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艺风
中国翻译 2010年07期
引言
跨学科虽为译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但毋庸置疑，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游移及融合贯通，也使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产生了问题。翻译早已不是简单意义的从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的转换，所以单纯的本体研究显然不够。传统的等值和忠实观，其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与日益发展的翻译学格格不入，却又纠缠不清，给翻译学带来了认知层面上的困惑和混乱。总体上，现代翻译学缺乏贯通性，学科快速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稀释了翻译学的专业特性。但原则性地规定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势必具有排他性。如果明确区分什么是翻译的本体问题，什么仅是翻译的相关问题，又可能僵化我们的研究思路。毫无疑问，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为翻译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无疑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但也需要我们仔细分析跨学科及学科交叉的性质、模式、特征，以求做到合理有效的借鉴、整合及利用，从而有力地促进翻译学的健康发展。此外，对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大量难题，我们应该寻求理论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做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探索。
一
翻译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从其他学科借用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曾几何时，Nida的翻译理论大行其道，给翻译学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翻译理论昭示了试图就如何进行翻译研究达成共识已难以实现，同时也冲破了传统思维的禁锢。在以语言学为研究途径的Catford，Nida，Newmark和Willis之后，Bassnett，Levefere，Hermans，Even-Zohar，Toury等人所代表的各种学派轮番登场，多元系统理论、操纵学派、规范原则，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也一度适时地影响甚至主导翻译研究。另外，性别视角拓展了有关方法论问题的位置(positions)范围，并在当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里重构译者的主体性。但如此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闹，有时不免让人有蜻蜓点水般的肤浅感觉。相关的理论光怪陆离、异彩纷呈，又常常相互对立，面对翻译的纷坛之象，何去何从亦难选择。
尽管如此，翻译学在艰难的跋涉中，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不断的自我否定，跨学科杂合组合构成了翻译学的特质，这又决定了其游走于主观改写行为与客观能指实践之间，皆因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翻译实践突显的翻译问题有所不同。翻译学研究的重点涉及跨文化和跨学科语境下认知、构建、冲突与改造的过程，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意义、阐释、意指和表现。随着文化社会态度、话语空间以及各种权力形式介入到翻译研究——旨在应对翻译实践的复杂化，翻译的学科身份必然趋于跨学科性质。关于如何看待译学研究的“越界”行为，始终存有争议。究竟什么是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谁来规定？如何规定？译学界要达成一个Holmes在70年代初“翻译的名与实”一文里所提出的、带有一体化的共识目标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呈赫然大势，并有助于克服僵化的研究思路和打破狭隘的学科限制。但值得警示的是，借助外部成果不是为了省力而简单机械地套用，而是要借此克服单一化的视野和方法论的欠缺，摈弃传统的翻译观所代表的某些僵化思维模式。
广义上的翻译无处不在，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曾深刻地影响过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翻译在跨文化交际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专门研究翻译的学科——翻译学——的发展，显出令人触目的滞后，其历史也相应地较为短暂。加之，学科的定位的不甚明确，身份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课题。长期以来，有关翻译学边缘化的哀叹与惊呼不绝于耳，学科版图失守，不少翻译学者为此痛心疾首。但是，令人不免称奇的是，其边缘化十分特殊：由于边缘化的概念是在边缘罅隙间重新确立的，故引起了学界的连连关注。边缘化的自我授权特性得以重新发掘。如今的翻译学与开放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实践息息相关。日渐突出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坚硬界围，是翻译学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分析和审视。鉴于文化翻译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内容，文化的深远含义对于翻译活动举足轻重。文化改写的动机未必是真实性的生产，改写要么是出于必要，要么是与目的性有关，或二者兼而有之。结果自然是，翻译出现的或抑或扬，一切与文化、政治、社会价值观不无关系。
在预测未来几十年翻译的研究领域时，Tymoczko写道：“翻译的首要研究领域便是尝试笼统地下一个翻译的定义”(2005:1082)。她的言外之意是要找一个说明构成翻译的宽泛定义。这话多少带点讽刺意味，正如Tymoczko所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翻译学者们一直在为此不懈地努力，而定义翻译活动的问题显然没有解决。”尽管如此，照Tymoczko看来，这样的尝试绝不是“微不足道”(ibid:1083)。问题在于，长期以来裹足不前的僵滞局面让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很没面子，同时也让人迷惑不解。半个世纪的时间都不足以把定义弄妥，竟可能还得花几十年功夫(ibid)。说到底，Tymoczko也认为应有个终极的关于翻译的共识性定义。其实，也许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值得商榷。而且在根本意义上，翻译的不可定义性与翻译的不可译性，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许多声称不可译的东西已被译了出来，而这译出来的东西是翻译吗？如果不是，是什么？不可译的译本？一定条件下，不可译性是可以向可译性转化的，反之亦然。可译与不可译的互转以及之间不断游离，对定义的内涵和方式提出了挑战，而定义的多义性势必造成游移不定。但如果定义因此显得过于含糊宽泛，其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凡此种种，似乎使翻译研究处于瓶颈状态，而且也附带说明，翻译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离成熟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作为一门学科，它毕竟不能永远新兴下去。翻译学是到了穷途末路？还是将经历一次华丽转身？现实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至于此。翻译学的脆弱性还进一步体现在不同文化对翻译有不同的定义方式，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和套用(adaptation)。此外，有关定义的问题，如Andrew Chesterman与Rosemary Arrojo所指出的，是基于理论的：“对于任何事物的定义都离不开理论，于是在我们开始仔细研究翻译定义之前，也就没有对‘翻译’完全客观的定义，可以让我们轻易接受，因为绝不可能有包罗一切的有关翻译的任何定义”(2000:152)。这番带后现代色彩的论述表明：翻译没理由受一个僵化定义所局限，因为翻译本质所反映的可相互替代的弹性在不同语言文化里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进一步而言，学者的个体差异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和定义翻译。如Chesterman和Arrojo所说：“不同的学者抱有不同的研究目的，于是容易产生不同的定义”(ibid)。另外，翻译定义欠缺准确从五花八门对翻译的比喻中，亦可管窥一斑。大家不厌其烦地说翻译像这个或那个，但较少说翻译究竟是什么。
