验命题效果的“小白鼠”，在高考命题已经成熟的今天，真是难以让人认同。
围绕着考能力，选择题也是不断变换着。政治、地理一直保持的组合选择、否定选择题，因认为其思维含量低、难度小而被历史试题淘汰。而难度大、易产生歧意的最佳选择题却成了选择题的主体。最佳选择题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题型的选项与题干是程度关系，因备受争议而一度被淘汰。我们应看到，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历史认识中不可能排除主体的介入，所谓客观事实并不存在”“历史学家所做的只是依据时代的需要和自身立场对事实进行不断的解释。”【14】现在所谓的最佳选择题，表达的是命题者的思维方式和个人的解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客观性减弱，因而很容易产生歧意，更容易导致失分。最佳选择题往往不按规律出牌，出乎考生的设想，难度往往拔高，应该慎用。
在历史试题中，大量引用文言文材料，对考生设置了阅读障碍，在考查历史能力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考查，这种双重学科能力的考查，进一步加大了试题的难度。由于过分强调“新材料、新情境”，试卷的文字阅读量过大，试卷长度过长，试题偏离对教材的依托，考查了很多超范围的内容，引用了很多脱离学生实际的内容，这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试题的难度。2014年以来的试题似乎在这方面有一定改观，愿能持续下去。
无可否认，历史学科命题专家的敬业态度、学术素养、命题能力等堪称一流，命题难度过高的现状与其初衷也是相悖的，其命题动机和职业操守更是毋庸置疑，试题难度过高也是其不愿看到的。
我们并非否定这几年历史高考加强能力考查和素养考查的探索，历史高考难度的形成也是多方面的，其责任也不能全由命题者承担。我们应该全方位地审视历史高考的难度问题，恳望命题专家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中学一线教师和万千学子角度，从有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正视这一问题，对高考命题的难度问题作深刻的审思与切实的改进。
【1】刘芃：《考试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2】匡志林：《动机行为效果》，《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2年第9期。
【3】【5】陈畅：《对高考历史命题的反思》，《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第40页
【4】王后雄：《高考命题如何承载公平使命》，《湖北招生考试》2013年2月，第1页。
【6】【12】黄牧航：《论历史科高考命题的专业化倾向》，《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2年第12期，第9页。
【7】陈畅：《“历史解释”目标单项选择题的有效控制》，《历史教学》2009年第11期，第45页。
【8】陈畅：《顾客满意度视阈下高考命题质量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2月，第7页。
【9】陈畅：《高考命题的封闭与开放》，《历史教学》2013年第3期，第49页。
【10】【13】李晓风、成学江：《2014年北京文综历史试题评析》，《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4年第9期，第25页。
【11】黄牧航：《历史科高考中运用新成果初探》，《历史教学》2014年第1期，第9页。
【14】顾春梅：《上海高考历史科命题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历史教学》2102年第9期，第1页。 (作者地址：袁兆桐：山东省淄博市教研室，北京大教育评价中心；马自玲：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说明：本文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2015年第6期，略有改动）
全国有四套历史教材（人教、人民、岳麓、北师大），你使用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