然而，问题的要害在于，对于翻译的思考缺乏连贯性，亦显得有些幼稚。有关翻译的定义众多，但竟无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定义，乃至究竟什么是翻译都成了不解之谜。Hebenstreit指出：“大量的定义，尤其是相互对立，常被视为那些尚未发展成熟学科的典型症状”(2007:197)。如此煽动性的言语具有警示意义，让我们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和麻烦，最终可能影响到翻译学科的身份问题。譬如说，“文化转向”引发了翻译的文化维度的有益探讨，然而身份问题又被难以界定的文化概念所困扰。Kaisa Koskinen如此发问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际依据才能证明某一文化的存在？”(2004:143)一方面，“文化转向”将翻译学从早前的形式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有人把“淡化了的翻译概念以及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归咎于文化(Boyden，2008:151)。的确，放任文化调节与社会改革的疏离或脱节未必行得通。
二
早些时候，翻译研究特别注重翻译的语言学观，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当推Roman Jakobson那篇发表于1959年影响深远的“论翻译的语言学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在翻译学发展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提供了一个系统研究翻译的概念基础，而在当时，翻译学几乎和语言学划等号，故此，对翻译性质的理解主要基于相同的假设，是透过忠实和对等概念所反映出的有关相同的幻觉。追求译作与原作的等值乃至等同，反映出一个僵硬停滞的封闭概念。作茧自缚的种种弊端和难堪终于使翻译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的学科，以汲取养料和获得启发。人们逐渐认识到约定俗成并非一定就是合理的，在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狭隘忠实观遭到了质疑、颠覆、甚至推翻！
在普遍摈弃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等概念后（一般认为有误导之嫌），源语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更为突显，因此有关写作的归属或起源概念需要在跨文化改写的语境下重新定义。加之翻译里固有的有关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政治与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相交织，翻译是被从带异化特质的视角来审视的，并处于等级森严僵硬的关系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等级秩序中，译者艰难地应对各种性质的翻译问题：文化的、语言的、文体的，抑或是修辞的。尽管解构主义对翻译学带来挑战，消解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然而废除源语文本的权利并未得到完全认可。在传统观念中，翻译的准确是其合法生存的唯一标准，其中最简单不过的表征便是模仿。如此一来，异化翻译（把关注的焦点重新转移到源语文本）似乎是最常见的模仿形式，也似乎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忠实形式。然而，模仿绝非易事，再者，模仿的对象不应拘囿于形式，否则便极易流于肤浅。
德里达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解读，使长期以来被奉为圭皋的原文至上观点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不可译”问题的哲学思考更是激活了对翻译和语言本质的思考与探索。本雅明把原作内容与语言比作水果的肉与皮，深刻地揭示了跨文化翻译的难度。在1985年发表的“论巴别塔”(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讨论包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视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学术界对本雅明这篇艰深难懂的文章的关注。德里达呼应本雅明的观点，声称源语文本内在的异质化是不可能在译作里复制的。每个文本的生存依赖读者（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译者）。延异的书写活动所揭示的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质特征，无疑是对“本体”思路的有力挑战，有时译本本身又成了翻译的原版。总之，“论巴比塔”引起了人们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重新关注。翻译总是游离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不断设法找寻和创造新的共同点。其他文学评论家如Wolfgang Iser和J.Hillis Miller等人对翻译的论述，也使人产生别有洞天之感。所以说，翻译学后来的发展构成了以跨学科为特点的“80年代的成功佳话”，绝非偶然，重要的是，赋予了翻译研究新的活力(Venuti，1995:vii)。80年代翻译学的蓬勃发展昭示了以语言学为主导研究方法的完结，而其他相关的学科（也包括语言学）极大地丰富了翻译学，带来了不同的视域。
80年代在翻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Gentzler语）体现在Theo Hermans所编辑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一书，标志着向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所处的从属地位，发起的又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①。从跨文化交际和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角度看，该论文集所提的观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翻译对文学的操纵的长远目标是文化构建。以文化改写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翻译，不断地对文学进行经典化，自然也包括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从而促成了文学史的改写。翻译生产和接受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对源语文化的改写策略有直接的关系。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文化操纵与改写，无疑受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的影响，同时又以文化政治与接受环境互动为依归。Gentzler指出“纵观西欧悠久的传统翻译思想，我们认识到近来那些将涉及翻译的讨论限于语言的制约的尝试，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1992:xiv)。于是，90年代“文化转向”顺势而生，对翻译学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随后，翻译学的发展似乎渐入佳境，呈现出一种较为强劲的势头，一些理解翻译本质的激动人心的新方法也都发轫于90年代，而每一种新方法似乎都要给出一个翻译的新定义。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文化研究，为翻译学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概念架构。以接纳“他性”(alterity)为特征的文化多元性，使研究者的跨文化心态更为开放。改写、解构主义与译者主体性的扩展为性别主体开辟了探索空间，使得以前被遮蔽了的女性身份得以彰显，具体体现在对译文的不同观点和体验的相关意识日益提高。将性别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学者如Sherry Simon和Louise von Flotow等人引发了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从事翻译研究。层出不穷、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动使翻译学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翻译学的蓬勃发展的确振奋人心，以致让人陶醉得有些忘乎所以，如Eve Tavor Bannet对翻译学的状况就作过过于乐观的解读：“自Jakobson，Benjamin，de Man和Derrida以后，翻译的状况就大为改观了。翻译从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了学术工作的象征”(1993:578)。虽然说翻译已经到了“舞台中央”有些为时过早，且言过其实，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翻译活动已经有意识地重新语境化，可以更加准确有效地审视其目的和功能，翻译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凸显出来了，似乎也呈现了往舞台中央进发的态势。
三
译者的代理作用得以肯定，反映出翻译学的不断变化，既令人困惑，又有助于澄清一些误区。许多有关翻译本质与功能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语境下，并从后殖民和后现代的视角，得以更具解释力、更为准确和清晰的重新阐述。的确，重新定义“翻译”已成由来已久的问题，棘手之处在于，每一项翻译活动背后都有不同的再现系统在起作用。Douglas Robinson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翻译深植于男女之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学者与从业人士之间的权力关系之中。然后又该如何？”(1997:3)无论答案如何，十分有必要考察有关翻译及其研究的各种历史、社会、政治，尤其是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和成因。
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一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就如何置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探索相关问题仍需要深入考察。在一本书的序里，Gentzler把中国归于“后殖民”国家(1997:ix)，如此归类似乎容易引起争论，因为中国从未被大面积地殖民过，至少很难说在真正意义上被文化殖民过。但又不能据此断言中国没有殖民心态和后殖民心态（其中包括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殖民）。外来理论的借用也有个与本土文化语境对接的问题。譬如，就翻译的政治而言，Venuti的主要观点是：在英美的文化语境里，传统的翻译手法是以归化为主导的，使其贴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由于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其翻译政治意义是很不一样的。脱离这样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与历史文化语境，单纯强调异化翻译的普世价值，非但不能提供新的思路，反倒可能引致概念的模糊与混乱，当然也有水土不服的症候，以致产生病态的理论。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翻译研究不可被轻率而僵硬地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但这恰恰是翻译学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的学科大有将它四分五裂的架势，威胁到它身份的核心主体，可是翻译学又从这些学科吸取养料。Bassnett指出：“……尽管有多种方法和途径，不少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翻译的文化方面以及翻译产生的语境。翻译曾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今成为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和生活方式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成了学术研究的焦点。”(2002:2-3)
一方面，自翻译学摆脱了过度依靠语言学的状态后，对翻译的文化层面持续不断的关注有助于我们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尽管语言学对翻译的主导并无明显的“卷土重来”的迹象，但对语言学的敌视也是一种狭隘学术心态的表现。值得欣慰的是，反语言学的倾向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无论如何，如果将语言学从翻译研究剔除，就不必奢谈什么跨学科研究了。
由于翻译实践不断重组改造，成为重新协商相关文化差异、规范与身份的政治组成部分，翻译研究势必要跨越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而可以讨论和说明翻译在应对正在变化的相关政治、文化及社会形势时所引发的不断漂移的范式及优先次序。翻译学强调的是差异、杂合、流动与变化，与之相关的是展演(performance)、不确定、互文性、主体性、代理及经典构成。通过复杂的文化适应与同化吸收，翻译尝试各种方式调解或操纵跨文化差异。就跨文化参数而言，有必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移位。另外，跨学科的视域使得系统地勾勒出翻译学的基础成为可能，以便有效地形成其话语。不可避免地，翻译学的身份也在不断改变，突显了跨文化和跨学科视域的重要性，或更准确地说，必然性。人们对翻译活动日益加深的认识，缘于那些可能影响身份并致使其被重新塑造的政治因素。
与此同时，由于翻译学不断从相关学科吸取养料，其学科身份随着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不免生变和重新语境化。正是因为其跨学科的性质，翻译学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随其他相关学科而转变，而这些学科的身份自然也是彼此相异的。如同翻译本身一样，翻译学通常被视为从属的和派生的，于是竟多少带有“妖魔化”的身份。而另一方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又担心翻译学欠缺一个学科身份。这种状况其实又不足为怪，因为翻译学与翻译实践的多元化性质是一致的。再者，虽然相关学科带异质性却又相互重叠，到了翻译学里又达成了某种一致和连贯的模式，使得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毕竟它的学科重心是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学科特性是翻译学的活力所在。诚然，跨学科借鉴并非翻译学的专利，但学科的专业特质与由跨学科引致的学科拓展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因此，学科性与跨学科之间的疆界不断变化成了主要的关注点。自70年代翻译学确立以来，已有许多进展，而相关学科也获取了长足的进步，于是决定了翻译学多变的客观特性。但翻译学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学科的连贯性受到侵蚀，结果导致了学科“专门化”的欠缺。层出不穷的翻译问题对翻译学不断提出新挑战，要求更好地做到认知取真和寻找更有效的解决之道，以使整个学科体系更臻严密和完整。透过由其他学科获取的多学科的镜头，有助于克服翻译学自身的学科限制。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翻译学的多学科特性，翻译学的身份问题又再度浮现。Stephen Jay Kline刻意区分了多学科与跨学科：“一般而言，跨学科研究指的是将两个（有时更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产生综合体，更加适合某些问题的解决。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不同学科之间的适当关系及其与更大的知识范围的关系”(1995:2)。不同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及其视域进入到某一特定学科，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汇集在一起，以使它们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架构。而多学科的研究路子有助于克服处于孤立状态的单一学科的局限。
借助外来成果可以改变单一化视野和克服方法论的欠缺，然而，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游移及融合贯通也使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产生了问题。Brownlie总结两类跨学科方法：“……工具性的跨学科方法，涉及从另一学科借鉴概念、理论或方法（如一个研究者从另一学科借鉴一个框架）；个例性的跨学科方法，指的是旨在获取探讨共性的概念统一（如两个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者合作从事一个研究项目）。”(2008:335)
任何研究者都难免受到自身学术背景的限制，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无论用什么方式，研究者总是不断寻求突破既有的立场和方法，而要到达这个目的，从相关学科里吸取养料，得到启发，无疑是必由之路。
四
值得注意的是，多学科视域和探索手段，如果整合不好，反而会产生问题。正如Julie Klein所言：“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因从别的学科借鉴所产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1990:14)。因此，尽管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有用，也有价值，简单的借用策略，由于其化约性质，常常难以令人满意。范式的冲突可能发生，不可轻易认为同质性的普遍存在。不同的学科如何才能展开“合作”？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面，然后再审视不同的学科如何相关，便于做到对翻译学有个大致的总体把握。无论如何，与翻译学相关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面，实际上指的就是互动，结果就是若干“转向”，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文化转向”，使得翻译学研究的学科关注点大为扩展。其他“转向”包括了语言学转向、文本转向、社会心理转向、认知转向、社会学转向等等，不一而足。翻译学是否真的经历了或经受得住如此多的转向，实在有待商榷。实际情况是，恐怕很少有学科经得起这么多的转向。这个现象本身也说明了学科自身的不稳定，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浮躁空疏和无的放矢。如果认为几个学者出本论文集或一个学刊冠以某个主题的专辑，就可以起到“振臂一呼”、催生出一个转向的作用，学术似乎也过于轻率武断了。
尽管如此，社会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得到持续的关注，而这一发展与“文化转向”不无关系。Andrew Chesterman认为“文化转向”与社会学关系紧密，虽然他没使用“社会学转向”的字眼，但提到“翻译的社会学”(2006:23)，并指出“文化转向”更像是“社会文化转向”，因为社会成分无疑多于文化成分(ibid:10)。他就“翻译的社会学”，并根据他们的功能，进一步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划分，即“三个子领域”：翻译作为产品的社会学；译者的社会学；翻译的社会学，即翻译的过程(ibid:12)。他也有焦虑地流露：“在过去的几十年翻译学的焦点大为扩大”(ibid:9)。这里所基于的假设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应有一个统一的焦点。但由于不同的视域被带入了翻译学，不同焦点的存在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与此相关的是，有学者主张整合性的研究方法，但亦有人持反对意见，如Ruano着重强调指出这种方法的排他性质是危险的。譬如区分什么对于翻译学是“基本的、本质的”和什么“仅仅是相关”的，就足以表明有学科的排他性存在(2006:44)。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基本和本质的或相关的，好似有个一成不变的尺度一样。整合性的研究方法善于将其他学科的发现吸收到翻译学来，排除那些被认为不相关的东西，同时也把看似不相关或不太相关的内容改造成相关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整合也是一种操纵的手段，通过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可操作综合，增加翻译学解释各种翻译现象的功能，使翻译学者更有效地考察翻译的各个方（层）面。但是，在吸收与整合后面的动机可能是就翻译学的实质达成一个共识。然而由于翻译学者的学术背景和角度不同，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差甚远。有鉴于此，试图就翻译学实质达成统一的意见终究是徒劳的，只能是事与愿违。
尽管翻译学经过了多次蜕变与转型，就目前西方翻译界的所谓“主流”而言，翻译学占主导地位的是描写（实证）的方法。这与当年Holmes指出的“纯翻译研究的两个分支关注的目标可以特指描写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学或翻译理论”有相当多的关联(2000:176)。他显然并未把研究走向拘泥于“描写翻译学”，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描写”有助于克服制约翻译学研究的认知瓶颈：忠实论的纠缠与困扰，为翻译研究的学科突破提供了驱动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描写翻译学”被一些学者奉为金科玉条。描写（实证）的要义似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被奉为霍氏真传，不可违反。然而，这种导向本身就是规定的，而非描写的，好似是固定不变的，为大家所普遍采纳。但这只能导致封闭静态的框架体系，而非开放、动态的体系。仅是报告和“描述”业已发生的事情，对潜在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心生退却，惟恐避之不及。但不容回避的是，并非所有的环节都是直观的、表层的，而表层的直接感知所形成的往往是具体的感性认识，故此，有必要超越表层，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如上所言，描述自然有其价值，对传统翻译学的僵硬教条形成了有力挑战，但拘守新的成规，沿袭不变的僵硬轴线，只能使我们的关注过于单一、教条，如此自设藩篱，显然不利于翻译学的建设和发展。
所幸的是学界对“描写”的局限性似乎已有所认识，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超越描写翻译学》(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预示着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和沉淀后的蓄势待发②。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还有待证实，因为在相当程度上，译学研究仍处在孰虚孰实、孰是孰非的混沌之中，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还有拿几个例句，或几段“删节和改动”的翻译片段反复“分析”的现象。长此下去，只会步入死胡同，导致学科自杀。虽然现在学者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描写，但严格地说，纯理论的研究不可能囿于并受制所谓的描写模式，实在不应把理论和描述性研究混为一谈，而后者其实更适合翻译史的研究，否则对某些翻译现象进行理论化时，恐怕难以下手，更谈不上产生什么理论价值。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描写翻译学曾盛极一时，但后来跨学科研究的进展，包括对后殖民理论和性别研究等的借鉴与吸收，就不是其范围所能涵盖的。显然，描写翻译研究也不适合在哲学和认知层面上探讨翻译的性质、规律等基本问题。其实不难看出描写所特有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局限性），其对于形形色色的翻译现象和问题解释的深度和力度均显不足。个中复杂的内在张力需要多维度和多向度的考查和阐释，所以有必要关注和吸收其它学科的进展成果，并进行相应的加工改造，产生出有效的分析范式和研究话语，有力地促进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结语
翻译研究亟待突破原有的研究思路，实现新的突破。体验式和印象式的评论固然不足够，但过度抽象化、概念化，流于空泛缥缈，不着边际，对翻译学发展也只有害而无益，而制定僵硬的条条框框更会造成视域狭窄。重要的是对翻译现象和经验的理论化，并在认知和实证两方面取得平衡，同时探索、发现理论的产生、途径、过程和其范式的发展变化规律。各个学科有各自的实践方式和研究方法，唯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对话，翻译学才有望摆脱目前的学科困境。有关取什么舍什么所构成的形形色色的预期，形成了不同的跨学科形式，而这样的形式绝非一成不变，取决于译者的偏好和所关注的对象。达到学科整体的协调是一个长期而棘手的任务，故此跨学科研究需要自律。一般而言，借用愈多意味着更多的跨学科成份和多学科介入，翻译学科需要的是找出不同理论的共通点而不是任其彼此格格不入，并且要以其他学科为借鉴，逐步重建新的学科界域，达到改善学科知识改造的目的。总之，只要能做到多元吸纳，融铸新体，真正形成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翻译研究就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见Gentzler为Bassnett和Lefevere二人所著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所撰写的绪言。
②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eds.by Anthony Pym,Miriam Shlesinger,Daniel Simeoni,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8.这本论文集更多的是回顾“描写翻译学”的成就，对于“超越”着墨并不多。
作者介绍：孙艺风，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系主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ATIS)副主席，国际译联(FIT)翻译与文化委员会委员，[email protected]。
作者：孙艺风
中国翻译 2010年07期
引言
跨学科虽为译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但毋庸置疑，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游移及融合贯通，也使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产生了问题。翻译早已不是简单意义的从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的转换，所以单纯的本体研究显然不够。传统的等值和忠实观，其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与日益发展的翻译学格格不入，却又纠缠不清，给翻译学带来了认知层面上的困惑和混乱。总体上，现代翻译学缺乏贯通性，学科快速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稀释了翻译学的专业特性。但原则性地规定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势必具有排他性。如果明确区分什么是翻译的本体问题，什么仅是翻译的相关问题，又可能僵化我们的研究思路。毫无疑问，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为翻译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无疑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但也需要我们仔细分析跨学科及学科交叉的性质、模式、特征，以求做到合理有效的借鉴、整合及利用，从而有力地促进翻译学的健康发展。此外，对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大量难题，我们应该寻求理论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做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探索。
一
翻译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从其他学科借用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曾几何时，Nida的翻译理论大行其道，给翻译学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翻译理论昭示了试图就如何进行翻译研究达成共识已难以实现，同时也冲破了传统思维的禁锢。在以语言学为研究途径的Catford，Nida，Newmark和Willis之后，Bassnett，Levefere，Hermans，Even-Zohar，Toury等人所代表的各种学派轮番登场，多元系统理论、操纵学派、规范原则，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也一度适时地影响甚至主导翻译研究。另外，性别视角拓展了有关方法论问题的位置(positions)范围，并在当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里重构译者的主体性。但如此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闹，有时不免让人有蜻蜓点水般的肤浅感觉。相关的理论光怪陆离、异彩纷呈，又常常相互对立，面对翻译的纷坛之象，何去何从亦难选择。
尽管如此，翻译学在艰难的跋涉中，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不断的自我否定，跨学科杂合组合构成了翻译学的特质，这又决定了其游走于主观改写行为与客观能指实践之间，皆因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翻译实践突显的翻译问题有所不同。翻译学研究的重点涉及跨文化和跨学科语境下认知、构建、冲突与改造的过程，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意义、阐释、意指和表现。随着文化社会态度、话语空间以及各种权力形式介入到翻译研究——旨在应对翻译实践的复杂化，翻译的学科身份必然趋于跨学科性质。关于如何看待译学研究的“越界”行为，始终存有争议。究竟什么是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谁来规定？如何规定？译学界要达成一个Holmes在70年代初“翻译的名与实”一文里所提出的、带有一体化的共识目标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呈赫然大势，并有助于克服僵化的研究思路和打破狭隘的学科限制。但值得警示的是，借助外部成果不是为了省力而简单机械地套用，而是要借此克服单一化的视野和方法论的欠缺，摈弃传统的翻译观所代表的某些僵化思维模式。
广义上的翻译无处不在，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曾深刻地影响过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翻译在跨文化交际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专门研究翻译的学科——翻译学——的发展，显出令人触目的滞后，其历史也相应地较为短暂。加之，学科的定位的不甚明确，身份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课题。长期以来，有关翻译学边缘化的哀叹与惊呼不绝于耳，学科版图失守，不少翻译学者为此痛心疾首。但是，令人不免称奇的是，其边缘化十分特殊：由于边缘化的概念是在边缘罅隙间重新确立的，故引起了学界的连连关注。边缘化的自我授权特性得以重新发掘。如今的翻译学与开放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实践息息相关。日渐突出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坚硬界围，是翻译学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分析和审视。鉴于文化翻译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内容，文化的深远含义对于翻译活动举足轻重。文化改写的动机未必是真实性的生产，改写要么是出于必要，要么是与目的性有关，或二者兼而有之。结果自然是，翻译出现的或抑或扬，一切与文化、政治、社会价值观不无关系。
在预测未来几十年翻译的研究领域时，Tymoczko写道：“翻译的首要研究领域便是尝试笼统地下一个翻译的定义”(2005:1082)。她的言外之意是要找一个说明构成翻译的宽泛定义。这话多少带点讽刺意味，正如Tymoczko所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翻译学者们一直在为此不懈地努力，而定义翻译活动的问题显然没有解决。”尽管如此，照Tymoczko看来，这样的尝试绝不是“微不足道”(ibid:1083)。问题在于，长期以来裹足不前的僵滞局面让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很没面子，同时也让人迷惑不解。半个世纪的时间都不足以把定义弄妥，竟可能还得花几十年功夫(ibid)。说到底，Tymoczko也认为应有个终极的关于翻译的共识性定义。其实，也许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值得商榷。而且在根本意义上，翻译的不可定义性与翻译的不可译性，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许多声称不可译的东西已被译了出来，而这译出来的东西是翻译吗？如果不是，是什么？不可译的译本？一定条件下，不可译性是可以向可译性转化的，反之亦然。可译与不可译的互转以及之间不断游离，对定义的内涵和方式提出了挑战，而定义的多义性势必造成游移不定。但如果定义因此显得过于含糊宽泛，其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凡此种种，似乎使翻译研究处于瓶颈状态，而且也附带说明，翻译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离成熟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作为一门学科，它毕竟不能永远新兴下去。翻译学是到了穷途末路？还是将经历一次华丽转身？现实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至于此。翻译学的脆弱性还进一步体现在不同文化对翻译有不同的定义方式，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和套用(adaptation)。此外，有关定义的问题，如Andrew Chesterman与Rosemary Arrojo所指出的，是基于理论的：“对于任何事物的定义都离不开理论，于是在我们开始仔细研究翻译定义之前，也就没有对‘翻译’完全客观的定义，可以让我们轻易接受，因为绝不可能有包罗一切的有关翻译的任何定义”(2000:152)。这番带后现代色彩的论述表明：翻译没理由受一个僵化定义所局限，因为翻译本质所反映的可相互替代的弹性在不同语言文化里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进一步而言，学者的个体差异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和定义翻译。如Chesterman和Arrojo所说：“不同的学者抱有不同的研究目的，于是容易产生不同的定义”(ibid)。另外，翻译定义欠缺准确从五花八门对翻译的比喻中，亦可管窥一斑。大家不厌其烦地说翻译像这个或那个，但较少说翻译究竟是什么。
然而，问题的要害在于，对于翻译的思考缺乏连贯性，亦显得有些幼稚。有关翻译的定义众多，但竟无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定义，乃至究竟什么是翻译都成了不解之谜。Hebenstreit指出：“大量的定义，尤其是相互对立，常被视为那些尚未发展成熟学科的典型症状”(2007:197)。如此煽动性的言语具有警示意义，让我们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和麻烦，最终可能影响到翻译学科的身份问题。譬如说，“文化转向”引发了翻译的文化维度的有益探讨，然而身份问题又被难以界定的文化概念所困扰。Kaisa Koskinen如此发问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际依据才能证明某一文化的存在？”(2004:143)一方面，“文化转向”将翻译学从早前的形式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有人把“淡化了的翻译概念以及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归咎于文化(Boyden，2008:151)。的确，放任文化调节与社会改革的疏离或脱节未必行得通。
二
早些时候，翻译研究特别注重翻译的语言学观，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当推Roman Jakobson那篇发表于1959年影响深远的“论翻译的语言学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在翻译学发展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提供了一个系统研究翻译的概念基础，而在当时，翻译学几乎和语言学划等号，故此，对翻译性质的理解主要基于相同的假设，是透过忠实和对等概念所反映出的有关相同的幻觉。追求译作与原作的等值乃至等同，反映出一个僵硬停滞的封闭概念。作茧自缚的种种弊端和难堪终于使翻译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的学科，以汲取养料和获得启发。人们逐渐认识到约定俗成并非一定就是合理的，在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狭隘忠实观遭到了质疑、颠覆、甚至推翻！
在普遍摈弃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等概念后（一般认为有误导之嫌），源语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更为突显，因此有关写作的归属或起源概念需要在跨文化改写的语境下重新定义。加之翻译里固有的有关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政治与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相交织，翻译是被从带异化特质的视角来审视的，并处于等级森严僵硬的关系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等级秩序中，译者艰难地应对各种性质的翻译问题：文化的、语言的、文体的，抑或是修辞的。尽管解构主义对翻译学带来挑战，消解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然而废除源语文本的权利并未得到完全认可。在传统观念中，翻译的准确是其合法生存的唯一标准，其中最简单不过的表征便是模仿。如此一来，异化翻译（把关注的焦点重新转移到源语文本）似乎是最常见的模仿形式，也似乎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忠实形式。然而，模仿绝非易事，再者，模仿的对象不应拘囿于形式，否则便极易流于肤浅。
德里达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解读，使长期以来被奉为圭皋的原文至上观点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不可译”问题的哲学思考更是激活了对翻译和语言本质的思考与探索。本雅明把原作内容与语言比作水果的肉与皮，深刻地揭示了跨文化翻译的难度。在1985年发表的“论巴别塔”(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讨论包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视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学术界对本雅明这篇艰深难懂的文章的关注。德里达呼应本雅明的观点，声称源语文本内在的异质化是不可能在译作里复制的。每个文本的生存依赖读者（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译者）。延异的书写活动所揭示的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质特征，无疑是对“本体”思路的有力挑战，有时译本本身又成了翻译的原版。总之，“论巴比塔”引起了人们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重新关注。翻译总是游离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不断设法找寻和创造新的共同点。其他文学评论家如Wolfgang Iser和J.Hillis Miller等人对翻译的论述，也使人产生别有洞天之感。所以说，翻译学后来的发展构成了以跨学科为特点的“80年代的成功佳话”，绝非偶然，重要的是，赋予了翻译研究新的活力(Venuti，1995:vii)。80年代翻译学的蓬勃发展昭示了以语言学为主导研究方法的完结，而其他相关的学科（也包括语言学）极大地丰富了翻译学，带来了不同的视域。
80年代在翻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Gentzler语）体现在Theo Hermans所编辑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一书，标志着向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所处的从属地位，发起的又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①。从跨文化交际和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角度看，该论文集所提的观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翻译对文学的操纵的长远目标是文化构建。以文化改写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翻译，不断地对文学进行经典化，自然也包括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从而促成了文学史的改写。翻译生产和接受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对源语文化的改写策略有直接的关系。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文化操纵与改写，无疑受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的影响，同时又以文化政治与接受环境互动为依归。Gentzler指出“纵观西欧悠久的传统翻译思想，我们认识到近来那些将涉及翻译的讨论限于语言的制约的尝试，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1992:xiv)。于是，90年代“文化转向”顺势而生，对翻译学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随后，翻译学的发展似乎渐入佳境，呈现出一种较为强劲的势头，一些理解翻译本质的激动人心的新方法也都发轫于90年代，而每一种新方法似乎都要给出一个翻译的新定义。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文化研究，为翻译学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概念架构。以接纳“他性”(alterity)为特征的文化多元性，使研究者的跨文化心态更为开放。改写、解构主义与译者主体性的扩展为性别主体开辟了探索空间，使得以前被遮蔽了的女性身份得以彰显，具体体现在对译文的不同观点和体验的相关意识日益提高。将性别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学者如Sherry Simon和Louise von Flotow等人引发了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从事翻译研究。层出不穷、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动使翻译学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翻译学的蓬勃发展的确振奋人心，以致让人陶醉得有些忘乎所以，如Eve Tavor Bannet对翻译学的状况就作过过于乐观的解读：“自Jakobson，Benjamin，de Man和Derrida以后，翻译的状况就大为改观了。翻译从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了学术工作的象征”(1993:578)。虽然说翻译已经到了“舞台中央”有些为时过早，且言过其实，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翻译活动已经有意识地重新语境化，可以更加准确有效地审视其目的和功能，翻译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凸显出来了，似乎也呈现了往舞台中央进发的态势。
三
译者的代理作用得以肯定，反映出翻译学的不断变化，既令人困惑，又有助于澄清一些误区。许多有关翻译本质与功能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语境下，并从后殖民和后现代的视角，得以更具解释力、更为准确和清晰的重新阐述。的确，重新定义“翻译”已成由来已久的问题，棘手之处在于，每一项翻译活动背后都有不同的再现系统在起作用。Douglas Robinson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翻译深植于男女之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学者与从业人士之间的权力关系之中。然后又该如何？”(1997:3)无论答案如何，十分有必要考察有关翻译及其研究的各种历史、社会、政治，尤其是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和成因。
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一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就如何置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探索相关问题仍需要深入考察。在一本书的序里，Gentzler把中国归于“后殖民”国家(1997:ix)，如此归类似乎容易引起争论，因为中国从未被大面积地殖民过，至少很难说在真正意义上被文化殖民过。但又不能据此断言中国没有殖民心态和后殖民心态（其中包括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殖民）。外来理论的借用也有个与本土文化语境对接的问题。譬如，就翻译的政治而言，Venuti的主要观点是：在英美的文化语境里，传统的翻译手法是以归化为主导的，使其贴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由于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其翻译政治意义是很不一样的。脱离这样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与历史文化语境，单纯强调异化翻译的普世价值，非但不能提供新的思路，反倒可能引致概念的模糊与混乱，当然也有水土不服的症候，以致产生病态的理论。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翻译研究不可被轻率而僵硬地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但这恰恰是翻译学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的学科大有将它四分五裂的架势，威胁到它身份的核心主体，可是翻译学又从这些学科吸取养料。Bassnett指出：“……尽管有多种方法和途径，不少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翻译的文化方面以及翻译产生的语境。翻译曾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今成为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和生活方式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成了学术研究的焦点。”(2002:2-3)
一方面，自翻译学摆脱了过度依靠语言学的状态后，对翻译的文化层面持续不断的关注有助于我们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尽管语言学对翻译的主导并无明显的“卷土重来”的迹象，但对语言学的敌视也是一种狭隘学术心态的表现。值得欣慰的是，反语言学的倾向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无论如何，如果将语言学从翻译研究剔除，就不必奢谈什么跨学科研究了。
由于翻译实践不断重组改造，成为重新协商相关文化差异、规范与身份的政治组成部分，翻译研究势必要跨越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而可以讨论和说明翻译在应对正在变化的相关政治、文化及社会形势时所引发的不断漂移的范式及优先次序。翻译学强调的是差异、杂合、流动与变化，与之相关的是展演(performance)、不确定、互文性、主体性、代理及经典构成。通过复杂的文化适应与同化吸收，翻译尝试各种方式调解或操纵跨文化差异。就跨文化参数而言，有必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移位。另外，跨学科的视域使得系统地勾勒出翻译学的基础成为可能，以便有效地形成其话语。不可避免地，翻译学的身份也在不断改变，突显了跨文化和跨学科视域的重要性，或更准确地说，必然性。人们对翻译活动日益加深的认识，缘于那些可能影响身份并致使其被重新塑造的政治因素。
与此同时，由于翻译学不断从相关学科吸取养料，其学科身份随着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不免生变和重新语境化。正是因为其跨学科的性质，翻译学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随其他相关学科而转变，而这些学科的身份自然也是彼此相异的。如同翻译本身一样，翻译学通常被视为从属的和派生的，于是竟多少带有“妖魔化”的身份。而另一方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又担心翻译学欠缺一个学科身份。这种状况其实又不足为怪，因为翻译学与翻译实践的多元化性质是一致的。再者，虽然相关学科带异质性却又相互重叠，到了翻译学里又达成了某种一致和连贯的模式，使得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毕竟它的学科重心是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学科特性是翻译学的活力所在。诚然，跨学科借鉴并非翻译学的专利，但学科的专业特质与由跨学科引致的学科拓展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因此，学科性与跨学科之间的疆界不断变化成了主要的关注点。自70年代翻译学确立以来，已有许多进展，而相关学科也获取了长足的进步，于是决定了翻译学多变的客观特性。但翻译学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学科的连贯性受到侵蚀，结果导致了学科“专门化”的欠缺。层出不穷的翻译问题对翻译学不断提出新挑战，要求更好地做到认知取真和寻找更有效的解决之道，以使整个学科体系更臻严密和完整。透过由其他学科获取的多学科的镜头，有助于克服翻译学自身的学科限制。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翻译学的多学科特性，翻译学的身份问题又再度浮现。Stephen Jay Kline刻意区分了多学科与跨学科：“一般而言，跨学科研究指的是将两个（有时更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产生综合体，更加适合某些问题的解决。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不同学科之间的适当关系及其与更大的知识范围的关系”(1995:2)。不同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及其视域进入到某一特定学科，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汇集在一起，以使它们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架构。而多学科的研究路子有助于克服处于孤立状态的单一学科的局限。
借助外来成果可以改变单一化视野和克服方法论的欠缺，然而，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游移及融合贯通也使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产生了问题。Brownlie总结两类跨学科方法：“……工具性的跨学科方法，涉及从另一学科借鉴概念、理论或方法（如一个研究者从另一学科借鉴一个框架）；个例性的跨学科方法，指的是旨在获取探讨共性的概念统一（如两个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者合作从事一个研究项目）。”(2008:335)
任何研究者都难免受到自身学术背景的限制，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无论用什么方式，研究者总是不断寻求突破既有的立场和方法，而要到达这个目的，从相关学科里吸取养料，得到启发，无疑是必由之路。
四
值得注意的是，多学科视域和探索手段，如果整合不好，反而会产生问题。正如Julie Klein所言：“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因从别的学科借鉴所产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1990:14)。因此，尽管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有用，也有价值，简单的借用策略，由于其化约性质，常常难以令人满意。范式的冲突可能发生，不可轻易认为同质性的普遍存在。不同的学科如何才能展开“合作”？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面，然后再审视不同的学科如何相关，便于做到对翻译学有个大致的总体把握。无论如何，与翻译学相关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面，实际上指的就是互动，结果就是若干“转向”，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文化转向”，使得翻译学研究的学科关注点大为扩展。其他“转向”包括了语言学转向、文本转向、社会心理转向、认知转向、社会学转向等等，不一而足。翻译学是否真的经历了或经受得住如此多的转向，实在有待商榷。实际情况是，恐怕很少有学科经得起这么多的转向。这个现象本身也说明了学科自身的不稳定，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浮躁空疏和无的放矢。如果认为几个学者出本论文集或一个学刊冠以某个主题的专辑，就可以起到“振臂一呼”、催生出一个转向的作用，学术似乎也过于轻率武断了。
尽管如此，社会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得到持续的关注，而这一发展与“文化转向”不无关系。Andrew Chesterman认为“文化转向”与社会学关系紧密，虽然他没使用“社会学转向”的字眼，但提到“翻译的社会学”(2006:23)，并指出“文化转向”更像是“社会文化转向”，因为社会成分无疑多于文化成分(ibid:10)。他就“翻译的社会学”，并根据他们的功能，进一步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划分，即“三个子领域”：翻译作为产品的社会学；译者的社会学；翻译的社会学，即翻译的过程(ibid:12)。他也有焦虑地流露：“在过去的几十年翻译学的焦点大为扩大”(ibid:9)。这里所基于的假设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应有一个统一的焦点。但由于不同的视域被带入了翻译学，不同焦点的存在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与此相关的是，有学者主张整合性的研究方法，但亦有人持反对意见，如Ruano着重强调指出这种方法的排他性质是危险的。譬如区分什么对于翻译学是“基本的、本质的”和什么“仅仅是相关”的，就足以表明有学科的排他性存在(2006:44)。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基本和本质的或相关的，好似有个一成不变的尺度一样。整合性的研究方法善于将其他学科的发现吸收到翻译学来，排除那些被认为不相关的东西，同时也把看似不相关或不太相关的内容改造成相关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整合也是一种操纵的手段，通过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可操作综合，增加翻译学解释各种翻译现象的功能，使翻译学者更有效地考察翻译的各个方（层）面。但是，在吸收与整合后面的动机可能是就翻译学的实质达成一个共识。然而由于翻译学者的学术背景和角度不同，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差甚远。有鉴于此，试图就翻译学实质达成统一的意见终究是徒劳的，只能是事与愿违。
尽管翻译学经过了多次蜕变与转型，就目前西方翻译界的所谓“主流”而言，翻译学占主导地位的是描写（实证）的方法。这与当年Holmes指出的“纯翻译研究的两个分支关注的目标可以特指描写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学或翻译理论”有相当多的关联(2000:176)。他显然并未把研究走向拘泥于“描写翻译学”，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描写”有助于克服制约翻译学研究的认知瓶颈：忠实论的纠缠与困扰，为翻译研究的学科突破提供了驱动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描写翻译学”被一些学者奉为金科玉条。描写（实证）的要义似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被奉为霍氏真传，不可违反。然而，这种导向本身就是规定的，而非描写的，好似是固定不变的，为大家所普遍采纳。但这只能导致封闭静态的框架体系，而非开放、动态的体系。仅是报告和“描述”业已发生的事情，对潜在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心生退却，惟恐避之不及。但不容回避的是，并非所有的环节都是直观的、表层的，而表层的直接感知所形成的往往是具体的感性认识，故此，有必要超越表层，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如上所言，描述自然有其价值，对传统翻译学的僵硬教条形成了有力挑战，但拘守新的成规，沿袭不变的僵硬轴线，只能使我们的关注过于单一、教条，如此自设藩篱，显然不利于翻译学的建设和发展。
所幸的是学界对“描写”的局限性似乎已有所认识，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超越描写翻译学》(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预示着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和沉淀后的蓄势待发②。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还有待证实，因为在相当程度上，译学研究仍处在孰虚孰实、孰是孰非的混沌之中，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还有拿几个例句，或几段“删节和改动”的翻译片段反复“分析”的现象。长此下去，只会步入死胡同，导致学科自杀。虽然现在学者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描写，但严格地说，纯理论的研究不可能囿于并受制所谓的描写模式，实在不应把理论和描述性研究混为一谈，而后者其实更适合翻译史的研究，否则对某些翻译现象进行理论化时，恐怕难以下手，更谈不上产生什么理论价值。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描写翻译学曾盛极一时，但后来跨学科研究的进展，包括对后殖民理论和性别研究等的借鉴与吸收，就不是其范围所能涵盖的。显然，描写翻译研究也不适合在哲学和认知层面上探讨翻译的性质、规律等基本问题。其实不难看出描写所特有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局限性），其对于形形色色的翻译现象和问题解释的深度和力度均显不足。个中复杂的内在张力需要多维度和多向度的考查和阐释，所以有必要关注和吸收其它学科的进展成果，并进行相应的加工改造，产生出有效的分析范式和研究话语，有力地促进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结语
翻译研究亟待突破原有的研究思路，实现新的突破。体验式和印象式的评论固然不足够，但过度抽象化、概念化，流于空泛缥缈，不着边际，对翻译学发展也只有害而无益，而制定僵硬的条条框框更会造成视域狭窄。重要的是对翻译现象和经验的理论化，并在认知和实证两方面取得平衡，同时探索、发现理论的产生、途径、过程和其范式的发展变化规律。各个学科有各自的实践方式和研究方法，唯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对话，翻译学才有望摆脱目前的学科困境。有关取什么舍什么所构成的形形色色的预期，形成了不同的跨学科形式，而这样的形式绝非一成不变，取决于译者的偏好和所关注的对象。达到学科整体的协调是一个长期而棘手的任务，故此跨学科研究需要自律。一般而言，借用愈多意味着更多的跨学科成份和多学科介入，翻译学科需要的是找出不同理论的共通点而不是任其彼此格格不入，并且要以其他学科为借鉴，逐步重建新的学科界域，达到改善学科知识改造的目的。总之，只要能做到多元吸纳，融铸新体，真正形成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翻译研究就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见Gentzler为Bassnett和Lefevere二人所著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所撰写的绪言。
②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eds.by Anthony Pym,Miriam Shlesinger,Daniel Simeoni,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8.这本论文集更多的是回顾“描写翻译学”的成就，对于“超越”着墨并不多。
作者介绍：孙艺风，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系主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ATIS)副主席，国际译联(FIT)翻译与文化委员会委员，[email protected]。